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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是陕北老插，1969年到延安府河庄坪乡红庄村插队。在黄土高原上生(居住)的久了，土攻了心入了血，注定要带一辈子土气。
其实咱们都明白，插队只是革命洪流中的一小截波涛而已。时日长了，除了老插之外，没多少人对此有兴趣。现如今那些从灵到体已经换成钱和性的年轻人，哪有功夫跟插队费劲。插队是老插唱给自己和老乡的歌。我们坐在黄土峁子上，说了又唱，唱了又说，这歌声飘飘，出了心窝窝，弥漫在荒山蓝天之间，时间长河之上。
虽然漂泊海外，可我几乎每年都回北京。这二年从国家到个人，都鸟枪换炮。老插聚会，大家驱车而来，大院里停了一片私家车，代替以往那一溜自行车。饭馆里拼了桌子，摆上酒瓶，放下烟雾，于是，黄土地辛艰的往事，化作清美的甘露，滴着心尖，润到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没有轰轰烈烈事业，讲得热火朝天的，都是陕北平常的事情。三十年了，我们庄的情况改变不大，很多人还没见过火车。要是今天的官儿们、知识人还记着中国仍然有许多农民非常穷困，老百姓的希望就大了。
吃在陕北
受苦(干农活儿)汉一辈子是简单的，吃是头等大事。若老天有情年成好，喝上瓶烧酒，热辣辣地流过食道，人生就一满(彻底)灿烂了；抽上口自家种的新小烟，打个大喷嚏，呛出泪，神经当下就轻松了。
插队第一年，吃就是大问题。政府一个月配给知青45斤粮食，多是玉米面。没菜，我们向生产队借一桩(粗毛织口袋)洋芋煮了放盐。收工回来，大家懒散地倚坐在门槛炕沿缓着(休息)，呆望着柔软的火舔着锅沿，没话。锅里煮洋芋的声音清晰而有节奏。没油。门背后墙上有个木橛，用麻绳吊着一块汉白玉，半个小碗大，上半截落满了土。洋芋煮烂了，做饭的用铁勺在坚硬的汉白玉上咯吱吱刮下点碎渣，接在碗中，小心倒在锅里。于是乎洋芋汤上泛起几圈油花。抱着海碗，吸溜一口，几个圈圈入了胃，真香啊!那木橛上吊的原来是圪蛋老绵羊油。冷天，羊油硬如玉石。从冬天到春天，那就是我们的油水。节省着用吧，时日还长。天长日久有时尽，终于汉白玉刮完了，只剩下木橛吊着无绝期之恨。洋芋煮烂了，做饭的拿着勺子，习惯地回头望望墙上的木橛。若是今天给你刮点老绵羊油尝尝，肯定让你觉得醍醐灌顶般膻腥灌脑，像一头栽在羊圈里。
早上，天麻麻亮，受苦汉影影晃晃地上山了。山里苦重，干了一老气才见老高(太阳)探出个嫩脸蛋蛋。露水打湿鞋裤。晚上，天麻麻黑，受苦汉才影影晃晃，当啷着头下了山。听见庄里婆姨们死声：“受苦的回来了”(“死声”义同喊、吼叫)，挣了一毛三分钱。饿得万恶(非常)，累得恓惶。要是有一回能油油地吃下一顿，安安地睡上两天，共产主义那就实现了。老天爷，你怎么就不叫共产主义实现个一半天呢?那时我们才十七八岁，正在长身体，就该在教室里生着。可我们没这等福。我那时身高186公分，50多公斤，胳膊腿像几截棍棍。一个月45斤粮食怎么够吃，连女生一顿也能招呼九两一斤的。我天天都饿，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卷陕北的小烟猛抽几口，顶住饥饿。
记得开春之后的一天，暖气回升，阳洼上几棵梨树开花了，背崖上还吊着几丈长的冰凌。时节紧，抢种庄稼。受苦汉每日清早就扛着老镢头上山掏地。苦重，早上的粘饭(稠米粥，读ran)顶不到晌午。知青的午饭常是玉米饼子，按量做的，我总是吃不饱。那天老乡大高坐在我身旁。手上拿着一个大糠饼子。那东西，黑褐色，快有我的玉米饼子两个那么大。我灵机一动，要和大高换午饭。他看看我，疑惑地说：“这你怕不能行吧?”我说能行，伸手就把那糠饼子拿过来了。陕北老乡非常憨厚，大高不说话，只是望着我吃糠饼子。那是糠掺了麸子和野菜蒸的饼子。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我端着水，慢慢地吃。糠菜饼子可真难吃，酸涩。起初不会咽，顶在嗓子眼不下去。嚼久了咽，还是刮得嗓子生痛。不管怎么样，肚子塞实了。第二天中午，我又换大高的糠饼子吃，他笑笑问我：“夜黑地把屎了没?”我直当他耍笑我，没理他，专心地吃糠饼子。其实我昨天真没大便，肚子发胀，没当回事。到了后半晌，肚子越发胀。收工回去，晚饭也没吃多少。大家猜疑是糠吃坏了，可我寻思，庄里有多少老乡吃糠，没见有什么不妥，等阵子方便一下即可，只是肚子胀得难受，有酸嗝反上来，不如到外面走走。
我走出窑洞，细腿支着胀圆的肚子瞎转悠。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庄里的孩子个个细胳膊细腿，挺着很大的肚子。这样奇特体形的儿童以前只是在张乐平画的《三毛流浪记》中见过。我转来转去，终于转出了感觉，接着是一场苦罪：感到肚子下坠，肠子被揪扯，脑上淌下汗，脊背上也湿了。挣扎中我不断嘱咐自己，别再吃糠了。忽然就想起我见过同样的场面。有一天早上我和米如怀大叔走过曹家大院，见一个中年妇女牵着个六七岁的孩子。孩子蹲着，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嘴角抖动着，额头也沁出汗。一双枯瘦的小手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胳膊，像是万一松手，就会坠落万丈深渊。见我注意他们，母亲菜色的脸上显出尴尬。
“咋价了?”我问米如怀。
“把屎。”
“娃娃是不是病了?”
“吃糠了。”
“小娃娃受这么大的罪，别再给他吃糠了。”
“再你吃甚了?”(那你说吃什么)一句话顶得我张张嘴。
“糠，捏成个佛佛，也难咽下。白面，捏成个驴球，也香。人人解下(明白)”。
不知过了多久，斗争终于结束。我出来，腿脚麻得如针扎，脑袋也晕，就站在那里等血脉疏通。从小课本就告诉我们：旧社会农民吃糠咽菜。而今我站在这儿才算明白吃糠咽菜的苦。再想到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我们吃糠农民都不如，就感到要肩负解救这么多人的重任，我这种人是根本球事(没用)。
第二天在山上，米如怀把大高训了一顿：“你则(助词)再不能给他们换吃糠。你解下，北京娃娃肠胃当根就和我们不一样。受苦汉胃肠生下就装糠，本质上两岔着……”我第一次听说人和人不仅有贫富、贵贱、气质、外表之差，内部肠胃也不相同。
风吹日晒大雨淋，世上苦不过受苦人。米如怀大叔说毛老人家在陕北那阵子光景强，风调雨顺，家家有几石小米一瓮酸菜。延安今不如昔，越来越倒塌。他问我们，你们知识青年，讲讲，共产主义是咋相，能吃白馍大肉?
初夏的一天，收工回来天刚麻麻黑。我们几个走进庄，见一个人影晃晃而来，到了跟前向我扑通跪到，趴下就磕头。我慌忙把他扶起来，竟然是队长贾长高。他擦擦额头，请我明天早上去他家帮忙写簿子；又给知青里最壮的阿四磕了一个头，请他帮忙抬寿材；言语之间并无伤切。我们后来才知道，陕北人命贱苦重，过60岁而终，了却人间无尽艰辛，就是喜事。
第二天，艳阳高照，全队都停工帮队 长发送老人。红白喜事，陕北都叫“过事情”。米如怀历多识广，受聘为总管。手下有白案掌柜、红案掌柜、迎亲送客、收接财礼、打墓抬棺，布置场面、协调联络的各色人等，还有管吹手的，管采买的，管备柴的，管刷碗的。我受会计米生智领导，我记人头账目，米生智收钱。来者一家交两块钱，没钱的交四个白馍。知青想混着交两块钱了事，被米生智挡住，“那不行，你们谁和谁一家?谁是婆姨谁是汉?”
队长贾长高，人称精种子，脑水灵光，家境强。这场事情前二年贾家兄弟就开始准备上了，可谓钱粮具备。前头窑前支了彩棚，贴了个乱七八糟。棚中木凳上停放着多年前做成的黑漆大寿材。棚前两排长凳，五六个吹鼓手操持长短唢呐鼓板。米如怀歪脑看看日头，挥挥手，吹鼓手于是摇肩骚首，先是《社会主义好》《东方红》，一阵子又是《走西口》《三十里堡》，呜哩哇啦，热火朝天。锅台上支着一架饴铬床压荞麦面条，两个后生赤膊压那床子，荞麦面像蚯蚓样涌入了沸水。昨天杀翻了一头大肥猪，肥肉切成寸五见方的块子，能盛一担水的大锅炖满了肉，这阵卤透了，油气随风一扬，香倒一道庄。老汉窑前树立大幡，上贴长纸条，随风舞起。我数数，至少65条，显示老汉超过65岁。婆姨们挤在窑里做纸活，叽叽咂咂。满院喜色，没人悲伤。
院子里马上摆放七八张粗木方桌，人们争先入坐。寻吃的(乞丐)来了，打着二六子(手板)唱起高歌，飘飘悠悠。陕北人没有那种势利眼的下贱病，米生智说要招待寻吃的同样吃好。他们的酸曲(爱情、性爱类民歌)就是财礼。“不保险跌了年成，大家都得寻吃。”
今天的“事情”上吃的是八碗，四荤四素，荞麦饴铬管够。菜用老碗盛了，尖尖地摆在木盘上。案上的伙计单手脱着木盘，且唱且走。娃娃大人脸上都笑成大灿烂。陕北好劳力讲究好酒量、好烟瘾、好肉量。米大哥是我们庄顶梁柱，也是队里实际主事的，他桌上放了碗大肉，全是寸五的肥膘，一共九块，在碗里颤悠。只见他坐在那里夹起一块肥肉，用上下门牙轻轻衔住，脖子和身体猛然向上一扬，同时张口，又迅速收下来。于是，那肉飞起来正打在迎面下来的后嗓子上，用后嗓子将肥肉用力挤压几下，吸那挤出来的油汁，然后口略一松，再嚼几下，咕儿，咽下去。这动作一气呵成，连贯流畅。我从来没见有人如此神情专注地吃肉：他眼光松散地透过桌子，放在地上，感觉似全部关闭，与嘈杂的外界隔绝，身体保持着一种姿势。一会，米大哥就吃完了，将些汤也喝净，这才抬起头，目光也恢复如初。我有点惊讶，想，再有一碗就好了。真希望大哥再能吃一碗肉。什么时候受苦汉能称心地吃呢?
“受”在陕北
参加农业劳动，陕北人称为“受苦”。我们庄地多，有好几架大山，广种薄收，全看老天脸色。受累一年，人熬(累)得半死，也打不下多少粮食。队里有一块地，熬了一年，种子也没收回来。“撂了吧，叫荒着。”米大哥和队长说。于是第二年没种庄稼，让土地休息。夏天远远望去，地的边缘杂草茂盛，中间空空，清清楚楚。“咳，人把地都榨干了。”
刚到庄里时，队上有点技术的活，像吆着牛犁地、放羊、牛踩场，不让我们干。第一次见到牛踩场时，知青们非常惊讶，感觉回到了刀耕火种的时代。麦子收下来先垛成四五米高的麦垛，不怕风雨，以后才脱粒。脱粒是将麦子厚厚地铺在场上，老乡站在场中央，左手攥住一把缰绳，右手拿鞭子，吆喝着五六条牛一圈一圈地在场上转。老牛吹着粗气，用蹄子将麦粒踩下来，屎断断续续地拉在麦粒上。
夏至前后，山上的庄稼都种停当了。队长准备在大路边捡块好地种西瓜、小瓜(香瓜)。我们这条沟叫西沟，转来转去三十里长，约有十来个自然村。我们红庄守在沟口，后沟的人走公社、下延安都要经过。瓜田刚好选在路边，图谋着天气昏热，进出的农夫走了几十里路，大汗淋淋，专等赚他们的钱。老汉李丕成和我去种瓜。我高兴得很，听说要住在瓜地，像露营，苦轻，而且最重要的是算算时间可以躲过麦收。早就听说收麦子可怕，苦重得要小命。
搬进瓜棚的第二天，我被虼蚤咬得受不了，迁怒于他：“野地里头怎么有虼蚤?就是你家里的虼蚤，你铺盖里卷来的。”“我家有倒有一半个价虼蚤，没这么闹(多)。”我不管那么多，把我们两人的铺盖都吊起来晒。然后回庄换了干净衣服，找到一袋六六六粉，在炕上，草棚外转圈都洒了。李老汉不高兴，嫌气味大。他找了许多半干的长叶草，编成长辫子吊在棚子里头。我问了他几次这是什么，他都是简单地说：“艾草”。晚上黑黑，连月亮也没有。李老汉把艾草辫子点着。那东西没有火苗，只散出浓浓自烟。这艾草是给我烧的，专为驱蚊虫。
可怕的夏收终于来了。
队上宣布，除了李老汉要照顾瓜，汉们、婆姨女子、娃娃圪蛋，全队劳力，明天起都要去抢收麦子。我无奈，只得回去。麦子都种在阳洼上，我们从下向上割，等割到地头，太阳猛烈了，才将一捆捆的麦子背到山顶的场上。休息的时候我和米生智坐在一起，他是我们庄唯一读过中学的后生。我抱怨这些天起床太早，白天太长，日头太晒，苦水太重。米生智望着我，一脸幸灾乐祸：“哈!这你就球事下了。明天峨子峪阳洼，要操心小命!”我当他吓唬我，没往心里去。那天竟然收工早，队长吼了一嗓子：“哎，回了!明天收拾峨子峪阳洼，则是把抗硬的吃食肩(读han，携带)上，白馍回毼(回去。毼，读ke)早些儿蒸下!”听了这话，我心里才打开鼓了。
正睡的瓷实，队长在曹家大院外起死声：“受苦的起身喽”，一遍又一遍。我支起身子看看窗上的破洞，外边黑黢黢的。“也没个闹钟，想几点叫就几点叫。”我嘟囔着往起扎挣，艰难。没醒透，我脚底下绊蒜，盯着前面不知谁的脚跟，恓恓惶惶地上山。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到了山顶。那一刻，山风扑面打来，精神一振。一目千里，火红的日头，腾腾而起，压小了天际的山峦。云山交融不辨，河川宛延于日下。俯身一望，傻了——连绵的麦田直杵到峨子峪底沟，差几米碰上峨子峪庄口的路。庄口有几个村民，小如虫蚁。老天爷，这个大上坡，空手上来腿肚子都得转筋，还要背上麦子，顶着太阳!
我和米生智走到最下面。麦子被露水打了，又湿又冷，老有韧性，用镰刀连扯带割。米生智低声和我说：“捆儿打小些，背上往死压。”全庄劳力从下到上排成几条斜线，越割越高，背后撂下一捆捆的麦子。没人说话，熬时间。打歇时，烈日当头没地方去，用布衫罩着头练忍功。中午早过了，大家越割越饿。直到放倒了所有的麦子，大家才杵着镰刀直直腰，各自到场上认饭罐子。那天知青的吃食是一个白馍一个玉米饼。再看看，满庄的劳力都带了白馍，有的炒菜还放了油。吃喝停当，我在树荫下躺倒，偏偏刘二凑过来，满脸堆着笑容慰问我：“你感觉上咋相?撑定撑不定(受得住受不住)?”我不爱张 (理睬)他，哼了一声：“没事儿。”他还在慰问：“马下背麦子，从峨子峪阳洼底下背到山顶场上，黑了回毼给上你个卟咧(扭动)婆姨，压定压不定?”贺生方接上话：“后生和老汉敢是不一样，后生聚劲，‘压压沙，尿到崖(读nai)上’；老汉球也不蛋(没本事)‘撖撖(抬)沙，尿到鞋(读hai)上’。”众人一片笑声。苦重，受苦汉只有说儿话(荤话)唱酸曲寻欢喜。
米大哥和队长观山景，高处风起了，他俩吆喝大家：“都往起站，背麦子蝎来，沟掌枣圪台潲雨了。咯情吗哒(迅速)!”我爬起来抄上绳子把头上的烂脏手巾搭在脖子上，莫叫麦芒扎了脖子，背起沉甸甸的麦捆。土太虚松，脚踩上去一步溜下来半步。麦芒穿过背心，扎在肩背胳膊上，刺刺的难受。更糟糕的是我急急忙忙忘了穿鞋，阳洼中间的虚土被毒日头晒得太烫了，烫得我左右脚不停地倒换。烫急了，我背着麦子一步跳到悬崖边的草丛里，绿草不能这么烫。天呀，左脚踩到长刺的草果上!疼得我叫了一声，身体来回晃动。米生智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厉声高叫：“不行!快回来!”我跳回地里头，米生智被结实地吓了一跳，“闪下去就回北京了……”我只把脚给他看。他帮我放下麦子，拔出棘刺，然后硬是脱下自己的老乡鞋塞给我。我不要，那地有多烫，赤脚走上去脚掌非得烙熟。他听也不听，背着麦子大步走了。
麦子背上来了，满满两场。风带着冷意，推着黑云，压暗了后沟的天。我和曹福贵留下在大风中垛麦子，直到高大的麦垛垛好了，才坐下来。高高的刘家山上，一望数十里，前前后后、峁上沟里，只有我、曹福贵和远处梁上拦羊的。骤雨之前，天空有一处蓝瓦瓦地醉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深、这么蓝的天。我仰躺在场中，有一种浮浮而起的感觉。我想，应当记住这天空。
大雨来了，落在烫烫的黄土上，化作袅袅云雾，从远山近壑中升起，在空中变幻。山峦隐隐现现。猛然，听见峨子峪山梁上传来歌声。这歌没有词，只有哎嗨之语，其音挺拔，穿雨而来，陡然向上，像紧紧绷住回旋奔突于天地之间的力量。多少代强压的辛酸，多少世抑制的呻吟，如今释放，把这浩瀚的天空缓缓地撕裂，显现出天河般的巨大创口……
好久好久，我才慢慢地问曹福贵：“这是什么曲儿?”“西凉道情。”
你瞧，这无边的黄土，祖辈的苦难就是荒原的文化，它们只能在这里产生。
米怀亮大哥
米大哥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人。他是红庄大队的副书记，威望高，人和气。他照顾我们，是我们黄土地家乡的亲人。在一个大雨倾盆的下午，米大哥紧急疏，散在沟里打坝的人群。坝前的山，已经被人们削砍成陡峭的黄土崖，随时可能崩塌。两个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延安知青，下定决心坚持在打坝现场。米大哥喝令所有的人在安全地带不得走动，独自一人去说服、营救这两个知青。在闪电的瞬间我们看见大哥与他们扭作一团，想把他们拖到安全地带。然而，精神原子弹在他们身上爆炸了，强壮的米大哥竟拼不过他们。远处的人群在竭尽全力地死声，那呼喊像孩子的呜咽，被磅礴的大雨，震天的巨雷吞噬了。陡壁悬崖崩塌了，黄土厚厚地，如一张巨大而温暖棉被盖在大哥身上。
2000年秋我回到延安，和米大哥的儿子桂平一起爬上山去看望大哥。爬了半小时才到地方。桂平气喘着说：“爸，王新华来了，看你来了。”
米大哥的墓碑上写着：
米怀亮同志之墓
延安市河庄坪公社红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男原籍榆林县固塔公社米家沟人为建设大寨队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廿二日在大坝工程英勇献身终年四十三岁追认为中共模范党员
中共延安市河庄坪公社红庄大队党支部
延安市河庄坪公社大队革委会
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立
其实，这之前我回过几次陕北。1980年那次见到米大嫂——永远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一个不能与天斗，不能与人斗的贫苦婆姨，穿一身稀烂肮脏的衣服，拉着我的手嚎啕痛哭，倾诉大哥逝世后时日的艰难。大嫂身边还有两个孩子，大点的是女儿桂莲，刚六七岁；小点的男孩庞生还抱在怀里。米大哥逝世后家里塌了，生产队塌了。没几年，红庄成为西沟最倒塌的村。后来，劳累忧愁的大嫂得了肺癌，在破烂的土窑里撒手去了。
1985年我听说大嫂11岁的小女孩桂莲给人家放牛，风吹日晒，遍踏山岭野地，一年挣六块钱。桂莲每天受苦回来还要给愣头愣脑的小弟庞生打柴担水做饭。我托咐朋友去延安，将庞生安排在他已出嫁的大姐桂娇家，然后带着放牛女娃回北京。我和婆姨林小枫在首都机场欢迎我们家的新成员。
离开了陕北，我们都惦念它。朋友王克明常回延安，还有诗写出来，我为其谱了曲：
在那遥远遥远的山中，
有一块静静悄悄的石碑，
它记载着我的故事，
那是我的苦难、我的光荣。
我说不出来它在哪里，
举目无边草木丛丛。
它们埋没了我的血汗，
连同我的苦难、我的光荣。
我曾在哪里血流如注?
沉沉足迹印留在何处?
往事如长梦，醒来空空，
别了，我的苦难、我的光荣。
我也为岁月作出过牺牲，
不是为留下我的姓名。
只为了一块寂寞的石碑，
为了一点点苦难、一点点光荣。
还有几句
米如怀大叔和绝大多数陕北人一样，脾气和善。打歇时知青围着他，要卷他的旱烟抽，他慌忙用手捏捏烟袋儿，表示所剩不多。要问他：“多乎哉?”他也回答：“一满不多了”。他会告诉你，等你们走了，去了好地方，天天吃好烟，可莫惦记老汉这点烂脏烟。
我们走了，不仅还惦记着老汉的旱烟，还把心也留在了那里。那里没有虚荣，没有自私，没有尔虞我诈。在那里，我没有感到过人心险恶。我在那里度过了与土融合的自在的日子。我想，和受苦汉在一起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他们软化了你那顽固的自私心，在你心地之中打扫出一小块地方，放上别人。这没准日后能救你的小命。比如，在你哪天打算贪污救老百姓的拨款，或者下手干其他缺德事情的时候，或许，你心灵中那方寸之地能发出一屡清纯的光，令你停住大铁爪。之后，使你免于被人唾骂诅咒，免于胆战心惊的逃亡，甚至免于挨枪子儿的灾难。
其实咱们都明白，插队只是革命洪流中的一小截波涛而已。时日长了，除了老插之外，没多少人对此有兴趣。现如今那些从灵到体已经换成钱和性的年轻人，哪有功夫跟插队费劲。插队是老插唱给自己和老乡的歌。我们坐在黄土峁子上，说了又唱，唱了又说，这歌声飘飘，出了心窝窝，弥漫在荒山蓝天之间，时间长河之上。
虽然漂泊海外，可我几乎每年都回北京。这二年从国家到个人，都鸟枪换炮。老插聚会，大家驱车而来，大院里停了一片私家车，代替以往那一溜自行车。饭馆里拼了桌子，摆上酒瓶，放下烟雾，于是，黄土地辛艰的往事，化作清美的甘露，滴着心尖，润到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绩，没有轰轰烈烈事业，讲得热火朝天的，都是陕北平常的事情。三十年了，我们庄的情况改变不大，很多人还没见过火车。要是今天的官儿们、知识人还记着中国仍然有许多农民非常穷困，老百姓的希望就大了。
吃在陕北
受苦(干农活儿)汉一辈子是简单的，吃是头等大事。若老天有情年成好，喝上瓶烧酒，热辣辣地流过食道，人生就一满(彻底)灿烂了；抽上口自家种的新小烟，打个大喷嚏，呛出泪，神经当下就轻松了。
插队第一年，吃就是大问题。政府一个月配给知青45斤粮食，多是玉米面。没菜，我们向生产队借一桩(粗毛织口袋)洋芋煮了放盐。收工回来，大家懒散地倚坐在门槛炕沿缓着(休息)，呆望着柔软的火舔着锅沿，没话。锅里煮洋芋的声音清晰而有节奏。没油。门背后墙上有个木橛，用麻绳吊着一块汉白玉，半个小碗大，上半截落满了土。洋芋煮烂了，做饭的用铁勺在坚硬的汉白玉上咯吱吱刮下点碎渣，接在碗中，小心倒在锅里。于是乎洋芋汤上泛起几圈油花。抱着海碗，吸溜一口，几个圈圈入了胃，真香啊!那木橛上吊的原来是圪蛋老绵羊油。冷天，羊油硬如玉石。从冬天到春天，那就是我们的油水。节省着用吧，时日还长。天长日久有时尽，终于汉白玉刮完了，只剩下木橛吊着无绝期之恨。洋芋煮烂了，做饭的拿着勺子，习惯地回头望望墙上的木橛。若是今天给你刮点老绵羊油尝尝，肯定让你觉得醍醐灌顶般膻腥灌脑，像一头栽在羊圈里。
早上，天麻麻亮，受苦汉影影晃晃地上山了。山里苦重，干了一老气才见老高(太阳)探出个嫩脸蛋蛋。露水打湿鞋裤。晚上，天麻麻黑，受苦汉才影影晃晃，当啷着头下了山。听见庄里婆姨们死声：“受苦的回来了”(“死声”义同喊、吼叫)，挣了一毛三分钱。饿得万恶(非常)，累得恓惶。要是有一回能油油地吃下一顿，安安地睡上两天，共产主义那就实现了。老天爷，你怎么就不叫共产主义实现个一半天呢?那时我们才十七八岁，正在长身体，就该在教室里生着。可我们没这等福。我那时身高186公分，50多公斤，胳膊腿像几截棍棍。一个月45斤粮食怎么够吃，连女生一顿也能招呼九两一斤的。我天天都饿，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卷陕北的小烟猛抽几口，顶住饥饿。
记得开春之后的一天，暖气回升，阳洼上几棵梨树开花了，背崖上还吊着几丈长的冰凌。时节紧，抢种庄稼。受苦汉每日清早就扛着老镢头上山掏地。苦重，早上的粘饭(稠米粥，读ran)顶不到晌午。知青的午饭常是玉米饼子，按量做的，我总是吃不饱。那天老乡大高坐在我身旁。手上拿着一个大糠饼子。那东西，黑褐色，快有我的玉米饼子两个那么大。我灵机一动，要和大高换午饭。他看看我，疑惑地说：“这你怕不能行吧?”我说能行，伸手就把那糠饼子拿过来了。陕北老乡非常憨厚，大高不说话，只是望着我吃糠饼子。那是糠掺了麸子和野菜蒸的饼子。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我端着水，慢慢地吃。糠菜饼子可真难吃，酸涩。起初不会咽，顶在嗓子眼不下去。嚼久了咽，还是刮得嗓子生痛。不管怎么样，肚子塞实了。第二天中午，我又换大高的糠饼子吃，他笑笑问我：“夜黑地把屎了没?”我直当他耍笑我，没理他，专心地吃糠饼子。其实我昨天真没大便，肚子发胀，没当回事。到了后半晌，肚子越发胀。收工回去，晚饭也没吃多少。大家猜疑是糠吃坏了，可我寻思，庄里有多少老乡吃糠，没见有什么不妥，等阵子方便一下即可，只是肚子胀得难受，有酸嗝反上来，不如到外面走走。
我走出窑洞，细腿支着胀圆的肚子瞎转悠。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庄里的孩子个个细胳膊细腿，挺着很大的肚子。这样奇特体形的儿童以前只是在张乐平画的《三毛流浪记》中见过。我转来转去，终于转出了感觉，接着是一场苦罪：感到肚子下坠，肠子被揪扯，脑上淌下汗，脊背上也湿了。挣扎中我不断嘱咐自己，别再吃糠了。忽然就想起我见过同样的场面。有一天早上我和米如怀大叔走过曹家大院，见一个中年妇女牵着个六七岁的孩子。孩子蹲着，脸上的表情非常痛苦，嘴角抖动着，额头也沁出汗。一双枯瘦的小手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胳膊，像是万一松手，就会坠落万丈深渊。见我注意他们，母亲菜色的脸上显出尴尬。
“咋价了?”我问米如怀。
“把屎。”
“娃娃是不是病了?”
“吃糠了。”
“小娃娃受这么大的罪，别再给他吃糠了。”
“再你吃甚了?”(那你说吃什么)一句话顶得我张张嘴。
“糠，捏成个佛佛，也难咽下。白面，捏成个驴球，也香。人人解下(明白)”。
不知过了多久，斗争终于结束。我出来，腿脚麻得如针扎，脑袋也晕，就站在那里等血脉疏通。从小课本就告诉我们：旧社会农民吃糠咽菜。而今我站在这儿才算明白吃糠咽菜的苦。再想到三分之二的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连我们吃糠农民都不如，就感到要肩负解救这么多人的重任，我这种人是根本球事(没用)。
第二天在山上，米如怀把大高训了一顿：“你则(助词)再不能给他们换吃糠。你解下，北京娃娃肠胃当根就和我们不一样。受苦汉胃肠生下就装糠，本质上两岔着……”我第一次听说人和人不仅有贫富、贵贱、气质、外表之差，内部肠胃也不相同。
风吹日晒大雨淋，世上苦不过受苦人。米如怀大叔说毛老人家在陕北那阵子光景强，风调雨顺，家家有几石小米一瓮酸菜。延安今不如昔，越来越倒塌。他问我们，你们知识青年，讲讲，共产主义是咋相，能吃白馍大肉?
初夏的一天，收工回来天刚麻麻黑。我们几个走进庄，见一个人影晃晃而来，到了跟前向我扑通跪到，趴下就磕头。我慌忙把他扶起来，竟然是队长贾长高。他擦擦额头，请我明天早上去他家帮忙写簿子；又给知青里最壮的阿四磕了一个头，请他帮忙抬寿材；言语之间并无伤切。我们后来才知道，陕北人命贱苦重，过60岁而终，了却人间无尽艰辛，就是喜事。
第二天，艳阳高照，全队都停工帮队 长发送老人。红白喜事，陕北都叫“过事情”。米如怀历多识广，受聘为总管。手下有白案掌柜、红案掌柜、迎亲送客、收接财礼、打墓抬棺，布置场面、协调联络的各色人等，还有管吹手的，管采买的，管备柴的，管刷碗的。我受会计米生智领导，我记人头账目，米生智收钱。来者一家交两块钱，没钱的交四个白馍。知青想混着交两块钱了事，被米生智挡住，“那不行，你们谁和谁一家?谁是婆姨谁是汉?”
队长贾长高，人称精种子，脑水灵光，家境强。这场事情前二年贾家兄弟就开始准备上了，可谓钱粮具备。前头窑前支了彩棚，贴了个乱七八糟。棚中木凳上停放着多年前做成的黑漆大寿材。棚前两排长凳，五六个吹鼓手操持长短唢呐鼓板。米如怀歪脑看看日头，挥挥手，吹鼓手于是摇肩骚首，先是《社会主义好》《东方红》，一阵子又是《走西口》《三十里堡》，呜哩哇啦，热火朝天。锅台上支着一架饴铬床压荞麦面条，两个后生赤膊压那床子，荞麦面像蚯蚓样涌入了沸水。昨天杀翻了一头大肥猪，肥肉切成寸五见方的块子，能盛一担水的大锅炖满了肉，这阵卤透了，油气随风一扬，香倒一道庄。老汉窑前树立大幡，上贴长纸条，随风舞起。我数数，至少65条，显示老汉超过65岁。婆姨们挤在窑里做纸活，叽叽咂咂。满院喜色，没人悲伤。
院子里马上摆放七八张粗木方桌，人们争先入坐。寻吃的(乞丐)来了，打着二六子(手板)唱起高歌，飘飘悠悠。陕北人没有那种势利眼的下贱病，米生智说要招待寻吃的同样吃好。他们的酸曲(爱情、性爱类民歌)就是财礼。“不保险跌了年成，大家都得寻吃。”
今天的“事情”上吃的是八碗，四荤四素，荞麦饴铬管够。菜用老碗盛了，尖尖地摆在木盘上。案上的伙计单手脱着木盘，且唱且走。娃娃大人脸上都笑成大灿烂。陕北好劳力讲究好酒量、好烟瘾、好肉量。米大哥是我们庄顶梁柱，也是队里实际主事的，他桌上放了碗大肉，全是寸五的肥膘，一共九块，在碗里颤悠。只见他坐在那里夹起一块肥肉，用上下门牙轻轻衔住，脖子和身体猛然向上一扬，同时张口，又迅速收下来。于是，那肉飞起来正打在迎面下来的后嗓子上，用后嗓子将肥肉用力挤压几下，吸那挤出来的油汁，然后口略一松，再嚼几下，咕儿，咽下去。这动作一气呵成，连贯流畅。我从来没见有人如此神情专注地吃肉：他眼光松散地透过桌子，放在地上，感觉似全部关闭，与嘈杂的外界隔绝，身体保持着一种姿势。一会，米大哥就吃完了，将些汤也喝净，这才抬起头，目光也恢复如初。我有点惊讶，想，再有一碗就好了。真希望大哥再能吃一碗肉。什么时候受苦汉能称心地吃呢?
“受”在陕北
参加农业劳动，陕北人称为“受苦”。我们庄地多，有好几架大山，广种薄收，全看老天脸色。受累一年，人熬(累)得半死，也打不下多少粮食。队里有一块地，熬了一年，种子也没收回来。“撂了吧，叫荒着。”米大哥和队长说。于是第二年没种庄稼，让土地休息。夏天远远望去，地的边缘杂草茂盛，中间空空，清清楚楚。“咳，人把地都榨干了。”
刚到庄里时，队上有点技术的活，像吆着牛犁地、放羊、牛踩场，不让我们干。第一次见到牛踩场时，知青们非常惊讶，感觉回到了刀耕火种的时代。麦子收下来先垛成四五米高的麦垛，不怕风雨，以后才脱粒。脱粒是将麦子厚厚地铺在场上，老乡站在场中央，左手攥住一把缰绳，右手拿鞭子，吆喝着五六条牛一圈一圈地在场上转。老牛吹着粗气，用蹄子将麦粒踩下来，屎断断续续地拉在麦粒上。
夏至前后，山上的庄稼都种停当了。队长准备在大路边捡块好地种西瓜、小瓜(香瓜)。我们这条沟叫西沟，转来转去三十里长，约有十来个自然村。我们红庄守在沟口，后沟的人走公社、下延安都要经过。瓜田刚好选在路边，图谋着天气昏热，进出的农夫走了几十里路，大汗淋淋，专等赚他们的钱。老汉李丕成和我去种瓜。我高兴得很，听说要住在瓜地，像露营，苦轻，而且最重要的是算算时间可以躲过麦收。早就听说收麦子可怕，苦重得要小命。
搬进瓜棚的第二天，我被虼蚤咬得受不了，迁怒于他：“野地里头怎么有虼蚤?就是你家里的虼蚤，你铺盖里卷来的。”“我家有倒有一半个价虼蚤，没这么闹(多)。”我不管那么多，把我们两人的铺盖都吊起来晒。然后回庄换了干净衣服，找到一袋六六六粉，在炕上，草棚外转圈都洒了。李老汉不高兴，嫌气味大。他找了许多半干的长叶草，编成长辫子吊在棚子里头。我问了他几次这是什么，他都是简单地说：“艾草”。晚上黑黑，连月亮也没有。李老汉把艾草辫子点着。那东西没有火苗，只散出浓浓自烟。这艾草是给我烧的，专为驱蚊虫。
可怕的夏收终于来了。
队上宣布，除了李老汉要照顾瓜，汉们、婆姨女子、娃娃圪蛋，全队劳力，明天起都要去抢收麦子。我无奈，只得回去。麦子都种在阳洼上，我们从下向上割，等割到地头，太阳猛烈了，才将一捆捆的麦子背到山顶的场上。休息的时候我和米生智坐在一起，他是我们庄唯一读过中学的后生。我抱怨这些天起床太早，白天太长，日头太晒，苦水太重。米生智望着我，一脸幸灾乐祸：“哈!这你就球事下了。明天峨子峪阳洼，要操心小命!”我当他吓唬我，没往心里去。那天竟然收工早，队长吼了一嗓子：“哎，回了!明天收拾峨子峪阳洼，则是把抗硬的吃食肩(读han，携带)上，白馍回毼(回去。毼，读ke)早些儿蒸下!”听了这话，我心里才打开鼓了。
正睡的瓷实，队长在曹家大院外起死声：“受苦的起身喽”，一遍又一遍。我支起身子看看窗上的破洞，外边黑黢黢的。“也没个闹钟，想几点叫就几点叫。”我嘟囔着往起扎挣，艰难。没醒透，我脚底下绊蒜，盯着前面不知谁的脚跟，恓恓惶惶地上山。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才到了山顶。那一刻，山风扑面打来，精神一振。一目千里，火红的日头，腾腾而起，压小了天际的山峦。云山交融不辨，河川宛延于日下。俯身一望，傻了——连绵的麦田直杵到峨子峪底沟，差几米碰上峨子峪庄口的路。庄口有几个村民，小如虫蚁。老天爷，这个大上坡，空手上来腿肚子都得转筋，还要背上麦子，顶着太阳!
我和米生智走到最下面。麦子被露水打了，又湿又冷，老有韧性，用镰刀连扯带割。米生智低声和我说：“捆儿打小些，背上往死压。”全庄劳力从下到上排成几条斜线，越割越高，背后撂下一捆捆的麦子。没人说话，熬时间。打歇时，烈日当头没地方去，用布衫罩着头练忍功。中午早过了，大家越割越饿。直到放倒了所有的麦子，大家才杵着镰刀直直腰，各自到场上认饭罐子。那天知青的吃食是一个白馍一个玉米饼。再看看，满庄的劳力都带了白馍，有的炒菜还放了油。吃喝停当，我在树荫下躺倒，偏偏刘二凑过来，满脸堆着笑容慰问我：“你感觉上咋相?撑定撑不定(受得住受不住)?”我不爱张 (理睬)他，哼了一声：“没事儿。”他还在慰问：“马下背麦子，从峨子峪阳洼底下背到山顶场上，黑了回毼给上你个卟咧(扭动)婆姨，压定压不定?”贺生方接上话：“后生和老汉敢是不一样，后生聚劲，‘压压沙，尿到崖(读nai)上’；老汉球也不蛋(没本事)‘撖撖(抬)沙，尿到鞋(读hai)上’。”众人一片笑声。苦重，受苦汉只有说儿话(荤话)唱酸曲寻欢喜。
米大哥和队长观山景，高处风起了，他俩吆喝大家：“都往起站，背麦子蝎来，沟掌枣圪台潲雨了。咯情吗哒(迅速)!”我爬起来抄上绳子把头上的烂脏手巾搭在脖子上，莫叫麦芒扎了脖子，背起沉甸甸的麦捆。土太虚松，脚踩上去一步溜下来半步。麦芒穿过背心，扎在肩背胳膊上，刺刺的难受。更糟糕的是我急急忙忙忘了穿鞋，阳洼中间的虚土被毒日头晒得太烫了，烫得我左右脚不停地倒换。烫急了，我背着麦子一步跳到悬崖边的草丛里，绿草不能这么烫。天呀，左脚踩到长刺的草果上!疼得我叫了一声，身体来回晃动。米生智抬头一看大吃一惊，厉声高叫：“不行!快回来!”我跳回地里头，米生智被结实地吓了一跳，“闪下去就回北京了……”我只把脚给他看。他帮我放下麦子，拔出棘刺，然后硬是脱下自己的老乡鞋塞给我。我不要，那地有多烫，赤脚走上去脚掌非得烙熟。他听也不听，背着麦子大步走了。
麦子背上来了，满满两场。风带着冷意，推着黑云，压暗了后沟的天。我和曹福贵留下在大风中垛麦子，直到高大的麦垛垛好了，才坐下来。高高的刘家山上，一望数十里，前前后后、峁上沟里，只有我、曹福贵和远处梁上拦羊的。骤雨之前，天空有一处蓝瓦瓦地醉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深、这么蓝的天。我仰躺在场中，有一种浮浮而起的感觉。我想，应当记住这天空。
大雨来了，落在烫烫的黄土上，化作袅袅云雾，从远山近壑中升起，在空中变幻。山峦隐隐现现。猛然，听见峨子峪山梁上传来歌声。这歌没有词，只有哎嗨之语，其音挺拔，穿雨而来，陡然向上，像紧紧绷住回旋奔突于天地之间的力量。多少代强压的辛酸，多少世抑制的呻吟，如今释放，把这浩瀚的天空缓缓地撕裂，显现出天河般的巨大创口……
好久好久，我才慢慢地问曹福贵：“这是什么曲儿?”“西凉道情。”
你瞧，这无边的黄土，祖辈的苦难就是荒原的文化，它们只能在这里产生。
米怀亮大哥
米大哥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人。他是红庄大队的副书记，威望高，人和气。他照顾我们，是我们黄土地家乡的亲人。在一个大雨倾盆的下午，米大哥紧急疏，散在沟里打坝的人群。坝前的山，已经被人们削砍成陡峭的黄土崖，随时可能崩塌。两个以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延安知青，下定决心坚持在打坝现场。米大哥喝令所有的人在安全地带不得走动，独自一人去说服、营救这两个知青。在闪电的瞬间我们看见大哥与他们扭作一团，想把他们拖到安全地带。然而，精神原子弹在他们身上爆炸了，强壮的米大哥竟拼不过他们。远处的人群在竭尽全力地死声，那呼喊像孩子的呜咽，被磅礴的大雨，震天的巨雷吞噬了。陡壁悬崖崩塌了，黄土厚厚地，如一张巨大而温暖棉被盖在大哥身上。
2000年秋我回到延安，和米大哥的儿子桂平一起爬上山去看望大哥。爬了半小时才到地方。桂平气喘着说：“爸，王新华来了，看你来了。”
米大哥的墓碑上写着：
米怀亮同志之墓
延安市河庄坪公社红庄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男原籍榆林县固塔公社米家沟人为建设大寨队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廿二日在大坝工程英勇献身终年四十三岁追认为中共模范党员
中共延安市河庄坪公社红庄大队党支部
延安市河庄坪公社大队革委会
一九七七年八月九日立
其实，这之前我回过几次陕北。1980年那次见到米大嫂——永远没有人知道她的姓名——一个不能与天斗，不能与人斗的贫苦婆姨，穿一身稀烂肮脏的衣服，拉着我的手嚎啕痛哭，倾诉大哥逝世后时日的艰难。大嫂身边还有两个孩子，大点的是女儿桂莲，刚六七岁；小点的男孩庞生还抱在怀里。米大哥逝世后家里塌了，生产队塌了。没几年，红庄成为西沟最倒塌的村。后来，劳累忧愁的大嫂得了肺癌，在破烂的土窑里撒手去了。
1985年我听说大嫂11岁的小女孩桂莲给人家放牛，风吹日晒，遍踏山岭野地，一年挣六块钱。桂莲每天受苦回来还要给愣头愣脑的小弟庞生打柴担水做饭。我托咐朋友去延安，将庞生安排在他已出嫁的大姐桂娇家，然后带着放牛女娃回北京。我和婆姨林小枫在首都机场欢迎我们家的新成员。
离开了陕北，我们都惦念它。朋友王克明常回延安，还有诗写出来，我为其谱了曲：
在那遥远遥远的山中，
有一块静静悄悄的石碑，
它记载着我的故事，
那是我的苦难、我的光荣。
我说不出来它在哪里，
举目无边草木丛丛。
它们埋没了我的血汗，
连同我的苦难、我的光荣。
我曾在哪里血流如注?
沉沉足迹印留在何处?
往事如长梦，醒来空空，
别了，我的苦难、我的光荣。
我也为岁月作出过牺牲，
不是为留下我的姓名。
只为了一块寂寞的石碑，
为了一点点苦难、一点点光荣。
还有几句
米如怀大叔和绝大多数陕北人一样，脾气和善。打歇时知青围着他，要卷他的旱烟抽，他慌忙用手捏捏烟袋儿，表示所剩不多。要问他：“多乎哉?”他也回答：“一满不多了”。他会告诉你，等你们走了，去了好地方，天天吃好烟，可莫惦记老汉这点烂脏烟。
我们走了，不仅还惦记着老汉的旱烟，还把心也留在了那里。那里没有虚荣，没有自私，没有尔虞我诈。在那里，我没有感到过人心险恶。我在那里度过了与土融合的自在的日子。我想，和受苦汉在一起最重要的收获就是他们软化了你那顽固的自私心，在你心地之中打扫出一小块地方，放上别人。这没准日后能救你的小命。比如，在你哪天打算贪污救老百姓的拨款，或者下手干其他缺德事情的时候，或许，你心灵中那方寸之地能发出一屡清纯的光，令你停住大铁爪。之后，使你免于被人唾骂诅咒，免于胆战心惊的逃亡，甚至免于挨枪子儿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