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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语言学主要是对作者的认知活动加以关注，而翻译则属于一种再创造过程，译者的认知活动能够在翻译作品中进行有效反映。一般来说，认知过程对创造性和体验性加以强调，并对不同认知过程产生结果的差异性加以重视，对于认知语言学翻译背景下的文化而言，其具有弱势和强势之分。本文就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针对强势文化对翻译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强势文化;翻译;影响
认知语言学关注作者的认知活动，而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译者的认知活动同样会反映在译作中，认知过程强调体验性和创造性，重视不同的认知过程产生的不同结果。认知语言学翻译视角下的文化有强势与弱势之分。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记录着文化以及文化每一阶段的发展情况。语言脱离文化而存在是不可能想象的，站在文化的角度审视语言，可以说文化包含语言，文化的发展影响着语言的发展。美国语言学家帕尔默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跨文化交际也不断地发展，各国文化相 互渗透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交融，导致弱势文化被轻视和同化，并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体现.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 其属于文化输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译者和读者存在认知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会改写作品，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同。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互动，其属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入过程[1]。在文化输入过程中，由于译者和读者在认知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要求译者能够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加以充分发挥，对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写，从而得到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
一、翻译和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分析
我国认知语言学发展始于1980年末，在不断的吸收和发展过程中，其在外语教学、诗学、文学、翻译和语言研究等方面的应用较为广泛。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在宗教信仰、历史传统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因人与人间相互作用而获得的经验自然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种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会在语言表达形式中有所体现。翻译和认知语言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学指导翻译教学，二是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实践，三是认知语言学角度的翻译理论研究。王寅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认为，翻译是认知主体在现实体验基础上参与多重互动，并且译者和读者能够对源语语篇所表达的意义加以深入理解，并将其展现在目标语言中，有效勾画出作者描述的认知世界和现实世界[2]。由于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进行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时，必然会经历认知、体验以及再现过程。
二、强势文化对翻译产生的影响分析
“文化翻译”的概念是由社会人类学家所提出，其主要是指在文化研究语境下对翻译进行考察，并深入研究各个民族之间语言和文化结构的个性与共性，并对翻译和文化间的客观规律与内在联系进行探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并在文化翻译观的基础上研究翻译。自1985年后，由于西方学术理论界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重视，大部分学者开始以文化的不同研究角度为依据切入翻译问题，认为翻译属于跨文化活动，要求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有效纳入文化。此外，“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语言障碍加以突破，实现跨文化信息的传递，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冲击，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了“文化抗衡”，要求承认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对弱势文化加以弘扬，确保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性，其反映了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在权利差异语境中的不平等对话。
一般而言，翻译主要是在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进行，属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入过程。对于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而言，其主要是对译者在翻译中经历的认知、体验和再现过程加以重视，但是由于文化和不平等认知的差异性，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强势文化国家译者能够将自身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加以充分发挥，并对弱势文化国家的翻译作品进行改写和操纵，改译作品中的字词句和因文化心态不同引发的意识形态[3]。以中国文化和英美文化的交流为例，老舍先生创作的《骆驼祥子》英译本结尾则是明证。原文主人公祥子的悲惨结局揭示了旧社会的劳动人民没有自救的可能，祥子在战胜刘四后燃起了重新生活的希望，但是由于情人小福子的自杀使其希望破灭，并从此堕落和消沉。小说结尾写到：“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但是在伊万·金的英译本中却是大团圆结局，充满了浪漫和诗意：在曹先生的帮助下，祥子将福子从妓院中拯救出来。同时译者增加了“Pock Li”和“女学生”，利用Pock Li的堕落和消沉来衬托祥子光明而美好的未來，而女学生的言行燃起了祥子重新生活的希望。虽然中国文艺界对该译文进行了批评，但是其在美国获得了成功，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当时美国人民经过二战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态发生了变化，渴望生的希望，期待战后的团聚。这种社会心理潮流使得译者将现实的痛苦和矛盾有意加以掩盖，使读者能够得到心理的满足和认可。
结束语：
一般而言，由于认知上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使弱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真，以此服务于强势文化。而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深受强势文化的影响，强势文化能够对弱势文化国家的作品进行改写和操纵，甚至影响文化心理意识形态，以此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师琳.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J]. 外语教学，2011，06：109-112.
[2]甘阳. 认知语言学翻译视角下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06：110-112.
[3]石佳. 试析认知语言学文化翻译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181-182.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强势文化;翻译;影响
认知语言学关注作者的认知活动，而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译者的认知活动同样会反映在译作中，认知过程强调体验性和创造性，重视不同的认知过程产生的不同结果。认知语言学翻译视角下的文化有强势与弱势之分。言和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记录着文化以及文化每一阶段的发展情况。语言脱离文化而存在是不可能想象的，站在文化的角度审视语言，可以说文化包含语言，文化的发展影响着语言的发展。美国语言学家帕尔默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跨文化交际也不断地发展，各国文化相 互渗透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交融，导致弱势文化被轻视和同化，并在翻译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体现.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 其属于文化输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译者和读者存在认知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会改写作品，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同。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互动，其属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入过程[1]。在文化输入过程中，由于译者和读者在认知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要求译者能够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加以充分发挥，对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写，从而得到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
一、翻译和认知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分析
我国认知语言学发展始于1980年末，在不断的吸收和发展过程中，其在外语教学、诗学、文学、翻译和语言研究等方面的应用较为广泛。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在宗教信仰、历史传统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因人与人间相互作用而获得的经验自然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种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会在语言表达形式中有所体现。翻译和认知语言学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学指导翻译教学，二是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实践，三是认知语言学角度的翻译理论研究。王寅提出的认知语言学翻译观认为，翻译是认知主体在现实体验基础上参与多重互动，并且译者和读者能够对源语语篇所表达的意义加以深入理解，并将其展现在目标语言中，有效勾画出作者描述的认知世界和现实世界[2]。由于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译者在进行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活动时，必然会经历认知、体验以及再现过程。
二、强势文化对翻译产生的影响分析
“文化翻译”的概念是由社会人类学家所提出，其主要是指在文化研究语境下对翻译进行考察，并深入研究各个民族之间语言和文化结构的个性与共性，并对翻译和文化间的客观规律与内在联系进行探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并在文化翻译观的基础上研究翻译。自1985年后，由于西方学术理论界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重视，大部分学者开始以文化的不同研究角度为依据切入翻译问题，认为翻译属于跨文化活动，要求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有效纳入文化。此外，“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语言障碍加以突破，实现跨文化信息的传递，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交融。随着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冲击，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了“文化抗衡”，要求承认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对弱势文化加以弘扬，确保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性，其反映了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在权利差异语境中的不平等对话。
一般而言，翻译主要是在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进行，属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入过程。对于翻译的认知语言学而言，其主要是对译者在翻译中经历的认知、体验和再现过程加以重视，但是由于文化和不平等认知的差异性，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强势文化国家译者能够将自身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加以充分发挥，并对弱势文化国家的翻译作品进行改写和操纵，改译作品中的字词句和因文化心态不同引发的意识形态[3]。以中国文化和英美文化的交流为例，老舍先生创作的《骆驼祥子》英译本结尾则是明证。原文主人公祥子的悲惨结局揭示了旧社会的劳动人民没有自救的可能，祥子在战胜刘四后燃起了重新生活的希望，但是由于情人小福子的自杀使其希望破灭，并从此堕落和消沉。小说结尾写到：“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但是在伊万·金的英译本中却是大团圆结局，充满了浪漫和诗意：在曹先生的帮助下，祥子将福子从妓院中拯救出来。同时译者增加了“Pock Li”和“女学生”，利用Pock Li的堕落和消沉来衬托祥子光明而美好的未來，而女学生的言行燃起了祥子重新生活的希望。虽然中国文艺界对该译文进行了批评，但是其在美国获得了成功，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当时美国人民经过二战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心态发生了变化，渴望生的希望，期待战后的团聚。这种社会心理潮流使得译者将现实的痛苦和矛盾有意加以掩盖，使读者能够得到心理的满足和认可。
结束语：
一般而言，由于认知上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使弱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失真，以此服务于强势文化。而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深受强势文化的影响，强势文化能够对弱势文化国家的作品进行改写和操纵，甚至影响文化心理意识形态，以此来促进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师琳.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强势文化对翻译的影响[J]. 外语教学，2011，06：109-112.
[2]甘阳. 认知语言学翻译视角下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13，06：110-112.
[3]石佳. 试析认知语言学文化翻译研究[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18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