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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顾友仁先生所著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一书，是从传统文化融入的维度探讨思政教育创新路径的力作。全书论述了传统文化与我国思政教育创新的前提、背景、历程和使命，尤其对当代思政教育单一“政治性”的现状进行纠偏，从内化的高度提出了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历史使命，并勾勒了中国特色思政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一部具有很强学理性和启发性的著作。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贺玉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基金项目】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52400410381。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全社会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如何运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促进我国思政教育发展已成为当前思政研究的重要领域。顾友仁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创新》一书恰恰从这个方面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关照地予以论述，是近年来研究思政教育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全书内容主要分为传统文化与我国思政教育创新的前提、背景、历程、使命四章。第一章以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为基调，提出了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天然结合性，即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既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民族土壤，又具备思政教育功能，为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创新提供了理论前提。第二章引用大量史料，叙述了近代以来我国思政教育“反传统”的历程，提出了近代以来我国思政教育具有“反传统”的传统，造成目前我国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危机的观点，为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创新提供了必要性。第三章描述了在当代“国学热”社会思潮的背景下，我国思政教育运用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现状，提出了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等观点，从理论高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创新的历史机缘。第四章以文化选择为视角，论述了思政教育运用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发展趋势与历史使命，为当代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提供了方向性探讨。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创新的必要性与历史使命，勾勒了中国特色思政教育体系的发展前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一本书的价值如何，关键在于其能闪耀多少思想光辉。笔者认为，本书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当代思政教育的纠偏。作者认为我们在坚持思政教育政治性的同时，否定或忽视了思政教育的文化性，从而导致目前思政教育资源单一化和教育形式呆板化，同时使从事思政教育工作的人员局限于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者，大大缩小了思政教育的传播范围。思政教育不仅要进行政治教育，也承担着重要的文化育人功能。以高校为例，目前思政教育课堂上仍然存在重政治宣导、轻文化涵化的现象。很多思政教师将思政教育的重心放在政治理论、方针政策等的宣传上，导致思政教学成为空洞的政治说教与道德说教。学生们也因此误以为思政教育就是进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一系列党的方针政策的传播，使思政教育弱化了育人的职责。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历史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一种以人文关怀为特征的伦理型文化，以“德性的态度面向世界，寻求在天与人、内与外、知与行的统一中实现生命的潜能和意义”。其在培育人的价值观念、道德修养、行为操守等方面具有独特而强大的魅力。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其系统、形象地向一代代人传递着厚植于中华土壤的文化价值与思想内涵，承载着以民族文化濡化、涵化人的育人功能。因此，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它融入教育体系中，应是我国思政教育政治育人、文化育人相结合的一个长期的重要职责，而不该是被忽视或者被“国学”热潮带起的一圈转瞬即逝的涟漪。
二是从内化的高度提出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历史使命。作者认为，所谓思政教育的内化，即“个人真正接受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规范，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态度体系，变为自己意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支配、控制自己思想、情感、行为的内在力量的过程”。这是思政教育的理想状态，也是其关键议题。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长期以来由于强调社会需要，忽视个人需要，并采取单向灌输方法，因此思政教育的内化工作一直受到困扰。而传统文化“齐家、治国”等人本与社稷相结合的思想精髓为思政教育的内化提供了创新的渠道。因此，如何将传统文化的内化功能融入思政教育体系，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受该书思路所启发，笔者认为，运用传统文化实现思政教育的内化，还是要从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原则出发，让受教育者意识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体共存。而消化、吸收、传播传统文化就应从这一视角出发，有层次、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首先在做人的基本准则方面，普及传统文化中紧密结合现代社会所需的个人道德教育资源，满足个人成长需求。这是从个人需求出发，实现内化的第一步。其次在社会发展层面，传播传统文化中涉及“社会公德”“家国情怀”的公共价值理念，凝聚社会共识，共同推动社会发展。从个人发展到社会发展，既有递进又紧密结合，方能使受教育者自觉接受思政教育理念的内化，解决长期困扰思政教育的问题，实现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
三是勾勒了中国特色思政教育的发展趋势。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体系，归根到底是利用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教育性，实现思政教育的特色化创新发展。该书最后的落脚点也正在于此。作者以促进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为目标，分析中国特色思政教育的前进之路，即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先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以古今中外文化相结合为形式，促进其所处的文化生态各要素（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有序竞争、和谐共存。确实，当前的社会环境已形成官方、民间双重话语场：一方面以草根舆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民间话语场已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大众文化的话语霸权，而“沉默的螺旋”效应又会使处于官方和民间之间的大众偏向获得话语霸权的一方，使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的官方话语场在通向民间话语场时遇到阻滞，即俗称的政府、专家公信力下降。特别是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主流文化无法对民间舆论形成有效引导，甚至会促使大众产生逆反心理，进一步弱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舆论影响力。另一方面，以商品拜物教、娱乐化等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披裹着时尚的外衣，对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年群体产生剧烈影响，影响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如相比于课本、专家的言论，青少年群体更容易受到偶像明星言行举止的影响。这两方面的情况是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率不高导致的。因此，实现思政教育的特色化创新发展，就是要将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思政教育这一渠道进行有效传播，使之所处的文化生态更加优化。
无疑，走中国特色的思政教育之路，一方面，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指导，保证思政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又要植根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使我国文化生态少一些颠覆传统价值的光怪陆离，多一些坚守崇高价值的清风正气，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开放特质，使中国特色的思政教育体系多了包容与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更加有利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共存、整合传播，实现新时期思政教育文化生态的整合，进一步提高思政教育文化“化人”的效果。
[1]陈继红，王易.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研究的论域、问题与趋向[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11）.
[2]戚万学. 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文化困惑与文化选择[J]. 教育研究，2009（10）.
[3]方李莉. 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4]何舟，陈先红. 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10（8）.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政教育;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贺玉兰，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
【基金项目】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52400410381。
党的十八大提出在全社会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如何运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促进我国思政教育发展已成为当前思政研究的重要领域。顾友仁先生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创新》一书恰恰从这个方面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关照地予以论述，是近年来研究思政教育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
全书内容主要分为传统文化与我国思政教育创新的前提、背景、历程、使命四章。第一章以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为基调，提出了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天然结合性，即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既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民族土壤，又具备思政教育功能，为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创新提供了理论前提。第二章引用大量史料，叙述了近代以来我国思政教育“反传统”的历程，提出了近代以来我国思政教育具有“反传统”的传统，造成目前我国陷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危机的观点，为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创新提供了必要性。第三章描述了在当代“国学热”社会思潮的背景下，我国思政教育运用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现状，提出了传统文化的回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等观点，从理论高度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创新的历史机缘。第四章以文化选择为视角，论述了思政教育运用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发展趋势与历史使命，为当代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提供了方向性探讨。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创新的必要性与历史使命，勾勒了中国特色思政教育体系的发展前景，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一本书的价值如何，关键在于其能闪耀多少思想光辉。笔者认为，本书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当代思政教育的纠偏。作者认为我们在坚持思政教育政治性的同时，否定或忽视了思政教育的文化性，从而导致目前思政教育资源单一化和教育形式呆板化，同时使从事思政教育工作的人员局限于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者，大大缩小了思政教育的传播范围。思政教育不仅要进行政治教育，也承担着重要的文化育人功能。以高校为例，目前思政教育课堂上仍然存在重政治宣导、轻文化涵化的现象。很多思政教师将思政教育的重心放在政治理论、方针政策等的宣传上，导致思政教学成为空洞的政治说教与道德说教。学生们也因此误以为思政教育就是进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和一系列党的方针政策的传播，使思政教育弱化了育人的职责。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历史长期积淀中形成的一种以人文关怀为特征的伦理型文化，以“德性的态度面向世界，寻求在天与人、内与外、知与行的统一中实现生命的潜能和意义”。其在培育人的价值观念、道德修养、行为操守等方面具有独特而强大的魅力。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操守……其系统、形象地向一代代人传递着厚植于中华土壤的文化价值与思想内涵，承载着以民族文化濡化、涵化人的育人功能。因此，从文化选择的角度看，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并把它融入教育体系中，应是我国思政教育政治育人、文化育人相结合的一个长期的重要职责，而不该是被忽视或者被“国学”热潮带起的一圈转瞬即逝的涟漪。
二是从内化的高度提出传统文化在思政教育中的历史使命。作者认为，所谓思政教育的内化，即“个人真正接受社会发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规范，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态度体系，变为自己意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支配、控制自己思想、情感、行为的内在力量的过程”。这是思政教育的理想状态，也是其关键议题。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长期以来由于强调社会需要，忽视个人需要，并采取单向灌输方法，因此思政教育的内化工作一直受到困扰。而传统文化“齐家、治国”等人本与社稷相结合的思想精髓为思政教育的内化提供了创新的渠道。因此，如何将传统文化的内化功能融入思政教育体系，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
受该书思路所启发，笔者认为，运用传统文化实现思政教育的内化，还是要从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原则出发，让受教育者意识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体共存。而消化、吸收、传播传统文化就应从这一视角出发，有层次、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首先在做人的基本准则方面，普及传统文化中紧密结合现代社会所需的个人道德教育资源，满足个人成长需求。这是从个人需求出发，实现内化的第一步。其次在社会发展层面，传播传统文化中涉及“社会公德”“家国情怀”的公共价值理念，凝聚社会共识，共同推动社会发展。从个人发展到社会发展，既有递进又紧密结合，方能使受教育者自觉接受思政教育理念的内化，解决长期困扰思政教育的问题，实现思政教育的创新发展。
三是勾勒了中国特色思政教育的发展趋势。将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体系，归根到底是利用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教育性，实现思政教育的特色化创新发展。该书最后的落脚点也正在于此。作者以促进文化生态的不断优化为目标，分析中国特色思政教育的前进之路，即以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先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以古今中外文化相结合为形式，促进其所处的文化生态各要素（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之间有序竞争、和谐共存。确实，当前的社会环境已形成官方、民间双重话语场：一方面以草根舆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在民间话语场已占主导地位，形成了大众文化的话语霸权，而“沉默的螺旋”效应又会使处于官方和民间之间的大众偏向获得话语霸权的一方，使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的官方话语场在通向民间话语场时遇到阻滞，即俗称的政府、专家公信力下降。特别是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主流文化无法对民间舆论形成有效引导，甚至会促使大众产生逆反心理，进一步弱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的舆论影响力。另一方面，以商品拜物教、娱乐化等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披裹着时尚的外衣，对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年群体产生剧烈影响，影响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如相比于课本、专家的言论，青少年群体更容易受到偶像明星言行举止的影响。这两方面的情况是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率不高导致的。因此，实现思政教育的特色化创新发展，就是要将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思政教育这一渠道进行有效传播，使之所处的文化生态更加优化。
无疑，走中国特色的思政教育之路，一方面，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论指导，保证思政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又要植根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使我国文化生态少一些颠覆传统价值的光怪陆离，多一些坚守崇高价值的清风正气，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开放特质，使中国特色的思政教育体系多了包容与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更加有利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共存、整合传播，实现新时期思政教育文化生态的整合，进一步提高思政教育文化“化人”的效果。
[1]陈继红，王易.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政教育研究的论域、问题与趋向[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11）.
[2]戚万学. 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文化困惑与文化选择[J]. 教育研究，2009（10）.
[3]方李莉. 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4]何舟，陈先红. 双重话语空间：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中国官方与非官方话语互动模式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