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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的“叛徒”
“杨矿生。你这个检察院的叛徒。”杨矿生每逢遇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老领导，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捶一拳，笑着开自己的玩笑。毕竟，作为早期最高检少数的几个研究生。杨矿生曾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出走最高检。加入律师的队伍，杨矿生经历了一个跳跃性很强的历程。
在武汉大学读书，杨矿生师从为“四人帮”主犯辩护的大律师马克昌，这位在法学界、律师界名声显赫的学者，对自己学生不断强调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走出校门以后，都成为有名的大法官、大检察宫，成为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1987年大学毕业后的杨矿生幸运地被分到了最高检。
1996年，中国政府派遣机关九个年轻干部去美国考察，杨矿生通过了资格考试，成为检察机关唯一派出的人选。这次出国成为了杨矿生转变身份的“催化剂”——在美国，法官大多是从律师中挑选出来的。杨矿生曾问一名美国大律师“是更愿意做法官，还是做律师?”该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除非是做联邦大法官，否则，我还是愿意当律师。”在受到那位大律师的“刺激”后，杨矿生第一次把此前不太放在眼里的律师纳入了思考范围。在中国，律师与法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隔阂，律师“转行”做法官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律师被放置在了法律人的边缘地带，而律师本身恰恰又是司法公正的试金石，一个完整的法治体系。在律师这里断了链条。
回国之后，杨矿生有感于美国律师在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开始关注律师业。当年正值涉外风刮进中国，杨矿生敏感地认识到，这对律师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从此，杨矿生有了“下海”的念头。1998年，司法部有规定，从事法律工作8年的法学硕士可以特批为律师，而不必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杨矿生轻松拿到执照后。从最高检正式“出走”。
给文强当律师
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替文强辩护?
杨矿生：去年11月1日这天，下大雪，文强的大姐来找到了我，那时她已经找过一些律师了，也在网上了解过我的情况，所以想请我给文强做辩护。她岁数那么大，身体不好，她还晕车，一坐车就晕，那么远。从重庆来到了北京为她的弟弟找律师，天还下着大雪。她大姐是老大，父母去世之后，兄弟姐妹之间聚的很少了，弟弟原来当高官的时候。她也没有沾到什么光，现在她弟弟落难了，她肯定要尽她一个做姐姐的责任，一份心。
文强案你收了多少律师费?
杨矿生：这个律师费收得不多，按照当时我的行规或者我在这个行业的一些惯例做法，应该收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考虑到这样的案件是一个重大的名人案件，我们律师不应该在钱上过多的想什么东西，人家只要能满足你一些基本费用，在他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支付一定费用就行了，所以我们在钱上没有过多的谈过这个问题，这是我跟他们家属谈过的，而且我也给他们发过函，都谈得很好。原来他们许诺的钱可能比我现在实际收到的钱要多，但是我没有收。
能否回忆下你第一次会见文强时的情景?
杨矿生：我第一次见他，他穿的就是自己的衣服，戴个眼镜，当时他很冷静，当然，他见到律师还是挺高兴的。可是他毕竟当过很高位置的领导，所以能看到他身上那种领导沉着冷静的气质，而且他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思路很清晰。讨论案件事实时，他讲得较有条有理，比如说组织一个辩护观点，对这件事情怎么来看，他想的观点还是比较全面的。
他和你以往辩护的对象有什么不同?
杨矿生：我以往的辩护对象主要都是国家的行政官员，他们几乎对自己的案件没有认识，案件是不是犯罪，一切都是交给律师来说。而我和文强会有沟通。案件起诉书出来后，他看到这个起诉书的指控内容，会对整个案件进行分析，比如他说，“杨律师，我认为这个问题指控得对”，哪儿指控得不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说到，他会分析。
你第一次见文强是不是特别紧张?
杨矿生：我办过那么多大案要案，从来都没有紧张。但是那次我记得自己走进看守所第一眼看到文强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紧张的。我就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之后才不紧张了。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媒体宣传了那么长时间，在我的大脑中关于他的信息已经很多很多，渲染的很厉害，真正地看到这个人的时。心理上可能会出现瞬间的紧张。
开庭审理文强案你感受怎样?
杨矿生：你来不及想任何一个问题，全身心的在准备法庭的审理、阅卷、思考、答辩、辩论、质证……一审后，我们都认为量刑过重，因为他将赃款全部退还，还有部分坦白自首情况，应当从轻处理，不应该是死刑立即执行，而是死缓，于是又开始着手上诉，就跟打仗一样，好像一个重大的工程，也好像一场大的战役，但最终二审维持原判，最高法院同时下达了对文强执行死刑的命令。
文强有没有给你讲过他家属的情况?比如他的儿子?
杨矿生：讲过，他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孩子，每次会见他都会提到他的孩子。他关心他的孩子，关心他孩子的现状。他希望他的孩子将来有一个谋生的本领，能够成家，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这就是他对孩子最大的希望了。因为当时文强对自己未来的走向不太清楚，但他明白不管他怎么样，他将来是帮不了孩子的。
你怎么看你在这个案子上的辩护表现?您满意吗?如果是满分100分，你给自己打几分?
杨矿生：我个人认为我该考虑到的法律问题都考虑到了，我该发现的问题都发现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当然说的是不是很透彻、是不是很深刻，那是另外一同事了。文强他的家属和文强本人对我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都是给予了肯定的。刑事辩护是跟演电影一样的，有很多的遗憾在里面，你可能第二回、第三回会做得更好，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能重复的。从我付出的心血来讲，我觉得应该打99分，甚至说100分。但是从结果来讲，那就打个及格吧。
“杨矿生。你这个检察院的叛徒。”杨矿生每逢遇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老领导，都会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捶一拳，笑着开自己的玩笑。毕竟，作为早期最高检少数的几个研究生。杨矿生曾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出走最高检。加入律师的队伍，杨矿生经历了一个跳跃性很强的历程。
在武汉大学读书，杨矿生师从为“四人帮”主犯辩护的大律师马克昌，这位在法学界、律师界名声显赫的学者，对自己学生不断强调一句话：“我希望你们走出校门以后，都成为有名的大法官、大检察宫，成为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1987年大学毕业后的杨矿生幸运地被分到了最高检。
1996年，中国政府派遣机关九个年轻干部去美国考察，杨矿生通过了资格考试，成为检察机关唯一派出的人选。这次出国成为了杨矿生转变身份的“催化剂”——在美国，法官大多是从律师中挑选出来的。杨矿生曾问一名美国大律师“是更愿意做法官，还是做律师?”该人毫不犹豫地回答：“除非是做联邦大法官，否则，我还是愿意当律师。”在受到那位大律师的“刺激”后，杨矿生第一次把此前不太放在眼里的律师纳入了思考范围。在中国，律师与法官之间有着相当大的隔阂，律师“转行”做法官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律师被放置在了法律人的边缘地带，而律师本身恰恰又是司法公正的试金石，一个完整的法治体系。在律师这里断了链条。
回国之后，杨矿生有感于美国律师在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开始关注律师业。当年正值涉外风刮进中国，杨矿生敏感地认识到，这对律师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从此，杨矿生有了“下海”的念头。1998年，司法部有规定，从事法律工作8年的法学硕士可以特批为律师，而不必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杨矿生轻松拿到执照后。从最高检正式“出走”。
给文强当律师
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决定替文强辩护?
杨矿生：去年11月1日这天，下大雪，文强的大姐来找到了我，那时她已经找过一些律师了，也在网上了解过我的情况，所以想请我给文强做辩护。她岁数那么大，身体不好，她还晕车，一坐车就晕，那么远。从重庆来到了北京为她的弟弟找律师，天还下着大雪。她大姐是老大，父母去世之后，兄弟姐妹之间聚的很少了，弟弟原来当高官的时候。她也没有沾到什么光，现在她弟弟落难了，她肯定要尽她一个做姐姐的责任，一份心。
文强案你收了多少律师费?
杨矿生：这个律师费收得不多，按照当时我的行规或者我在这个行业的一些惯例做法，应该收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考虑到这样的案件是一个重大的名人案件，我们律师不应该在钱上过多的想什么东西，人家只要能满足你一些基本费用，在他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支付一定费用就行了，所以我们在钱上没有过多的谈过这个问题，这是我跟他们家属谈过的，而且我也给他们发过函，都谈得很好。原来他们许诺的钱可能比我现在实际收到的钱要多，但是我没有收。
能否回忆下你第一次会见文强时的情景?
杨矿生：我第一次见他，他穿的就是自己的衣服，戴个眼镜，当时他很冷静，当然，他见到律师还是挺高兴的。可是他毕竟当过很高位置的领导，所以能看到他身上那种领导沉着冷静的气质，而且他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思路很清晰。讨论案件事实时，他讲得较有条有理，比如说组织一个辩护观点，对这件事情怎么来看，他想的观点还是比较全面的。
他和你以往辩护的对象有什么不同?
杨矿生：我以往的辩护对象主要都是国家的行政官员，他们几乎对自己的案件没有认识，案件是不是犯罪，一切都是交给律师来说。而我和文强会有沟通。案件起诉书出来后，他看到这个起诉书的指控内容，会对整个案件进行分析，比如他说，“杨律师，我认为这个问题指控得对”，哪儿指控得不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说到，他会分析。
你第一次见文强是不是特别紧张?
杨矿生：我办过那么多大案要案，从来都没有紧张。但是那次我记得自己走进看守所第一眼看到文强的时候，我还是比较紧张的。我就点了一支烟抽了一口，之后才不紧张了。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媒体宣传了那么长时间，在我的大脑中关于他的信息已经很多很多，渲染的很厉害，真正地看到这个人的时。心理上可能会出现瞬间的紧张。
开庭审理文强案你感受怎样?
杨矿生：你来不及想任何一个问题，全身心的在准备法庭的审理、阅卷、思考、答辩、辩论、质证……一审后，我们都认为量刑过重，因为他将赃款全部退还，还有部分坦白自首情况，应当从轻处理，不应该是死刑立即执行，而是死缓，于是又开始着手上诉，就跟打仗一样，好像一个重大的工程，也好像一场大的战役，但最终二审维持原判，最高法院同时下达了对文强执行死刑的命令。
文强有没有给你讲过他家属的情况?比如他的儿子?
杨矿生：讲过，他最关心的就是他的孩子，每次会见他都会提到他的孩子。他关心他的孩子，关心他孩子的现状。他希望他的孩子将来有一个谋生的本领，能够成家，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这就是他对孩子最大的希望了。因为当时文强对自己未来的走向不太清楚，但他明白不管他怎么样，他将来是帮不了孩子的。
你怎么看你在这个案子上的辩护表现?您满意吗?如果是满分100分，你给自己打几分?
杨矿生：我个人认为我该考虑到的法律问题都考虑到了，我该发现的问题都发现了，该说的也都说了。当然说的是不是很透彻、是不是很深刻，那是另外一同事了。文强他的家属和文强本人对我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都是给予了肯定的。刑事辩护是跟演电影一样的，有很多的遗憾在里面，你可能第二回、第三回会做得更好，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能重复的。从我付出的心血来讲，我觉得应该打99分，甚至说100分。但是从结果来讲，那就打个及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