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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北京青年》周刊A =艾敬
Q：艺术对你来说，对当时的你来说，是刺激也是上天给的礼物吧？
A：我是在1999年拿起画笔，那时候我在老师的工作室里学习了一年多的时间，绘画材料都是用老师的。在纽约生活期间，我刚开始在家里画画，2003年我才有了自己的画室，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也就是在纽约的画室里我才有了做职业艺术家的“野心”，我为此曾经感到兴奋和不安，我的画室里有一些大师们的画册，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视觉艺术，世界上还需要一个艺术家吗？我怎样去超越他们？！这些想法常常把自己吓一跳，但是，奇妙的是，在纽约我看到那么多大师以及街头不知名艺术家的充满活力的作品，我不但没有被击退，我反而被激发了。我的想象力被激发了，我本来就有的创作能力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出口，面对视觉艺术的创作，我需要学习和了解的还有很多，材料的应用等等，我不停的去画材店里咨询那些店员，好在那些店员几乎都是画画的，他们对材料很熟悉，就像乐器店里的店员都会弹琴一样，最初对于材料的运用都是从画材店里获得。
Q：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当时的工作室？好像那个地方距离我们又远又近，远的是时间过去很久了，近的是活脱脱一个艺术创作者就在眼前。所以你怎么看你创作的时间节点以及地点，你新书也是以时间为脉络的。
A：我的工作室在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城（lower eastside），我每天会在工作室旁边的咖啡店“88”吃早餐，我的工作室后面是一家小小的博物馆，据说这个博物馆是在一个需要爬楼梯上去的小公寓里，是最早登陆曼哈顿的成为“纽约客”的那群人的历史见证……我从来没有去过，那是给游客看的，我像每一位登陆曼哈顿的人一样，我要书写自己的历史。
Q：纽约是你观念艺术的开端，这个开端真是太精彩了，所谓的交流，融汇中外的交流，对你来说是怎样的过程？是会把异域文化都融汇在血液中么？
A：纽约那样的地方崇尚创意精神，不走别人的路，不走寻常路。在视觉艺术领域，美国出了很多代表性的人物，比如：安迪·沃霍尔，吉斯·哈林，杰克森·帕洛克等等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他们颠覆了经典和现代，进入了所谓的当代艺术，人们也称其为“战后艺术”，这些代表人物都汇聚在纽约，在纽约成名。就像音乐最鼎盛时期的时候，很多音乐家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汇聚在纽约Chealsea地区，驻扎在Chealsea Hotel一样，纽约具有这样的魔力，可以使你鼓起勇气发挥潜能去创造去发光，即便大部分都只是流星，他们愿意为那一刹那奉献所有，甚至是生命。我能够感受到，在纽约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创意的灵魂，你只需要踮起脚尖就能够着。但是，要想成为纽约上空一颗发亮的永不落的星星，那么你还需要智慧，需要勤奋，需要知道发掘哪些自身有价值的潜力，其中你的血液，你的民族给予你的宝贵财富就是尤为重要的。
Q：从思维和思考方式讲，你从纽约人美国人身上学到什么？
A：没有多少真正的纽约人，纽约是一个移民大都市，曼哈顿，长岛，布鲁克林，皇后区，都汇聚了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之所以你可以隐约的感受到一种向上的气息，那么就是这些人都渴望抒写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我学习到的最宝贵的纽约经验是对于时间的管理，我们的时间是最为宝贵的，我们必须学会合理的安排时间，同时我认为美国之所以建国很短却能够在世界上有影響力，他们的饮食简单而健康，注重家庭和工作的区分，注重运动。这其实能够帮助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让自己在一个积极健康的速度中前行。
Q：你新书的封面就是用了昂布罗修美术馆的展览一个作品，一双手，为什么？
A：在这本新书《AIJING LOVE ART 2007-2017》里面我对自己有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如果说纽约是我成为观念上的艺术创作者的开始，那么意大利使我成为一个谦卑的“手工业者”，而中国使我具备了东方的隐喻和抽象语境的天然属性。我是第一位在昂布罗修美术馆做展览的当代艺术家，这座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艺术研究中心四位一体的古建筑里，四百年来没有其他艺术家在那里做过展览。我很荣幸，副馆长傅马利博士是一位汉学家经常来中国讲课以及做其他艺术文化领域的交流，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有很深的研究，2014年的6月，傅马利博士在上海中华艺术宫看到了我的展览，他表示，我传达的爱，正是与世界交流最好的语言，他希望我可以到昂布罗修做展览，我即刻安排了去米兰的行程，我参观了昂布罗修美术馆，通过傅马利博士的介绍，我对该馆馆藏有了一些认识和触动，我看到了达芬奇的肖像作品《音乐家》，我看到中国最早的手绘地图……在馆里的地下室，我看到了收藏达芬奇手稿的巨大的保险库的大门，我看到了米兰最老的城市遗迹。我立即安排了另外一次旅行，我跟随一个建筑考察团在14天里参观了四十余座文艺复兴的建筑，包括里面的艺术品收藏。回到北京我写了一个有关我对展览的申请报告，我写道，我的展览名叫《对话》，我将有三个对话。对话一：以工业为元素，与达芬奇的《音乐家》用一个声音装置作品进行对话。对话二：以自然为元素，与杨·布鲁盖尔的绘画《花瓶的花，珠宝，钱币和贝壳》产生一个绘画的对话。对话三：以科技为元素，与馆藏雕塑艺术家米科蒂的《pray》进行对话。经过昂布罗修五六个审批部门的核准意见，我的展览方案最终获得通过，其实在递交申请的同时我的创作早已经开始了。
Q：你在意大利遇到哪些有深远影响的人？在意大利邂逅了哪些给你启迪的艺术家？
A：2014年我在意大利随建筑师团队考察期间，在威尼斯的一座用老船厂改建的美术馆里，我看到了一件装置作品，用一个麻绳团成一个头部大小的形状，被供奉在一个台子上，房间很小，周围金色布帘的围绕相当神圣与神秘……我当时被震撼在那里，这就是艺术家的功能，这位艺术家用一种玩世的角度，重新解读了神圣。我并不知道这位艺术家是谁，我不需要知道，就这一件作品，这位艺术家就在我的世界里永生了。
Q：你怎么看你落地的北京，好像是先去世界各地汲取，然后在北京充分绽放了，一个又一个展览，装置、绘画……北京是一个给予你能量又刺激你爆发的地方么？
A：北京是让我做梦的地方，它有多大的体量我的梦就有多大，它与世界平行与世界对话，我也就敢。北京也是一个让我感到挣扎的地方，无论我多么努力追赶，我总是在漩涡里打转，还不能跳出来自在逍遥。
1999年你把自己定位成New York School。2017年，有没有 Beijing School？
艺术家就是手工业者，干活的，把自己的想象力去实施和完成，我不会给自己定义，我永远都不想要定义自己，这在我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创作中一直是被排斥的，定义了自己就不自由了。我最大的挑战是想树立自己的风格，这是整个创作中最难的部分，也是最有意思的部分。“纽约派 （New York School）”是评论家本杰明给我的定义，我不排斥，他的意思应该是认为我的创作和作品属于“纽约那伙儿的”或者那一派系的。
Q：艺术对你来说，对当时的你来说，是刺激也是上天给的礼物吧？
A：我是在1999年拿起画笔，那时候我在老师的工作室里学习了一年多的时间，绘画材料都是用老师的。在纽约生活期间，我刚开始在家里画画，2003年我才有了自己的画室，那种感觉很不一样，也就是在纽约的画室里我才有了做职业艺术家的“野心”，我为此曾经感到兴奋和不安，我的画室里有一些大师们的画册，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做视觉艺术，世界上还需要一个艺术家吗？我怎样去超越他们？！这些想法常常把自己吓一跳，但是，奇妙的是，在纽约我看到那么多大师以及街头不知名艺术家的充满活力的作品，我不但没有被击退，我反而被激发了。我的想象力被激发了，我本来就有的创作能力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出口，面对视觉艺术的创作，我需要学习和了解的还有很多，材料的应用等等，我不停的去画材店里咨询那些店员，好在那些店员几乎都是画画的，他们对材料很熟悉，就像乐器店里的店员都会弹琴一样，最初对于材料的运用都是从画材店里获得。
Q：你给我描述一下你当时的工作室？好像那个地方距离我们又远又近，远的是时间过去很久了，近的是活脱脱一个艺术创作者就在眼前。所以你怎么看你创作的时间节点以及地点，你新书也是以时间为脉络的。
A：我的工作室在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城（lower eastside），我每天会在工作室旁边的咖啡店“88”吃早餐，我的工作室后面是一家小小的博物馆，据说这个博物馆是在一个需要爬楼梯上去的小公寓里，是最早登陆曼哈顿的成为“纽约客”的那群人的历史见证……我从来没有去过，那是给游客看的，我像每一位登陆曼哈顿的人一样，我要书写自己的历史。
Q：纽约是你观念艺术的开端，这个开端真是太精彩了，所谓的交流，融汇中外的交流，对你来说是怎样的过程？是会把异域文化都融汇在血液中么？
A：纽约那样的地方崇尚创意精神，不走别人的路，不走寻常路。在视觉艺术领域，美国出了很多代表性的人物，比如：安迪·沃霍尔，吉斯·哈林，杰克森·帕洛克等等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他们颠覆了经典和现代，进入了所谓的当代艺术，人们也称其为“战后艺术”，这些代表人物都汇聚在纽约，在纽约成名。就像音乐最鼎盛时期的时候，很多音乐家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汇聚在纽约Chealsea地区，驻扎在Chealsea Hotel一样，纽约具有这样的魔力，可以使你鼓起勇气发挥潜能去创造去发光，即便大部分都只是流星，他们愿意为那一刹那奉献所有，甚至是生命。我能够感受到，在纽约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创意的灵魂，你只需要踮起脚尖就能够着。但是，要想成为纽约上空一颗发亮的永不落的星星，那么你还需要智慧，需要勤奋，需要知道发掘哪些自身有价值的潜力，其中你的血液，你的民族给予你的宝贵财富就是尤为重要的。
Q：从思维和思考方式讲，你从纽约人美国人身上学到什么？
A：没有多少真正的纽约人，纽约是一个移民大都市，曼哈顿，长岛，布鲁克林，皇后区，都汇聚了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之所以你可以隐约的感受到一种向上的气息，那么就是这些人都渴望抒写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我学习到的最宝贵的纽约经验是对于时间的管理，我们的时间是最为宝贵的，我们必须学会合理的安排时间，同时我认为美国之所以建国很短却能够在世界上有影響力，他们的饮食简单而健康，注重家庭和工作的区分，注重运动。这其实能够帮助到一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让自己在一个积极健康的速度中前行。
Q：你新书的封面就是用了昂布罗修美术馆的展览一个作品，一双手，为什么？
A：在这本新书《AIJING LOVE ART 2007-2017》里面我对自己有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如果说纽约是我成为观念上的艺术创作者的开始，那么意大利使我成为一个谦卑的“手工业者”，而中国使我具备了东方的隐喻和抽象语境的天然属性。我是第一位在昂布罗修美术馆做展览的当代艺术家，这座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以及艺术研究中心四位一体的古建筑里，四百年来没有其他艺术家在那里做过展览。我很荣幸，副馆长傅马利博士是一位汉学家经常来中国讲课以及做其他艺术文化领域的交流，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有很深的研究，2014年的6月，傅马利博士在上海中华艺术宫看到了我的展览，他表示，我传达的爱，正是与世界交流最好的语言，他希望我可以到昂布罗修做展览，我即刻安排了去米兰的行程，我参观了昂布罗修美术馆，通过傅马利博士的介绍，我对该馆馆藏有了一些认识和触动，我看到了达芬奇的肖像作品《音乐家》，我看到中国最早的手绘地图……在馆里的地下室，我看到了收藏达芬奇手稿的巨大的保险库的大门，我看到了米兰最老的城市遗迹。我立即安排了另外一次旅行，我跟随一个建筑考察团在14天里参观了四十余座文艺复兴的建筑，包括里面的艺术品收藏。回到北京我写了一个有关我对展览的申请报告，我写道，我的展览名叫《对话》，我将有三个对话。对话一：以工业为元素，与达芬奇的《音乐家》用一个声音装置作品进行对话。对话二：以自然为元素，与杨·布鲁盖尔的绘画《花瓶的花，珠宝，钱币和贝壳》产生一个绘画的对话。对话三：以科技为元素，与馆藏雕塑艺术家米科蒂的《pray》进行对话。经过昂布罗修五六个审批部门的核准意见，我的展览方案最终获得通过，其实在递交申请的同时我的创作早已经开始了。
Q：你在意大利遇到哪些有深远影响的人？在意大利邂逅了哪些给你启迪的艺术家？
A：2014年我在意大利随建筑师团队考察期间，在威尼斯的一座用老船厂改建的美术馆里，我看到了一件装置作品，用一个麻绳团成一个头部大小的形状，被供奉在一个台子上，房间很小，周围金色布帘的围绕相当神圣与神秘……我当时被震撼在那里，这就是艺术家的功能，这位艺术家用一种玩世的角度，重新解读了神圣。我并不知道这位艺术家是谁，我不需要知道，就这一件作品，这位艺术家就在我的世界里永生了。
Q：你怎么看你落地的北京，好像是先去世界各地汲取，然后在北京充分绽放了，一个又一个展览，装置、绘画……北京是一个给予你能量又刺激你爆发的地方么？
A：北京是让我做梦的地方，它有多大的体量我的梦就有多大，它与世界平行与世界对话，我也就敢。北京也是一个让我感到挣扎的地方，无论我多么努力追赶，我总是在漩涡里打转，还不能跳出来自在逍遥。
1999年你把自己定位成New York School。2017年，有没有 Beijing School？
艺术家就是手工业者，干活的，把自己的想象力去实施和完成，我不会给自己定义，我永远都不想要定义自己，这在我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创作中一直是被排斥的，定义了自己就不自由了。我最大的挑战是想树立自己的风格，这是整个创作中最难的部分，也是最有意思的部分。“纽约派 （New York School）”是评论家本杰明给我的定义，我不排斥，他的意思应该是认为我的创作和作品属于“纽约那伙儿的”或者那一派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