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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位于大同县北部山区的巨乐乡东阁老山村，这里75%的人口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1月17日，灵丘县政府大楼门前。灵丘去年财政收入在大同市的贫困县中居首。
1月23日，大同县政府门前。大同县已纳入连片特困区。
与放鞭炮庆祝成为贫困县的地方相比，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显得很内敛，他只是在办公室传阅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县已“觊觎”贫困政策十几年。
与“跑”下贫困县对应，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相比，大同县发现，因戴着不同的帽子，体验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跑下来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将一份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递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
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山西大同县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
这纸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
在王汉斌看来，得到这一纸文件，像跑赢了一场竞赛。
其实大同县在2011年年底已经赢了竞赛。2011年年底，国家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涵盖贫困县679个。大同县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进入国家扶贫对象行列。
此后，2012年3月19日，大同县新组建了一个部门——扶贫开发办公室。原为大同县开发办主任的王汉斌，成为了县里的首个扶贫办主任。
王汉斌认为，划入连片特困区，是大同县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贫困县能带来的扶持，大同县已艳羡了十几年。如今，终于“后退”到了和邻县相同的起跑线上。
“小康”带来求助难
“你见过这么穷的小康县吗？”1月13日，一名高姓出租车司机反问。
大同县城面貌“简陋”，由一条南北大街和一条东西大街构成主框架。大街兩边是三四层的楼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县距离大同市20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申请到“小康”头衔，是大同市东部六县中唯一的小康县。其他5个，阳高、田镇、广灵、浑源、灵丘都是贫困县。
大同县认为自己是“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北部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在75%以上，南部在65%以上。即便县城所在地西坪镇，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也在4成以上。
大同县委党校前校长梁斌龙介绍，大同每次寻求帮助，“小康”的帽子都会把门关上。他举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损严重，他去省委党校申请修缮资金，得到的回答却是：“小康县哪会缺这么点钱？”
“当时我跟省委党校领导吵起来了。”梁斌龙说，他把领导拉到县里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请下来。“其实我也理解他们，给贫困县是名正言顺，而给小康县，怕有人说闲话。”
王汉斌说，他任大同县开发办主任时，申请项目、申请资金处处碰壁：“只要是小康县，就没有政策扶持。小康县甚至没有扶贫办，连和省市扶贫办对接的单位都没有。”
大同县“自力更生”的同时，对于灵丘等贫困县享受着的不同待遇，都“看在眼里”。
得“贫困”者多助
对比大同县，灵丘县城显得要“发达”。商业街上，有了各种国际品牌的体育用品专卖店。当地有人把灵丘县城称作“小香港”。
大同县戴着“地主的帽子”，灵丘则一直是“贫农”。1985年，灵丘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多灾贫困县。1991年1月，灵丘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2001年，灵丘被国务院核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重点县。
灵丘等贫困县会得到“输血式”扶助：贫困县享受专项扶贫资金、各部门的资金倾斜和定点帮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
贫困县还会得到中央对口扶贫，灵丘县的帮扶单位是团中央。公开报道显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年底，团中央为灵丘各项建设直接投入资金500多万元，捐赠汽车、电脑、药品等各类物品价值530万元，组织实施各类项目140多个。
大同市委从1996年开始派出工作队，市发展计划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约20个单位在灵丘县定点包村扶贫。
这个时期的大同县，刚刚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与扶贫政策无缘，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还带来沉重负担。
贫与富的历史伏笔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
退休干部梁斌龙回忆，大同县约在1996年成为小康县。大约1995年的时候，时任县委书记申报的，批下来的时候已是新的县委书记继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国刮起的小康风，小康县是典型，成为小康是一种荣誉和面子。
王汉斌回忆，当时大同县的日子确实比邻县好过一些。大同县是纯农业县，人均耕地较多，从农业收入看，要高于邻县。大同县另外的收入来源是煤炭。因临靠大同市东侧，大同县成为煤炭输出交易重地，境内有两个煤检站。大同县人搞运输和倒卖煤炭，收入颇丰。
按《山西统计年鉴》，1996年，大同县国内生产总值4.6亿元，处于当时东部县的中游。大同县人口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1元，在大同市辖的7个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煤炭大县左云。
梁斌龙回忆，按统计数字，在一些主要指标上，当时大同县确实达到了小康标准。例如当时小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规定的是2500元。不过他也认为，当时小康县的16个标准中，有一些大同县是不符合的，但当时的统计数据都迎合了小康。1996年，大同县地方财政收入3738万元，支出6590万元，收不抵支。 梁斌龙回忆，当时各地小康县也有名额指标，阳高县也是小康县的候选。虽然按统计数字，阳高县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90元，处于小康标准之下。梁斌龙说，当时阳高县继任的书记坚决没有要小康县的称号，而大同县要了。
指标拔高经济落后？
大同县成为小康县时，梁斌龙正在一个乡里当干部。
“1996年之前，省里每年要补贴每个乡镇6.5万元，成为小康县之后，补贴取消，每年还要上缴6.5万元。”他说，“小康”之后，大同县开始了苦日子。
最难的是工资，乡镇的工资要自己筹集。县里行政人员的工资往往一拖半年，每年都要开会讨论工资问题。
梁斌龙说，当时，小康县下面要设小康乡镇，乡镇下面设小康村。发给乡镇的小康牌子，被干部藏起来，怕挂出来老百姓骂街。
大同县的7成财政收入靠煤炭流通，到2000年左右，随着煤炭资源整合，相应企业关停，地方性税收大量减少，等于砍掉了大同县一只臂膀。
梁斌龙说大同县成了真正的贫困县，不过统计数字还是显示连年上涨。1996年财政收入3738万元、2000年为4974万元……2012年达到3.3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也年年递增，到2011年达4600元，遠远高于国家扶贫政策规定的低于2300元的标准。
“如果靠种地就能小康，雁北地区的人就不走西口了。”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说，他家在村里算中等以上家庭了，像2012年这样的好年景，人均收入也就2000元出头，平常的年份则要少得多。
东阁老山村在大同县的北部山区，75%的农业人口收入在2300元标准之下。
一名当地官员认为，当年大同县为了入选小康，“提高”了各项经济指标，此后的历任领导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内指标下降，硬着头皮一年年加上去。
根据记者报道，无力完成GDP指标任务的大同县只能把市里设在其境内的工业园区固定资产投资等计入其中，事实上那些与大同县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是贫农戴着地主的帽子，而人家是地主戴着贫农的帽子。”梁斌龙说。
近10年来，受益于铁、锰、金等矿产开发，灵丘迅速成为发展强县，2012年，灵丘县的财政收入5.5亿元，在大同市的5个贫困县中经济实力居首，远超大同县的3.3亿。
一名灵丘县政府工作人员透露，之前，灵丘有过要被摘掉贫困帽子的传言，曾令该县领导干部焦虑万分。
“穷帽子”大实惠
记者采访中，大同当地有官员称，因为怕被摘掉贫困的帽子，在经济统计数字上，一些县会刻意“藏富”。
在灵丘县，记者问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该县统计数字是否真实。他没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个别的地区的例子。他说，在某市矿区，一个煤矿大县一年产值百亿，但从来不敢报那么多，只报几个亿，因为是国家级贫困县。
2011年的调整中，灵丘依然是扶贫开发重点县，被列入燕山——太行山贫困片区。
随着经济发展，国家扶贫力度加大。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扶贫的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49.3亿元。
这种背景下，贫困县能得到更多帮扶，“贫困”的名头也因此成为被争夺的“香饽饽”。
十年中，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扶贫资金2043.8亿元，其中投向贫困县1457.2亿元，占到总投入的71.3%，县均1.36亿元。
王汉斌算了一笔账，贫困县每年在保障房一项上的支持资金是2000万到3000万，扶贫专项资金1300万，财政转移支付两个亿。这些外来注入资金相当于一个县另一种方式的财政收入。
专项扶贫资金之外，贫困县获取的国家转移支付力度很大，包括公务人员工资、重要产业项目的税收减免、优惠补贴等等。一名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负责人透露，一般一个贫困县可能会获得国家1亿～2亿的转移支付。
此外，按国家规定，中央各部门对贫困地区的政策会有适当倾斜，水利、交通、电力、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个部门，对于贫困地区都有资金投入。
除了国家和省里，每个市也对贫困县有帮扶。
1月30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林万龙说，很难算清楚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所受到帮扶力度的真实差距，因为帮扶是多渠道的。
成功“返贫”获资助
发展了的贫困县被认为努力藏富，“小康”的大同县，则看到了一顶贫困的帽子能带来的实惠，努力争取“贫困”。
王汉斌介绍，2003年刘俊雍任大同县县委书记时，就不断向省里跑，2005年，大同县成了财政转移支付县，当年转移支付1710万元，2010年财政转移支付1.37亿元。
2008年起，继任的县委书记王凤瑞又继续跑政策。
针对部分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后不“摘帽”的现象，国家将确定贫困县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区、市。
大同县曾寄希望于“局部调整”。因为贫困县的总数不变，想要进入“贫困县俱乐部”，就意味着要挤掉一个。
大同市的贫困县中，灵丘经济实力居首。但贫困县的帽子谁都不愿摘，“暗战”在所难免。
王汉斌认为，跑政策虽然是以县政府为主体，实际上是在拼“领导的个人资源”。
大同县的努力得到了回报。2011年年底，“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大同县是山西省唯一以非国家级贫困县身份入列的县。
划入了连片特困区，大同县依然“心里不踏实”。2013年1月，王汉斌再随县委书记王凤瑞去了省城，去找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按王汉斌的理解，“片区”里的县，应该享受“同等贫困”的待遇，但毕竟没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1月16日，在太原跑了半个月后，王汉斌与王凤瑞终于拿到了享受“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同样待遇的文件。
“有了这个文件，就好办了。这就是尚方宝剑。”王汉斌终于有了底气。
戴上贫困的帽子之后，按照扶持贫困县“一县一业”的要求，大同县从省扶贫办跑下来了1000多万元资金发展黄花产业。1月18日，大同县举办黄花产业推介会，要力争将黄花产业做大做强。
1月21日，王汉斌接到了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一个处长的电话，工信部要派人到大同县接洽扶贫事宜。
资金、项目，开始注入这个新晋的贫困县。
1月17日，灵丘县政府大楼门前。灵丘去年财政收入在大同市的贫困县中居首。
1月23日，大同县政府门前。大同县已纳入连片特困区。
与放鞭炮庆祝成为贫困县的地方相比，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显得很内敛，他只是在办公室传阅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县已“觊觎”贫困政策十几年。
与“跑”下贫困县对应，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相比，大同县发现，因戴着不同的帽子，体验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跑下来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将一份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递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
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山西大同县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
这纸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
在王汉斌看来，得到这一纸文件，像跑赢了一场竞赛。
其实大同县在2011年年底已经赢了竞赛。2011年年底，国家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涵盖贫困县679个。大同县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进入国家扶贫对象行列。
此后，2012年3月19日，大同县新组建了一个部门——扶贫开发办公室。原为大同县开发办主任的王汉斌，成为了县里的首个扶贫办主任。
王汉斌认为，划入连片特困区，是大同县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贫困县能带来的扶持，大同县已艳羡了十几年。如今，终于“后退”到了和邻县相同的起跑线上。
“小康”带来求助难
“你见过这么穷的小康县吗？”1月13日，一名高姓出租车司机反问。
大同县城面貌“简陋”，由一条南北大街和一条东西大街构成主框架。大街兩边是三四层的楼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县距离大同市20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申请到“小康”头衔，是大同市东部六县中唯一的小康县。其他5个，阳高、田镇、广灵、浑源、灵丘都是贫困县。
大同县认为自己是“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北部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在75%以上，南部在65%以上。即便县城所在地西坪镇，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也在4成以上。
大同县委党校前校长梁斌龙介绍，大同每次寻求帮助，“小康”的帽子都会把门关上。他举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损严重，他去省委党校申请修缮资金，得到的回答却是：“小康县哪会缺这么点钱？”
“当时我跟省委党校领导吵起来了。”梁斌龙说，他把领导拉到县里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请下来。“其实我也理解他们，给贫困县是名正言顺，而给小康县，怕有人说闲话。”
王汉斌说，他任大同县开发办主任时，申请项目、申请资金处处碰壁：“只要是小康县，就没有政策扶持。小康县甚至没有扶贫办，连和省市扶贫办对接的单位都没有。”
大同县“自力更生”的同时，对于灵丘等贫困县享受着的不同待遇，都“看在眼里”。
得“贫困”者多助
对比大同县，灵丘县城显得要“发达”。商业街上，有了各种国际品牌的体育用品专卖店。当地有人把灵丘县城称作“小香港”。
大同县戴着“地主的帽子”，灵丘则一直是“贫农”。1985年，灵丘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多灾贫困县。1991年1月，灵丘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2001年，灵丘被国务院核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重点县。
灵丘等贫困县会得到“输血式”扶助：贫困县享受专项扶贫资金、各部门的资金倾斜和定点帮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
贫困县还会得到中央对口扶贫，灵丘县的帮扶单位是团中央。公开报道显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年底，团中央为灵丘各项建设直接投入资金500多万元，捐赠汽车、电脑、药品等各类物品价值530万元，组织实施各类项目140多个。
大同市委从1996年开始派出工作队，市发展计划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约20个单位在灵丘县定点包村扶贫。
这个时期的大同县，刚刚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与扶贫政策无缘，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还带来沉重负担。
贫与富的历史伏笔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
退休干部梁斌龙回忆，大同县约在1996年成为小康县。大约1995年的时候，时任县委书记申报的，批下来的时候已是新的县委书记继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国刮起的小康风，小康县是典型，成为小康是一种荣誉和面子。
王汉斌回忆，当时大同县的日子确实比邻县好过一些。大同县是纯农业县，人均耕地较多，从农业收入看，要高于邻县。大同县另外的收入来源是煤炭。因临靠大同市东侧，大同县成为煤炭输出交易重地，境内有两个煤检站。大同县人搞运输和倒卖煤炭，收入颇丰。
按《山西统计年鉴》，1996年，大同县国内生产总值4.6亿元，处于当时东部县的中游。大同县人口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1元，在大同市辖的7个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煤炭大县左云。
梁斌龙回忆，按统计数字，在一些主要指标上，当时大同县确实达到了小康标准。例如当时小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规定的是2500元。不过他也认为，当时小康县的16个标准中，有一些大同县是不符合的，但当时的统计数据都迎合了小康。1996年，大同县地方财政收入3738万元，支出6590万元，收不抵支。 梁斌龙回忆，当时各地小康县也有名额指标，阳高县也是小康县的候选。虽然按统计数字，阳高县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90元，处于小康标准之下。梁斌龙说，当时阳高县继任的书记坚决没有要小康县的称号，而大同县要了。
指标拔高经济落后？
大同县成为小康县时，梁斌龙正在一个乡里当干部。
“1996年之前，省里每年要补贴每个乡镇6.5万元，成为小康县之后，补贴取消，每年还要上缴6.5万元。”他说，“小康”之后，大同县开始了苦日子。
最难的是工资，乡镇的工资要自己筹集。县里行政人员的工资往往一拖半年，每年都要开会讨论工资问题。
梁斌龙说，当时，小康县下面要设小康乡镇，乡镇下面设小康村。发给乡镇的小康牌子，被干部藏起来，怕挂出来老百姓骂街。
大同县的7成财政收入靠煤炭流通，到2000年左右，随着煤炭资源整合，相应企业关停，地方性税收大量减少，等于砍掉了大同县一只臂膀。
梁斌龙说大同县成了真正的贫困县，不过统计数字还是显示连年上涨。1996年财政收入3738万元、2000年为4974万元……2012年达到3.3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字也年年递增，到2011年达4600元，遠远高于国家扶贫政策规定的低于2300元的标准。
“如果靠种地就能小康，雁北地区的人就不走西口了。”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说，他家在村里算中等以上家庭了，像2012年这样的好年景，人均收入也就2000元出头，平常的年份则要少得多。
东阁老山村在大同县的北部山区，75%的农业人口收入在2300元标准之下。
一名当地官员认为，当年大同县为了入选小康，“提高”了各项经济指标，此后的历任领导不想看到自己任期内指标下降，硬着头皮一年年加上去。
根据记者报道，无力完成GDP指标任务的大同县只能把市里设在其境内的工业园区固定资产投资等计入其中，事实上那些与大同县没有一点关系。
“我们是贫农戴着地主的帽子，而人家是地主戴着贫农的帽子。”梁斌龙说。
近10年来，受益于铁、锰、金等矿产开发，灵丘迅速成为发展强县，2012年，灵丘县的财政收入5.5亿元，在大同市的5个贫困县中经济实力居首，远超大同县的3.3亿。
一名灵丘县政府工作人员透露，之前，灵丘有过要被摘掉贫困帽子的传言，曾令该县领导干部焦虑万分。
“穷帽子”大实惠
记者采访中，大同当地有官员称，因为怕被摘掉贫困的帽子，在经济统计数字上，一些县会刻意“藏富”。
在灵丘县，记者问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该县统计数字是否真实。他没正面回答，而是讲了个别的地区的例子。他说，在某市矿区，一个煤矿大县一年产值百亿，但从来不敢报那么多，只报几个亿，因为是国家级贫困县。
2011年的调整中，灵丘依然是扶贫开发重点县，被列入燕山——太行山贫困片区。
随着经济发展，国家扶贫力度加大。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扶贫的财政投入，从2001年的127.5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349.3亿元。
这种背景下，贫困县能得到更多帮扶，“贫困”的名头也因此成为被争夺的“香饽饽”。
十年中，中央和地方累计投入扶贫资金2043.8亿元，其中投向贫困县1457.2亿元，占到总投入的71.3%，县均1.36亿元。
王汉斌算了一笔账，贫困县每年在保障房一项上的支持资金是2000万到3000万，扶贫专项资金1300万，财政转移支付两个亿。这些外来注入资金相当于一个县另一种方式的财政收入。
专项扶贫资金之外，贫困县获取的国家转移支付力度很大，包括公务人员工资、重要产业项目的税收减免、优惠补贴等等。一名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负责人透露，一般一个贫困县可能会获得国家1亿～2亿的转移支付。
此外，按国家规定，中央各部门对贫困地区的政策会有适当倾斜，水利、交通、电力、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各个部门，对于贫困地区都有资金投入。
除了国家和省里，每个市也对贫困县有帮扶。
1月30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林万龙说，很难算清楚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所受到帮扶力度的真实差距，因为帮扶是多渠道的。
成功“返贫”获资助
发展了的贫困县被认为努力藏富，“小康”的大同县，则看到了一顶贫困的帽子能带来的实惠，努力争取“贫困”。
王汉斌介绍，2003年刘俊雍任大同县县委书记时，就不断向省里跑，2005年，大同县成了财政转移支付县，当年转移支付1710万元，2010年财政转移支付1.37亿元。
2008年起，继任的县委书记王凤瑞又继续跑政策。
针对部分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后不“摘帽”的现象，国家将确定贫困县的权限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各省、区、市。
大同县曾寄希望于“局部调整”。因为贫困县的总数不变，想要进入“贫困县俱乐部”，就意味着要挤掉一个。
大同市的贫困县中，灵丘经济实力居首。但贫困县的帽子谁都不愿摘，“暗战”在所难免。
王汉斌认为，跑政策虽然是以县政府为主体，实际上是在拼“领导的个人资源”。
大同县的努力得到了回报。2011年年底，“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大同县是山西省唯一以非国家级贫困县身份入列的县。
划入了连片特困区，大同县依然“心里不踏实”。2013年1月，王汉斌再随县委书记王凤瑞去了省城，去找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按王汉斌的理解，“片区”里的县，应该享受“同等贫困”的待遇，但毕竟没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1月16日，在太原跑了半个月后，王汉斌与王凤瑞终于拿到了享受“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同样待遇的文件。
“有了这个文件，就好办了。这就是尚方宝剑。”王汉斌终于有了底气。
戴上贫困的帽子之后，按照扶持贫困县“一县一业”的要求，大同县从省扶贫办跑下来了1000多万元资金发展黄花产业。1月18日，大同县举办黄花产业推介会，要力争将黄花产业做大做强。
1月21日，王汉斌接到了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局一个处长的电话，工信部要派人到大同县接洽扶贫事宜。
资金、项目，开始注入这个新晋的贫困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