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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事起，我就目睹着亲人们一个个离去。外公、祖父、祖母、母亲和父亲的消失，像天边坠落的残阳，令人伤感却又无奈，他们的生命痕迹随着漆黑的夜空驶入另一个时空隧道，我想捕捉到他们的灵魂，可是我不通灵，一切想法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外公、祖父和祖母的离世，对我影响不大，乡村有趣的游戏很快就取代了一个蒙童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母亲走的那年，我十二岁，刚上中学。母爱的丢失，让我变得沉默无语，忧郁寡欢。其实一个人在岁月长河的流逝中，总是要变的，这是谁也逃不过的事实。蝌蚪变成青蛙，孑孓变成蚊虫，毛毛虫变成蝴蝶，玉米、稻谷的种子发芽，长成新的植株，孕育着后代，诸事万物，不胜枚举。一切物种都在不断的嬗变着，从兴盛走向衰老，最后迎接死亡，这是万物最终的归宿。
大姐说，我以前是个爱说爱笑爱哭爱闹的娃娃，母亲的离去，带走了我的笑声和眼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人成熟长大的表现，他走出了别人幽闭的空间，有了自己自由驰骋的疆场。
有时候觉得，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特别有意思，聆听鸟虫鱼兽的浅吟低唱，静观桃李杏花的浪漫绽放，自然就会丧失眼泪和笑声，大脑里的东西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储存。逐渐学会了思考，起初是一些幼稚的思想在单纯的心里萌芽，接着就是莫名的惶恐和不安。
四年的时间过得飞快，好像做了一场梦，当亲戚朋友把父亲的棺椁从山村老屋里抬出来时，我的梦境自然被揉碎，送母亲上山那天的情景依然清晰可见。父亲似乎和母亲有言在先，有过前世的约定，他急匆匆地赶着去和母亲幽会，生怕去晚了会被责骂。父亲这小老头，还有些老谋深算。我却有点生气，一个父亲，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他也太自私了。
两个把我送到世间的人说走就走，不曾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唯一的记忆就是身份证上那丑陋得让人不敢相信的大头像。后来的纪念，就是去请街头的画像师以大头照为母本，复制出所谓意义上的父亲和母亲。
按理讲，两个至亲的人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应该是有心电感应的，要有剧烈的痛感才对。然而，曾几何时，我却失去了痛感。
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世界里消失了三十年，这种记忆早已淡化。诸多无法预料的事一桩接一桩，先是不满一岁的女儿因病离我们而去。后来，妻子又遭受了三次流产的疼痛，本以为失去痛感的人面对区区小事根本无足挂齿。谁知，我和爱人突然间就扛不住了，我消失已久的疼痛瞬时就死灰复燃，慢慢地蔓延至全身。准确地说，这种痛感的复活源于女儿走后的第七个年头，那时我们休整了一些日子，两个人辗转于省内各大医院，做了一些高端的医学检测，确定可以孕育孩子了，才精心地筹划怀孕这件大事。
尽管一切检查几乎做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我们心里依然忐忑不安，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历历在目，无法抹去。我们担心所有的准备失去意义，让人暗伤撕裂的苦痛还会重蹈覆辙。
女儿走后，我们曾经有过放弃生养的念头，只为自己而活。不过，人拗不过命，这种自私的想法最终还是胎死腹中。我们无法承受亲人、朋友和社会的三重压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像恶性毒瘤一样深深嵌入我们的骨髓。有段时间，我和妻子如同搁浅的小船，怎么也驶不出逼仄的港湾，我们躲避着朋友，躲避着亲人，躲避着众人的目光，默默地潜藏在自己的小窝里，抱团取暖，修复暗伤。
当妻子的小腹再次隆起时，我犹如惊弓之鸟，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妻子妊娠带来的身体不适加上过重的心理负担，那种心境，常人无法体会，只有当事者咬牙挺着。
自小生命进驻妻子身体安营扎寨起，到她迫不及待地降临人世的这段时间，我们都在焦虑和惶恐中度日如年，绝无半点夸张。
临盆在即的妻子为不影响我的工作，自己艰难地住进了医院才告诉我。我接到电话后，骑着摩托从百里之外的乡下赶到县医院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那夜，我守在妻子身边，怎么也不敢合眼，妻子被阵阵疼痛折磨得满头大汗，我攒着她的手，竟然没有一点办法。妻子咬破了嘴唇，呻吟着。我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次次跑去找医生，可是每次都被医生好心劝回。
焦虑伴着惶恐，为了完成一个心愿，从不相信神灵的我，竟然一整天都在默默地祈求神的庇护。无论我怎样的焦急，也无法分担妻子的一丝疼痛，妻子的呻吟像锋利的刀，扎进我的肉体，直至我伤痕累累，体无完肤。
不知道是时间过得太慢，还是世界静止了。我用了一天时间来思考女人、妻子、爱人、老婆、母亲这些词语，我没有时间去查阅词典，因为我天生愚钝，借助任何的工具书也无法对这些词语作细致入微地理解，但妻子的呻吟敲击着我的灵魂，我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为了孩子，她可以舍去生命。我反思过，她这种令人敬畏的举止，难道仅仅是为了孩子？我能做到这些吗？一个男人，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妻子？这是我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好长时间，我都找不到准确答案，或许它需要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付诸行动，悉心反思。
直到第二天晚饭后，妻子才进了产房。那时候，我希望一直能够陪在她身边，虽然帮不了什么忙，至少能给她一点精神的力量。妻子三进产房，患了产床恐惧症，这些医生不会知道，我想牵着妻子的手，消除她对产床的恐惧。我恳求医生，最终遭到拒绝。医生说，放心吧，在外面等着，你进去只会添乱。我无语，木愣愣地呆立在产房外，成了一个弱智的看客。
妻子撕心裂肺地喊叫声从门缝里挤出，撞击着我剧烈跳动的心脏，我的心犹如千万根针扎着，我抽搐、窒息，大脑里空空如也。我第一次感到生命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不知过了多久，产房门打开了，我深深地呼吸着，以为妻子闯过了鬼门关。哪知出来的医生叫我到隔壁的办公室，把几张纸递给我，叫我签字。我预感到事情没有想象中顺利，签完字，我的脚手早已颤抖不停。医生拿走单据，再次钻进产房，我回过神来，跟随她到了产房门前停下。那一刻，我意识到白漆剝落的门就是一道小鬼把守的关卡，浓郁的来苏味根本掩盖不了子宫里流出的血腥，阵阵从母体剥离新生命的吱吱声令人毛骨悚然，脊背流汗，死亡气息飘荡着，阴森恐怖。妻子是自己走进去的，我等待着房门打开的刹那，面带微笑的白衣天使叫我进去推出平安的她和她，或者他。可是，时间过得太慢，我隐约听到鬼哭狼嚎、群魔呐喊，听到女人的低声呜咽，听到婴儿的呱呱啼哭。我想象着一道若隐若现的血流从妻子的血管里涌出，流到刺眼的白色瓷砖地面上，向外蔓延，一直延伸到我的脚底，渗入我的血管、心脏。一道寒光照亮妻子苍白的脸，如同闪电一样在我眼前划过，阵阵钻心的疼与潮湿的痛席卷而来，产房里各种不测都可能发生。面对一扇诡异的门，即便再坚强再能干的男人也是束手无策，爱莫能助。 夜里十点五十七分，房门再次打开，我没有看到医生的笑脸，看到的是一身的白，我讨厌那种干净得近乎洁癖的白，它令人喘息，令人担忧。我的猜疑让我心急如焚地煎熬了四个多小时，这是多么的漫长啊，好像和实际相差甚远，是三年，或是三十年。我想象着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和人生苦痛。思绪刚开个头，我被医生召进了神秘而阴郁的产房，我努力压抑着心头的慌乱，把咸涩的泪水咽到肚子里，推着虚弱的妻子走出产房，就要跨越那条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时，我忽地冒出一个荒诞的想法：我们是在奈何桥上走着。进去的一个人，出来时变成了两个。妻子好像忘记了疼痛，她为自己搏得做母亲的权利而暗自高兴。
从产房到病房大约就四五十米远，我却像是在做一次长途跋涉，走得艰难而沉重。妻子的身体之痛最终会被时间这剂万能的止痛药医治，甚至痊愈。我担心的是女儿，她还是一个婴儿，除了吃、睡、哭，其余一概不管，她对世界一无所知，她酣畅的躺在妻子的臂弯里，幸福得让人羡慕，她哪知世间的险恶和人世的艰辛，更不清楚她母亲为她付出的沉重代价。
女儿的到来，或多或少给我们的心理带来了慰藉。一个曾经心灰意冷的女人，突然间穿上一件贴心的小棉袄，她的心被焐热的时候，救命之药也就找到了，她有了希望和盼头。或许说，妻子的世界里早已丢失了自己，女儿和我才是她的全部。
熬过漫长的“月子”，妻子苍白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看到了她久违的笑容。那段时间，我似乎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恨不得天天沐浴更衣，吃齋礼佛。我忘却了功名利禄，忘却了人世纷争，忘却了市井小人和故交知己，成天默默地为妻子和女儿祈福。
妻子是个容易获得幸福的平凡女人。女儿滋滋的哺乳刺激了她的泪腺，小小举动经常让她泪眼模糊，为了完成上帝赐予她做母亲的神圣使命，她尝尽辛酸与苦辣，她太需要我的呵护和温暖，可是她不懂得享乐，她的命很贱，贱得只知道付出，不需要回报。女儿的哭声像块扁而薄的飘飘石，飘到她心海的中央，激起她内心深处的涟漪，把她的创伤触痛了，同时也软化着她日渐僵硬的心。
痛彻心底的往事在我们心里埋植了十多年，我以为不发霉也该开花结果了。其实，大女儿走后我们一直都在寻找着安抚灵魂的药，可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还是无果而终。每当一种责任沉沉地压着我们的双肩，连躺下休息片刻的机会都没有时，我就知道自己的痛已经深入膏肓，无药可救。
很多时候，我都在自欺欺人地麻木着自己的神经，根本就无法清除深入骨子和血液的痛。那毒瘤般的痛已经侵入我的每一根神经和血管，三十多年了，我怎么剔除得了它。
小女儿的笑声和哭声交替出现，这声音似乎有魔力一样，开启我智慧的门窗。找到疼和痛的人，才能够品尝幸福和快乐，一直徜徉在无痛的世界里，也是上帝的眷顾。
我和妻子都是过了四十的人，几乎耗尽半生的精力才得一女，家里人视她为掌上明珠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她，于女儿来说，可是一件痛苦的事。
女儿的身体很弱，在七岁以前都不太争气，发烧、咳嗽是家常便饭。一次，四岁的女儿突然在半夜里发起高烧，又是咳嗽又是呕吐，妻子急得不知所措。我说，赶快送医院，到了医院急诊科，医生给她量了体温，开好处方，还没来得及交费取药，女儿就在妻子的怀里狂吐不止，吐了一阵，就无精打采地闭上了眼睛，我以为孩子是吃错了东西，吐完后睡睡该没事了。很快，她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脚手绷得僵直，全身抽搐着，像筛糠。我们吓得目瞪口呆。还好在医院，我忍着内心的悲痛，叫妻子赶快抱女儿到急诊科，医生掐了女儿的人中穴后，拉起她抽搐的小手，掐住她的虎口，过了一阵，女儿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我们悬着的心稍稍踏实了一些。做了简单处理，医生又加开了处方，我接过处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收费处交费、取药，再回到急诊科叫妻子，那时女儿的症状缓解了好多，我们抱着女儿到注射室打了退烧针后，又排队等候输液，晚上的人不多，等半个多小时就输上了，我们绷紧的心弦终于松弛下来。妻子搂着女儿躺在病床上，我困极了，坐在椅子上，眼皮不停地打架，刚把眼睛合上，准备打盹，妻子的叫声惊扰了我，我睁开眼，看到女儿又在抽搐，我起身跑到值班室找医生，医生来看了女儿的症状后，叫护士去拿酒精棉球，说要给女儿物理退烧。折腾了十多分钟，女儿抽搐的身子慢慢恢复平静，很快就睡着了，均匀的呼吸让焦虑的夜晚渐渐安息，滚烫的小脸退去了潮红。
妻子看我打着哈欠，叫我到床上躺一会儿，我感到自己的眼皮像拴了石头一样沉重，只好听妻子的话，躺到病床上。
不知几时，妻子轻声地喊醒了我。说女儿的盐水吊完了。我揉揉蒙眬的睡眼，看看窗外，天已经筛下了稀疏的晨曦，我们背起熟睡的女儿，踏着晚秋的朝露回家了。
历经那一夜，我真正体会到了“养儿才知父母恩”的真实含义。
女儿是来讨债的。有了女儿，妻子辞去了临时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我微薄的工资支撑着，我们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不过只要看到女儿躺在妻子的怀里滋滋地吮吸着乳汁，一种莫名的幸福就会油然而生。
小家伙好像怕我们闲着没事，成心和我们过不去，不是感冒，就是扁桃体发炎，或许就闹肚子，她总是要给我们找茬。不过，我们乐意，因为只有在无尽的忙碌中，我们才能忘记往日的疼痛。
一个人从出生就在体验着生老病死，一直在和死亡和痛苦较量，你经历的痛多一些，是因为上苍要考验你，不说天将降大任与你，至少也是器重你，那些从生到死都没有体验过痛苦的人，一定是被上帝打入了冷宫。不过，有的痛来自表层，睁眼闭眼的功夫就能挺过，有的痛却很深，是源于骨头和血液的，是厚积薄发的自然流露，你无法佯装，更无法控制。
我相信时间是有魔法的，它可以变化无常，也可以一成不变。忙着，累着，苦着，幸福着，女儿不知不觉的长到了九岁。她的身体抵抗力倒是好多了，可是她换乳牙后长出的恒齿歪歪扭扭，令人讨厌，尤其是一颗乳牙脱落了近两年，一直长不出来。带她到省里最好的口腔科医院就诊，确诊为恒齿埋伏并横向生长。医生说这颗上门牙无保留价值，得拔除后再到正畸科想办法补救。为了拔除这颗横生的怪牙，我又尝到了一种源于骨血的痛。那个痛，来自医生的手术刀，来自血液，来自一颗小小的骨头。 做完检查，医生叫我们先考虑一下，做还是不做。其实，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既然把孩子带来了，还用选择吗？我们毕竟是外行，一切都得听医生的。每个月一次从小县城到省府往往返返的折腾，就是希望女儿今后不会因为一口杂乱无章的丑牙影响她正常的生活，这个社会毕竟是快节奏的，是唯美的，它似乎不容丑的东西出现，丑要通过不择手段给予遮掩、隐藏，给予弥补、修复。很多外在的东西往往就决定了内在的东西，丑陋的容貌一定会影响到一个人今后的工作和生活，这些我们都清楚。
我和妻子很快做出决定：同意手术。不过女儿的工作很难做，她哭得眼泪汪汪，可怜极了。妻子说了一大堆好话，她总是不听。我是急性子，根本不容她如此犟着，抛出几句硬邦邦的话：“要是不做，就回家吧，以后牙齿把嘴皮顶破也不管了。”女儿听了我的气话，很害怕，哭得更伤心。妻子抱着她，又是软话哄了她一番，工作终于做通了，还是母女连心，女儿毕竟是她身上撕下的一块肉。我看着女儿怯怯的样子，说：“真勇敢，拔了牙，要什么，爸爸给你买。”顺便给她翘起了大拇指。
女儿提了小小的要求，要我们陪着她。这要求一开始遭到了医生的拒绝，经我再三的恳求，医生终于开了绿灯。
进了手术室，先麻醉，女儿看见锋利的针头就很敏感，又开始赖着不听话，好在医生素质颇高，很会哄孩子，女儿在医生的糖衣炮弹攻击下，接受了麻醉。
大约十分鐘后，麻醉起效。手术开始了，女儿躺在拔牙椅上，妻子紧紧攒着她的小手，我静静地站在一旁，像个多余的旁观者。医生第一刀下去，划开女儿上牙龈与上嘴唇内侧连接处的肉，一个约三公分的裂口出现了，殷红的血汩汩地冒出来，女助手递过止血纱布，医生紧紧地压着创口。虽然用了麻醉，女儿还是一直“哎哟哎哟”的哼个不停。医生说：“不可能吧！”他用镊子捅了一下她的牙龈，女儿果然没有反应。我不知道女儿不停地叫是为了什么，我猜测：麻药虽然可以麻木她牙周的神经，但是无法麻木她的大脑，她的心脏，手术刀划破肌肉的格格声她听得清清楚楚，这种疼是条件的反射，是发自大脑和内心的，一个医生看来很小的手术，对女儿来说，一开始就注入了紧张与惶恐的元素。
伴着女儿轻微的呻吟，我的疼在向全身扩散，医生的每一刀都准确无误地剜在我的心头，丝丝地剥离着我心上的肌肉。这时，妻子轻轻地喊我：“你来拉女儿的手！”我走到她身边，将她的手从女儿的小手中替换出来，我看到她脸色白纸一般，呼吸急促，女助手知道妻子晕血了，赶紧将她扶出手术室。我紧紧地攒着女儿的手，心乱如麻。
作为她的丈夫，我本来应该搀扶着她，给她安慰，给她温暖。可是，我手里还攒着女儿的手，这两难的境地，我如何选择？我的心不是单纯的疼，它就要爆裂了。手术室的门再次关上，我把妻子抛下了，在偌大的世界里，我相信如果妻子在门外遇到什么事，会有好心人帮忙的。
手术紧张地进行着，因为埋伏的牙齿并非医生一开始想象那么简单，他又举起锋利的手术刀，扩大了创口，每划一刀，女儿都在呻吟。虽然亲眼目睹着别人在自己孩子身上动刀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我愿意承受这种无法言说的痛苦，眼睁睁地看着医生一刀一刀的划、剥，一钳一钳地撬、摇。我的手被汗水浸湿了，医生的额头也布满了细细的汗珠，助手用纸巾给他擦了汗，我听到他低声说：“牙齿有些骨化。”我虽然不知道骨化是什么意思，但我想绝对是遇到了麻烦，我们在县里拔颗牙齿顶多就半个小时，可是从用麻药算起，一个小时过去了，女儿的牙齿还完好如初地暴露在血淋林的创口里，我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医生的刀子和钳子，不敢有一丝丝松懈，说实话，我怕医生疏忽了什么，或许说，我想看看这颗怪异的牙到底是怎样的倔强。
医生伸伸腰，振作了精神，继续小心翼翼地剥、撬、摇，时间过得真慢，医生撬开的那颗牙，白得让我心生寒意，白得让我四肢抽搐，我的疼痛渐渐蔓延到骨髓深处，溶于血液之中。
当那颗镶嵌在上颌骨上的怪牙被撬下来时，一个深深的血窟窿像恶魔一样要把我吞噬，我的大脑里装满了恐怖的血红，那些红要点燃医生的白大褂，以及晚春的天空。
接下来的事倒简单多了，止血、清创、缝合。手术总算完成了，我如同死而复活，我感觉到有人给我从骨头上刮过毒，有人给我清洗过血液。
我抱着女儿走出手术室，妻子在门口等候着，她恢复了正常，我看着女儿填塞着止血纱布的嘴以及她毫无血色的脸蛋，心里却火烧火燎的，我把女儿交在妻子手里，然后去付款。
一颗牙齿，一千八百多元。拿着单据，我感觉到这单据很沉很沉，如千斤巨石一般。
我们出了口腔科医院，女儿说：“要背！”我不假思索地弯下腰，背起女儿向公交车站走去，到公交车站大约有七八百米远，那时我刚刚出院不久，身体还有些虚弱，妻子说：“还是打车吧！”我说：“难得体会一次当爹的幸福，这可是甜蜜的负担。还是背她走吧！”那时，大病初愈的我不知从哪里获得了力量，原本抱一桶水上楼都还费劲的人，竟然背着三十多公斤的女儿到公交车站也不觉得累。
回到省城东站的老娘家，女儿连稀粥也不喝一口就睡了。夜里，一直听到她喃喃的梦呓：“疼，妈妈！我疼……”
那夜，我辗转反侧，大脑里一直浮现着女儿的血和我的血融合在一起的画面，我们的血沸腾着，流淌着。她的骨头和妻子的骨头紧紧地连在一起，我知道，妻子的疼痛要超出我的很多倍。
我默默地数着女儿的心跳，蓦然发现，她的心跳和我的节律尽然完全一致，我等待着天亮，不知这骨血之痛要延伸到什么时候？
夜很深了，我依然睡意全无，突然间想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首短诗：
神对人说：“我为了医治你，才使你吃点皮肉之苦；为了爱你，才惩罚你。”
顿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一家三口都是上帝至爱的孩子。
责任编辑 张庆国 王丽娇
外公、祖父和祖母的离世，对我影响不大，乡村有趣的游戏很快就取代了一个蒙童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母亲走的那年，我十二岁，刚上中学。母爱的丢失，让我变得沉默无语，忧郁寡欢。其实一个人在岁月长河的流逝中，总是要变的，这是谁也逃不过的事实。蝌蚪变成青蛙，孑孓变成蚊虫，毛毛虫变成蝴蝶，玉米、稻谷的种子发芽，长成新的植株，孕育着后代，诸事万物，不胜枚举。一切物种都在不断的嬗变着，从兴盛走向衰老，最后迎接死亡，这是万物最终的归宿。
大姐说，我以前是个爱说爱笑爱哭爱闹的娃娃，母亲的离去，带走了我的笑声和眼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人成熟长大的表现，他走出了别人幽闭的空间，有了自己自由驰骋的疆场。
有时候觉得，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特别有意思，聆听鸟虫鱼兽的浅吟低唱，静观桃李杏花的浪漫绽放，自然就会丧失眼泪和笑声，大脑里的东西随着时光的流逝不断储存。逐渐学会了思考，起初是一些幼稚的思想在单纯的心里萌芽，接着就是莫名的惶恐和不安。
四年的时间过得飞快，好像做了一场梦，当亲戚朋友把父亲的棺椁从山村老屋里抬出来时，我的梦境自然被揉碎，送母亲上山那天的情景依然清晰可见。父亲似乎和母亲有言在先，有过前世的约定，他急匆匆地赶着去和母亲幽会，生怕去晚了会被责骂。父亲这小老头，还有些老谋深算。我却有点生气，一个父亲，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就逃之夭夭，他也太自私了。
两个把我送到世间的人说走就走，不曾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唯一的记忆就是身份证上那丑陋得让人不敢相信的大头像。后来的纪念，就是去请街头的画像师以大头照为母本，复制出所谓意义上的父亲和母亲。
按理讲，两个至亲的人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应该是有心电感应的，要有剧烈的痛感才对。然而，曾几何时，我却失去了痛感。
一个人从另一个人的世界里消失了三十年，这种记忆早已淡化。诸多无法预料的事一桩接一桩，先是不满一岁的女儿因病离我们而去。后来，妻子又遭受了三次流产的疼痛，本以为失去痛感的人面对区区小事根本无足挂齿。谁知，我和爱人突然间就扛不住了，我消失已久的疼痛瞬时就死灰复燃，慢慢地蔓延至全身。准确地说，这种痛感的复活源于女儿走后的第七个年头，那时我们休整了一些日子，两个人辗转于省内各大医院，做了一些高端的医学检测，确定可以孕育孩子了，才精心地筹划怀孕这件大事。
尽管一切检查几乎做得天衣无缝、万无一失，我们心里依然忐忑不安，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历历在目，无法抹去。我们担心所有的准备失去意义，让人暗伤撕裂的苦痛还会重蹈覆辙。
女儿走后，我们曾经有过放弃生养的念头，只为自己而活。不过，人拗不过命，这种自私的想法最终还是胎死腹中。我们无法承受亲人、朋友和社会的三重压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像恶性毒瘤一样深深嵌入我们的骨髓。有段时间，我和妻子如同搁浅的小船，怎么也驶不出逼仄的港湾，我们躲避着朋友，躲避着亲人，躲避着众人的目光，默默地潜藏在自己的小窝里，抱团取暖，修复暗伤。
当妻子的小腹再次隆起时，我犹如惊弓之鸟，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妻子妊娠带来的身体不适加上过重的心理负担，那种心境，常人无法体会，只有当事者咬牙挺着。
自小生命进驻妻子身体安营扎寨起，到她迫不及待地降临人世的这段时间，我们都在焦虑和惶恐中度日如年，绝无半点夸张。
临盆在即的妻子为不影响我的工作，自己艰难地住进了医院才告诉我。我接到电话后，骑着摩托从百里之外的乡下赶到县医院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那夜，我守在妻子身边，怎么也不敢合眼，妻子被阵阵疼痛折磨得满头大汗，我攒着她的手，竟然没有一点办法。妻子咬破了嘴唇，呻吟着。我如热锅上的蚂蚁，一次次跑去找医生，可是每次都被医生好心劝回。
焦虑伴着惶恐，为了完成一个心愿，从不相信神灵的我，竟然一整天都在默默地祈求神的庇护。无论我怎样的焦急，也无法分担妻子的一丝疼痛，妻子的呻吟像锋利的刀，扎进我的肉体，直至我伤痕累累，体无完肤。
不知道是时间过得太慢，还是世界静止了。我用了一天时间来思考女人、妻子、爱人、老婆、母亲这些词语，我没有时间去查阅词典，因为我天生愚钝，借助任何的工具书也无法对这些词语作细致入微地理解，但妻子的呻吟敲击着我的灵魂，我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为了孩子，她可以舍去生命。我反思过，她这种令人敬畏的举止，难道仅仅是为了孩子？我能做到这些吗？一个男人，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妻子？这是我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好长时间，我都找不到准确答案，或许它需要我用一辈子的时间去付诸行动，悉心反思。
直到第二天晚饭后，妻子才进了产房。那时候，我希望一直能够陪在她身边，虽然帮不了什么忙，至少能给她一点精神的力量。妻子三进产房，患了产床恐惧症，这些医生不会知道，我想牵着妻子的手，消除她对产床的恐惧。我恳求医生，最终遭到拒绝。医生说，放心吧，在外面等着，你进去只会添乱。我无语，木愣愣地呆立在产房外，成了一个弱智的看客。
妻子撕心裂肺地喊叫声从门缝里挤出，撞击着我剧烈跳动的心脏，我的心犹如千万根针扎着，我抽搐、窒息，大脑里空空如也。我第一次感到生命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不知过了多久，产房门打开了，我深深地呼吸着，以为妻子闯过了鬼门关。哪知出来的医生叫我到隔壁的办公室，把几张纸递给我，叫我签字。我预感到事情没有想象中顺利，签完字，我的脚手早已颤抖不停。医生拿走单据，再次钻进产房，我回过神来，跟随她到了产房门前停下。那一刻，我意识到白漆剝落的门就是一道小鬼把守的关卡，浓郁的来苏味根本掩盖不了子宫里流出的血腥，阵阵从母体剥离新生命的吱吱声令人毛骨悚然，脊背流汗，死亡气息飘荡着，阴森恐怖。妻子是自己走进去的，我等待着房门打开的刹那，面带微笑的白衣天使叫我进去推出平安的她和她，或者他。可是，时间过得太慢，我隐约听到鬼哭狼嚎、群魔呐喊，听到女人的低声呜咽，听到婴儿的呱呱啼哭。我想象着一道若隐若现的血流从妻子的血管里涌出，流到刺眼的白色瓷砖地面上，向外蔓延，一直延伸到我的脚底，渗入我的血管、心脏。一道寒光照亮妻子苍白的脸，如同闪电一样在我眼前划过，阵阵钻心的疼与潮湿的痛席卷而来，产房里各种不测都可能发生。面对一扇诡异的门，即便再坚强再能干的男人也是束手无策，爱莫能助。 夜里十点五十七分，房门再次打开，我没有看到医生的笑脸，看到的是一身的白，我讨厌那种干净得近乎洁癖的白，它令人喘息，令人担忧。我的猜疑让我心急如焚地煎熬了四个多小时，这是多么的漫长啊，好像和实际相差甚远，是三年，或是三十年。我想象着三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和人生苦痛。思绪刚开个头，我被医生召进了神秘而阴郁的产房，我努力压抑着心头的慌乱，把咸涩的泪水咽到肚子里，推着虚弱的妻子走出产房，就要跨越那条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时，我忽地冒出一个荒诞的想法：我们是在奈何桥上走着。进去的一个人，出来时变成了两个。妻子好像忘记了疼痛，她为自己搏得做母亲的权利而暗自高兴。
从产房到病房大约就四五十米远，我却像是在做一次长途跋涉，走得艰难而沉重。妻子的身体之痛最终会被时间这剂万能的止痛药医治，甚至痊愈。我担心的是女儿，她还是一个婴儿，除了吃、睡、哭，其余一概不管，她对世界一无所知，她酣畅的躺在妻子的臂弯里，幸福得让人羡慕，她哪知世间的险恶和人世的艰辛，更不清楚她母亲为她付出的沉重代价。
女儿的到来，或多或少给我们的心理带来了慰藉。一个曾经心灰意冷的女人，突然间穿上一件贴心的小棉袄，她的心被焐热的时候，救命之药也就找到了，她有了希望和盼头。或许说，妻子的世界里早已丢失了自己，女儿和我才是她的全部。
熬过漫长的“月子”，妻子苍白的脸渐渐红润起来，我看到了她久违的笑容。那段时间，我似乎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恨不得天天沐浴更衣，吃齋礼佛。我忘却了功名利禄，忘却了人世纷争，忘却了市井小人和故交知己，成天默默地为妻子和女儿祈福。
妻子是个容易获得幸福的平凡女人。女儿滋滋的哺乳刺激了她的泪腺，小小举动经常让她泪眼模糊，为了完成上帝赐予她做母亲的神圣使命，她尝尽辛酸与苦辣，她太需要我的呵护和温暖，可是她不懂得享乐，她的命很贱，贱得只知道付出，不需要回报。女儿的哭声像块扁而薄的飘飘石，飘到她心海的中央，激起她内心深处的涟漪，把她的创伤触痛了，同时也软化着她日渐僵硬的心。
痛彻心底的往事在我们心里埋植了十多年，我以为不发霉也该开花结果了。其实，大女儿走后我们一直都在寻找着安抚灵魂的药，可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后还是无果而终。每当一种责任沉沉地压着我们的双肩，连躺下休息片刻的机会都没有时，我就知道自己的痛已经深入膏肓，无药可救。
很多时候，我都在自欺欺人地麻木着自己的神经，根本就无法清除深入骨子和血液的痛。那毒瘤般的痛已经侵入我的每一根神经和血管，三十多年了，我怎么剔除得了它。
小女儿的笑声和哭声交替出现，这声音似乎有魔力一样，开启我智慧的门窗。找到疼和痛的人，才能够品尝幸福和快乐，一直徜徉在无痛的世界里，也是上帝的眷顾。
我和妻子都是过了四十的人，几乎耗尽半生的精力才得一女，家里人视她为掌上明珠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她，于女儿来说，可是一件痛苦的事。
女儿的身体很弱，在七岁以前都不太争气，发烧、咳嗽是家常便饭。一次，四岁的女儿突然在半夜里发起高烧，又是咳嗽又是呕吐，妻子急得不知所措。我说，赶快送医院，到了医院急诊科，医生给她量了体温，开好处方，还没来得及交费取药，女儿就在妻子的怀里狂吐不止，吐了一阵，就无精打采地闭上了眼睛，我以为孩子是吃错了东西，吐完后睡睡该没事了。很快，她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脚手绷得僵直，全身抽搐着，像筛糠。我们吓得目瞪口呆。还好在医院，我忍着内心的悲痛，叫妻子赶快抱女儿到急诊科，医生掐了女儿的人中穴后，拉起她抽搐的小手，掐住她的虎口，过了一阵，女儿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我们悬着的心稍稍踏实了一些。做了简单处理，医生又加开了处方，我接过处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收费处交费、取药，再回到急诊科叫妻子，那时女儿的症状缓解了好多，我们抱着女儿到注射室打了退烧针后，又排队等候输液，晚上的人不多，等半个多小时就输上了，我们绷紧的心弦终于松弛下来。妻子搂着女儿躺在病床上，我困极了，坐在椅子上，眼皮不停地打架，刚把眼睛合上，准备打盹，妻子的叫声惊扰了我，我睁开眼，看到女儿又在抽搐，我起身跑到值班室找医生，医生来看了女儿的症状后，叫护士去拿酒精棉球，说要给女儿物理退烧。折腾了十多分钟，女儿抽搐的身子慢慢恢复平静，很快就睡着了，均匀的呼吸让焦虑的夜晚渐渐安息，滚烫的小脸退去了潮红。
妻子看我打着哈欠，叫我到床上躺一会儿，我感到自己的眼皮像拴了石头一样沉重，只好听妻子的话，躺到病床上。
不知几时，妻子轻声地喊醒了我。说女儿的盐水吊完了。我揉揉蒙眬的睡眼，看看窗外，天已经筛下了稀疏的晨曦，我们背起熟睡的女儿，踏着晚秋的朝露回家了。
历经那一夜，我真正体会到了“养儿才知父母恩”的真实含义。
女儿是来讨债的。有了女儿，妻子辞去了临时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我微薄的工资支撑着，我们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不过只要看到女儿躺在妻子的怀里滋滋地吮吸着乳汁，一种莫名的幸福就会油然而生。
小家伙好像怕我们闲着没事，成心和我们过不去，不是感冒，就是扁桃体发炎，或许就闹肚子，她总是要给我们找茬。不过，我们乐意，因为只有在无尽的忙碌中，我们才能忘记往日的疼痛。
一个人从出生就在体验着生老病死，一直在和死亡和痛苦较量，你经历的痛多一些，是因为上苍要考验你，不说天将降大任与你，至少也是器重你，那些从生到死都没有体验过痛苦的人，一定是被上帝打入了冷宫。不过，有的痛来自表层，睁眼闭眼的功夫就能挺过，有的痛却很深，是源于骨头和血液的，是厚积薄发的自然流露，你无法佯装，更无法控制。
我相信时间是有魔法的，它可以变化无常，也可以一成不变。忙着，累着，苦着，幸福着，女儿不知不觉的长到了九岁。她的身体抵抗力倒是好多了，可是她换乳牙后长出的恒齿歪歪扭扭，令人讨厌，尤其是一颗乳牙脱落了近两年，一直长不出来。带她到省里最好的口腔科医院就诊，确诊为恒齿埋伏并横向生长。医生说这颗上门牙无保留价值，得拔除后再到正畸科想办法补救。为了拔除这颗横生的怪牙，我又尝到了一种源于骨血的痛。那个痛，来自医生的手术刀，来自血液，来自一颗小小的骨头。 做完检查，医生叫我们先考虑一下，做还是不做。其实，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既然把孩子带来了，还用选择吗？我们毕竟是外行，一切都得听医生的。每个月一次从小县城到省府往往返返的折腾，就是希望女儿今后不会因为一口杂乱无章的丑牙影响她正常的生活，这个社会毕竟是快节奏的，是唯美的，它似乎不容丑的东西出现，丑要通过不择手段给予遮掩、隐藏，给予弥补、修复。很多外在的东西往往就决定了内在的东西，丑陋的容貌一定会影响到一个人今后的工作和生活，这些我们都清楚。
我和妻子很快做出决定：同意手术。不过女儿的工作很难做，她哭得眼泪汪汪，可怜极了。妻子说了一大堆好话，她总是不听。我是急性子，根本不容她如此犟着，抛出几句硬邦邦的话：“要是不做，就回家吧，以后牙齿把嘴皮顶破也不管了。”女儿听了我的气话，很害怕，哭得更伤心。妻子抱着她，又是软话哄了她一番，工作终于做通了，还是母女连心，女儿毕竟是她身上撕下的一块肉。我看着女儿怯怯的样子，说：“真勇敢，拔了牙，要什么，爸爸给你买。”顺便给她翘起了大拇指。
女儿提了小小的要求，要我们陪着她。这要求一开始遭到了医生的拒绝，经我再三的恳求，医生终于开了绿灯。
进了手术室，先麻醉，女儿看见锋利的针头就很敏感，又开始赖着不听话，好在医生素质颇高，很会哄孩子，女儿在医生的糖衣炮弹攻击下，接受了麻醉。
大约十分鐘后，麻醉起效。手术开始了，女儿躺在拔牙椅上，妻子紧紧攒着她的小手，我静静地站在一旁，像个多余的旁观者。医生第一刀下去，划开女儿上牙龈与上嘴唇内侧连接处的肉，一个约三公分的裂口出现了，殷红的血汩汩地冒出来，女助手递过止血纱布，医生紧紧地压着创口。虽然用了麻醉，女儿还是一直“哎哟哎哟”的哼个不停。医生说：“不可能吧！”他用镊子捅了一下她的牙龈，女儿果然没有反应。我不知道女儿不停地叫是为了什么，我猜测：麻药虽然可以麻木她牙周的神经，但是无法麻木她的大脑，她的心脏，手术刀划破肌肉的格格声她听得清清楚楚，这种疼是条件的反射，是发自大脑和内心的，一个医生看来很小的手术，对女儿来说，一开始就注入了紧张与惶恐的元素。
伴着女儿轻微的呻吟，我的疼在向全身扩散，医生的每一刀都准确无误地剜在我的心头，丝丝地剥离着我心上的肌肉。这时，妻子轻轻地喊我：“你来拉女儿的手！”我走到她身边，将她的手从女儿的小手中替换出来，我看到她脸色白纸一般，呼吸急促，女助手知道妻子晕血了，赶紧将她扶出手术室。我紧紧地攒着女儿的手，心乱如麻。
作为她的丈夫，我本来应该搀扶着她，给她安慰，给她温暖。可是，我手里还攒着女儿的手，这两难的境地，我如何选择？我的心不是单纯的疼，它就要爆裂了。手术室的门再次关上，我把妻子抛下了，在偌大的世界里，我相信如果妻子在门外遇到什么事，会有好心人帮忙的。
手术紧张地进行着，因为埋伏的牙齿并非医生一开始想象那么简单，他又举起锋利的手术刀，扩大了创口，每划一刀，女儿都在呻吟。虽然亲眼目睹着别人在自己孩子身上动刀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折磨，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我愿意承受这种无法言说的痛苦，眼睁睁地看着医生一刀一刀的划、剥，一钳一钳地撬、摇。我的手被汗水浸湿了，医生的额头也布满了细细的汗珠，助手用纸巾给他擦了汗，我听到他低声说：“牙齿有些骨化。”我虽然不知道骨化是什么意思，但我想绝对是遇到了麻烦，我们在县里拔颗牙齿顶多就半个小时，可是从用麻药算起，一个小时过去了，女儿的牙齿还完好如初地暴露在血淋林的创口里，我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医生的刀子和钳子，不敢有一丝丝松懈，说实话，我怕医生疏忽了什么，或许说，我想看看这颗怪异的牙到底是怎样的倔强。
医生伸伸腰，振作了精神，继续小心翼翼地剥、撬、摇，时间过得真慢，医生撬开的那颗牙，白得让我心生寒意，白得让我四肢抽搐，我的疼痛渐渐蔓延到骨髓深处，溶于血液之中。
当那颗镶嵌在上颌骨上的怪牙被撬下来时，一个深深的血窟窿像恶魔一样要把我吞噬，我的大脑里装满了恐怖的血红，那些红要点燃医生的白大褂，以及晚春的天空。
接下来的事倒简单多了，止血、清创、缝合。手术总算完成了，我如同死而复活，我感觉到有人给我从骨头上刮过毒，有人给我清洗过血液。
我抱着女儿走出手术室，妻子在门口等候着，她恢复了正常，我看着女儿填塞着止血纱布的嘴以及她毫无血色的脸蛋，心里却火烧火燎的，我把女儿交在妻子手里，然后去付款。
一颗牙齿，一千八百多元。拿着单据，我感觉到这单据很沉很沉，如千斤巨石一般。
我们出了口腔科医院，女儿说：“要背！”我不假思索地弯下腰，背起女儿向公交车站走去，到公交车站大约有七八百米远，那时我刚刚出院不久，身体还有些虚弱，妻子说：“还是打车吧！”我说：“难得体会一次当爹的幸福，这可是甜蜜的负担。还是背她走吧！”那时，大病初愈的我不知从哪里获得了力量，原本抱一桶水上楼都还费劲的人，竟然背着三十多公斤的女儿到公交车站也不觉得累。
回到省城东站的老娘家，女儿连稀粥也不喝一口就睡了。夜里，一直听到她喃喃的梦呓：“疼，妈妈！我疼……”
那夜，我辗转反侧，大脑里一直浮现着女儿的血和我的血融合在一起的画面，我们的血沸腾着，流淌着。她的骨头和妻子的骨头紧紧地连在一起，我知道，妻子的疼痛要超出我的很多倍。
我默默地数着女儿的心跳，蓦然发现，她的心跳和我的节律尽然完全一致，我等待着天亮，不知这骨血之痛要延伸到什么时候？
夜很深了，我依然睡意全无，突然间想到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首短诗：
神对人说：“我为了医治你，才使你吃点皮肉之苦；为了爱你，才惩罚你。”
顿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一家三口都是上帝至爱的孩子。
责任编辑 张庆国 王丽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