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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梁庄记》是2013年的一部非虚构文学著作，主要讲述了走出梁庄后的农民在当代中国的不同城市里辗转谋生的艰难以及精神的困苦。这本书的魅力在于有大量的农民工口述实录，还原了农民工真实的生活，让读者能够真正了解、走近他们。进城务工的农民面临着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困境，他们既是精神流浪者，又是物质寻求者。从精神层面可以分为“高加林”们和身份焦虑者;从物质层面可以分为新富阶层和弱势群体。
【关键词】 《出梁庄记》;农民工;精神;物质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4-0018-02
《出梁庄记》是作者梁鸿继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之后的又一非虚构文学著作。杨庆祥曾在《出梁庄，见中国》中这样评价这两部书“用口述实录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完成了一组对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描述，这就是《中国在梁庄》。2013年，梁鸿将视野延展开来，追踪采访走出乡村的梁庄人，记录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挣扎与困惑，以及身份的转换与重塑，这便是《出梁庄记》。”[1]《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主要讲述了梁庄儿女们离开梁庄外出打工的生活。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中从事着形形色色的工作：从污染严重每天都在慢性自杀的韩资电镀厂 ，到另一个城镇市集上起早贪黑的卖菜人;从脏兮兮的边陲小镇的校油泵，到大城市外围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苦命上班族……算命的、传销的、卖调料的，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是我们生活当中不起眼却又随处可见的存在。
一般来说，家乡是一个人最熟悉地方。梁庄，对于梁庄人来讲就是他们的根。那么，为什么大量村民离开梁庄进城务工呢？因为现代中国乡村的破败与凋零逼迫农民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城市中寻求生存的希望。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农民有着来自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有的人主要表现在精神上的无所归依，成为精神流浪者;有的人则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困苦和艰难，成为物质寻求者。
一、精神流浪者
作为新一代农民工，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精神追求方面，都与其父辈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局限于满足温饱，而是有了更高的追求。他们想要拿到城市户口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保障。但是，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等诸多大山横跨在他们通往城市生活的道路上。乡村逐渐衰败，使农民工有家难回，而城市虽有万家灯火，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他们是漂泊在乡村与城市之中的精神流浪者。
（一）“高加林”们。高加林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里的主人公，他虽出身于农村但在城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积极向上有崇高的理想，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因为贫穷，他面临着不得不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的现实。高加林是路遥笔下的典型人物，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
来自梁庄的梁磊也有着高加林的苦恼。梁磊是梁庄为数不多地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前途本应一片光明，然而毕业后想留在城市发展却并不是很容易。他最开始辗转于几个城市做着不同的工作，后来在深圳扎了根，但他并不算是真正的深圳市民，他的户口仍然在梁庄老家。房子、车子、户籍等等诸多问题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说到底他只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梁东的情况与梁磊十分相似，他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鄭州，想与女友在郑州结婚生活。而城乡之间严格划分的户籍制度却让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最现实的是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在城市安家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正林从梁庄出来后曾在北京一家知名公司工作，工作中的他时常出入高档酒店，不时飞往各个国家见身份高贵的客户，但他却生活在北京城中村的小蜗居里。在高贵与卑微之间不停地转化让他感到错位，这巨大的落差让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中已受到城市潜移默化的影响，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思维也趋同于城里人。这就意味着当他们回归家乡时必然不能从灵魂上真正回归，故乡似乎只能成为疲惫生活中的精神寄托。但同时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边缘。这种双重失落使他们沦为精神流浪者。
（二）身份焦虑者。“建构是基于认知主体与社会系统的互动过程。文明的冲突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的根源。城乡二元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受损、市民身份与权利得不到正式制度的确认，城乡文化差异及巨大的现实生活压力等，都成为其陷入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的缘由。”[2]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等诸多问题，农民工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从而产生身份焦虑。
梁庄的栓子在内蒙古做校油泵的工作赚了些钱，但他始终有些焦虑。他十分羡慕一个只上过三年学的老乡，这位老乡在大连葫芦岛和他做相同的工作，但由于表现突出被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还被选为葫芦岛市政协委员。从他的渴望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身份的向往，他虽然已有一些资产并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活，但在城市中始终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从某些方面来讲，当一个人物质水平到达一定高度时，他就开始陷入精神上的恐慌，渴望找到存在的价值。
在北京当保安的建升也有类似的焦虑。建升在刚入职时经常参加各种培训及考试，他也一直尽职尽责，并在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百名保安员”，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无比的荣耀。那个时候的他是骄傲的、是自豪的。他十分喜欢这个可以升迁、可以改变命运、能给他带来荣誉感的工作，他也喜欢这种被社会认同的感觉。但好景不长，北京市开始清理整顿保安市场，顿时保安行业一片萧条。不仅如此，建升逐渐感受到保安社会地位的低下，尤其是外来的保安。像建升这样从农村来到北京的保安是享受不到本地保安所享有的国家政策，而且还要承受本地人歧视的眼光，这使他原有的荣誉感和身份感荡然无存。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对立像一个巨大的鸿沟，使众多的农民工虽身处城市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户籍制度、五险一金、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歧视问题等等犹如一座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是被城市和乡村抛弃的边缘人，因此他们的灵魂无处归依，成为精神上的流浪者。 二、物质寻求者
当城里人做着“乡愁梦”时，广大的农民群体却做着相反的梦——“城市梦”。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无数农民涌进城市，渴望实现财富梦想。一批农民工的“城市梦”破碎，又有新的一批前来逐梦，农民工大潮一直不曾退却。
（一）新富阶层。从梁庄出来到现代城市打工的农民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发家致富成为人上人。但李秀中是个例外，他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是河南老乡圈子里的名人，身家已有千万。和大多数农民工一样，刚开始李秀中也经历了很多苦难，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底层工作。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有做生意的头脑，有忧患意识，懂经营策略，也踏实能干。除此之外，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善于处理亲戚和企业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不让亲戚插手他的企业，这样就减少了大量的冲突。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3]可李秀中对亲人的疏离仅仅是因为生意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发现，那就是他内心其实一直对过去作为底层一员所受到的屈辱耿耿于怀，他拼命积累财富也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我们要知道，像李秀中这种从底层一跃成为新富阶层的人少之又少，他的经历并不具代表性，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的人依旧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饱受贫苦的折磨，也不被城里人所接纳。
（二）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下岗职工（无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出于贫苦和困难状态下的群体。他们过着“蜗居”生活，难以享有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工是其中人数较多的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奋力奔波在尘世间，却难以逃脱命运织下的绝望之网。
《出梁庄记》中到各个城市打工的农民几乎每个人都曾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并不停地换工作，干各种脏活累活。万立二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早他在河北、安阳的工厂里做一些出苦力的活儿，环境脏乱差还对身体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接着他换了许多工作，在西安做人力车夫、在新疆摘棉花、在阿勒泰种哈密瓜、在克拉玛依打井……后来留在西安以蹬三轮车为生。在这期间与“黑狗子”（非警察但行使警察职权的人）斗智斗勇，在夹缝中生存，勉强图个温饱。这样的例子在《出梁庄记》中很多，也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农民工生活工作的不穩定性和流动性。
《出梁庄记》中还有一类值得关注的农民工，他们在对人体有很大伤害的工厂里工作，虽然他们心里清楚这里的工作会损害身体健康，但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梁鸿在《出梁庄记》第八章《青岛》中这样形容在电镀厂里工作的工人“工人的脸在这雾气中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有时只露出一张脸，没了脖颈，有时露出半个身子，像个恐怖的残疾人，有时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没有亮光，没有色彩。”[4]这样的描述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可它确实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在这样有毒的工厂里工作，尤其是在厂内设施不达标的小工厂或黑心工厂里，工人们轻则被有害气体或有害物质缓慢渗入身体造成潜在疾病，重则会直接造成死亡。可对于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没有技术、没有学历、没有人脉的农民工来讲，他们几乎别无选择。这样的农民工在现代城市比比皆是，《出梁庄记》只是当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一个小小的缩影罢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都难以融入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无论是拥有理想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还是处于底层为解决生存而外出的农民，他们都无法真正回归自己的乡村，是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边缘人，饱受物质和精神的折磨。那么，怎样让乡土不再沦陷，怎样为从农村出走的人们找到出路，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庆祥.出梁庄，见中国[J].当代作家评论，2014，（01）：172-176.
[2]唐兴军，王可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与张泉先生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4，（05）.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梁鸿.出梁庄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关键词】 《出梁庄记》;农民工;精神;物质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14-0018-02
《出梁庄记》是作者梁鸿继2010年出版的《中国在梁庄》之后的又一非虚构文学著作。杨庆祥曾在《出梁庄，见中国》中这样评价这两部书“用口述实录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完成了一组对中国农民生存现状的描述，这就是《中国在梁庄》。2013年，梁鸿将视野延展开来，追踪采访走出乡村的梁庄人，记录他们在现代城市中的挣扎与困惑，以及身份的转换与重塑，这便是《出梁庄记》。”[1]《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主要讲述了梁庄儿女们离开梁庄外出打工的生活。他们在不同的城市中从事着形形色色的工作：从污染严重每天都在慢性自杀的韩资电镀厂 ，到另一个城镇市集上起早贪黑的卖菜人;从脏兮兮的边陲小镇的校油泵，到大城市外围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苦命上班族……算命的、传销的、卖调料的，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是我们生活当中不起眼却又随处可见的存在。
一般来说，家乡是一个人最熟悉地方。梁庄，对于梁庄人来讲就是他们的根。那么，为什么大量村民离开梁庄进城务工呢？因为现代中国乡村的破败与凋零逼迫农民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城市中寻求生存的希望。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农民有着来自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有的人主要表现在精神上的无所归依，成为精神流浪者;有的人则主要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困苦和艰难，成为物质寻求者。
一、精神流浪者
作为新一代农民工，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精神追求方面，都与其父辈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局限于满足温饱，而是有了更高的追求。他们想要拿到城市户口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保障。但是，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等诸多大山横跨在他们通往城市生活的道路上。乡村逐渐衰败，使农民工有家难回，而城市虽有万家灯火，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他们是漂泊在乡村与城市之中的精神流浪者。
（一）“高加林”们。高加林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里的主人公，他虽出身于农村但在城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积极向上有崇高的理想，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因为贫穷，他面临着不得不回到农村继续做农民的现实。高加林是路遥笔下的典型人物，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典型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
来自梁庄的梁磊也有着高加林的苦恼。梁磊是梁庄为数不多地考入重点大学的学生，前途本应一片光明，然而毕业后想留在城市发展却并不是很容易。他最开始辗转于几个城市做着不同的工作，后来在深圳扎了根，但他并不算是真正的深圳市民，他的户口仍然在梁庄老家。房子、车子、户籍等等诸多问题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说到底他只是这个城市的边缘人。梁东的情况与梁磊十分相似，他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在鄭州，想与女友在郑州结婚生活。而城乡之间严格划分的户籍制度却让他们享受不到城里人的待遇，最现实的是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在城市安家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正林从梁庄出来后曾在北京一家知名公司工作，工作中的他时常出入高档酒店，不时飞往各个国家见身份高贵的客户，但他却生活在北京城中村的小蜗居里。在高贵与卑微之间不停地转化让他感到错位，这巨大的落差让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中已受到城市潜移默化的影响，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思维也趋同于城里人。这就意味着当他们回归家乡时必然不能从灵魂上真正回归，故乡似乎只能成为疲惫生活中的精神寄托。但同时他们又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只能徘徊在城市的边缘。这种双重失落使他们沦为精神流浪者。
（二）身份焦虑者。“建构是基于认知主体与社会系统的互动过程。文明的冲突并不是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的根源。城乡二元体制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受损、市民身份与权利得不到正式制度的确认，城乡文化差异及巨大的现实生活压力等，都成为其陷入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的缘由。”[2]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等诸多问题，农民工始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从而产生身份焦虑。
梁庄的栓子在内蒙古做校油泵的工作赚了些钱，但他始终有些焦虑。他十分羡慕一个只上过三年学的老乡，这位老乡在大连葫芦岛和他做相同的工作，但由于表现突出被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还被选为葫芦岛市政协委员。从他的渴望中可以看出他对社会身份的向往，他虽然已有一些资产并过上了较为富裕的生活，但在城市中始终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从某些方面来讲，当一个人物质水平到达一定高度时，他就开始陷入精神上的恐慌，渴望找到存在的价值。
在北京当保安的建升也有类似的焦虑。建升在刚入职时经常参加各种培训及考试，他也一直尽职尽责，并在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百名保安员”，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无比的荣耀。那个时候的他是骄傲的、是自豪的。他十分喜欢这个可以升迁、可以改变命运、能给他带来荣誉感的工作，他也喜欢这种被社会认同的感觉。但好景不长，北京市开始清理整顿保安市场，顿时保安行业一片萧条。不仅如此，建升逐渐感受到保安社会地位的低下，尤其是外来的保安。像建升这样从农村来到北京的保安是享受不到本地保安所享有的国家政策，而且还要承受本地人歧视的眼光，这使他原有的荣誉感和身份感荡然无存。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对立像一个巨大的鸿沟，使众多的农民工虽身处城市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户籍制度、五险一金、住房问题、子女上学问题、歧视问题等等犹如一座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是被城市和乡村抛弃的边缘人，因此他们的灵魂无处归依，成为精神上的流浪者。 二、物质寻求者
当城里人做着“乡愁梦”时，广大的农民群体却做着相反的梦——“城市梦”。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无数农民涌进城市，渴望实现财富梦想。一批农民工的“城市梦”破碎，又有新的一批前来逐梦，农民工大潮一直不曾退却。
（一）新富阶层。从梁庄出来到现代城市打工的农民中，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发家致富成为人上人。但李秀中是个例外，他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是河南老乡圈子里的名人，身家已有千万。和大多数农民工一样，刚开始李秀中也经历了很多苦难，也做了很多不同的底层工作。但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有做生意的头脑，有忧患意识，懂经营策略，也踏实能干。除此之外，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善于处理亲戚和企业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不让亲戚插手他的企业，这样就减少了大量的冲突。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3]可李秀中对亲人的疏离仅仅是因为生意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原因也许他自己都没有发现，那就是他内心其实一直对过去作为底层一员所受到的屈辱耿耿于怀，他拼命积累财富也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我们要知道，像李秀中这种从底层一跃成为新富阶层的人少之又少，他的经历并不具代表性，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的人依旧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饱受贫苦的折磨，也不被城里人所接纳。
（二）弱势群体。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下岗职工（无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出于贫苦和困难状态下的群体。他们过着“蜗居”生活，难以享有包括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民工是其中人数较多的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奋力奔波在尘世间，却难以逃脱命运织下的绝望之网。
《出梁庄记》中到各个城市打工的农民几乎每个人都曾辗转于不同的城市、并不停地换工作，干各种脏活累活。万立二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早他在河北、安阳的工厂里做一些出苦力的活儿，环境脏乱差还对身体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接着他换了许多工作，在西安做人力车夫、在新疆摘棉花、在阿勒泰种哈密瓜、在克拉玛依打井……后来留在西安以蹬三轮车为生。在这期间与“黑狗子”（非警察但行使警察职权的人）斗智斗勇，在夹缝中生存，勉强图个温饱。这样的例子在《出梁庄记》中很多，也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农民工生活工作的不穩定性和流动性。
《出梁庄记》中还有一类值得关注的农民工，他们在对人体有很大伤害的工厂里工作，虽然他们心里清楚这里的工作会损害身体健康，但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梁鸿在《出梁庄记》第八章《青岛》中这样形容在电镀厂里工作的工人“工人的脸在这雾气中若隐若现，像幽灵一样。有时只露出一张脸，没了脖颈，有时露出半个身子，像个恐怖的残疾人，有时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没有亮光，没有色彩。”[4]这样的描述令人感到触目惊心，可它确实是很多人的现实生活。在这样有毒的工厂里工作，尤其是在厂内设施不达标的小工厂或黑心工厂里，工人们轻则被有害气体或有害物质缓慢渗入身体造成潜在疾病，重则会直接造成死亡。可对于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没有技术、没有学历、没有人脉的农民工来讲，他们几乎别无选择。这样的农民工在现代城市比比皆是，《出梁庄记》只是当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一个小小的缩影罢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进城务工人员，他们都难以融入现代化城市的生活。无论是拥有理想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还是处于底层为解决生存而外出的农民，他们都无法真正回归自己的乡村，是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边缘人，饱受物质和精神的折磨。那么，怎样让乡土不再沦陷，怎样为从农村出走的人们找到出路，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庆祥.出梁庄，见中国[J].当代作家评论，2014，（01）：172-176.
[2]唐兴军，王可园.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困境——与张泉先生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4，（05）.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4]梁鸿.出梁庄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