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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曾经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充满信任……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相信——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的人——尤其是，“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垮塌事件发生后，外界多质疑其质量问题。在无直接证据显示该桥质量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人们已在网络上将“造桥所用钢筋太细”这个说法枪林弹雨般排射出去。参与现场勘察的排爆专家王百姓介绍说，肇事车辆装有的350多袋“雷子炮”和200多箱内筒式烟花约有9吨，相当于一吨炸药的当量。不得不承认，这些烟花爆竹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座大桥的垮塌。然而，众人还是在一窝蜂地追问：“我就不明白了，区区一车烟花爆竹怎么就能炸掉一座大桥？”当地政府的种种说法更是让外界愤怒，不甘心的民众还找出了当年南斯拉夫的一部名为《桥》的影片，提到里面拍摄炸毁桥面的场景时屡次失败，后来找到当初参与造桥的工程师，才找准了爆破点，得以将桥成功炸掉。这些热心的人们正在以“武装到牙齿”的斗志，跟地方政府“斗智斗勇”，他们的潜台词就是：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不信，就是不信。
除此之外，种种网络热点也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在相当多的人群中，除了不满、失望和无助的情绪，便是对一切都抱着很难相信、不再相信的怀疑态度。即便政府推出很多好的决策，人们也囿于执行过程中的贪腐、弄虚作假、说一套做一套等行为，对其失去耐心和信任，并不抱多高的期待。如今，人们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想得出来，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联、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得防着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大米、药水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会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我们只能茫然自问：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轧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在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云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媒体曝出八成火锅底料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容易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生命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曾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冠以“违法建筑”之名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门时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又被新的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常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写道：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提到，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祸首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我们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即使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中却完全掉了个过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从某种角度来说，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践、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个理念，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能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传播开来便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
也许，我们还可以相信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曾在老师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他发现自己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年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去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就是维持社会正义，而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作作秀，下级哄上级开心作作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现如今，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资深网友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是福。西方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关系到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垮塌事件发生后，外界多质疑其质量问题。在无直接证据显示该桥质量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人们已在网络上将“造桥所用钢筋太细”这个说法枪林弹雨般排射出去。参与现场勘察的排爆专家王百姓介绍说，肇事车辆装有的350多袋“雷子炮”和200多箱内筒式烟花约有9吨，相当于一吨炸药的当量。不得不承认，这些烟花爆竹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这座大桥的垮塌。然而，众人还是在一窝蜂地追问：“我就不明白了，区区一车烟花爆竹怎么就能炸掉一座大桥？”当地政府的种种说法更是让外界愤怒，不甘心的民众还找出了当年南斯拉夫的一部名为《桥》的影片，提到里面拍摄炸毁桥面的场景时屡次失败，后来找到当初参与造桥的工程师，才找准了爆破点，得以将桥成功炸掉。这些热心的人们正在以“武装到牙齿”的斗志，跟地方政府“斗智斗勇”，他们的潜台词就是：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不信，就是不信。
除此之外，种种网络热点也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和媒体公信力的一面镜子。即使有些猜测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谣言，但民众当初一边倒的怀疑仍在隐隐透露着一些信息。
今天，这种“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在相当多的人群中，除了不满、失望和无助的情绪，便是对一切都抱着很难相信、不再相信的怀疑态度。即便政府推出很多好的决策，人们也囿于执行过程中的贪腐、弄虚作假、说一套做一套等行为，对其失去耐心和信任，并不抱多高的期待。如今，人们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想得出来，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联、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豆腐不吃了、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得防着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大米、药水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会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我们只能茫然自问：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轧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在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云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媒体曝出八成火锅底料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容易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生命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曾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冠以“违法建筑”之名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门时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又被新的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常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写道：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提到，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
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认为，有好些事情，因为我们做了某一群体的分子，就非做不可，这和真假对错没有关系。皇帝什么也没穿，但大家都夸他的新衣服漂亮。罪魁祸首固然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和愚蠢虚荣的主子，鼓掌叫好的大众也并非无辜。个人相对于体制是渺小的，但体制又由每一个人构成。正如陈凯歌指出的，站起来控诉的多，跪下来忏悔的少。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我们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即使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满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中却完全掉了个过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从某种角度来说，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践、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个理念，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能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传播开来便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
也许，我们还可以相信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曾在老师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他发现自己随机选择的14种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年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去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就是维持社会正义，而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作作秀，下级哄上级开心作作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现如今，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资深网友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弱点就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既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是福。西方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关系到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