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布朗（1932—1981），爱尔兰作家、画家和诗人。他患先天性大脑瘫痪，无法控制语言和肢体行动，只有左脚能自如运用。他的母亲始终支持他，教会了他用左脚写字。之后他还学会了用左脚作画，甚至打字。1954年他出版了自传《我的左脚》。1981年去世。半个多世纪以来，《我的左脚》像《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爱的教育》一样，已成为感动并鼓舞着世界上千千万万与命运抗争的人的励志经典。
　　1932年6月5日，我在卢坦达医院出生，在我前头出生的孩子有9个，后面还有12个，我属于中间那拨。这22个孩子当中，有17个活了下来，其中又有4个在婴儿期便夭折了，剩下我们13个支撑起了这个家庭。
　　母亲生我时难产，这是我后来才得知的。我们母子都差点丧命。
　　我出生后，母亲便被送去进行为期几周的康复治疗。没有母亲陪伴的日子，我被留在医院里，那时我没有名字，因为未曾受洗，直到母亲康复后我才被带去了教堂。
　　是母亲最早意识到我哪里出了问题。那是在我4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发现每当她试着喂我食物，我的脑袋都会向后倒下去。她把手垫在我的脑后，稳住头部，希望以此来纠正我。然而一旦她的手拿开，我的脑袋又会倒过去。那是最早的预警信号。之后随着我长大，母亲又发现了其他一些症状：她常常看到我的双手攥紧拧在身后;我的嘴巴无法含住奶瓶的奶嘴，即使我当时的年纪那么小，我也会把嘴巴闭得紧紧的，让母亲不能分开它们，而有时又会突然无力地松开，整个嘴巴便歪斜到一边。
　　医生认定我患了某种怪病，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很多医生小心翼翼地告诉母亲，我患的是某种大脑功能障碍，并会长期如此。对于一位已经养育了5个健康孩子的年轻母亲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医生们坚持母亲不应该对我抱有荒谬的信心，他们试图说服她，对于我的情况，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母亲发现医生没有给她任何帮助，他们除了告诉她不要对我抱希望，就是让她忘记我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仅仅当作一个需要被喂养、清洗，然后就丢在一边的小东西。这时母亲当即决定靠自己来应对这一切。我是她的孩子，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无论我是多么迟钝、无论我长大后怎样残疾，母亲都下决心要把我和其他孩子一样看待。她不想让我成为被藏在里屋的“奇怪小孩”，或访客到来时总是讳莫如深的那一个。
　　4年一闪而过，我已经5岁，但却仍像新生儿一样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外出建造房子，为我们挣来面包和黄油;母亲则一点一点地、耐心地拆掉那堵仿佛横亘在我和其他孩子之间的墙。她慢慢地、耐心地越过悬挂在我头脑中的那层厚厚的窗帘。这是一份艰难的，常常令母亲伤心的工作，因为她从我这儿得到的回馈，往往只是一个不明确的笑容，或是模糊的咯咯声。我不会说话，甚至连咕哝声都不会发出。我也不能靠自己起身，更不用说走路了。但我也并不是完全不能动弹。除了睡觉以外，我似乎总是在做出各种动作，夸张的、困难的、蛇形的动作。我的手指不停地扭动或痉挛，胳膊向后扭作一团，然后突然弹开。我的脑袋倒向一边。我就是这樣一个奇怪的、患病的小东西。
　　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我的智力。我对一切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除了我的脚趾——特别是左脚的脚趾。
　　然而，突然间，奇迹发生了！一切都在瞬间改变了，我未来的生活有了清晰可见的轮廓，母亲对我的信念得到了回报，她那不能言说的恐惧变成了可以大声宣告的胜利。
　　那是一个阴冷的12月的下午，房间里，家人们都聚在壁炉旁，温暖的亮光照耀着小小的房间，炉火巨大的影子在墙壁和天花板上舞蹈。
　　在房间的角落里，莫娜和帕蒂靠在一起，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些小学课本。他们用一支明黄色的粉笔在一块石板上写着简单的算术。我挨着他们靠在墙上，用几只枕头支撑着身体，看着他们。
　　那支粉笔格外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细长的一根，闪烁着明黄的色泽。之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在石板的黑色衬托下，它是那么的醒目，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好像那是一根金子。
　　突然间我迫切地渴望像姐姐一样。然后，在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我不假思索地从姐姐手里一把抢过那支粉笔——用我的左脚。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用左脚做了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个谜，包括我自己。因为，尽管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自己脚趾的兴趣，但在这之前，我从未以任何形式使用过我的任何一只脚。一直以来，我的双脚像双手一样没用。而那天，我的左脚，显然完全凭借它自己的意志，伸了出去并且很不礼貌地从姐姐手里抢过了那支粉笔。
　　我用脚趾紧紧夹住那支粉笔，然后，猛地在石板上画了一道。但紧接着我就停住了，有一点茫然、惊讶，我看着自己脚趾间的黄色粉笔，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拿它做什么，也不知道它怎么到了我脚上。然后我抬头，发现每个人都不再说话，沉默地看着我。
　　母亲手里端着一个蒸锅从厨房走出来。到桌子和壁炉中间，她停下来，感觉到了房间里充斥的紧张气氛。顺着大家的目光，母亲看到了角落里的我。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落到我夹着粉笔的脚上。母亲放下了锅。
　　接着她走到我跟前，在我旁边蹲下身子，就像曾经很多次做过的那样。
　　“我来告诉你怎么用它，克里斯蒂。”她说。似乎出于某种心底里的激动，母亲的脸上缓缓地、断断续续地闪现着一种奇异的红色光泽。
　　从莫娜手里拿过另一支粉笔，母亲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非常认真地，在我面前的地板上，写下了一个字母A。
　　“你照着写一个，”母亲平静地看着我，说，“你照着写一个，克里斯蒂。”
　　我没有动。
　　我环顾四周，看着那一张张望向我的脸，那些紧张、兴奋的脸庞在那一刻好像都静止、凝滞了，都急切地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静默笼罩着。我的眼前满是房间里跃动的火焰和影子，我紧绷的神经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我听到厨房的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壁炉台上方钟表的滴答声、炉底木头燃烧的噼啪声和嘶嘶声。
　　我又试了一次。我伸出脚用粉笔猛戳了一笔，但只画出了一些歪歪扭扭的线条，它们什么都不是。母亲帮我稳住石板。
　　“再来一次，克里斯蒂，”她在我耳边轻声说，“再来一次。”
　　我照做了。我挺直身板，又一次伸出左脚，第三次。我画了字母的一边，另一边画到一半时，粉笔断了，只剩下一小截。我想放弃，扔掉粉笔。但我感觉到母亲的手放在了我肩膀上。我又试了一次，伸出脚。我颤抖着，汗滴落下来，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我的双手攥得太紧以至于指甲都嵌进了肉里。牙关太用力，几乎要咬进下唇。房间里的一切仿佛在我眼前旋转，我身旁的一张张脸庞变成了白晃晃一片。但——我写出来了——那个字母A。它出现在我面前的地板上。它两边的斜线歪歪扭扭，中间的横线也是歪斜的。但它的确是一个字母A。我抬起头，望着母亲，她的脸上挂着泪水。父亲弯下腰，把我举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做到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可以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我不能说话，但现在我可以用一种比说更恒久的方式来表达——用文字。
　　那个字母，那个我用夹在脚趾间的黄色粉笔头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母，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它是我通向精神自由的一把钥匙。它为那个渴望表达而舌头打结的、终日紧张兮兮的小东西带来了某种解脱。
　　（杨进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我的左脚》，西米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