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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大声疾呼“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以此为开端，在中国大倡自由主义。但他认为自由是有条件的，以民能自治为前提，纵观我国民素质，自由似有不可，而当时我国内国外环境也不允许人人自由，故他提出了自由的有限性，并强调在特殊的条件下，可减损个人自由，但一旦条件变化，人人自由不但不可减损，反而应成为保障的对象。纵观严复一生，其自由观始终如一，未尝动摇。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一脉相承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87-02
近年来学术界对严复思想变化的问题争议颇多。传统观点认为，严复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为第一时期，此期严复思想激进；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为严复思想由激进渐趋保守的时期；第三时期则起于辛亥革命，一直到1921年严复逝世，这一时期，其思想走向反动。笔者近观《严复集》，似觉上述评断有失偏颇，故拟对其自由思想进行些许探讨。
一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①如此“深耻大辱”对中国来说可谓“创巨痛深”，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败于小国日本的耻辱感，一起向中国袭来，有识之士对之尤为敏感，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层面学习西方，以期“救亡保种”，自由主义便在这一时期被引进。
在中国首倡自由主义的，当属严复。
1895年2月4日至5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文中他对当时中国的危难大声疾呼道：“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②同时对当时洋务派只学习西方器物批评道：“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那么西学命脉所在何处？严复进一步解释道：“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上面所讲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但是中西走富强之路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严复将之归结为“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③这里严复注意到了自由的施行与否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么何谓自由？
“夫自由一言……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④
严复承认“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虽国君不能”，他将侵人自由的行为说成是“逆天理，贼人道”之举。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又将“自由”定义为“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⑤这里所说的“自由”主要指人与人之间，君与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这种“自由”使得西方“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接下来严复将富强和自由的关系解释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⑥
严复通过的西方国家的观察指出西方：“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偏焉。”⑦即西方国家政教所施皆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为准，故其国民素质较高，人民皆得自由。反观中国，“民力已薾，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⑧正是基于我国民素质之现状，他以为自由在中国只可渐进：“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⑨严复断言，民众获得自由60年后，中国必可与欧洲各国“方富比强”，并打赌，要是判断失误，自愿请领“莠言乱政”之罪。
在这里他强调“悉听其自由”的前提为民“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而当时我民“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故“弗能自治”，所以说当时的君主制在中国不可废，自由亦不可操之过急，须30-60年的时间，民可自治而自由方能完成。
二
有学者指出，戊戌以后严复思想渐趋保守，可能是基于1903年出版的严复《群己权界论》一书，翻译时，他特避去On Libety 即“自由”一词，在书中也用“自繇”代替“自由”而言的。另有学者指出，严复为追求国家富强，就要人为了国群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事实上，对于前者，严复在自序中已讲的很明白。而对于后者的质疑，我们只要了解严复从一开始就将自由与群体紧密结合，则严复对于自由的基本态度毫无改变便不言可喻。
关于为何将《论自由》（On Libety）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在《译〈群己权界论〉自序》中，已做出回答。他说：“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正是由于时人对“自由”的种种误解、滥用，严复指出“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⑩
严复在这里提出了自由的有限性，他不仅仅是简单的提倡个人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同时他也注意防范自由观念可能带来的弊害。指出：“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B11
显而易见，严复特别注意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界限。自由既是“不为外物拘牵”，“凡所欲为，理无不可”，但一旦有个人进入群体之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便必须有一个群己的界限：强调“人得自繇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若一个人的自由“无限制约束”，其结果便是“如强权世界，而相冲突”。
严复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国家自由，他曾说：“人人各得自由，物物各得自由，第勿令毋相侵损而已”。 B12但联系当时国情即亡国危机日益加深，他又说明自由必须服从法律，小己自由服从国群自由的重要性：“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B13“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B14在此，他讲“人人减损自由”是以“今之所急”为条件的，言外之意为待条件发生变化，则人人自由便不应减损，反而应成为保障的对象。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说道：“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B15这里，严复又一次将优先考虑“国群自由”置于“吾国今处情形”的前提下。我们不难看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严复把“国群自由”作为“今之所急”，他提出过“人人减损自由”但他始终没有否定个人自由，而是个人自由服膺与国群自由。
综上所述，戊戌前后严复的自由观是一脉相承的。之前，他极倡自由，但他指出“欲听其皆得自由，必自其能自治始”。在当时，“民力已薾，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现实下，自由似不可得。故他提出30年到60年“民可自治而自由”。戊戌之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他提出了个人自由的有限性，并说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个人自由可以减损。这时期严复的自由观表面上看似是有所保守，实则更具理性的思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将国群自由放在第一位也无可厚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给严复扣一个保守的帽子，他虽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实行自由的条件有所思考，但对自由的价值却忠信不疑，认为道路不同，但“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 B16这种对自由的信念到晚年也没有改变。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2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7；2；2；2-3；11；27；18-19；26；34-35；131-132；132；3．
B13B14 严复．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7；360．
B15严复．严复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981．
B16严复．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94．
关键词：严复；自由主义；一脉相承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087-02
近年来学术界对严复思想变化的问题争议颇多。传统观点认为，严复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为第一时期，此期严复思想激进；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为严复思想由激进渐趋保守的时期；第三时期则起于辛亥革命，一直到1921年严复逝世，这一时期，其思想走向反动。笔者近观《严复集》，似觉上述评断有失偏颇，故拟对其自由思想进行些许探讨。
一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海军”。①如此“深耻大辱”对中国来说可谓“创巨痛深”，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败于小国日本的耻辱感，一起向中国袭来，有识之士对之尤为敏感，他们开始从意识形态层面学习西方，以期“救亡保种”，自由主义便在这一时期被引进。
在中国首倡自由主义的，当属严复。
1895年2月4日至5日，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一文，文中他对当时中国的危难大声疾呼道：“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②同时对当时洋务派只学习西方器物批评道：“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那么西学命脉所在何处？严复进一步解释道：“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上面所讲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但是中西走富强之路的结果却截然不同，对此，严复将之归结为“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③这里严复注意到了自由的施行与否带来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那么何谓自由？
“夫自由一言……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④
严复承认“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虽国君不能”，他将侵人自由的行为说成是“逆天理，贼人道”之举。
严复在《原强》一文中又将“自由”定义为“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⑤这里所说的“自由”主要指人与人之间，君与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这种“自由”使得西方“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接下来严复将富强和自由的关系解释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⑥
严复通过的西方国家的观察指出西方：“发政施令之间，要其所归，皆以其民之力、智、德三者为准的。凡可以进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废；而又盈虚酌剂，使三者毋或致偏焉。”⑦即西方国家政教所施皆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者为准，故其国民素质较高，人民皆得自由。反观中国，“民力已薾，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⑧正是基于我国民素质之现状，他以为自由在中国只可渐进：“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⑨严复断言，民众获得自由60年后，中国必可与欧洲各国“方富比强”，并打赌，要是判断失误，自愿请领“莠言乱政”之罪。
在这里他强调“悉听其自由”的前提为民“无相欺、相夺而相患害也”，而当时我民“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故“弗能自治”，所以说当时的君主制在中国不可废，自由亦不可操之过急，须30-60年的时间，民可自治而自由方能完成。
二
有学者指出，戊戌以后严复思想渐趋保守，可能是基于1903年出版的严复《群己权界论》一书，翻译时，他特避去On Libety 即“自由”一词，在书中也用“自繇”代替“自由”而言的。另有学者指出，严复为追求国家富强，就要人为了国群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事实上，对于前者，严复在自序中已讲的很明白。而对于后者的质疑，我们只要了解严复从一开始就将自由与群体紧密结合，则严复对于自由的基本态度毫无改变便不言可喻。
关于为何将《论自由》（On Libety）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在《译〈群己权界论〉自序》中，已做出回答。他说：“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正是由于时人对“自由”的种种误解、滥用，严复指出“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⑩
严复在这里提出了自由的有限性，他不仅仅是简单的提倡个人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同时他也注意防范自由观念可能带来的弊害。指出：“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B11
显而易见，严复特别注意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界限。自由既是“不为外物拘牵”，“凡所欲为，理无不可”，但一旦有个人进入群体之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便必须有一个群己的界限：强调“人得自繇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若一个人的自由“无限制约束”，其结果便是“如强权世界，而相冲突”。
严复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国家自由，他曾说：“人人各得自由，物物各得自由，第勿令毋相侵损而已”。 B12但联系当时国情即亡国危机日益加深，他又说明自由必须服从法律，小己自由服从国群自由的重要性：“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B13“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B14在此，他讲“人人减损自由”是以“今之所急”为条件的，言外之意为待条件发生变化，则人人自由便不应减损，反而应成为保障的对象。他在另一个地方也说道：“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B15这里，严复又一次将优先考虑“国群自由”置于“吾国今处情形”的前提下。我们不难看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严复把“国群自由”作为“今之所急”，他提出过“人人减损自由”但他始终没有否定个人自由，而是个人自由服膺与国群自由。
综上所述，戊戌前后严复的自由观是一脉相承的。之前，他极倡自由，但他指出“欲听其皆得自由，必自其能自治始”。在当时，“民力已薾，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现实下，自由似不可得。故他提出30年到60年“民可自治而自由”。戊戌之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他提出了个人自由的有限性，并说明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个人自由可以减损。这时期严复的自由观表面上看似是有所保守，实则更具理性的思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将国群自由放在第一位也无可厚非。但我们并不能因此给严复扣一个保守的帽子，他虽对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实行自由的条件有所思考，但对自由的价值却忠信不疑，认为道路不同，但“平等自由之理，胥万国以同归”。 B16这种对自由的信念到晚年也没有改变。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B11B12 严复．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7；2；2；2-3；11；27；18-19；26；34-35；131-132；132；3．
B13B14 严复．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337；360．
B15严复．严复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981．
B16严复．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