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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这个西域“舶来品”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各朝代，各地区中国狮子的形态各有特点，北狮不失猛兽的矫健；南狮重装饰，有的拟人或拟狗，憨态可掬，上海建筑中的狮子形象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明清、20世纪上半叶和当代，古代上海“狮”完全符合南方装饰狮的特点；近代上海“狮”融入西方元素；当代上海“狮”在古代“狮”基础上略作改变，多呈北方守狮特点，放置“守狮”作为少有的依旧活跃于民间的古代传统，从侧面流露出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心理特点，同时也启发了广大民俗工作者，
中国最早有关狮子的文献是《汉书·西域传赞》中“巨象，狮子……食于外囿，疏方异物”的记载。因此，狮子很有可能是作为西域的贡品传人我国的。有意思的是这个“舶来品”并没有水土不服于汉文化，并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文化符号是民族意识的物质载体。“狮”形象“所指”的转变折射了中华民族审美的衍变，外化了民族心理的内在趋向。
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的狮子造型重“神”似。历朝历代中国狮子的形态各有特点，南北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狮文化。从陕西的帝王乾陵到散落旷野的南朝镇墓辟邪，一开始，狮子主要是在佛教的石窟与陵墓的雕刻中出现，后来逐渐从传统的神灵形象成为世俗间的“守卫者”。狮子在建筑中的出现也因地域差异而存在着各自的特点。一般讲，北方狮子庄重威严，眉头紧锁，虽不是按照解剖学的比例，但不失猛兽的矫健。南方的狮子偏重装饰，出现了拟人，拟狗的狮子，憨态可掬，凶猛耸人之势全无。
而上海的“狮子”在建筑中的运用又独具特点。上海自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设镇至今不过七百年。其间，没有成为过任何朝代的政权中心，北方地域的民俗影响并不深。另外，又因为上海的沿海位置，经受了来自楚、南蛮地区和外来海洋文化的冲击，催生出了独特的“海派”城市文化。所以从海派“狮”意中，我们可以一窥这个传统符号在近当代城市工业化背景下的传承与衍变。
上海建筑中出现的狮子形象，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明清、20世纪上半叶和近三十年以来。
古代建筑中，狮子主要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帝王陵墓门口，二是庙宇中作为文殊菩萨的坐骑，有时也作为佛教符号出现在佛教建筑中。唐代以后，狮子作为装饰形象逐渐出现在建筑的其它部位，比如，栏杆上的望柱石，牌坊前的抱鼓石，门槛旁的门墩石等。
上海原是成长于海陆之间的渔村，没有大型皇陵，自然也不见镇墓兽狮。上海现存古建筑中的狮子雕塑多为明清遗留，以门口守狮为主。最早的沪狮要数豫园内元代29年铸造的铜狮。另外还有上海豫园静观大厅前和山辉川媚门前的明代狮子；原浦东公园明代的对狮；七宝蒲汇桥望桥柱上的装饰狮；19世纪末原上海海防道台衙门前的狮子等。这些狮子体圆或方，腿细，筋肉少。头大，耳大，眼突而圆，口宽，鼻宽而昂，额宽，重视装饰，是比较典型的南方狮。只有七宝蒲汇桥上的狮子略透着雄健威武的古朴风度。
上海开埠后，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思想的自由开放带来文化的包容。狮子形态、摆放位置融入西方元素是这一时代狮子的特色。主要出现在建筑物的入口或庭院的装饰。本文刊登的几处，多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欧式私人别墅或楼房。
现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内，水池壁上的狮子，配合法式的旋梯，其风格完全是欧式的；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前的狮子雕塑也是完全西化的狮子。这些狮子与中国狮的形象差异显而易见。都说西方艺术重“再现”，东方艺术重“表现”。从这两处刻画逼真入微的狮子看，西方狮子与抽象拟人化的中国狮截然不同。值得回味的是，有些“洋狮子”身上也散发着本土味儿。比如，汇丰铜狮本身虽是彻头彻尾的西方造型，但当时设计师安置铜狮的最初动因却是出于风水的考虑。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中西合璧的文化现象。瑞金宾馆花园前的两只狮子是地道的中国南方狮子，但这两只狮子被安放在一座英式古典主义花园前。严格对称的西方建筑与同中有异的中国装饰间产生了奇妙的对比。但这两只狮子并没有因其环境位置的特殊而加入新的西方元素。“任何文化交融都受到了该艺术实用价值被整合的难易程度和两种艺术之间冲突等因素的制约。”从这两尊西式花园中的中国狮来看，中西两者间的交融一开始还停留在一个较为表面的层次。
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建筑物的装饰大为减少。改革开放后，狮子又开始成为常见的装饰形象。然而在近当代上海建筑中，它的运用也有了不少的变化。
当代上海建筑中的狮子多是正门口的镇兽，也有以抱鼓石与壁饰的装饰形式出现。安置镇兽的地方，多半为酒店，商场等商业场所，也有博物馆等公共空间。一些具有一定年代的建筑物或是地区也常常添置石狮来增加古味。比如，七宝古镇的牌坊前就放置了新造的石狮。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欧式老建筑门口也增放狮子，比如上海造币厂、名医堂等处。
上海的当代狮造型以明清北方风格为主，但复古中又打下了当代的烙印。首先是形态方面，很多当代狮在传统的形式上做了调整或者将多个时代的狮形象特点融和到一起。比如，外滩中国银行前的石狮，“肌肉感强，胸肌发达”，有须，肩部有羽翼装饰，仿制的是南朝墓前的石辟邪。但是蹲踞式的体态是直到北朝末期才开始出现的。因而，这个雕塑其实是结合了南朝的石狮造型特征与后朝石狮姿态的一个作品。又如红坊创意园区E座门口的两只狮子，是完全抽象化了的中国传统蹲狮造型。
另外，在摆放形式上也有新的变化，打破了宋以后狮子出双成对的惯例。上海博物馆将成双成对的狮子数量增加到了八只。这八只来自各朝代的神兽再现了历史的演变，与馆内珍藏的5000多年中华的文化精粹相互辉映；上海戏剧学院也利用了十几根拴马桩狮柱加强了空间的秩序感和韵律感。
总体而言，上海古建筑中的狮形象基本采用典型的南方狮特点；近代的特点是出现了西化元素的狮子；而当代的上海建筑中，北方狮又成了最常出现的样式。
分析了古代到当代上海狮的演变后，笔者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作为南方城市的上海，为什么街头更多的却是元明清时期北方镇守狮的形象?笔者认为，中国狮的符号意味，从古至今，有以下几种：佛教文化符号；出于风水考虑的，辟邪除灾的守灵守卫形象；宋以后的装饰符号。上海古代的狮子雕塑大多出现在豫园等公园或私家园林中。北方狮子粗犷的形象自然难以融入，而南方狮俏皮拟人，装饰性更强。而如今，更多狮子在一些饭店，商店等盈利性场所中出现，主人自然是想借“狮”这一形象来镇守辟邪，彰显地位，与最初北方狮的设置初衷不谋而合，因此也就出现了大量北方狮的形象。
多元的狮符号含义经过了时代的筛选，留下了符合当代社会需求的意味。如此一来也并不难理解另一个让笔者疑惑的地方：狮子作为镇门神兽其实最初一直是出现在陵园中，也就是说，传统上狮子守护的一直是死者的墓穴与亡灵。然而，这守墓的雕塑慢慢给放到自家宫殿，园林门口，守起自己的家园或是公司，这本应是忌讳的，然而，人们却并没有对此反感，这又是为什么呢?依据苏姗·朗格对于符号的解释：“人类的任何印象都不仅是来自外界的信号，同时，它也总是产生可能印象的一种意象，换言之，它也是一个象征了这种经验的一个符号。”或许老百姓在对于“狮”这一文化符号的意象选取上，保留了对其威猛震慑的守卫者的联想，而忽略了其的守护对象——亡灵世界的联想。前者是能够直接服务于现世人类心理的，后者对于真真实实活在现世中的众生的可利用性则并不强。在中国人对于“狮”这一文化符号的意象选取上，从侧面流露出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心理特点。
如今我们一直在探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如何保有其自身的身份。于是保留传统，追溯历史便成了当代中国人寻找民族特点的一个来源。在众多逐渐逝去的传统符号中，“狮”符号是特殊的，因为其依旧活跃于大街小巷；因为其本身也是个西域的舶来品。或许新的冲击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真正地有容乃大。另外，传统如果只限于对形式的再现并不可能真正地传承；传统，只有像“狮”文化一样，在满足于当代社会新的心理需求时，才得以真正活跃于民间。而找到旧的文化符号中与时代相吻合的内涵是民俗保护者的任务之一。
中国最早有关狮子的文献是《汉书·西域传赞》中“巨象，狮子……食于外囿，疏方异物”的记载。因此，狮子很有可能是作为西域的贡品传人我国的。有意思的是这个“舶来品”并没有水土不服于汉文化，并且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文化符号是民族意识的物质载体。“狮”形象“所指”的转变折射了中华民族审美的衍变，外化了民族心理的内在趋向。
总体上说，中国古代的狮子造型重“神”似。历朝历代中国狮子的形态各有特点，南北之间也形成了不同的狮文化。从陕西的帝王乾陵到散落旷野的南朝镇墓辟邪，一开始，狮子主要是在佛教的石窟与陵墓的雕刻中出现，后来逐渐从传统的神灵形象成为世俗间的“守卫者”。狮子在建筑中的出现也因地域差异而存在着各自的特点。一般讲，北方狮子庄重威严，眉头紧锁，虽不是按照解剖学的比例，但不失猛兽的矫健。南方的狮子偏重装饰，出现了拟人，拟狗的狮子，憨态可掬，凶猛耸人之势全无。
而上海的“狮子”在建筑中的运用又独具特点。上海自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设镇至今不过七百年。其间，没有成为过任何朝代的政权中心，北方地域的民俗影响并不深。另外，又因为上海的沿海位置，经受了来自楚、南蛮地区和外来海洋文化的冲击，催生出了独特的“海派”城市文化。所以从海派“狮”意中，我们可以一窥这个传统符号在近当代城市工业化背景下的传承与衍变。
上海建筑中出现的狮子形象，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明清、20世纪上半叶和近三十年以来。
古代建筑中，狮子主要出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帝王陵墓门口，二是庙宇中作为文殊菩萨的坐骑，有时也作为佛教符号出现在佛教建筑中。唐代以后，狮子作为装饰形象逐渐出现在建筑的其它部位，比如，栏杆上的望柱石，牌坊前的抱鼓石，门槛旁的门墩石等。
上海原是成长于海陆之间的渔村，没有大型皇陵，自然也不见镇墓兽狮。上海现存古建筑中的狮子雕塑多为明清遗留，以门口守狮为主。最早的沪狮要数豫园内元代29年铸造的铜狮。另外还有上海豫园静观大厅前和山辉川媚门前的明代狮子；原浦东公园明代的对狮；七宝蒲汇桥望桥柱上的装饰狮；19世纪末原上海海防道台衙门前的狮子等。这些狮子体圆或方，腿细，筋肉少。头大，耳大，眼突而圆，口宽，鼻宽而昂，额宽，重视装饰，是比较典型的南方狮。只有七宝蒲汇桥上的狮子略透着雄健威武的古朴风度。
上海开埠后，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思想的自由开放带来文化的包容。狮子形态、摆放位置融入西方元素是这一时代狮子的特色。主要出现在建筑物的入口或庭院的装饰。本文刊登的几处，多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欧式私人别墅或楼房。
现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内，水池壁上的狮子，配合法式的旋梯，其风格完全是欧式的；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前的狮子雕塑也是完全西化的狮子。这些狮子与中国狮的形象差异显而易见。都说西方艺术重“再现”，东方艺术重“表现”。从这两处刻画逼真入微的狮子看，西方狮子与抽象拟人化的中国狮截然不同。值得回味的是，有些“洋狮子”身上也散发着本土味儿。比如，汇丰铜狮本身虽是彻头彻尾的西方造型，但当时设计师安置铜狮的最初动因却是出于风水的考虑。
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中西合璧的文化现象。瑞金宾馆花园前的两只狮子是地道的中国南方狮子，但这两只狮子被安放在一座英式古典主义花园前。严格对称的西方建筑与同中有异的中国装饰间产生了奇妙的对比。但这两只狮子并没有因其环境位置的特殊而加入新的西方元素。“任何文化交融都受到了该艺术实用价值被整合的难易程度和两种艺术之间冲突等因素的制约。”从这两尊西式花园中的中国狮来看，中西两者间的交融一开始还停留在一个较为表面的层次。
二十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建筑物的装饰大为减少。改革开放后，狮子又开始成为常见的装饰形象。然而在近当代上海建筑中，它的运用也有了不少的变化。
当代上海建筑中的狮子多是正门口的镇兽，也有以抱鼓石与壁饰的装饰形式出现。安置镇兽的地方，多半为酒店，商场等商业场所，也有博物馆等公共空间。一些具有一定年代的建筑物或是地区也常常添置石狮来增加古味。比如，七宝古镇的牌坊前就放置了新造的石狮。上海二三十年代的欧式老建筑门口也增放狮子，比如上海造币厂、名医堂等处。
上海的当代狮造型以明清北方风格为主，但复古中又打下了当代的烙印。首先是形态方面，很多当代狮在传统的形式上做了调整或者将多个时代的狮形象特点融和到一起。比如，外滩中国银行前的石狮，“肌肉感强，胸肌发达”，有须，肩部有羽翼装饰，仿制的是南朝墓前的石辟邪。但是蹲踞式的体态是直到北朝末期才开始出现的。因而，这个雕塑其实是结合了南朝的石狮造型特征与后朝石狮姿态的一个作品。又如红坊创意园区E座门口的两只狮子，是完全抽象化了的中国传统蹲狮造型。
另外，在摆放形式上也有新的变化，打破了宋以后狮子出双成对的惯例。上海博物馆将成双成对的狮子数量增加到了八只。这八只来自各朝代的神兽再现了历史的演变，与馆内珍藏的5000多年中华的文化精粹相互辉映；上海戏剧学院也利用了十几根拴马桩狮柱加强了空间的秩序感和韵律感。
总体而言，上海古建筑中的狮形象基本采用典型的南方狮特点；近代的特点是出现了西化元素的狮子；而当代的上海建筑中，北方狮又成了最常出现的样式。
分析了古代到当代上海狮的演变后，笔者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作为南方城市的上海，为什么街头更多的却是元明清时期北方镇守狮的形象?笔者认为，中国狮的符号意味，从古至今，有以下几种：佛教文化符号；出于风水考虑的，辟邪除灾的守灵守卫形象；宋以后的装饰符号。上海古代的狮子雕塑大多出现在豫园等公园或私家园林中。北方狮子粗犷的形象自然难以融入，而南方狮俏皮拟人，装饰性更强。而如今，更多狮子在一些饭店，商店等盈利性场所中出现，主人自然是想借“狮”这一形象来镇守辟邪，彰显地位，与最初北方狮的设置初衷不谋而合，因此也就出现了大量北方狮的形象。
多元的狮符号含义经过了时代的筛选，留下了符合当代社会需求的意味。如此一来也并不难理解另一个让笔者疑惑的地方：狮子作为镇门神兽其实最初一直是出现在陵园中，也就是说，传统上狮子守护的一直是死者的墓穴与亡灵。然而，这守墓的雕塑慢慢给放到自家宫殿，园林门口，守起自己的家园或是公司，这本应是忌讳的，然而，人们却并没有对此反感，这又是为什么呢?依据苏姗·朗格对于符号的解释：“人类的任何印象都不仅是来自外界的信号，同时，它也总是产生可能印象的一种意象，换言之，它也是一个象征了这种经验的一个符号。”或许老百姓在对于“狮”这一文化符号的意象选取上，保留了对其威猛震慑的守卫者的联想，而忽略了其的守护对象——亡灵世界的联想。前者是能够直接服务于现世人类心理的，后者对于真真实实活在现世中的众生的可利用性则并不强。在中国人对于“狮”这一文化符号的意象选取上，从侧面流露出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生活态度和心理特点。
如今我们一直在探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如何保有其自身的身份。于是保留传统，追溯历史便成了当代中国人寻找民族特点的一个来源。在众多逐渐逝去的传统符号中，“狮”符号是特殊的，因为其依旧活跃于大街小巷；因为其本身也是个西域的舶来品。或许新的冲击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真正地有容乃大。另外，传统如果只限于对形式的再现并不可能真正地传承；传统，只有像“狮”文化一样，在满足于当代社会新的心理需求时，才得以真正活跃于民间。而找到旧的文化符号中与时代相吻合的内涵是民俗保护者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