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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墨彩画的先声
多年前，诗画名家楚戈邀请我去看他的新作大写意梅花，并得意地指出 : 他的画梅新法，是以不断的淡墨连续小圈圈，在横冲直撞的大小枝干之间，一堆一堆地圈成，不分主从，无有前后，花瓣相联，与传统一朵朵大小正向反向的梅花画法，完全不同，充满了现代感。
我看了之后，脑海中马上浮现的，却是清代嘉道时期的画梅名家姚燮 （1805—1864）。 姚氏在当时，便以“圈圈梅”闻名于世。当时的大画家如任熊、胡公寿与赵之谦，在梅花的画法上，多受其影响。近两百年后的二十世纪，姚氏的画法，居然在现代墨彩画家的手中，又以巧合的方式复活。让我们不得不以新的眼光，对这位十九世纪前期的诗画名家，加以重估。(图1、2、3)
从南北宋之间开始，诗画结合，在中国墨彩艺术史上，渐渐成为主流传统，但真正在诗画两方面，皆能自我树立的，却不会超过十人。所谓自我树立的基本条件是: 画，要绘画史必选；诗，要诗歌史必论。这样的人选，在唐代，只有王维一人可当之；在五代两宋，也只有苏东坡一家，冠绝千古；元代，赵孟俯、倪云林，画笔高于诗意，勉强入选；明代，只有徐文长一人堪称诗画双绝，奇才盖世；清代，人数稍多，也不过吴伟业、钱箨石、郑板桥、姚梅伯四人，除了郑氏之外，也都是诗笔高于画笔。以这样宽松的条件为准，前后一千年，入选的人加起来，也只能有九家而已。姚燮能居其一，可见其才气之大。
如要以“诗书画”三绝求之，那人数还要少。最后，可能只剩下苏东坡、赵孟俯、徐文长、郑板桥等四人而已。
徐文长后第一人
姚燮的画，以花卉、人物为主，而尤精画梅。其画法，上承扬州八怪诸家之笔路，下启胡公寿、赵之谦、任伯年、蒲作英之墨韵，发明“圈圈梅”的独门画法，一扫千年俗套，自成一家，与任熊的画法，相互辉映，现代感十足。
姚燮传世之画，以梅花最多，山水、人物，流传较少，花卉则时有所见。他写花草树木的笔墨路数，多从白阳、青藤而来，对前辈名家如孙克弘(图4)、石涛(图5)、王武(图6)、李鳝(图7)、高凤瀚、黄慎、钱载、张敔、马元驳、罗聘、改琦……无不细心揣摩，就是现在少为人知的当世名家，如陆筱饮与陈率祖的画(图8、9)，都倾心学习，模拟一过。（注一）
蒋宝龄在他的名著《墨林今画》中推崇姚燮的诗画云：“镇海姚野桥燮，字梅伯，甲午(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工画，善墨梅、白描人物、写意花卉，亦尽八法。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正，君自吴门北上，余挈芷生送之梁溪，同游邓尉惠山，而返舟次，曾为芷生题《湘江幽思图》“浪淘沙”一阙云：
诗梦抱兰衿，水气沉沉，蛾眉月小挂篁阴。澹沱香痕秋一翦，人语烟心。
画桨几时寻，极浦天深，宓妃含睐弄幽禽。唱到水云飘缈曲，玉籁吹琴。
刻有《疏影楼词》八卷，兼善音律，著有《褪红衫》、《梅沁雪》传奇两种，及《词律勘误》诗文集若干卷。”（注二）
蒋芷生，是蒋宝龄的长子，能文善画，他这一卷《湘江幽思图》，是得意之作，被蒋宝龄随身携带，遍示当世名家，题咏殆遍，姚燮亦在邀题列，可见大梅山人在当时艺坛的地位。
而七十年后，杨逸在《海上墨林》中，则评述姚氏的艺文云：“姚燮，字梅伯，号野桥，镇海人。道光十四年 (1834年甲午，30岁) 举人，文辞瞻丽，所作骈体文，诡玮特出。咸丰时，侨寓沪上，工画梅，巨干繁花，气体雄健。自号大梅山民，人物、花卉无不奇特，晚年稍病聋。潇洒好游，所得画资，挥霍立尽，于买画之外，绝无所求于人。所著有《大梅山馆诗词》、《复庄骈俪文榷》、《玉枢金钥》，及各种《传奇》。”（注三）指出姚氏墨彩画的专长，在人物、花卉，尤精画梅，“巨干繁花，气体雄健”。 (图10)
王韬则在《瀛濡杂志》之中说姚氏“工画梅，兴酣落墨，媚态横生，人物、花卉，无不奇特。于卖画外，绝无求于人。”厉志则评其画梅谓：“君臂如石指如铁，肝腑倔强气铙”，认为他的画，笔法倔强，纵横挥洒，可与他的诗词，相互呼应。（注四）
姚燮是晚清的重要大诗人，他的诗词，充满了李贺式的诡异奇境，非文学根底深厚的行家，不能真切欣赏。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云：“姚燮字梅伯，常用的别号有大梅山民、子复、复庄等，浙江镇海人，晚年家寓鄞县。他诗、词、画皆佳，又能戏剧、小说，为浙东名士，江南才子。鸦片战争期间，他以诗赋反映时事，内容深刻，是为杰作”。
姚氏晚号复庄、复翁、老复、疏影词史、二石生等，镇海崇邱乡人，生于城关谢家塘。祖上多为寒士，幼承家学，五岁时便能对客赋“花灯诗”，及长，勤学博览，至老不辍。于俗务之暇，辄“坐斗室，陈一篇。夜非三鼓不睡也”。诸凡经、史、子、集，道藏、释典，椑史、杂言，无不观览；诗文、书画，戏曲、音韵，小说、评点，均有造诣。由此可见，他在诗文书画、戏曲传奇各方面，都算是能直追徐文长了。这样的人物，在画坛文坛，实不多见。
道光八年 (1828年戊子)，年方24岁的姚燮，性喜旅游吟唱，四处广结文友，并与同好结“枕湖诗社”，相互唱和；后又与社友同游萧山、苏州、慈溪、普陀、钱塘、杭州、无锡、京口等名胜地方，山水陶冶，创作生辉。
道光十四年 (1834年甲午)，姚燮30 岁，乡试中举，入京会试，与都中名士交游，频获鼓励，大收熏染促进之效，诗画功力，日臻深厚。大学士阮元，赏其词如白石姜夔，画如煮石山农王冕，赠号“二石生”。从此，姚燮的画作，常署此名，到了晚年，则又常署名“二石老人”。 (图11)
此后，他因屡试不第，家境渐趋困苦，遂绝意仕途，以卖文鬻画为生。有诗云:
寒衣在典不可赎，赤手思炊米无宿；
我心如棘君首蓬，相对吞声抵悲哭。
盖记实诗也。他在32岁至39岁之间，为生活四处奔走，常发“掷其腰剑向沟渎，飘缨振策遗长途”之叹。
道光二十年 (1840年庚子) 鸦片战争期间，姚燮36岁，定海、镇海、宁波三处，相继陷落于英军之手。亲友罹劫，乡土沦亡，国家危殆。梅伯挈妇将雏，奔走流离，历尽颠沛，致使词章音韵之迷梦顿醒，诗笔词调之风格大变。此后，姚燮开始秉笔直书，大胆揭露侵略之暴行，投降之丑态；沉痛讴歌将士抗战之英烈，人民流离之苦难；词句悲愤激昻，为浙东抗战史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壬寅)，英军自甬、镇暂撤，38岁的梅伯蹴居于鄞江桥，与朱立淇同纂《四明它山图经》。是秋，移家宁波市心桥南。不久，因重病，借寓城北玉清道院养仡疴，终日闭门诵经，休养五月余。
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癸卯)，39岁的姚燮病愈后，自号“复庄”，开始寓游杭州、苏州、沪上、京江等地，出售画文，以为生活之资。结交既广，难免流连吟咏，笙歌宴游，有放佚不羁之态。一旦金尽，则闭门作画，仕女、花卉、翎毛，意境奇特。尤工墨梅，大笔挥洒，淋漓尽致，款印篆曰“还我原姿”、“方寸千里”，以自明其志，市人奇而争购之，尊称“大梅先生”。
王莳兰说姚燮“既失志归，遭兵乱，膺危急，濒死者再。复以贫累，驰东吴，走西淛，卖文自食者，又十年，而先生亦颓然就老矣。” 指的便是上述他38岁到48岁这一时期的情形。
东奔西走的生活，固然辛苦，但有时亦有意外的收获。姚燮在这段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任熊。时间是在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已酉)，45岁的姚燮，在大收藏家兼画家周闲的居处范湖草堂，初遇当时馆于草堂中的青年画家任熊，惊识他的才华。（注五）道光三十年 (1850年庚戍)，姚燮46岁，任熊、周闲联袂来访，出示画作，奉请评鉴，梅伯惊为奇才，便力邀任熊至大梅山馆小住，朝夕诗画切磋，近三阅月，二人遂成至交。在此期间，任熊日摘梅伯诗中佳句，配以册页一图，三月之间，共为他画出《大梅山人诗中画》册页百二十图，人物、山水、花鸟、楼台、器物，无不具备，笔法设色精绝，内容匪夷所思，成为中国册页绘画史上，最辉煌的巨制。
咸丰三年 (1853年癸丑)，梅伯49岁，离沪返甬，停止了四处飘泊的卖文鬻画生涯，复客象山。是年九月，他于小浃江北浒择地，葺修“息游园”，心绪转为沉潜。此一阶段，他暇时作画，多拟古之作，与古人对话，尚友前贤，名作《大梅山人拟古册》十二开，当作于此时。(图12a, b, c, d.e,f,g.)
咸丰四年 (1854年甲寅)，姚氏50岁时，《复庄骈俪文榷二编》付梓，任熊为他作《复庄先生五十岁像》刊于卷首。王莳兰为作长序云：“甲午(1834年，30岁) 举于乡，屡试春官不第，遂绝意进取，以著书为娱悦。”（注六）在过去二十年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各类作品，分散各处 ，“息游”后，他开始有系统地整理自己文集，准备藏诸名山。
咸丰十年 (1860年庚申)，太平军进逼甬地，56岁的姚燮避难象山，与欧景辰兄弟、王莳等，组“红犀馆诗社”，并被推为祭酒。此时他处世和易近人，喜爱提携后进，循循善诱，不遗余力。为了证明自己宝刀未老，他奋力作《西泸棹歌》百二十首，自道：“似听老妪喃喃语，半述山川半土风”，充满民间生活之气。
此后，梅伯进入晚年，致力戏曲、小说、经学、史地之研究，兼又雅好音乐，精通音律，能自制曲。为考证古乐、古戏曲源流，遍访民间艺人，记录民歌民谣，雪夜灯下，酷暑斗室，旅途舟中，通宵达旦，点校批注，著述不辍，纂辑编校《今乐府选》五百卷，并著《今乐考证》十三卷。二书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规模空前的选本与剧目著录”。
在小说方面，姚氏被誉为清代《红楼梦》三大评点家之一。他于“息游园” 中，以“大某山民”署名，评点赞扬该书为“雪芹曹氏，以涵古盖今之学，撰空前绝后之书。”又著《读红楼梦纲领》，斥封建官场，探人情世故，赞小晴雯之叛逆，赏尤三姐之特立，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幸之人，深表同情。
同治元年 (1862年壬戍，) 34岁的赵之谦，避太平天国之难于闽中，劫余之际，画梅花扇面并记道：“画梅能作大圈者，余与复庄两人而已。今复庄不知何往，而余犹弄笔蛮烟瘴雨之间，亦足慨也。”(图13) 可见赵、姚二人的交情，不比寻常，是真挚的文友，又是时常切磋书画的艺友。他们在绘画上，努力追求内容的创新，以狂放不羁的笔墨颜色，反映处乱世之中所需要的“雄强精神”。在太平天国灾兵江南之际，大家为了避难，而不得不各奔前程，然于乱世之中，仍借着画艺之修练，缅怀昔日旧友，遥祝知交安泰。此图此情，怎能不令观者为之动容。
当时鄞县董沛、郭传璞等，皆来象山从学姚燮，后皆成浙东名家。此外，戴鋆诗画，亦均学自梅伯，因而自号“瘦梅子”、“小梅”，以示景仰。
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姚燮60岁，因病卒于家，葬于崇邱泗洲寺(今小港镇)后。姚燮一生，勤于著述，卒前数日，犹编辑《蛟川诗系》，撰《蛟川先生小传》。遗著有《疏影楼词》、《复庄诗问》、《复庄骈骊文榷》等四十余种。
《清史稿?文苑传》赞其“所为诗，苍凉抑塞，逼近少陵，骈体文亦沉博绝丽……尤工倚声……。”谓其诗文书画，“流落半天下”。其在东岗褉别墅大梅山馆中，藏书万卷，内多珍本，今亦散落各处。
姚燮与任熊
姚氏擅诗，所作高达万有二千余首，辑为《复庄诗问》一卷，就有三千五百余首，创作力之强，鲜有时人能及。他的诗，韵险典僻，力扫陈腔，炫博斗奇，蹊径独辟，为晚清的“前卫诗人”。任熊曾对人言：“浙东有姚燮，浙西有周闲，文章尽于二人矣，吾复何为乎。”（注七）可见他对姚燮诗文的佩服。任熊是海上画派画家中少有的诗文天才，文学鉴赏力，十分高超。而此时他的画，也愈出愈奇，险怪非常，充分地反映了他的文学修养，可谓当时的“前卫画家”。现在，46岁的前卫诗人与28岁的前卫画家，有机会在大梅山馆中小聚，握手共度朝夕，切磋诗画文艺，当然是人生一大乐事。任熊在大梅山馆这一住，便住了两个多月，宾主常欢而不倦，充分地享受言谈机锋之趣，表达惺惺相惜之情。
不过，此事据陈小蝶《定山论画七种》所记，另有说法。陈氏云：“渭长逃去，落魄鄞县（宁波)，出所作，张之地肆。以行乞。姚梅伯见而奇之，与语，益大奇，延至其家。饮食沐浴之，出所藏画，令观。渭长独喜老莲，乃闭门，令学三月，尽得其秘。”此一故事，十分动人，但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合。如能查实，当成千古佳话。（注八）
道光庚戍年（1850），任熊28岁。据任熊知交周闲的《任处士传》云：“周闲为楚游，偕（任熊）往吴中。交陈埙、黄鞠、杨韫华，复与陈埙送别。”其中黄鞠特别与任熊有缘，后来还成了任熊岳父。（注九） (图14) 之后，周、任二人访京口，“遍游金、焦、北固三山，还留吴。交畲镛、孙聃。”不久，周、任二人，又与陈埙重逢，“再偕陈埙游明州。”姚燮是明州大名士，与任熊一行人诗酒相会，是当然的事。周闲指出，在此之前(1849年己酉)，姚燮就造访过范湖草堂，认识了任熊的才艺，十分钦服。(图15)现在，任熊亲自到了家门口，哪有不留之理。当时，周闲正有事要去湖南，姚燮既然殷勤留客，周也自然顺水推舟的放人。于是任熊便暂住于大梅山馆了。（注十）
姚燮比任熊大18 岁，是任熊的知音兼赞助者。他在 《复庄骈俪文榷二编》，有《任不舍宋元词句画册赋序》一文，以感慨的语气，怀念旧友云：“吾友萧山任渭长，名熊，字不舍。以画手冠一时，远薄吴、顾，近笼唐、仇，余子碌碌，仆隶而已。尝寓我大梅山馆一年，季儿景皋，摘宋元人词句，丐其为仕女册，逾十日，得六十帧，沥脂膏黛渌之髓，极雕尘镂影之妙。谢赫之所品，邓椿之所评，于是册综括焉。暇日披览，系之以词，并慨任君之不永年，而此调成广陵散也。”这是姚氏在任熊过世后的追记，拳拳之心，款款之意，下笔斟酌，用字精简，绝非泛泛溢美之词。
不过，依照周闲在《任处士传》中的说法，任熊二十六岁时(1848年戊申)便进住范湖草堂之中，而且一留便近三年之久，怎么可能住了一半，又移往他处，游方鬻画？因此“己酉岁(1849年)”，当是“庚戊岁”（1850年） 之误。至于陈定山所谓的“地肆”卖画的奇遇，也可能是误把“杭州周闲”误记做“宁波姚燮”了。（注十一）这样一来，时间的疑惑，人物的差异，便不再存在了。我们可以说，周闲为了抬举任熊，故意没有在传记中，详述二人在“地肆”相遇的经过。
从年龄及社会地位上来看，姚燮认识任熊，确实是稍后于周闲的。因为，周闲只比任熊大三岁，年龄相近，拘束较少，论交较易，才一会面，便结金兰之义，进而同意应邀还周家寄居，也是情理中事。姚燮比任熊大十八岁 ，又早已是诗坛名家，正值盛年，地位显赫，他有赏识奇才之慧眼，提拔后进之热心，这是勿庸怀疑的，但是有能力邀请任熊还家一住三年的，还是以家境十分富裕的周闲，较为可能。因此，姚燮初识任熊之年，应在己酉(1849年)任熊27岁寄居范湖草堂近两年时。次年庚戍之春，28岁的任熊应周闲之邀，与友人共游镇江之金山、焦山与北固山，继游明州 (宁波、镇海)，也就是姚燮的家乡。任、姚二人订交，当在此时。而姚燮决定留任熊在大梅山馆小住，已是庚戍秋凉时节了(1850年)。
任熊在十九世纪的画家中，是属于文学修养较高的才子。除绘画外，他对作诗，亦别有慧心，天分既富，眼力亦高，一旦遇到姚燮这样李长吉式的诗坛怪才，当然是一见如故，倾心相交。于是他在两个多月之间，用心摘选姚梅伯各色诗句一百二十则，或单句，或联句，精心绘制成《大梅山民诗中画》六册一百二十图。是册内容丰富，题材广博，有人物、仕女、武士、神仙、佛道、鬼怪、博古、器物、花鸟、虫鱼、走兽、鞍马、山水、楼台、宫室等等，诗奇画绝，珠联璧合。一册之中，工笔写意，错杂出之，光怪陆离，不可方物，实乃十九世纪绘画册页之中，最精彩最重要的宏伟钜制，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最难得的杰构，令人阅毕，有观止之叹。(图16、17)
册页图成，已是次年(1851)元月中旬了。任熊亲自在引首题上“大梅山民诗中画”七个方笔隶法篆字，大有《天发神谶碑》的味道，充份展现他在书法上创新的才华。接下来，他又在此页上写道：“橐笔明州，下榻姚氏大梅山馆，与主人复庄订金石交。余爱复庄诗，与复庄之爱余画，若水乳之交融也。暇时，复庄自摘其句，属余为之图。灯下构稿，晨起赋色，阅二月余，得百有二十叶。其工拙且不必计，而一时品词论艺之乐，若万金莫能易也。笔墨因缘，或以斯为千古胜耶。咸丰纪元，上元之日，萧山任熊渭长自跋。”可见这在两个多月间，任、姚二人在天寒地冻的天气中，度过了平生最快乐的时光。可惜他们那里会料到，好景不常，要不了一年的时间，洪秀全便在广西起兵，江南即将陷于战火之中，大家不得不四散逃难，流离失所了。
任熊寄住大梅山馆时，姚燮为了提携誉扬“任画”，常常请他为友人作画，并为之品题，任熊只钤印了事，这种“任画姚题”的做法，大大提高了渭长在画坛的地位，广收推展销售之效。(图18) 任熊的书法，与姚燮十分相似，二人都偏离了二王、赵、董的风格，走雄强放笔的路子，与何绍基的笔法，相当接近。任熊十八岁的书法对联，便已透露他日后书风的取向。(图19)
日后，任熊的学生任伯年（1840—1895），初到上海，靠着当时画坛盟主胡公寿(1823—1886)的提拔，方能卖画。伯年每有新作，必由公寿补树石为景，并书长题，为之誉扬。二人遂有“任画胡题”之目，亦风行一时。日后，伯年之书风，全来自胡公寿，到老不变。世间仿伯年画者，包括其女任霞，皆未能参透此密，一旦题款，顿露马脚。渭长、伯年师徒二人，在画史上，各有一段如此佳话，恰巧可以前后辉映，一同流传后世。
任熊也不时为姚燮的家人作画，例如梅伯长子景皋，就曾请渭长画过《宋元词句仕女画》册页十六开。任熊寄居大梅山馆的日子并不长，然为姚家所作的图画，却十分丰富，几乎成了姚家的专用画师。原因无他，欲助家境贫寒的诗人也。周闲在《任处士传》 中说任熊作画，“遇知己，竭百日，力不少倦，非其人，虽一笔不苟为也”，可谓写照。姚燮则称赞任熊说：“任子渭长，以针孔心运笔。”又说：“季儿景皋，摘宋元人词句，丐其为仕女册，逾十日，得六十帧，沥脂膏黛渌之髓，极雕尘镂影之妙。”我们也可以说，姚氏一家似乎也扮演了任熊经纪人的角色，为他介绍藏家买家，四处推销他的作品。
姚燮在当时，除了以诗著称于世外，也擅长画花卉，尤精于画梅，时有应酬，闻名遐弥，因此自号“大梅山人”，便于自我推广。他独创以连续圈圈画梅之法，众梅花在枝桠间联成一片，单双一气，不分彼此。梅蕊亦随意点染，并无主从之分，画法十分前卫。(图20.a,b,)他曾镌一白文印曰“万古中间漂一我”，为自己的梅画作品做押脚章，表明他在画法上的自许与自负，大有现代前卫画家，在艺术创作上，虽万人亦独往的精神与狂傲。(图21.)
他的好友赵之谦(1829—1884)，亦喜用此法画梅，二人交称莫逆。赵之谦比任熊小六岁，通过姚燮、丁文蔚结识任熊后，二人常常切磋画艺，赵氏花卉之法，多半从渭长画法脱胎而来。姚、任、赵三人与周闲，再加上后来出现的胡公寿，把司马锺(1795？—1870？) 、张子祥(1803— 1887) 所发展出来的没骨设色花鸟，与王秋言(1813—1879 )所发展出来的方笔折枝花鸟，融合变化，参以北碑笔法及金石意味，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花鸟风格，为蒲作英、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的新派花鸟画，开出了康庄大道。
注：
注一、蒋宝龄著，《墨林今话》，映雪草卢藏版，同治壬申1872年出版。卷四，页十四“陈率祖条”：摩山人陈率祖，字怡庭，湖南祁阳人，可斋相国从子。工水墨，松石、禽虫、花卉，笔意纵肆，为近日写生能手。余曾见其牡丹巨幅，高枝挺立，花叶疏散，苔石坡草，俱异凡工，上系绝句云：‘好花直似菩萨面，万绿丛开丈二红；记得洛阳驴背上，分归春色到山中。’又尝见其山水一小帧，用已退笔，作平峦疎树，气韵荒率，设以浅绛，逸品也。山人举家工画，其任宝山贰尹时，贫甚。夫人及女，咸助挥翰，鬻以供膳。及宰城，俸入既倍，遂不复为。去官后，卜居京江，有林泉之胜，曰“鸿鹤山庄”，名流多载酒访之。《墨香话识》云，山人女名祥发。
卷五，页十一“陆飞”条：仁和陆筱饮飞，字起潜，乾隆乙酉(1765) 解元，画人物、山水、花卉，俱超隽轶群，亦善画竹。吴小匏有诗赠之。性高旷，慕张志和之为人，造舟湖上，曰“自度航。” 妻孥茶灶，悉载其中，遨游西泠烟水间，终岁不入城市，以诗书画自乐。樵夫渔子，无不呼为陆高士。
注二、 同上，卷十八，页二—— 三。
注三、杨逸著，《海上墨林》，上海 : 上海豫园书画善会，1920年，页338。
注四、王韬,《瀛杂志》三卷. 成书于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页118。
注五、见同治元年壬戍 (1862年)，姚梅伯跋任熊29岁 (1851年)所画《胜景忆往册》(现藏美国“景元斋”)：“任君渭长于道光己酉岁 (1849年)，徙萧山，担琴橐笔。”
注六、王莳兰 “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序”，《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宁波，1854年, 3页 。
注七、见注6，186页。
注八、陈定山，《定山论画七种》，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69年)，115页。
注九、同注一，卷十七，页十七—十八：松江黄秋士鞠，居郡之清风泾，侨寓吴门，画山水、花卉，迥出时畦，独标胜韵，盖得力于南田、石谷居多，亦工人物仕女。陶制军、梁方伯及一时士大夫，靡不重其笔墨，名溢吴中。秋士尤精制图，布置熨贴，不少不多，不空不实，寓整秀于荒逸之中，斯其独绝。花卉能作巨帧，大叶粗枝，弥有神趣。为人淡泊真率，以诗酒自豪，著有《湘华馆集》……秋士始以《沧浪亭图》见赏于梁方伯。《惠山全图》及《补听松庵舳垆图》，皆秋士游梁溪时所作，曾交弢明府，并为镌石，又尝写《莫愁》、《苏小》等像，留白门、武林，均有石刻。好事者，恒拓以赠人云。
注十、见注6，186页。
注十一、周闲，《范湖草堂遗稿》，页35。
多年前，诗画名家楚戈邀请我去看他的新作大写意梅花，并得意地指出 : 他的画梅新法，是以不断的淡墨连续小圈圈，在横冲直撞的大小枝干之间，一堆一堆地圈成，不分主从，无有前后，花瓣相联，与传统一朵朵大小正向反向的梅花画法，完全不同，充满了现代感。
我看了之后，脑海中马上浮现的，却是清代嘉道时期的画梅名家姚燮 （1805—1864）。 姚氏在当时，便以“圈圈梅”闻名于世。当时的大画家如任熊、胡公寿与赵之谦，在梅花的画法上，多受其影响。近两百年后的二十世纪，姚氏的画法，居然在现代墨彩画家的手中，又以巧合的方式复活。让我们不得不以新的眼光，对这位十九世纪前期的诗画名家，加以重估。(图1、2、3)
从南北宋之间开始，诗画结合，在中国墨彩艺术史上，渐渐成为主流传统，但真正在诗画两方面，皆能自我树立的，却不会超过十人。所谓自我树立的基本条件是: 画，要绘画史必选；诗，要诗歌史必论。这样的人选，在唐代，只有王维一人可当之；在五代两宋，也只有苏东坡一家，冠绝千古；元代，赵孟俯、倪云林，画笔高于诗意，勉强入选；明代，只有徐文长一人堪称诗画双绝，奇才盖世；清代，人数稍多，也不过吴伟业、钱箨石、郑板桥、姚梅伯四人，除了郑氏之外，也都是诗笔高于画笔。以这样宽松的条件为准，前后一千年，入选的人加起来，也只能有九家而已。姚燮能居其一，可见其才气之大。
如要以“诗书画”三绝求之，那人数还要少。最后，可能只剩下苏东坡、赵孟俯、徐文长、郑板桥等四人而已。
徐文长后第一人
姚燮的画，以花卉、人物为主，而尤精画梅。其画法，上承扬州八怪诸家之笔路，下启胡公寿、赵之谦、任伯年、蒲作英之墨韵，发明“圈圈梅”的独门画法，一扫千年俗套，自成一家，与任熊的画法，相互辉映，现代感十足。
姚燮传世之画，以梅花最多，山水、人物，流传较少，花卉则时有所见。他写花草树木的笔墨路数，多从白阳、青藤而来，对前辈名家如孙克弘(图4)、石涛(图5)、王武(图6)、李鳝(图7)、高凤瀚、黄慎、钱载、张敔、马元驳、罗聘、改琦……无不细心揣摩，就是现在少为人知的当世名家，如陆筱饮与陈率祖的画(图8、9)，都倾心学习，模拟一过。（注一）
蒋宝龄在他的名著《墨林今画》中推崇姚燮的诗画云：“镇海姚野桥燮，字梅伯，甲午(道光十四年，1834年)举人，工画，善墨梅、白描人物、写意花卉，亦尽八法。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年)春正，君自吴门北上，余挈芷生送之梁溪，同游邓尉惠山，而返舟次，曾为芷生题《湘江幽思图》“浪淘沙”一阙云：
诗梦抱兰衿，水气沉沉，蛾眉月小挂篁阴。澹沱香痕秋一翦，人语烟心。
画桨几时寻，极浦天深，宓妃含睐弄幽禽。唱到水云飘缈曲，玉籁吹琴。
刻有《疏影楼词》八卷，兼善音律，著有《褪红衫》、《梅沁雪》传奇两种，及《词律勘误》诗文集若干卷。”（注二）
蒋芷生，是蒋宝龄的长子，能文善画，他这一卷《湘江幽思图》，是得意之作，被蒋宝龄随身携带，遍示当世名家，题咏殆遍，姚燮亦在邀题列，可见大梅山人在当时艺坛的地位。
而七十年后，杨逸在《海上墨林》中，则评述姚氏的艺文云：“姚燮，字梅伯，号野桥，镇海人。道光十四年 (1834年甲午，30岁) 举人，文辞瞻丽，所作骈体文，诡玮特出。咸丰时，侨寓沪上，工画梅，巨干繁花，气体雄健。自号大梅山民，人物、花卉无不奇特，晚年稍病聋。潇洒好游，所得画资，挥霍立尽，于买画之外，绝无所求于人。所著有《大梅山馆诗词》、《复庄骈俪文榷》、《玉枢金钥》，及各种《传奇》。”（注三）指出姚氏墨彩画的专长，在人物、花卉，尤精画梅，“巨干繁花，气体雄健”。 (图10)
王韬则在《瀛濡杂志》之中说姚氏“工画梅，兴酣落墨，媚态横生，人物、花卉，无不奇特。于卖画外，绝无求于人。”厉志则评其画梅谓：“君臂如石指如铁，肝腑倔强气铙”，认为他的画，笔法倔强，纵横挥洒，可与他的诗词，相互呼应。（注四）
姚燮是晚清的重要大诗人，他的诗词，充满了李贺式的诡异奇境，非文学根底深厚的行家，不能真切欣赏。刘大杰 《中国文学发展史》云：“姚燮字梅伯，常用的别号有大梅山民、子复、复庄等，浙江镇海人，晚年家寓鄞县。他诗、词、画皆佳，又能戏剧、小说，为浙东名士，江南才子。鸦片战争期间，他以诗赋反映时事，内容深刻，是为杰作”。
姚氏晚号复庄、复翁、老复、疏影词史、二石生等，镇海崇邱乡人，生于城关谢家塘。祖上多为寒士，幼承家学，五岁时便能对客赋“花灯诗”，及长，勤学博览，至老不辍。于俗务之暇，辄“坐斗室，陈一篇。夜非三鼓不睡也”。诸凡经、史、子、集，道藏、释典，椑史、杂言，无不观览；诗文、书画，戏曲、音韵，小说、评点，均有造诣。由此可见，他在诗文书画、戏曲传奇各方面，都算是能直追徐文长了。这样的人物，在画坛文坛，实不多见。
道光八年 (1828年戊子)，年方24岁的姚燮，性喜旅游吟唱，四处广结文友，并与同好结“枕湖诗社”，相互唱和；后又与社友同游萧山、苏州、慈溪、普陀、钱塘、杭州、无锡、京口等名胜地方，山水陶冶，创作生辉。
道光十四年 (1834年甲午)，姚燮30 岁，乡试中举，入京会试，与都中名士交游，频获鼓励，大收熏染促进之效，诗画功力，日臻深厚。大学士阮元，赏其词如白石姜夔，画如煮石山农王冕，赠号“二石生”。从此，姚燮的画作，常署此名，到了晚年，则又常署名“二石老人”。 (图11)
此后，他因屡试不第，家境渐趋困苦，遂绝意仕途，以卖文鬻画为生。有诗云:
寒衣在典不可赎，赤手思炊米无宿；
我心如棘君首蓬，相对吞声抵悲哭。
盖记实诗也。他在32岁至39岁之间，为生活四处奔走，常发“掷其腰剑向沟渎，飘缨振策遗长途”之叹。
道光二十年 (1840年庚子) 鸦片战争期间，姚燮36岁，定海、镇海、宁波三处，相继陷落于英军之手。亲友罹劫，乡土沦亡，国家危殆。梅伯挈妇将雏，奔走流离，历尽颠沛，致使词章音韵之迷梦顿醒，诗笔词调之风格大变。此后，姚燮开始秉笔直书，大胆揭露侵略之暴行，投降之丑态；沉痛讴歌将士抗战之英烈，人民流离之苦难；词句悲愤激昻，为浙东抗战史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壬寅)，英军自甬、镇暂撤，38岁的梅伯蹴居于鄞江桥，与朱立淇同纂《四明它山图经》。是秋，移家宁波市心桥南。不久，因重病，借寓城北玉清道院养仡疴，终日闭门诵经，休养五月余。
道光二十三年 (1843年癸卯)，39岁的姚燮病愈后，自号“复庄”，开始寓游杭州、苏州、沪上、京江等地，出售画文，以为生活之资。结交既广，难免流连吟咏，笙歌宴游，有放佚不羁之态。一旦金尽，则闭门作画，仕女、花卉、翎毛，意境奇特。尤工墨梅，大笔挥洒，淋漓尽致，款印篆曰“还我原姿”、“方寸千里”，以自明其志，市人奇而争购之，尊称“大梅先生”。
王莳兰说姚燮“既失志归，遭兵乱，膺危急，濒死者再。复以贫累，驰东吴，走西淛，卖文自食者，又十年，而先生亦颓然就老矣。” 指的便是上述他38岁到48岁这一时期的情形。
东奔西走的生活，固然辛苦，但有时亦有意外的收获。姚燮在这段期间，最大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任熊。时间是在道光二十九年 (1849年已酉)，45岁的姚燮，在大收藏家兼画家周闲的居处范湖草堂，初遇当时馆于草堂中的青年画家任熊，惊识他的才华。（注五）道光三十年 (1850年庚戍)，姚燮46岁，任熊、周闲联袂来访，出示画作，奉请评鉴，梅伯惊为奇才，便力邀任熊至大梅山馆小住，朝夕诗画切磋，近三阅月，二人遂成至交。在此期间，任熊日摘梅伯诗中佳句，配以册页一图，三月之间，共为他画出《大梅山人诗中画》册页百二十图，人物、山水、花鸟、楼台、器物，无不具备，笔法设色精绝，内容匪夷所思，成为中国册页绘画史上，最辉煌的巨制。
咸丰三年 (1853年癸丑)，梅伯49岁，离沪返甬，停止了四处飘泊的卖文鬻画生涯，复客象山。是年九月，他于小浃江北浒择地，葺修“息游园”，心绪转为沉潜。此一阶段，他暇时作画，多拟古之作，与古人对话，尚友前贤，名作《大梅山人拟古册》十二开，当作于此时。(图12a, b, c, d.e,f,g.)
咸丰四年 (1854年甲寅)，姚氏50岁时，《复庄骈俪文榷二编》付梓，任熊为他作《复庄先生五十岁像》刊于卷首。王莳兰为作长序云：“甲午(1834年，30岁) 举于乡，屡试春官不第，遂绝意进取，以著书为娱悦。”（注六）在过去二十年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各类作品，分散各处 ，“息游”后，他开始有系统地整理自己文集，准备藏诸名山。
咸丰十年 (1860年庚申)，太平军进逼甬地，56岁的姚燮避难象山，与欧景辰兄弟、王莳等，组“红犀馆诗社”，并被推为祭酒。此时他处世和易近人，喜爱提携后进，循循善诱，不遗余力。为了证明自己宝刀未老，他奋力作《西泸棹歌》百二十首，自道：“似听老妪喃喃语，半述山川半土风”，充满民间生活之气。
此后，梅伯进入晚年，致力戏曲、小说、经学、史地之研究，兼又雅好音乐，精通音律，能自制曲。为考证古乐、古戏曲源流，遍访民间艺人，记录民歌民谣，雪夜灯下，酷暑斗室，旅途舟中，通宵达旦，点校批注，著述不辍，纂辑编校《今乐府选》五百卷，并著《今乐考证》十三卷。二书被誉为“中国戏曲史上规模空前的选本与剧目著录”。
在小说方面，姚氏被誉为清代《红楼梦》三大评点家之一。他于“息游园” 中，以“大某山民”署名，评点赞扬该书为“雪芹曹氏，以涵古盖今之学，撰空前绝后之书。”又著《读红楼梦纲领》，斥封建官场，探人情世故，赞小晴雯之叛逆，赏尤三姐之特立，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幸之人，深表同情。
同治元年 (1862年壬戍，) 34岁的赵之谦，避太平天国之难于闽中，劫余之际，画梅花扇面并记道：“画梅能作大圈者，余与复庄两人而已。今复庄不知何往，而余犹弄笔蛮烟瘴雨之间，亦足慨也。”(图13) 可见赵、姚二人的交情，不比寻常，是真挚的文友，又是时常切磋书画的艺友。他们在绘画上，努力追求内容的创新，以狂放不羁的笔墨颜色，反映处乱世之中所需要的“雄强精神”。在太平天国灾兵江南之际，大家为了避难，而不得不各奔前程，然于乱世之中，仍借着画艺之修练，缅怀昔日旧友，遥祝知交安泰。此图此情，怎能不令观者为之动容。
当时鄞县董沛、郭传璞等，皆来象山从学姚燮，后皆成浙东名家。此外，戴鋆诗画，亦均学自梅伯，因而自号“瘦梅子”、“小梅”，以示景仰。
同治三年(1864年甲子)，姚燮60岁，因病卒于家，葬于崇邱泗洲寺(今小港镇)后。姚燮一生，勤于著述，卒前数日，犹编辑《蛟川诗系》，撰《蛟川先生小传》。遗著有《疏影楼词》、《复庄诗问》、《复庄骈骊文榷》等四十余种。
《清史稿?文苑传》赞其“所为诗，苍凉抑塞，逼近少陵，骈体文亦沉博绝丽……尤工倚声……。”谓其诗文书画，“流落半天下”。其在东岗褉别墅大梅山馆中，藏书万卷，内多珍本，今亦散落各处。
姚燮与任熊
姚氏擅诗，所作高达万有二千余首，辑为《复庄诗问》一卷，就有三千五百余首，创作力之强，鲜有时人能及。他的诗，韵险典僻，力扫陈腔，炫博斗奇，蹊径独辟，为晚清的“前卫诗人”。任熊曾对人言：“浙东有姚燮，浙西有周闲，文章尽于二人矣，吾复何为乎。”（注七）可见他对姚燮诗文的佩服。任熊是海上画派画家中少有的诗文天才，文学鉴赏力，十分高超。而此时他的画，也愈出愈奇，险怪非常，充分地反映了他的文学修养，可谓当时的“前卫画家”。现在，46岁的前卫诗人与28岁的前卫画家，有机会在大梅山馆中小聚，握手共度朝夕，切磋诗画文艺，当然是人生一大乐事。任熊在大梅山馆这一住，便住了两个多月，宾主常欢而不倦，充分地享受言谈机锋之趣，表达惺惺相惜之情。
不过，此事据陈小蝶《定山论画七种》所记，另有说法。陈氏云：“渭长逃去，落魄鄞县（宁波)，出所作，张之地肆。以行乞。姚梅伯见而奇之，与语，益大奇，延至其家。饮食沐浴之，出所藏画，令观。渭长独喜老莲，乃闭门，令学三月，尽得其秘。”此一故事，十分动人，但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合。如能查实，当成千古佳话。（注八）
道光庚戍年（1850），任熊28岁。据任熊知交周闲的《任处士传》云：“周闲为楚游，偕（任熊）往吴中。交陈埙、黄鞠、杨韫华，复与陈埙送别。”其中黄鞠特别与任熊有缘，后来还成了任熊岳父。（注九） (图14) 之后，周、任二人访京口，“遍游金、焦、北固三山，还留吴。交畲镛、孙聃。”不久，周、任二人，又与陈埙重逢，“再偕陈埙游明州。”姚燮是明州大名士，与任熊一行人诗酒相会，是当然的事。周闲指出，在此之前(1849年己酉)，姚燮就造访过范湖草堂，认识了任熊的才艺，十分钦服。(图15)现在，任熊亲自到了家门口，哪有不留之理。当时，周闲正有事要去湖南，姚燮既然殷勤留客，周也自然顺水推舟的放人。于是任熊便暂住于大梅山馆了。（注十）
姚燮比任熊大18 岁，是任熊的知音兼赞助者。他在 《复庄骈俪文榷二编》，有《任不舍宋元词句画册赋序》一文，以感慨的语气，怀念旧友云：“吾友萧山任渭长，名熊，字不舍。以画手冠一时，远薄吴、顾，近笼唐、仇，余子碌碌，仆隶而已。尝寓我大梅山馆一年，季儿景皋，摘宋元人词句，丐其为仕女册，逾十日，得六十帧，沥脂膏黛渌之髓，极雕尘镂影之妙。谢赫之所品，邓椿之所评，于是册综括焉。暇日披览，系之以词，并慨任君之不永年，而此调成广陵散也。”这是姚氏在任熊过世后的追记，拳拳之心，款款之意，下笔斟酌，用字精简，绝非泛泛溢美之词。
不过，依照周闲在《任处士传》中的说法，任熊二十六岁时(1848年戊申)便进住范湖草堂之中，而且一留便近三年之久，怎么可能住了一半，又移往他处，游方鬻画？因此“己酉岁(1849年)”，当是“庚戊岁”（1850年） 之误。至于陈定山所谓的“地肆”卖画的奇遇，也可能是误把“杭州周闲”误记做“宁波姚燮”了。（注十一）这样一来，时间的疑惑，人物的差异，便不再存在了。我们可以说，周闲为了抬举任熊，故意没有在传记中，详述二人在“地肆”相遇的经过。
从年龄及社会地位上来看，姚燮认识任熊，确实是稍后于周闲的。因为，周闲只比任熊大三岁，年龄相近，拘束较少，论交较易，才一会面，便结金兰之义，进而同意应邀还周家寄居，也是情理中事。姚燮比任熊大十八岁 ，又早已是诗坛名家，正值盛年，地位显赫，他有赏识奇才之慧眼，提拔后进之热心，这是勿庸怀疑的，但是有能力邀请任熊还家一住三年的，还是以家境十分富裕的周闲，较为可能。因此，姚燮初识任熊之年，应在己酉(1849年)任熊27岁寄居范湖草堂近两年时。次年庚戍之春，28岁的任熊应周闲之邀，与友人共游镇江之金山、焦山与北固山，继游明州 (宁波、镇海)，也就是姚燮的家乡。任、姚二人订交，当在此时。而姚燮决定留任熊在大梅山馆小住，已是庚戍秋凉时节了(1850年)。
任熊在十九世纪的画家中，是属于文学修养较高的才子。除绘画外，他对作诗，亦别有慧心，天分既富，眼力亦高，一旦遇到姚燮这样李长吉式的诗坛怪才，当然是一见如故，倾心相交。于是他在两个多月之间，用心摘选姚梅伯各色诗句一百二十则，或单句，或联句，精心绘制成《大梅山民诗中画》六册一百二十图。是册内容丰富，题材广博，有人物、仕女、武士、神仙、佛道、鬼怪、博古、器物、花鸟、虫鱼、走兽、鞍马、山水、楼台、宫室等等，诗奇画绝，珠联璧合。一册之中，工笔写意，错杂出之，光怪陆离，不可方物，实乃十九世纪绘画册页之中，最精彩最重要的宏伟钜制，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最难得的杰构，令人阅毕，有观止之叹。(图16、17)
册页图成，已是次年(1851)元月中旬了。任熊亲自在引首题上“大梅山民诗中画”七个方笔隶法篆字，大有《天发神谶碑》的味道，充份展现他在书法上创新的才华。接下来，他又在此页上写道：“橐笔明州，下榻姚氏大梅山馆，与主人复庄订金石交。余爱复庄诗，与复庄之爱余画，若水乳之交融也。暇时，复庄自摘其句，属余为之图。灯下构稿，晨起赋色，阅二月余，得百有二十叶。其工拙且不必计，而一时品词论艺之乐，若万金莫能易也。笔墨因缘，或以斯为千古胜耶。咸丰纪元，上元之日，萧山任熊渭长自跋。”可见这在两个多月间，任、姚二人在天寒地冻的天气中，度过了平生最快乐的时光。可惜他们那里会料到，好景不常，要不了一年的时间，洪秀全便在广西起兵，江南即将陷于战火之中，大家不得不四散逃难，流离失所了。
任熊寄住大梅山馆时，姚燮为了提携誉扬“任画”，常常请他为友人作画，并为之品题，任熊只钤印了事，这种“任画姚题”的做法，大大提高了渭长在画坛的地位，广收推展销售之效。(图18) 任熊的书法，与姚燮十分相似，二人都偏离了二王、赵、董的风格，走雄强放笔的路子，与何绍基的笔法，相当接近。任熊十八岁的书法对联，便已透露他日后书风的取向。(图19)
日后，任熊的学生任伯年（1840—1895），初到上海，靠着当时画坛盟主胡公寿(1823—1886)的提拔，方能卖画。伯年每有新作，必由公寿补树石为景，并书长题，为之誉扬。二人遂有“任画胡题”之目，亦风行一时。日后，伯年之书风，全来自胡公寿，到老不变。世间仿伯年画者，包括其女任霞，皆未能参透此密，一旦题款，顿露马脚。渭长、伯年师徒二人，在画史上，各有一段如此佳话，恰巧可以前后辉映，一同流传后世。
任熊也不时为姚燮的家人作画，例如梅伯长子景皋，就曾请渭长画过《宋元词句仕女画》册页十六开。任熊寄居大梅山馆的日子并不长，然为姚家所作的图画，却十分丰富，几乎成了姚家的专用画师。原因无他，欲助家境贫寒的诗人也。周闲在《任处士传》 中说任熊作画，“遇知己，竭百日，力不少倦，非其人，虽一笔不苟为也”，可谓写照。姚燮则称赞任熊说：“任子渭长，以针孔心运笔。”又说：“季儿景皋，摘宋元人词句，丐其为仕女册，逾十日，得六十帧，沥脂膏黛渌之髓，极雕尘镂影之妙。”我们也可以说，姚氏一家似乎也扮演了任熊经纪人的角色，为他介绍藏家买家，四处推销他的作品。
姚燮在当时，除了以诗著称于世外，也擅长画花卉，尤精于画梅，时有应酬，闻名遐弥，因此自号“大梅山人”，便于自我推广。他独创以连续圈圈画梅之法，众梅花在枝桠间联成一片，单双一气，不分彼此。梅蕊亦随意点染，并无主从之分，画法十分前卫。(图20.a,b,)他曾镌一白文印曰“万古中间漂一我”，为自己的梅画作品做押脚章，表明他在画法上的自许与自负，大有现代前卫画家，在艺术创作上，虽万人亦独往的精神与狂傲。(图21.)
他的好友赵之谦(1829—1884)，亦喜用此法画梅，二人交称莫逆。赵之谦比任熊小六岁，通过姚燮、丁文蔚结识任熊后，二人常常切磋画艺，赵氏花卉之法，多半从渭长画法脱胎而来。姚、任、赵三人与周闲，再加上后来出现的胡公寿，把司马锺(1795？—1870？) 、张子祥(1803— 1887) 所发展出来的没骨设色花鸟，与王秋言(1813—1879 )所发展出来的方笔折枝花鸟，融合变化，参以北碑笔法及金石意味，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花鸟风格，为蒲作英、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的新派花鸟画，开出了康庄大道。
注：
注一、蒋宝龄著，《墨林今话》，映雪草卢藏版，同治壬申1872年出版。卷四，页十四“陈率祖条”：摩山人陈率祖，字怡庭，湖南祁阳人，可斋相国从子。工水墨，松石、禽虫、花卉，笔意纵肆，为近日写生能手。余曾见其牡丹巨幅，高枝挺立，花叶疏散，苔石坡草，俱异凡工，上系绝句云：‘好花直似菩萨面，万绿丛开丈二红；记得洛阳驴背上，分归春色到山中。’又尝见其山水一小帧，用已退笔，作平峦疎树，气韵荒率，设以浅绛，逸品也。山人举家工画，其任宝山贰尹时，贫甚。夫人及女，咸助挥翰，鬻以供膳。及宰城，俸入既倍，遂不复为。去官后，卜居京江，有林泉之胜，曰“鸿鹤山庄”，名流多载酒访之。《墨香话识》云，山人女名祥发。
卷五，页十一“陆飞”条：仁和陆筱饮飞，字起潜，乾隆乙酉(1765) 解元，画人物、山水、花卉，俱超隽轶群，亦善画竹。吴小匏有诗赠之。性高旷，慕张志和之为人，造舟湖上，曰“自度航。” 妻孥茶灶，悉载其中，遨游西泠烟水间，终岁不入城市，以诗书画自乐。樵夫渔子，无不呼为陆高士。
注二、 同上，卷十八，页二—— 三。
注三、杨逸著，《海上墨林》，上海 : 上海豫园书画善会，1920年，页338。
注四、王韬,《瀛杂志》三卷. 成书于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页118。
注五、见同治元年壬戍 (1862年)，姚梅伯跋任熊29岁 (1851年)所画《胜景忆往册》(现藏美国“景元斋”)：“任君渭长于道光己酉岁 (1849年)，徙萧山，担琴橐笔。”
注六、王莳兰 “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序”，《复庄骈俪文榷二编》，宁波，1854年, 3页 。
注七、见注6，186页。
注八、陈定山，《定山论画七种》，台北：世界文物出版社，1969年)，115页。
注九、同注一，卷十七，页十七—十八：松江黄秋士鞠，居郡之清风泾，侨寓吴门，画山水、花卉，迥出时畦，独标胜韵，盖得力于南田、石谷居多，亦工人物仕女。陶制军、梁方伯及一时士大夫，靡不重其笔墨，名溢吴中。秋士尤精制图，布置熨贴，不少不多，不空不实，寓整秀于荒逸之中，斯其独绝。花卉能作巨帧，大叶粗枝，弥有神趣。为人淡泊真率，以诗酒自豪，著有《湘华馆集》……秋士始以《沧浪亭图》见赏于梁方伯。《惠山全图》及《补听松庵舳垆图》，皆秋士游梁溪时所作，曾交弢明府，并为镌石，又尝写《莫愁》、《苏小》等像，留白门、武林，均有石刻。好事者，恒拓以赠人云。
注十、见注6，186页。
注十一、周闲，《范湖草堂遗稿》，页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