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何洛平走出小区，果然看见了一辆挂着绿色牌照的白色小汽车。新能源汽车都挂绿牌照。他在网上下单时，注明不要燃气汽车。网约车公司来电咨询他，电动汽车可不可以？何洛平要去看李霁，李霁不喜欢燃气汽车。有一次，她乘坐的出租车被后车追尾，竟烧了起来，这可把她吓坏了，后来她才知道那是辆烧燃气的车。自那以后她再也不肯坐燃气汽车了，其他的车倒没什么。何洛平于是对客服说，电动汽车没问题。
司机是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女子，穿着一件黑色运动衣，头戴一顶棒球帽，脑后扎着根细细的马尾。她斜倚着车门站着，指间夹着根香烟，不知低头在想什么。何洛平走到她跟前，她都没有察觉，香烟就要烧着她的指头了。
“你好！是莫师傅吧？”何洛平跟她打了声招呼。订好车后，网约车公司发来短信，告诉何洛平司机姓什么，电话号码和车牌号是多少。
“您好！”司机回过神来，连忙把香烟扔到地上蹍灭。她把口罩戴好后，为何洛平打开了车门。
何洛平上车后，这个姓莫的司机赶紧把收音机音量调低。收音机里正播报新闻，某地新竣工一座大桥，某国新增死亡病例多少，又某地区重燃战火、人民流离失所。司机看了看后视镜里的何洛平，说：“您好……想喝水的话，您自己拿。”语气里的迟疑透露出审慎和讨好的意味。何洛平道了声谢。他从未给过网约车司机差评，一般都会给个好评的，如果觉得服务实在太差，他就什么也不评。
两侧车门上都插着瓶装矿泉水，何洛平把口罩拉到下巴底下，拿起一瓶打开来喝。以往出门，多和李霁一起，何洛平什么都不用带，钱啊水杯啊，通通都是李霁准备。有时他的手机也放在李霁的随身小包里。想到这里，何洛平喝了一口水就不想喝了，拿着矿泉水瓶的手垂下来，落在大腿上。
李霁死于去年初秋，天气刚刚凉快下来。她没有经历后来的一切。
收音机里响起了音乐声，新闻结束了。何洛平听到司机叹了一口气。他以为她会跟他聊聊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些新闻，一般司机都会愿意跟乘客聊聊这个的。然而这位女司机并没有。她默默开着车，仿佛开口说话就会有驾驶不专心的嫌疑。汽车驶上出城的那条滨海大道后，司机的电话响了起来，她把手机按到耳边。过了一会儿，她低声道：“管得着吗？”聲音冷得像是结了冰。又过了一会儿，司机又道：“你敢！”听着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
何洛平看向窗外。
“随你们好了……”司机说。冰冷的语气里多了点无奈、悲凉。
司机把电话放回原处。很快，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回司机没有接，而是飞快地摁掉了。
汽车默默往前行使了一阵后，司机开口说道：“今年去那的人，比往年少多了。”
“那”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一处陵园，坐落在郊外的一片山坡上，远眺能看到一个小渔港。
马路上车辆稀少，以往清明节前后，这条路上常常是会堵车的。
“是啊。”何洛平简短地应道，“今年这情形……”
要不是昨夜梦里的哭声，何洛平此番也不会出门。过了半年几乎全隔离状态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习惯足不出户了。他发现许多事情其实都可以在家完成，当然也包括祭奠过世的亲人。可是，昨晚他又在睡梦中被婴儿的哭声惊醒了。李霁离世之后，何洛平时常在梦中隐隐听到婴儿的哭声。头一次是在李霁“头七”那晚，细若游丝的哭声，有随时断掉的危险，仿佛这婴儿正被重物压迫而处于极度危险中。他想循着这哭声去看看，可这哭声就像一条漆黑的隧道，他抬起脚来，却不知该迈向何处。他伸手摸索床的另一边，另一边是空的、凉的。他在黑暗中睁开眼，再也无法睡着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把李霁墓上的盖板坐坏了，于是她在他梦中哭泣，让他误以为是婴儿的哭声。何洛平买的是个双人墓穴，李霁占了半边，另一边虚位以待。李霁“头七”那天，他去看她，就在属于他自己的那一边坐了半天。他坐在那喝水、晒太阳，直到落日的余晖洒满整个渔港才回家。墓上的盖板是花岗岩的，被坐坏的可能性很小，可是，他的体重已逼近九十公斤。“也不是没可能的事……”这么想着，第二天一早，他又打车出城去“那”。他跑了一趟，才知道自己多虑了。第二次是在入冬后，一个初雪之夜。同样的纤细哭声，若有若无，让人揪心。何洛平醒来后，静静地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躺了几分钟。他起床走到窗边，将窗帘往两边拉了拉，意外地发现外面正在下雪，昏黄的路灯下，雪花像是从空中倾泻而下，草地上、人行道上，还有楼前的栏杆上都已堆积起了两指厚的雪。何洛平默默注视着窗外的一切，雪落无声，四周一片寂静，他在这寂静里，看到的每一片雪花、每一棵树，甚至是每一盏路灯，仿佛都历经沧桑，就好像它们趁这夜深人静，卸下了白日伪装。
后来，何洛平多次被婴儿的哭声惊醒，他的睡眠越来越差，血压也上去不少，这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他只好把手头文稿整理的工作停了下来。他的学生毛利民知道后很着急，拉着他去医院看专家，开了些利培酮口服液之类的药回来。
何洛平正在整理的书稿，是他平生勘察过的案例，以及专业论文、随笔、讲稿的汇编。先是由毛利民带的几个博士生搜集编纂，再按时间先后装订成厚厚的三大本。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还差一点就可以签字付印了。毛利民原本希望能在年底出版的，这个计划看来暂时是实施不了了。毛利民是东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二十多年前跟随何洛平研究犯罪心理学、痕迹学。明年就是法学院建院五十周年，毛利民有很多院庆计划，《何洛平文集》的出版即是其中一项。
二
司机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又飞快地摁掉了。如此几番后，她把电话调到静音，将手机从黏在驾驶台上的手机架上摘下来，扔到了副驾驶座上。
“没关系的。”何洛平说。有的乘客会介意司机开车讲电话。
“骚扰电话。”司机开着车说。过了一会儿，她问道：“您一个人，去那？”
“是啊。”何洛平说。
“……今天天气不错。”
“可不。” 一个白发苍苍、腿脚不便的老头独自去上坟……这幅情景可能在别人看来够凄凉的。何洛平把头扭向窗外。大同不是得不得空的事，大同是根本回不來，国际航班都停了。现在人类互相躲避，各自画地为牢，多么荒谬啊！
汽车经过一个村庄，农民的红屋顶像是飘浮在果园里。坡地上的樱桃花还没有落尽，但颜色已显黯淡，它们在短短的花期里就蒙上了岁月的风尘。“美好的东西从来就不长久。”这么想着，何洛平的心情就有些感伤起来。他不知自己为何还要跑这一趟，他和李霁都是无神论者，不信什么“地下有知”。但每次待在她的墓前，就像在拜访过往，他便不那么孤独了……李霁是他和这鲜活世界的一条脐带，她的离去差点使他的生活坍塌。尤其是阳历新年过后，整个城市就像停摆了一样，小区外面的菜店、小吃店都关门歇业了，钟点工不能前来给他做饭、打扫卫生。他不得不外出采购生活用品。没有了李霁，他对这座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他都有了一种羞于启齿的被抛弃的感觉。后来他到底振作起来，学着李霁活着时那样去生活，通过电商采买食物，戴着口罩去小区外面的药店买降压药，早晚散步，也按时服用利培酮……像是从泥沼里挣出来。那专家，是对的。他梦里的婴儿哭声，可能是儿子大同的哭声，大同刚出生的那阵是个家喻户晓的夜哭郎，那时年轻的他面对襁褓中哭泣不止的儿子心疼不已，却又手足无措。现在大同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那么多年过去了，何洛平以为自己都忘了的。但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悄没声息地潜伏在这身体里，不知不觉就是半个世纪。
何洛平知道大同一直在自己家里备着一间空房间，在李霁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同曾经对李霁说：“你们过来看看吧。”他说的是“你们”。是何洛平自己不想去面对。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何洛平想到这里，突然有些嫉妒起李霁来，无论如何，死去的人无须再面对这一切了。何洛平欠身看了看驾驶台上的时钟，蒙特利尔时间应该是下午，是儿子快到下班的点了，近来大同也在家上班。如果李霁还活着，他只消说句“不知大同在干什么”，李霁马上就会上网找儿子，跟儿子闲聊几句。何洛平常常装着看书，什么也不说，可等李霁一放下电话，儿子在干什么，他也就能知道个大概了。现在，这个会为他找儿子的人，没了。
李霁临终前有过片刻清醒，她对何洛平说：“别、别去看我啊，我不会在那的。”最初，他以为她是怕他路上辛苦，毕竟他的腿脚不太好了。后来他才慢慢领会过来，她是不想再见到他了。自从那年他将林次郎赶回日本后，李霁就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了。偶尔，她不明缘由地嘲讽他：“教授的躯体里，还不是住着一个封建、顽固的旧灵魂！”或者，“你这可怜的老家伙！”语气里有种令人倍感羞惭的怜悯。这么些年来，在那件事情上，她从未说过他半个“不”字，但显然她也从未原谅过他。她的死，也终于结束了她对他的怜悯。
三
汽车路过一幢老年公寓，何洛平吩咐司机把车开了进去。
这是一幢高达二十多层的大楼，楼前有一块漂亮的草坪，由一圈铁艺栅栏围起来，开着粉色和深红色花朵的蔷薇爬满栅栏，微风吹过，香气袭人。车道西侧有一个门球场，被修剪整齐的忍冬树丛环绕，绰绰疏影里，隐约可见一群老人在打门球。
何洛平告诉司机，他上楼去拿个东西就下来。李霁病中，何洛平计划等她出院，就带她住到这家叫“松鹤轩”的养老公寓里来。“松鹤轩”的院长是毛利民的高中同学，何洛平曾委托毛利民来交订金，办入住手续。他和李霁的退休金，倒是能负担得起这样一家养老公寓的费用。公寓提供基本的护理，膳食也还过得去。可李霁不想。她最终如愿以偿地死在了家里。现在何洛平也不想了，他觉得自己还行。“还不到时候。”他对自己说。
退住手续办得很顺利。何洛平下楼来，远远地看见司机在讲电话，她挥舞着一只手，看上去有些激动。何洛平停下脚步，想等她打完电话再过去。门球场那边传来“哔哔哔”的喇叭声，夹杂着几声带着痰音的喝彩，大约刚有一个精彩的进球。天空很蓝，飘浮着几丝云彩。
司机讲完了电话，趴到了方向盘上。
何洛平走过去打开车门。司机直起身来。
何洛平上车后，司机开动汽车，说：“养老院不是我们能住得起的。”语气自然平常，不像哭过。
何洛平看着后视镜，司机的帽檐儿压得很低，现在他连她的眼睛也看不到了。
汽车驶出养老院，回到了滨海大道上，司机看着前方，又道：“我们也去不了那。”语气里多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怨愤，车速也比先前快了许多。何洛平连忙提醒司机，这条公路是限速的。司机没有说什么，好在车速慢了下来。
何洛平看着司机。先前那个“我们”还不怎么明显，后面这个“我们”把他和她做了区分，何洛平听出来一点“我们不是一类人”的意思。“谁都会有点不顺心的事……”这么想着，他便打量起司机来。她戴的帽子是一顶款式老旧的棒球帽，后面有一个可伸缩的金属扣，一根细细的马尾从金属扣上方穿过来，耳朵和露在口罩外的腮帮子都显得单薄。他从她头发的颜色、质感和露在口罩外的皮肤，判断她可能长期睡眠不足，也可能患有胃病。她插在杯架里的水杯，是一个很大号的玻璃杯，中药店里常用它来做三七粉的包装。“也许还有高血压……”何洛平想。玻璃杯上套了个棉布杯套，看不见里面泡着什么，何洛平猜应该是红枣、枸杞之类。他遇到过的许多司机都喝这个，充饥。也有喝浓茶的，为的是提神。
墓地是大同的意思。
李霁想把骨灰撒在中山公园的草地上，每年春天她都会去中山公园看樱花的。但他没法满足她这个愿望，没人能光明正大地把骨灰撒到中山公园的草地上去。他自己，倒是愿意葬于海里。这些年海葬很流行，省钱，省地，也给后人省了许多麻烦。至少每年清明节，没必要舟车劳顿地跑去“那”，随便找处海滩静默三分钟，就算是一场祭奠了。海葬的话，大同将来也可以省些事，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每年清明节，他只要走到圣劳伦斯河边就可以了。但大同愿意他们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墓，也许是他想给自己一个时不时回来看看的理由。何洛平不知道大同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有没有伴侣。他从未让人知道他有多害怕，害怕这些年，大同，他唯一的儿子，一直都是孤单一人……他害怕知道这个。以往，偶尔李霁会告诉他，大同在看电视，或者大同在吃晚饭。他很想她多说一点，他盼望她能告诉他，大同不是一个人在吃晚饭，也不是一个人看电视。但李霁就像为了惩罚他，从来不提及这些。偶尔他会因此生气，生闷气，好几天都不想跟她说话。随着年岁的增加，他越来越明白当初他是何等粗鲁，像个暴君。如今他对大同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生活，没有被他这个残忍的父亲摧毁，他的生活里，仍然有爱……想到这里，何洛平只觉得心里一阵阵紧上来。他对司机说：“死后去哪都不要紧，只要好好活过，就好。” “可要是活着时就没怎么称心过，就会想着死后好歹得称心一回的吧？”司机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一双微微有些发红的眼睛。她看了看后视镜里的何洛平，又道：“就拿我父母来说吧，我妈说过要海葬，我爸是海员，可他坚持入土为安，他早早就在老家铁骑庄看好了地方。”说着她笑起来，“先前我让他们商量好，要么都回老家，要么都去海里。我跟他们说，要是他们商量不出个结果，到时我就抓阄，抓到哪，就都去哪，谁也别怨我。现在可好，我妈痴呆了，也不知我爸怎么糊弄我妈的，现在你问她死了埋哪？她会大喊三声‘铁骑庄’！”
何洛平也笑了。他看着后视镜里的司机，她应该和大同差不多的年纪，笑时额头现抬头纹，不笑时双眉间现川字纹，都颇深。去年，大同回来奔母丧，临走前他买了个钟，给他挂到书房里。“别睡得太晚。”大同说。说这句话时他端详着刚挂好的钟，手上还拎着把锤子，只把花白的后脑勺和略微有些佝偻的背对着他。何洛平再也无法忘记儿子的背影……深重的负罪感，使他不敢对视儿子的眼睛。他甚至都不敢问他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只是，他开始听儿子的话，再也不熬夜了，每到晚上十一点，墙上的钟“叮叮叮”一响，何洛平就起身洗漱、上床睡觉。可是大同哪里知道，对现在的何洛平来说，睡眠就像一杯越喝越少的水，早喝早没，晚喝晚没，早点睡和晚点睡，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
四
收音机里开始播放药品广告。
听众一个接一个把电话打进电台，多是老人，他们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的疼痛，或是不适，吃过什么药，服药后的反应，看医生的经历，这个药可不可以吃，那个药该如何吃才好。这给了何洛平一种错觉，仿佛这些老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每次他都换了不同的声音、语调来说同一件事，他不屈不挠地向收音机里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求助，经验丰富的主持人像打太极，回回以“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电话”代替“再见”，很轻松地把他打发了回去。
何洛平还记得，李霁确诊胰腺癌的那天，她挥了挥CT片，说：“瞧，阎王爷给我写信了！”
现在，阎王爷还没有给他写信。
大毛病没有，但小毛病一个巴掌也数不过来的，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幻听了。何洛平想起了那个给他看病的专家，一个快到退休年龄的男子，他是何洛平见过的最爱说话的专家了。那天，何洛平和毛利民走进他的诊室时，刚好有位老人坐在轮椅上被家人推出来。专家给何洛平做完检查后，说：“还好，还好。刚刚出去的那位，”专家弯起一根手指扣了扣自己的太阳穴，“这里不好用了，听觉中枢系统功能衰退严重，白天他在家里和去世的老伴儿斗嘴，有来有往，煞有介事，把孩子们都吓坏了。晚上他会听到有人唱苏联歌曲，三套车啊喀秋莎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常常整晚不眠，与唱歌的人互动应和。现在他只能靠大剂量的安定药物才能获得片刻安静，精神很成问题了，他撑不了多久了。您这种情况嘛，还好，还好。”专家的意思，何洛平只是大脑听觉系统信息处理错误的问题，大脑从生活、从记忆中提取了些声音信息，潜意识里按主观意图加以改造，导致听觉幻化，就像一句成语，听风是雨。听觉系统捕捉到风声，大脑投其所好，把它改造成了雨声。“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很常见，随着我们渐渐老去，产生幻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专家说着把两手一摊，开了个玩笑：“您这才是初级阶段，吃点药就能缓解。”何洛平没有笑。专家安静下来写处方。专家把处方递给毛利民时，以一种洞悉患者千疮百孔生活面貌的语气问道：“没跟孩子住一起吧？”毛利民答：“没有。”他们就这样当面谈论着他。何洛平觉得精神科医生和他这个搞犯罪心理学、痕迹学的人倒有些相似，他们都是密探，潜伏的领域不同而已。此后他再也不肯去见什么专家了。他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那根本就不是幻听，那些哭声是如此真实，只不过是他过了二十多年才听到而已……
司机换了个台，一个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女中音在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司机关了收音机。她在座位上扭動了下自己的身体后，说：“我妈五年前就痴呆了。”
何洛平没太听清，他往前挪了挪。
“我本想给她找家养老院来着，”司机说着，摇了摇头，“可都贵得要命，最便宜的养老院，我也负担不起！”她说她除了跑出租，还兼着一份钟点工，给人做家务。逢年节，家政的生意特别好，她就专职做家政。这两年她父亲的身体也不大好了，她出车的时候，就靠父亲照顾母亲，为了让父亲省点力，出门前，她会把母亲绑在一张椅子上。
“我妈会一直骂啊骂，骂累了就睡，睡醒了再骂，什么难听骂什么。”
何洛平默默听着。
“有一天，我跑完车回去，看到我妈一张脸肿得像个球，我对我爸说了一句话，就一句，”司机把头往后侧过来，大声说，“后来我妈的脸就再也没肿过！”语气里有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病态的小兴奋。
说完这句话，司机并没有马上把头正回去。她好像在期待何洛平能问点什么，你妈的脸为什么会肿？或者，你妈的脸后来为什么再没肿过？
何洛平一直安静地听着，什么也没问，他对司机道了声“辛苦”。司机的身体微微抖动了一下，就好像被人捅了下胳肢窝。
何洛平问司机有没有孩子。
司机的声音一下变得平和起来。她说有一个女儿，马上读高三了。
“平时都住学校里，很少回家，可听话了，长得比我还高。”司机说。
“多好啊。”何洛平赞道。想了想，他又问道：“孩子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嗐，他呀！”司机沉默了一会儿后，才接着说道，“现在他什么也用不着做咯……”
何洛平不说话，等着司机自己往下说。
去“那”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汽车驶入隧道后，司机开口说道：“他给汽车充电时，操作不当，被电死了。”就好像她才想起来孩子的爸爸是怎么死的。
何洛平没有说话。
汽车驶出隧道后，司机拍了下方向盘，说：“今天天气真好啊！” “可不。”何洛平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充电桩啊。”他猜想，如果等一会儿再问司机，孩子的爸爸怎么死的？她大约会说是被车撞死的。
“可不。”司机又拍了下方向盘，说，“充电桩。”
何洛平闭上眼，他从未听说过充电桩会漏电。
不过，在林次郎之前，他也从未做过那种事……
五
那年，日本友人、北海道大学法学院教授铃木直一郎给他写了封信。那时已经有电邮了，但铃木直一郎还是用毛笔手写了这封信，用的是关西雁皮宣纸，竖排、瘦金书小楷。何洛平小心地把信展开，念给李霁和大同听。铃木直一郎在信中说他的侄子铃木次一郎，中文名林次郎，喜爱中国文化，自幼习书道，多临王羲之，在北海道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后，打算申请来东山大学跟随何洛平研习中国法。他还记得大同当时开玩笑来着，“这个小鬼子听上去不错嘛！”
铃木家自祖上铃木岬太郎以来，几代人都是日本有名的中国法专家。清政府曾花重金聘请日本法学博士松岗义正为修律馆的法律顾问，松岗义正来中国前与铃木岬太郎同为东京上诉法院推事，在为清政府修订《大清民律草案》期间，松岗义正与铃木岬太郎有多封书信往来，探讨与修律有关的学术问题。何洛平曾在铃木直一郎家见过这些书信，字里行间弥漫着学人的热忱追求，深深打动过他。何洛平没有多想就欣然同意了。九月初开学，林次郎提前两个多月到岛城，吃住都是在何家。第一次见面，何洛平和李霁就都被林次郎的长相惊住了，这孩子，真的，初看你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过是个文静清秀的年轻人，但倘若你端详他超过两秒，就会被他不同寻常的风姿吸引。何洛平至今记得，他和李霁在家门口迎接林次郎，出租车上下来一个明眸皓齿的白衣少年。寒暄几句后，三人落座，林次郎低头饮茶，顿时给人低眉生慈之感，加上额前黑发半垂，衬得肤色如玉，他和李霁都不由呆了一呆。不是说他们以前没见过好看的男孩子，只是，林次郎的那种好看，以及他身上沉静阴柔之美，的确是他们以前未曾得见的。李霁收拾出了一间空闲的房间给林次郎，和大同的房间门对门。那阵子大同正忙着硕士一年级的期末考试，鲜少回家。林次郎来何家一周后，大同带着他的小女友回家吃晚饭，他们才正式见了一面。三个年轻人，倒很谈得来的，后来他们就常一起出去玩、看电影、逛街什么的。大同学建筑设计，不善言辞，何洛平常因他的沉闷木讷颇感美中不足，觉得他身上少了些青年人的朝气。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大同变得爱笑，眼里有光，人也精神起来。他回家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了，起初多和小女友一起，渐渐地，就是他自己。大同和小女友好了有大半年，但这场恋爱像是在这个夏天才点燃了他……
何洛平发现异常，是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
大雨来临前，他匆忙结束了与院里各学科带头人的碰头会，提前回了家。他家的客厅和书房是连着的，中间只有一个中式博物架相隔。那个下午，他一进门就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仿佛空气里有什么东西要炸裂开来，弥漫着浓郁的危险的气息。他以为是天气的缘故，天空乌云密布，风越刮越大，闪电和惊雷马上就要来了。转身关门的一瞬，他眼角的余光扫到一个身影从书房的沙发上弹起，直奔窗边。他换了拖鞋，次郎飘然迎出来，身躯微曲，黑发从一侧脸颊垂下来。“您回来了。”他态度优雅、神情自若地跟他打招呼。大同则一动不动，立在窗边。有扇窗户没有关好，大同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任由狂风“砰”地将它关上，又“砰”地扯开……何洛平走过去关窗，看见大同双手撑着窗台，看向窗外乌云翻滚的天空，面颊赤红，目光散乱迷离，如在梦中……许多年过去后，何洛平还记得大同当时的样子，以及阴暗沉闷的雨天，铺开在书桌上的宣纸格外白，上面几个墨迹未干的毛笔字格外黑，“踏花需及时，同惜少年春”。一看就知出自次郎之手，俊秀恣逸，有珠玉之辉。
他很快就解决了这件事，飞快地将林次郎遣送回了日本，也从此与铃木直一郎断绝了联系。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想起那个下午的林次郎，就平添一份恨意。要是次郎留給他的印象不是如此地自如、优雅，哪怕他只流露出一点点大同那样的意乱情迷，他也不会这样地憎恨他。不只是憎恨，还有愤怒……他完全没有顾及他雷霆般的做法给大同带来的伤害与羞辱。事情过了那么多年，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孩子们不是现行犯，那个下午也不是罪案现场，他的残忍，才是。
那件事过后，大同几乎是病了一场，羞愧、惶恐击垮了他。他休学了一年，当他宣布要出国继续学业时，何洛平和李霁都以为他缓过来了，心情难以言表，李霁一度更是泪如雨下。大同出国后，只是和家里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几乎再没回来过。为使自己活得心安，他们对儿子的生活抱了最美好的想象与祝愿，像个胆怯的心怀侥幸的撑船人，不去直视那些激流、险滩。
李霁常会问大同：“近来怎样？”
“不错。”有时大同会这样回答她。
更多的时候，李霁放下电话，对何洛平说：“说是还行。”她看着他，脸上带点讥讽的笑，“跟我们一样。”
何洛平一直懊悔，但在度过了这个有疫情的春天，他才开始怀疑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许多事，他都不能说自己看清了，经验并没有特别的魔力，有时它也不能将人直接指引向真理，真理如酒，需要时间发酵。可为何那时他会如此自信地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他还记得，当大同说“怪我”时，他暴跳如雷，狠狠地扇了大同一耳光……如今想起这些，他就会羞愧不已。他对自己的怀疑，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整理文稿时，他甚至删掉了自己在一篇旧文中引用的“首例血指纹”案。两百年前，阿根廷一位神探凭借一枚血指纹抓到了杀害两位孩童的真凶——他们年轻的母亲佛兰西斯卡。这桩案件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桩依据指纹侦破的刑事案件。“只有一个母亲才会不惧血淋淋的现场，去拥抱、抢救自己的孩子，谁知道这枚血指纹是不是事后留下来的呢？”何洛平心里疑云一起，世界如隐于荒芜，从前那些得意文章，竟变得不堪卒读了，文稿整理的工作完全进行不下去，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六 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的停车场。她扭头看着山上，问何洛平：“上面是老人，还是老伴儿？”
何洛平答道：“老伴儿。”
何洛平下车后，司机把座椅椅背调低，她摇下车窗，告诉何洛平，她不想跑空车，会在这等一阵子。“如果您确定什么时候能下来，我也可以再等等您。”
何洛平告诉她，他得下午才能回去。
司机挥了挥手，打着哈欠往后躺了下来。
何洛平走到陵园入口处，看到墙上张贴着一张“疫情期间注意事项”的招贴。何洛平看着那张招贴，摸出手机给毛利民打电话。何洛平问文稿的最后交稿日期是哪天。毛利民喜出望外地说了个时间。接下来何洛平不谈文稿，只是问毛利民有没有愿意做援助律师，又擅长离婚诉讼、业务精良的学生。毛利民在电话里笑起来，说：“何老师，这样式的我们有一大把啊，我们缺的是青年法学家！”何洛平没接他这话茬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在那张招贴的一角写下了毛利民报给他的电话号码。他把那点纸角撕下来捏在手里，又折了回去。
“姑娘，”何洛平弯下腰，敲着车窗对她说，“离了吧！”
司机坐起来，她把车窗摇下来，问道：“您说什么？”
何洛平张了张嘴，他自己都没能听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把那张小纸片递给她，说：“我有一个学生，是个律师，专攻离婚诉讼，你若有需要，就打这个电话吧。”
司机接过那小纸片，满脸惊诧地看着何洛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你不应该跑车的，是吧？你答应和人去民政局的。”
司机张着嘴，看着何洛平。
“他搬出去住了，有了新的生活。”
司机点了点头。
“他也不给家用，不给孩子抚养费，想逼你尽快签字离婚。”
司机看着何洛平，还是点头。
“离吧，姑娘，律师会帮你要到抚养费的，孩子上大学也要钱的不是？”何洛平拍了拍司机搭在车窗上的胳膊，说，“为了孩子，好好的，姑娘！”说完，何洛平就转身离开。
“好多年没人叫我姑娘了，”司机笑起来，“我说，大爷——”她把脑袋探出窗外，好奇地问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何洛平回头，冲司机摆了摆手：“多保重，姑娘！”
停车场上没什么车，也没什么人。司机看着何洛平，大声说道：“大爷，您也多保重！庚子年，年头不好啊！”
何洛平再次挥了挥手，转身往山上走去。他知道不僅仅是年头的事。
原刊责编 张雅丽
【作者简介】艾玛，女，本名杨群芳，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澧县人。法学博士。曾做过高校教师、兼职律师。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四季录》，小说集《白日梦》《浮生记》等。曾获泰山文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排行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居青岛。
何洛平走出小区，果然看见了一辆挂着绿色牌照的白色小汽车。新能源汽车都挂绿牌照。他在网上下单时，注明不要燃气汽车。网约车公司来电咨询他，电动汽车可不可以？何洛平要去看李霁，李霁不喜欢燃气汽车。有一次，她乘坐的出租车被后车追尾，竟烧了起来，这可把她吓坏了，后来她才知道那是辆烧燃气的车。自那以后她再也不肯坐燃气汽车了，其他的车倒没什么。何洛平于是对客服说，电动汽车没问题。
司机是一位身材瘦小的中年女子，穿着一件黑色运动衣，头戴一顶棒球帽，脑后扎着根细细的马尾。她斜倚着车门站着，指间夹着根香烟，不知低头在想什么。何洛平走到她跟前，她都没有察觉，香烟就要烧着她的指头了。
“你好！是莫师傅吧？”何洛平跟她打了声招呼。订好车后，网约车公司发来短信，告诉何洛平司机姓什么，电话号码和车牌号是多少。
“您好！”司机回过神来，连忙把香烟扔到地上蹍灭。她把口罩戴好后，为何洛平打开了车门。
何洛平上车后，这个姓莫的司机赶紧把收音机音量调低。收音机里正播报新闻，某地新竣工一座大桥，某国新增死亡病例多少，又某地区重燃战火、人民流离失所。司机看了看后视镜里的何洛平，说：“您好……想喝水的话，您自己拿。”语气里的迟疑透露出审慎和讨好的意味。何洛平道了声谢。他从未给过网约车司机差评，一般都会给个好评的，如果觉得服务实在太差，他就什么也不评。
两侧车门上都插着瓶装矿泉水，何洛平把口罩拉到下巴底下，拿起一瓶打开来喝。以往出门，多和李霁一起，何洛平什么都不用带，钱啊水杯啊，通通都是李霁准备。有时他的手机也放在李霁的随身小包里。想到这里，何洛平喝了一口水就不想喝了，拿着矿泉水瓶的手垂下来，落在大腿上。
李霁死于去年初秋，天气刚刚凉快下来。她没有经历后来的一切。
收音机里响起了音乐声，新闻结束了。何洛平听到司机叹了一口气。他以为她会跟他聊聊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的那些新闻，一般司机都会愿意跟乘客聊聊这个的。然而这位女司机并没有。她默默开着车，仿佛开口说话就会有驾驶不专心的嫌疑。汽车驶上出城的那条滨海大道后，司机的电话响了起来，她把手机按到耳边。过了一会儿，她低声道：“管得着吗？”聲音冷得像是结了冰。又过了一会儿，司机又道：“你敢！”听着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
何洛平看向窗外。
“随你们好了……”司机说。冰冷的语气里多了点无奈、悲凉。
司机把电话放回原处。很快，电话又响了起来，这回司机没有接，而是飞快地摁掉了。
汽车默默往前行使了一阵后，司机开口说道：“今年去那的人，比往年少多了。”
“那”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一处陵园，坐落在郊外的一片山坡上，远眺能看到一个小渔港。
马路上车辆稀少，以往清明节前后，这条路上常常是会堵车的。
“是啊。”何洛平简短地应道，“今年这情形……”
要不是昨夜梦里的哭声，何洛平此番也不会出门。过了半年几乎全隔离状态的生活，现在他已经习惯足不出户了。他发现许多事情其实都可以在家完成，当然也包括祭奠过世的亲人。可是，昨晚他又在睡梦中被婴儿的哭声惊醒了。李霁离世之后，何洛平时常在梦中隐隐听到婴儿的哭声。头一次是在李霁“头七”那晚，细若游丝的哭声，有随时断掉的危险，仿佛这婴儿正被重物压迫而处于极度危险中。他想循着这哭声去看看，可这哭声就像一条漆黑的隧道，他抬起脚来，却不知该迈向何处。他伸手摸索床的另一边，另一边是空的、凉的。他在黑暗中睁开眼，再也无法睡着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把李霁墓上的盖板坐坏了，于是她在他梦中哭泣，让他误以为是婴儿的哭声。何洛平买的是个双人墓穴，李霁占了半边，另一边虚位以待。李霁“头七”那天，他去看她，就在属于他自己的那一边坐了半天。他坐在那喝水、晒太阳，直到落日的余晖洒满整个渔港才回家。墓上的盖板是花岗岩的，被坐坏的可能性很小，可是，他的体重已逼近九十公斤。“也不是没可能的事……”这么想着，第二天一早，他又打车出城去“那”。他跑了一趟，才知道自己多虑了。第二次是在入冬后，一个初雪之夜。同样的纤细哭声，若有若无，让人揪心。何洛平醒来后，静静地盯着黑漆漆的天花板躺了几分钟。他起床走到窗边，将窗帘往两边拉了拉，意外地发现外面正在下雪，昏黄的路灯下，雪花像是从空中倾泻而下，草地上、人行道上，还有楼前的栏杆上都已堆积起了两指厚的雪。何洛平默默注视着窗外的一切，雪落无声，四周一片寂静，他在这寂静里，看到的每一片雪花、每一棵树，甚至是每一盏路灯，仿佛都历经沧桑，就好像它们趁这夜深人静，卸下了白日伪装。
后来，何洛平多次被婴儿的哭声惊醒，他的睡眠越来越差，血压也上去不少，这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生活，他只好把手头文稿整理的工作停了下来。他的学生毛利民知道后很着急，拉着他去医院看专家，开了些利培酮口服液之类的药回来。
何洛平正在整理的书稿，是他平生勘察过的案例，以及专业论文、随笔、讲稿的汇编。先是由毛利民带的几个博士生搜集编纂，再按时间先后装订成厚厚的三大本。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还差一点就可以签字付印了。毛利民原本希望能在年底出版的，这个计划看来暂时是实施不了了。毛利民是东山大学法学院院长，二十多年前跟随何洛平研究犯罪心理学、痕迹学。明年就是法学院建院五十周年，毛利民有很多院庆计划，《何洛平文集》的出版即是其中一项。
二
司机的电话再次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又飞快地摁掉了。如此几番后，她把电话调到静音，将手机从黏在驾驶台上的手机架上摘下来，扔到了副驾驶座上。
“没关系的。”何洛平说。有的乘客会介意司机开车讲电话。
“骚扰电话。”司机开着车说。过了一会儿，她问道：“您一个人，去那？”
“是啊。”何洛平说。
“……今天天气不错。”
“可不。” 一个白发苍苍、腿脚不便的老头独自去上坟……这幅情景可能在别人看来够凄凉的。何洛平把头扭向窗外。大同不是得不得空的事，大同是根本回不來，国际航班都停了。现在人类互相躲避，各自画地为牢，多么荒谬啊！
汽车经过一个村庄，农民的红屋顶像是飘浮在果园里。坡地上的樱桃花还没有落尽，但颜色已显黯淡，它们在短短的花期里就蒙上了岁月的风尘。“美好的东西从来就不长久。”这么想着，何洛平的心情就有些感伤起来。他不知自己为何还要跑这一趟，他和李霁都是无神论者，不信什么“地下有知”。但每次待在她的墓前，就像在拜访过往，他便不那么孤独了……李霁是他和这鲜活世界的一条脐带，她的离去差点使他的生活坍塌。尤其是阳历新年过后，整个城市就像停摆了一样，小区外面的菜店、小吃店都关门歇业了，钟点工不能前来给他做饭、打扫卫生。他不得不外出采购生活用品。没有了李霁，他对这座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他都有了一种羞于启齿的被抛弃的感觉。后来他到底振作起来，学着李霁活着时那样去生活，通过电商采买食物，戴着口罩去小区外面的药店买降压药，早晚散步，也按时服用利培酮……像是从泥沼里挣出来。那专家，是对的。他梦里的婴儿哭声，可能是儿子大同的哭声，大同刚出生的那阵是个家喻户晓的夜哭郎，那时年轻的他面对襁褓中哭泣不止的儿子心疼不已，却又手足无措。现在大同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那么多年过去了，何洛平以为自己都忘了的。但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它悄没声息地潜伏在这身体里，不知不觉就是半个世纪。
何洛平知道大同一直在自己家里备着一间空房间，在李霁活着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同曾经对李霁说：“你们过来看看吧。”他说的是“你们”。是何洛平自己不想去面对。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何洛平想到这里，突然有些嫉妒起李霁来，无论如何，死去的人无须再面对这一切了。何洛平欠身看了看驾驶台上的时钟，蒙特利尔时间应该是下午，是儿子快到下班的点了，近来大同也在家上班。如果李霁还活着，他只消说句“不知大同在干什么”，李霁马上就会上网找儿子，跟儿子闲聊几句。何洛平常常装着看书，什么也不说，可等李霁一放下电话，儿子在干什么，他也就能知道个大概了。现在，这个会为他找儿子的人，没了。
李霁临终前有过片刻清醒，她对何洛平说：“别、别去看我啊，我不会在那的。”最初，他以为她是怕他路上辛苦，毕竟他的腿脚不太好了。后来他才慢慢领会过来，她是不想再见到他了。自从那年他将林次郎赶回日本后，李霁就开始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了。偶尔，她不明缘由地嘲讽他：“教授的躯体里，还不是住着一个封建、顽固的旧灵魂！”或者，“你这可怜的老家伙！”语气里有种令人倍感羞惭的怜悯。这么些年来，在那件事情上，她从未说过他半个“不”字，但显然她也从未原谅过他。她的死，也终于结束了她对他的怜悯。
三
汽车路过一幢老年公寓，何洛平吩咐司机把车开了进去。
这是一幢高达二十多层的大楼，楼前有一块漂亮的草坪，由一圈铁艺栅栏围起来，开着粉色和深红色花朵的蔷薇爬满栅栏，微风吹过，香气袭人。车道西侧有一个门球场，被修剪整齐的忍冬树丛环绕，绰绰疏影里，隐约可见一群老人在打门球。
何洛平告诉司机，他上楼去拿个东西就下来。李霁病中，何洛平计划等她出院，就带她住到这家叫“松鹤轩”的养老公寓里来。“松鹤轩”的院长是毛利民的高中同学，何洛平曾委托毛利民来交订金，办入住手续。他和李霁的退休金，倒是能负担得起这样一家养老公寓的费用。公寓提供基本的护理，膳食也还过得去。可李霁不想。她最终如愿以偿地死在了家里。现在何洛平也不想了，他觉得自己还行。“还不到时候。”他对自己说。
退住手续办得很顺利。何洛平下楼来，远远地看见司机在讲电话，她挥舞着一只手，看上去有些激动。何洛平停下脚步，想等她打完电话再过去。门球场那边传来“哔哔哔”的喇叭声，夹杂着几声带着痰音的喝彩，大约刚有一个精彩的进球。天空很蓝，飘浮着几丝云彩。
司机讲完了电话，趴到了方向盘上。
何洛平走过去打开车门。司机直起身来。
何洛平上车后，司机开动汽车，说：“养老院不是我们能住得起的。”语气自然平常，不像哭过。
何洛平看着后视镜，司机的帽檐儿压得很低，现在他连她的眼睛也看不到了。
汽车驶出养老院，回到了滨海大道上，司机看着前方，又道：“我们也去不了那。”语气里多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怨愤，车速也比先前快了许多。何洛平连忙提醒司机，这条公路是限速的。司机没有说什么，好在车速慢了下来。
何洛平看着司机。先前那个“我们”还不怎么明显，后面这个“我们”把他和她做了区分，何洛平听出来一点“我们不是一类人”的意思。“谁都会有点不顺心的事……”这么想着，他便打量起司机来。她戴的帽子是一顶款式老旧的棒球帽，后面有一个可伸缩的金属扣，一根细细的马尾从金属扣上方穿过来，耳朵和露在口罩外的腮帮子都显得单薄。他从她头发的颜色、质感和露在口罩外的皮肤，判断她可能长期睡眠不足，也可能患有胃病。她插在杯架里的水杯，是一个很大号的玻璃杯，中药店里常用它来做三七粉的包装。“也许还有高血压……”何洛平想。玻璃杯上套了个棉布杯套，看不见里面泡着什么，何洛平猜应该是红枣、枸杞之类。他遇到过的许多司机都喝这个，充饥。也有喝浓茶的，为的是提神。
墓地是大同的意思。
李霁想把骨灰撒在中山公园的草地上，每年春天她都会去中山公园看樱花的。但他没法满足她这个愿望，没人能光明正大地把骨灰撒到中山公园的草地上去。他自己，倒是愿意葬于海里。这些年海葬很流行，省钱，省地，也给后人省了许多麻烦。至少每年清明节，没必要舟车劳顿地跑去“那”，随便找处海滩静默三分钟，就算是一场祭奠了。海葬的话，大同将来也可以省些事，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每年清明节，他只要走到圣劳伦斯河边就可以了。但大同愿意他们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墓，也许是他想给自己一个时不时回来看看的理由。何洛平不知道大同现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有没有伴侣。他从未让人知道他有多害怕，害怕这些年，大同，他唯一的儿子，一直都是孤单一人……他害怕知道这个。以往，偶尔李霁会告诉他，大同在看电视，或者大同在吃晚饭。他很想她多说一点，他盼望她能告诉他，大同不是一个人在吃晚饭，也不是一个人看电视。但李霁就像为了惩罚他，从来不提及这些。偶尔他会因此生气，生闷气，好几天都不想跟她说话。随着年岁的增加，他越来越明白当初他是何等粗鲁，像个暴君。如今他对大同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生活，没有被他这个残忍的父亲摧毁，他的生活里，仍然有爱……想到这里，何洛平只觉得心里一阵阵紧上来。他对司机说：“死后去哪都不要紧，只要好好活过，就好。” “可要是活着时就没怎么称心过，就会想着死后好歹得称心一回的吧？”司机把帽子往上推了推，露出一双微微有些发红的眼睛。她看了看后视镜里的何洛平，又道：“就拿我父母来说吧，我妈说过要海葬，我爸是海员，可他坚持入土为安，他早早就在老家铁骑庄看好了地方。”说着她笑起来，“先前我让他们商量好，要么都回老家，要么都去海里。我跟他们说，要是他们商量不出个结果，到时我就抓阄，抓到哪，就都去哪，谁也别怨我。现在可好，我妈痴呆了，也不知我爸怎么糊弄我妈的，现在你问她死了埋哪？她会大喊三声‘铁骑庄’！”
何洛平也笑了。他看着后视镜里的司机，她应该和大同差不多的年纪，笑时额头现抬头纹，不笑时双眉间现川字纹，都颇深。去年，大同回来奔母丧，临走前他买了个钟，给他挂到书房里。“别睡得太晚。”大同说。说这句话时他端详着刚挂好的钟，手上还拎着把锤子，只把花白的后脑勺和略微有些佝偻的背对着他。何洛平再也无法忘记儿子的背影……深重的负罪感，使他不敢对视儿子的眼睛。他甚至都不敢问他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只是，他开始听儿子的话，再也不熬夜了，每到晚上十一点，墙上的钟“叮叮叮”一响，何洛平就起身洗漱、上床睡觉。可是大同哪里知道，对现在的何洛平来说，睡眠就像一杯越喝越少的水，早喝早没，晚喝晚没，早点睡和晚点睡，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呢？
四
收音机里开始播放药品广告。
听众一个接一个把电话打进电台，多是老人，他们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的疼痛，或是不适，吃过什么药，服药后的反应，看医生的经历，这个药可不可以吃，那个药该如何吃才好。这给了何洛平一种错觉，仿佛这些老人其实是同一个人，只是每次他都换了不同的声音、语调来说同一件事，他不屈不挠地向收音机里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求助，经验丰富的主持人像打太极，回回以“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个电话”代替“再见”，很轻松地把他打发了回去。
何洛平还记得，李霁确诊胰腺癌的那天，她挥了挥CT片，说：“瞧，阎王爷给我写信了！”
现在，阎王爷还没有给他写信。
大毛病没有，但小毛病一个巴掌也数不过来的，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幻听了。何洛平想起了那个给他看病的专家，一个快到退休年龄的男子，他是何洛平见过的最爱说话的专家了。那天，何洛平和毛利民走进他的诊室时，刚好有位老人坐在轮椅上被家人推出来。专家给何洛平做完检查后，说：“还好，还好。刚刚出去的那位，”专家弯起一根手指扣了扣自己的太阳穴，“这里不好用了，听觉中枢系统功能衰退严重，白天他在家里和去世的老伴儿斗嘴，有来有往，煞有介事，把孩子们都吓坏了。晚上他会听到有人唱苏联歌曲，三套车啊喀秋莎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他常常整晚不眠，与唱歌的人互动应和。现在他只能靠大剂量的安定药物才能获得片刻安静，精神很成问题了，他撑不了多久了。您这种情况嘛，还好，还好。”专家的意思，何洛平只是大脑听觉系统信息处理错误的问题，大脑从生活、从记忆中提取了些声音信息，潜意识里按主观意图加以改造，导致听觉幻化，就像一句成语，听风是雨。听觉系统捕捉到风声，大脑投其所好，把它改造成了雨声。“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很常见，随着我们渐渐老去，产生幻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专家说着把两手一摊，开了个玩笑：“您这才是初级阶段，吃点药就能缓解。”何洛平没有笑。专家安静下来写处方。专家把处方递给毛利民时，以一种洞悉患者千疮百孔生活面貌的语气问道：“没跟孩子住一起吧？”毛利民答：“没有。”他们就这样当面谈论着他。何洛平觉得精神科医生和他这个搞犯罪心理学、痕迹学的人倒有些相似，他们都是密探，潜伏的领域不同而已。此后他再也不肯去见什么专家了。他知道自己为何会这样，那根本就不是幻听，那些哭声是如此真实，只不过是他过了二十多年才听到而已……
司机换了个台，一个不带一丝感情色彩的女中音在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司机关了收音机。她在座位上扭動了下自己的身体后，说：“我妈五年前就痴呆了。”
何洛平没太听清，他往前挪了挪。
“我本想给她找家养老院来着，”司机说着，摇了摇头，“可都贵得要命，最便宜的养老院，我也负担不起！”她说她除了跑出租，还兼着一份钟点工，给人做家务。逢年节，家政的生意特别好，她就专职做家政。这两年她父亲的身体也不大好了，她出车的时候，就靠父亲照顾母亲，为了让父亲省点力，出门前，她会把母亲绑在一张椅子上。
“我妈会一直骂啊骂，骂累了就睡，睡醒了再骂，什么难听骂什么。”
何洛平默默听着。
“有一天，我跑完车回去，看到我妈一张脸肿得像个球，我对我爸说了一句话，就一句，”司机把头往后侧过来，大声说，“后来我妈的脸就再也没肿过！”语气里有一种不易为人察觉的病态的小兴奋。
说完这句话，司机并没有马上把头正回去。她好像在期待何洛平能问点什么，你妈的脸为什么会肿？或者，你妈的脸后来为什么再没肿过？
何洛平一直安静地听着，什么也没问，他对司机道了声“辛苦”。司机的身体微微抖动了一下，就好像被人捅了下胳肢窝。
何洛平问司机有没有孩子。
司机的声音一下变得平和起来。她说有一个女儿，马上读高三了。
“平时都住学校里，很少回家，可听话了，长得比我还高。”司机说。
“多好啊。”何洛平赞道。想了想，他又问道：“孩子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嗐，他呀！”司机沉默了一会儿后，才接着说道，“现在他什么也用不着做咯……”
何洛平不说话，等着司机自己往下说。
去“那”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汽车驶入隧道后，司机开口说道：“他给汽车充电时，操作不当，被电死了。”就好像她才想起来孩子的爸爸是怎么死的。
何洛平没有说话。
汽车驶出隧道后，司机拍了下方向盘，说：“今天天气真好啊！” “可不。”何洛平说。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充电桩啊。”他猜想，如果等一会儿再问司机，孩子的爸爸怎么死的？她大约会说是被车撞死的。
“可不。”司机又拍了下方向盘，说，“充电桩。”
何洛平闭上眼，他从未听说过充电桩会漏电。
不过，在林次郎之前，他也从未做过那种事……
五
那年，日本友人、北海道大学法学院教授铃木直一郎给他写了封信。那时已经有电邮了，但铃木直一郎还是用毛笔手写了这封信，用的是关西雁皮宣纸，竖排、瘦金书小楷。何洛平小心地把信展开，念给李霁和大同听。铃木直一郎在信中说他的侄子铃木次一郎，中文名林次郎，喜爱中国文化，自幼习书道，多临王羲之，在北海道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后，打算申请来东山大学跟随何洛平研习中国法。他还记得大同当时开玩笑来着，“这个小鬼子听上去不错嘛！”
铃木家自祖上铃木岬太郎以来，几代人都是日本有名的中国法专家。清政府曾花重金聘请日本法学博士松岗义正为修律馆的法律顾问，松岗义正来中国前与铃木岬太郎同为东京上诉法院推事，在为清政府修订《大清民律草案》期间，松岗义正与铃木岬太郎有多封书信往来，探讨与修律有关的学术问题。何洛平曾在铃木直一郎家见过这些书信，字里行间弥漫着学人的热忱追求，深深打动过他。何洛平没有多想就欣然同意了。九月初开学，林次郎提前两个多月到岛城，吃住都是在何家。第一次见面，何洛平和李霁就都被林次郎的长相惊住了，这孩子，真的，初看你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过是个文静清秀的年轻人，但倘若你端详他超过两秒，就会被他不同寻常的风姿吸引。何洛平至今记得，他和李霁在家门口迎接林次郎，出租车上下来一个明眸皓齿的白衣少年。寒暄几句后，三人落座，林次郎低头饮茶，顿时给人低眉生慈之感，加上额前黑发半垂，衬得肤色如玉，他和李霁都不由呆了一呆。不是说他们以前没见过好看的男孩子，只是，林次郎的那种好看，以及他身上沉静阴柔之美，的确是他们以前未曾得见的。李霁收拾出了一间空闲的房间给林次郎，和大同的房间门对门。那阵子大同正忙着硕士一年级的期末考试，鲜少回家。林次郎来何家一周后，大同带着他的小女友回家吃晚饭，他们才正式见了一面。三个年轻人，倒很谈得来的，后来他们就常一起出去玩、看电影、逛街什么的。大同学建筑设计，不善言辞，何洛平常因他的沉闷木讷颇感美中不足，觉得他身上少了些青年人的朝气。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大同变得爱笑，眼里有光，人也精神起来。他回家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了，起初多和小女友一起，渐渐地，就是他自己。大同和小女友好了有大半年，但这场恋爱像是在这个夏天才点燃了他……
何洛平发现异常，是在一个暴风雨的下午。
大雨来临前，他匆忙结束了与院里各学科带头人的碰头会，提前回了家。他家的客厅和书房是连着的，中间只有一个中式博物架相隔。那个下午，他一进门就感受到了一种异样的气氛，仿佛空气里有什么东西要炸裂开来，弥漫着浓郁的危险的气息。他以为是天气的缘故，天空乌云密布，风越刮越大，闪电和惊雷马上就要来了。转身关门的一瞬，他眼角的余光扫到一个身影从书房的沙发上弹起，直奔窗边。他换了拖鞋，次郎飘然迎出来，身躯微曲，黑发从一侧脸颊垂下来。“您回来了。”他态度优雅、神情自若地跟他打招呼。大同则一动不动，立在窗边。有扇窗户没有关好，大同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任由狂风“砰”地将它关上，又“砰”地扯开……何洛平走过去关窗，看见大同双手撑着窗台，看向窗外乌云翻滚的天空，面颊赤红，目光散乱迷离，如在梦中……许多年过去后，何洛平还记得大同当时的样子，以及阴暗沉闷的雨天，铺开在书桌上的宣纸格外白，上面几个墨迹未干的毛笔字格外黑，“踏花需及时，同惜少年春”。一看就知出自次郎之手，俊秀恣逸，有珠玉之辉。
他很快就解决了这件事，飞快地将林次郎遣送回了日本，也从此与铃木直一郎断绝了联系。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要想起那个下午的林次郎，就平添一份恨意。要是次郎留給他的印象不是如此地自如、优雅，哪怕他只流露出一点点大同那样的意乱情迷，他也不会这样地憎恨他。不只是憎恨，还有愤怒……他完全没有顾及他雷霆般的做法给大同带来的伤害与羞辱。事情过了那么多年，现在他不得不承认，孩子们不是现行犯，那个下午也不是罪案现场，他的残忍，才是。
那件事过后，大同几乎是病了一场，羞愧、惶恐击垮了他。他休学了一年，当他宣布要出国继续学业时，何洛平和李霁都以为他缓过来了，心情难以言表，李霁一度更是泪如雨下。大同出国后，只是和家里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几乎再没回来过。为使自己活得心安，他们对儿子的生活抱了最美好的想象与祝愿，像个胆怯的心怀侥幸的撑船人，不去直视那些激流、险滩。
李霁常会问大同：“近来怎样？”
“不错。”有时大同会这样回答她。
更多的时候，李霁放下电话，对何洛平说：“说是还行。”她看着他，脸上带点讥讽的笑，“跟我们一样。”
何洛平一直懊悔，但在度过了这个有疫情的春天，他才开始怀疑自己。眼下正在经历的许多事，他都不能说自己看清了，经验并没有特别的魔力，有时它也不能将人直接指引向真理，真理如酒，需要时间发酵。可为何那时他会如此自信地觉得自己都是对的？他还记得，当大同说“怪我”时，他暴跳如雷，狠狠地扇了大同一耳光……如今想起这些，他就会羞愧不已。他对自己的怀疑，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整理文稿时，他甚至删掉了自己在一篇旧文中引用的“首例血指纹”案。两百年前，阿根廷一位神探凭借一枚血指纹抓到了杀害两位孩童的真凶——他们年轻的母亲佛兰西斯卡。这桩案件被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桩依据指纹侦破的刑事案件。“只有一个母亲才会不惧血淋淋的现场，去拥抱、抢救自己的孩子，谁知道这枚血指纹是不是事后留下来的呢？”何洛平心里疑云一起，世界如隐于荒芜，从前那些得意文章，竟变得不堪卒读了，文稿整理的工作完全进行不下去，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六 司机把车停在山脚下的停车场。她扭头看着山上，问何洛平：“上面是老人，还是老伴儿？”
何洛平答道：“老伴儿。”
何洛平下车后，司机把座椅椅背调低，她摇下车窗，告诉何洛平，她不想跑空车，会在这等一阵子。“如果您确定什么时候能下来，我也可以再等等您。”
何洛平告诉她，他得下午才能回去。
司机挥了挥手，打着哈欠往后躺了下来。
何洛平走到陵园入口处，看到墙上张贴着一张“疫情期间注意事项”的招贴。何洛平看着那张招贴，摸出手机给毛利民打电话。何洛平问文稿的最后交稿日期是哪天。毛利民喜出望外地说了个时间。接下来何洛平不谈文稿，只是问毛利民有没有愿意做援助律师，又擅长离婚诉讼、业务精良的学生。毛利民在电话里笑起来，说：“何老师，这样式的我们有一大把啊，我们缺的是青年法学家！”何洛平没接他这话茬儿。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在那张招贴的一角写下了毛利民报给他的电话号码。他把那点纸角撕下来捏在手里，又折了回去。
“姑娘，”何洛平弯下腰，敲着车窗对她说，“离了吧！”
司机坐起来，她把车窗摇下来，问道：“您说什么？”
何洛平张了张嘴，他自己都没能听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把那张小纸片递给她，说：“我有一个学生，是个律师，专攻离婚诉讼，你若有需要，就打这个电话吧。”
司机接过那小纸片，满脸惊诧地看着何洛平。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今天你不应该跑车的，是吧？你答应和人去民政局的。”
司机张着嘴，看着何洛平。
“他搬出去住了，有了新的生活。”
司机点了点头。
“他也不给家用，不给孩子抚养费，想逼你尽快签字离婚。”
司机看着何洛平，还是点头。
“离吧，姑娘，律师会帮你要到抚养费的，孩子上大学也要钱的不是？”何洛平拍了拍司机搭在车窗上的胳膊，说，“为了孩子，好好的，姑娘！”说完，何洛平就转身离开。
“好多年没人叫我姑娘了，”司机笑起来，“我说，大爷——”她把脑袋探出窗外，好奇地问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何洛平回头，冲司机摆了摆手：“多保重，姑娘！”
停车场上没什么车，也没什么人。司机看着何洛平，大声说道：“大爷，您也多保重！庚子年，年头不好啊！”
何洛平再次挥了挥手，转身往山上走去。他知道不僅仅是年头的事。
原刊责编 张雅丽
【作者简介】艾玛，女，本名杨群芳，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湖南澧县人。法学博士。曾做过高校教师、兼职律师。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四季录》，小说集《白日梦》《浮生记》等。曾获泰山文艺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多次入选各种选刊、选本及年度排行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现居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