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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大声疾呼“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以此为开端,在中国大倡自由主义。但他认为自由是有条件的,以民能自治为前提,纵观我国民素质,自由似有不可,而当时我国内国外环境也不允许人人自由,故他提出了自由的有限性,并强调在特殊的条件下,可减损个人自由,但一旦条件变化,人人自由不但不可减损,反而应成为保障的对象。纵观严复一生,其自由观始终如一,未尝动摇。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一脉相承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87-02
近年来学术界对严复思想变化的问题争议颇多。传统观点认为,严复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为第一时期,此期严复思想激进;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为严复思想由激进渐趋保守的时期;第三时期则起于辛亥革命,一直到1921年严复逝世,这一时期,其思想走向反动。笔者近观《严复集》,似觉上述评断有失偏颇,故拟对其自由思想进行些许探讨。
一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①如此“深耻大辱”对中国来说可谓“创巨痛深”,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败于小国日本的耻辱感,一起向中国袭来,有识之士对之尤为敏感,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层面学习西方,以期“救亡保种”,自由主义便在这一时期被引进。
在中国首倡自由主义的,当属严复。
1895年2月4日至5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文中他对当时中国的危难大声疾呼道:“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②同时对当时洋务派只学习西方器物批评道:“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那么西学命脉所在何处?严复进一步解释道:“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上面所讲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但是中西走富强之路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严复将之归结为“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③这里严复注意到了自由的施行与否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么何谓自由?
“夫自由一言……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④
严复承认“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虽国君不能”,他将侵人自由的行为说成是“逆天理,贼人道”之举。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又将“自由”定义为“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⑤这里所说的“自由”主要指人与人之间,君与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这种“自由”使得西方“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接下来严复将富强和自由的关系解释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⑥
严复通过的西方国家的观察指出西方:“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偏焉。”⑦即西方国家政教所施皆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为准,故其国民素质较高,人民皆得自由。反观中国,“民力已薾,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⑧正是基于我国民素质之现状,他以为自由在中国只可渐进:“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⑨严复断言,民众获得自由60年后,中国必可与欧洲各国“方富比强”,并打赌,要是判断失误,自愿请领“莠言乱政”之罪。
在这里他强调“悉听其自由”的前提为民“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而当时我民“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故“弗能自治”,所以说当时的君主制在中国不可废,自由亦不可操之过急,须30-60年的时间,民可自治而自由方能完成。
二
有学者指出,戊戌以后严复思想渐趋保守,可能是基于1903年出版的严复《群己权界论》一书,翻译时,他特避去On Libety 即“自由”一词,在书中也用“自繇”代替“自由”而言的。另有学者指出,严复为追求国家富强,就要人为了国群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事实上,对于前者,严复在自序中已讲的很明白。而对于后者的质疑,我们只要了解严复从一开始就将自由与群体紧密结合,则严复对于自由的基本态度毫无改变便不言可喻。
关于为何将《论自由》(On Libety)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在《译〈群己权界论〉自序》中,已做出回答。他说:“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正是由于时人对“自由”的种种误解、滥用,严复指出“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⑩
严复在这里提出了自由的有限性,他不仅仅是简单的提倡个人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同时他也注意防范自由观念可能带来的弊害。指出:“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B11
显而易见,严复特别注意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界限。自由既是“不为外物拘牵”,“凡所欲为,理无不可”,但一旦有个人进入群体之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便必须有一个群己的界限:强调“人得自繇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若一个人的自由“无限制约束”,其结果便是“如强权世界,而相冲突”。
严复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国家自由,他曾说:“人人各得自由,物物各得自由,第勿令毋相侵损而已”。 B12但联系当时国情即亡国危机日益加深,他又说明自由必须服从法律,小己自由服从国群自由的重要性:“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B13“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B14在此,他讲“人人减损自由”是以“今之所急”为条件的,言外之意为待条件发生变化,则人人自由便不应减损,反而应成为保障的对象。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说道:“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B15这里,严复又一次将优先考虑“国群自由”置于“吾国今处情形”的前提下。我们不难看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严复把“国群自由”作为“今之所急”,他提出过“人人减损自由”但他始终没有否定个人自由,而是个人自由服膺与国群自由。
综上所述,戊戌前后严复的自由观是一脉相承的。之前,他极倡自由,但他指出“欲听其皆得自由,必自其能自治始”。在当时,“民力已薾,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现实下,自由似不可得。故他提出30年到60年“民可自治而自由”。戊戌之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他提出了个人自由的有限性,并说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个人自由可以减损。这时期严复的自由观表面上看似是有所保守,实则更具理性的思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将国群自由放在第一位也无可厚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给严复扣一个保守的帽子,他虽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实行自由的条件有所思考,但对自由的价值却忠信不疑,认为道路不同,但“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 B16这种对自由的信念到晚年也没有改变。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2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7;2;2;2-3;11;27;18-19;26;34-35;131-132;132;3.
B13B14 严复.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7;360.
B15严复.严复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981.
B16严复.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94.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一脉相承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87-02
近年来学术界对严复思想变化的问题争议颇多。传统观点认为,严复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为第一时期,此期严复思想激进;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为严复思想由激进渐趋保守的时期;第三时期则起于辛亥革命,一直到1921年严复逝世,这一时期,其思想走向反动。笔者近观《严复集》,似觉上述评断有失偏颇,故拟对其自由思想进行些许探讨。
一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①如此“深耻大辱”对中国来说可谓“创巨痛深”,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败于小国日本的耻辱感,一起向中国袭来,有识之士对之尤为敏感,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层面学习西方,以期“救亡保种”,自由主义便在这一时期被引进。
在中国首倡自由主义的,当属严复。
1895年2月4日至5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文中他对当时中国的危难大声疾呼道:“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②同时对当时洋务派只学习西方器物批评道:“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那么西学命脉所在何处?严复进一步解释道:“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上面所讲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但是中西走富强之路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严复将之归结为“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③这里严复注意到了自由的施行与否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么何谓自由?
“夫自由一言……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④
严复承认“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虽国君不能”,他将侵人自由的行为说成是“逆天理,贼人道”之举。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又将“自由”定义为“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⑤这里所说的“自由”主要指人与人之间,君与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这种“自由”使得西方“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接下来严复将富强和自由的关系解释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⑥
严复通过的西方国家的观察指出西方:“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偏焉。”⑦即西方国家政教所施皆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为准,故其国民素质较高,人民皆得自由。反观中国,“民力已薾,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⑧正是基于我国民素质之现状,他以为自由在中国只可渐进:“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⑨严复断言,民众获得自由60年后,中国必可与欧洲各国“方富比强”,并打赌,要是判断失误,自愿请领“莠言乱政”之罪。
在这里他强调“悉听其自由”的前提为民“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而当时我民“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故“弗能自治”,所以说当时的君主制在中国不可废,自由亦不可操之过急,须30-60年的时间,民可自治而自由方能完成。
二
有学者指出,戊戌以后严复思想渐趋保守,可能是基于1903年出版的严复《群己权界论》一书,翻译时,他特避去On Libety 即“自由”一词,在书中也用“自繇”代替“自由”而言的。另有学者指出,严复为追求国家富强,就要人为了国群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事实上,对于前者,严复在自序中已讲的很明白。而对于后者的质疑,我们只要了解严复从一开始就将自由与群体紧密结合,则严复对于自由的基本态度毫无改变便不言可喻。
关于为何将《论自由》(On Libety)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在《译〈群己权界论〉自序》中,已做出回答。他说:“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正是由于时人对“自由”的种种误解、滥用,严复指出“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⑩
严复在这里提出了自由的有限性,他不仅仅是简单的提倡个人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同时他也注意防范自由观念可能带来的弊害。指出:“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B11
显而易见,严复特别注意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界限。自由既是“不为外物拘牵”,“凡所欲为,理无不可”,但一旦有个人进入群体之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便必须有一个群己的界限:强调“人得自繇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若一个人的自由“无限制约束”,其结果便是“如强权世界,而相冲突”。
严复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国家自由,他曾说:“人人各得自由,物物各得自由,第勿令毋相侵损而已”。 B12但联系当时国情即亡国危机日益加深,他又说明自由必须服从法律,小己自由服从国群自由的重要性:“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B13“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B14在此,他讲“人人减损自由”是以“今之所急”为条件的,言外之意为待条件发生变化,则人人自由便不应减损,反而应成为保障的对象。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说道:“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B15这里,严复又一次将优先考虑“国群自由”置于“吾国今处情形”的前提下。我们不难看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严复把“国群自由”作为“今之所急”,他提出过“人人减损自由”但他始终没有否定个人自由,而是个人自由服膺与国群自由。
综上所述,戊戌前后严复的自由观是一脉相承的。之前,他极倡自由,但他指出“欲听其皆得自由,必自其能自治始”。在当时,“民力已薾,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现实下,自由似不可得。故他提出30年到60年“民可自治而自由”。戊戌之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他提出了个人自由的有限性,并说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个人自由可以减损。这时期严复的自由观表面上看似是有所保守,实则更具理性的思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将国群自由放在第一位也无可厚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给严复扣一个保守的帽子,他虽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实行自由的条件有所思考,但对自由的价值却忠信不疑,认为道路不同,但“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 B16这种对自由的信念到晚年也没有改变。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2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7;2;2;2-3;11;27;18-19;26;34-35;131-132;132;3.
B13B14 严复.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7;360.
B15严复.严复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981.
B16严复.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