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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12年贵州“二•二”事变的发生，给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局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时人或后人，对“二•二”事变的认识和评价，都存在着分歧。在纪念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之际，分析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的性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更加深入全面了解贵州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辛亥革命 “二•二”事变 性质 分析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79-82
发生在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三次历史性巨变的第一次。在这场历史性巨变中，边远落后的贵州，走上了时代的前列。1911年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在以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学社的领导下，发动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举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随即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约三个月后的1912年2月2日清晨，贵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二”事变，巡防总统黄泽霖被杀，枢密院院长张百麟被迫出走省外，自治学社的势力和影响遭到了重创。事变的发生，给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局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引起了时人和后人的不同评价。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这段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二•二”事变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事变？
一、“二•二”事变的发生及其对贵州政局走向的影响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10月30日，云南新军发动起义，宣告独立，消息很快传到贵州，各派力量积极应对。在形势十分紧急的情况下，11月3日，贵州自治学社首领张百麟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贵州起义相关事宜。11月4日，贵州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第一标官兵，响应贵州自治学社号召，在贵阳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使贵州成为全国较早光复的省份之一。贵州光复和大汉贵州军政府的建立，是贵州辛亥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体现。贵州各族群众欢庆贵州独立。但随后不久发生的贵州“二•二”事变，震惊了全国，改变了贵州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发展的走向。
1912年2月2日清晨，东路巡防分统谭德骥等人，派兵数十人，分别前往黄泽霖、张百麟、张泽均等处所，进行刺杀活动。防军先锋二营十余人到达黄泽霖住处后，佯称押解逃兵进入总统署请黄泽霖审理，黄泽霖刚起床欲出堂升坐，即遭射击，混乱中，黄泽霖身亡，刺杀队人员割下其双耳和双手，并将所存书籍、药品、器械、门窗玻璃等搬毁一空。另一刺杀队攻入张百麟住宅，当时张百麟刚起床入厕，恰逢卫队管带彭尔坤来会张百麟，谭德骥部叛兵误认彭尔坤为张百麟，当场将其击毙。南路巡防统领陈南生闻讯带队援救，张百麟得以脱险。在陈南生护送下，张百麟退走安顺，后经贞丰入广西，解散余部，转赴上海。与此同时，刺杀队还派人到张泽均住所，拟刺杀张泽均而误杀田有光。张泽均闻风翻墙而逃。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贵州辛亥革命中的“二•二”事变。
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的发生，大大削弱了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军政府和时局的掌控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1、改变了军政府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力量的对比：自治学社以及新军的势力遭受重大打击，刘显世团练、耆老会、宪政预备会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增强。在贵州辛亥革命后成立的贵州军政府的组织系统中，新军代表杨荩诚任都督，赵德全任副都督，自治学社领导张百麟任枢密院院长，宪政预备会领导任可澄任枢密院副院长，自治学社代表周培艺任行政总理。由此可知，新成立的贵州军政府，自治学社、新军、宪政预备会等掌握实权，其中自治学社占据优势地位。“二•二”事变中，自治学社首领黄泽霖身亡，张百麟、张秉衡、李香池等数家被抄掳，张百麟被迫出走，自治学社势力遭受重创。加之事变前都督杨荩诚率军离黔入川，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军的影响力，事变发生后，新军势力遭受排挤和打击。与此同时，事变后，宪政预备会首领任可澄、地方团练势力代表刘显世、耆老会首领郭重光等逐步掌控了军政府实权。
2、削弱了资产阶级力量在军政府内的领导力和对时局的掌控力。从政治派别分析，“二•二”事变发生前，新成立的贵州军政府主要由主张革命的自治学社掌控局面，此外，主张立宪的宪政预备会和倾向革命的新军也掌握着一定的实权，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虽然主张有所不同，但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由此可见，在新成立的贵州军政府中，资产阶级掌控着政治权力和局势。“二•二”事变发生前后，在与张百麟、黄泽霖等自治学社领导人的斗争中，宪政预备会首领任可澄等加紧与地方团练势力、耆老会等旧势力的联合。事变发生后，自治学社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局势，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设计了一条向云南借兵以维护贵州时局的计谋，从而大大改变了贵州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方向。
二、时人及后人对贵州“二•二”事变性质的主要认识
贵州“二•二”事变发生后，省内外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各自所站的立场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人们对该事变的认识和评价也不一致。概而言之，时人及后人对“二•二”事变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有五种：
1、视为“个人交涉”事件。此类观点以事变发生之初军政府发布的告示为代表，将巡防总统黄泽霖惨遭杀害视为个人之间的恩怨进行处理，认为官方无须追究。1912年2月2日下午，在贵阳小十字街道贴有以代都督赵德全名义的告示：“巡防黄统，被人杀害，个人交涉，与众无关。”［1］（P494）上海《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报道，军政府出示谓，“张、黄贪功糜饷至巨，扰害治安，鸡犬不宁，干犯众怒，既经枪毙，无须追究”。［2］（P79）
2、视为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发生的“党争”。将事变的发生看成为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两个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二•二”事变亲历者的回忆录中，持此观点的人不少。例如：萧子有在《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中回忆说，贵州辛亥革命前，“宪政会千方百计地用尽心机和金钱，同自治社几经决斗，都得不到胜利，于是，在辛亥革命后，遂不择手段，勾引滇军，实行屠杀自治社革命党人了。”为达到目的，宪政预备会“以银二千三百两收买了巡防总统黄泽霖部下的唐灿章，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刺杀了黄泽霖，极大地削弱了自治社对巡防兵力的控制。”［3］（P465）
3、视为替民“除害”。“二•二”事变发生后，省内外部分媒体给予了关注和报道，在部分媒体的报道中，将黄泽霖被杀、张百麟被逐走视为为民“除害”。例如：《中华国民报》1912年3月7日的文章，称贵州“二•二”事变的发生，是“天怒人怨，降罚民贼”。［4］（P85）上海《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发表评论说，黄泽霖“以援川为名，要挟饷银，掠民虐下，匪特黔人公愤，即其党羽亦深怨之”。［2］（P78）
4、视为“黔乱”。此观点侧重于对“二•二”事变发生后对贵州政治局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评价，将事变的发生视为贵州政治局势的混乱。1912年4月29日、5月2日，《神州日报》发表社论《黔乱抉微》，报道了贵州“二•二”事变的相关情况：巡防统领黄泽霖被人枪毙，身受肢解；枢密院长张百麟赤手脱险，家属沦亡；而代理都督赵德全实为滇军攻走。事变的发生，给贵州带来了混乱，“黔军逃散者半，杀戮者半；百姓因之受害者不知几千百家，省议会议员逃散一空，外府士绅至主张分裂，以图自卫，溃兵崩窜四出，占据城邑，所过为墟，省垣复分遣兵力征讨，扰乱尚无已时。”［5］（P81）
5、视为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斗争。持此观点的人，將以张百麟为代表的自治学社视为革命力量，將其他势力视为反革命力量，將“二•二”事变的发生当作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斗争来分析，认为是反革命力量向革命力量发动的蓄谋已久的政变。事变后自治学社遭受重创，贵州军政府被改组，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等人掌控着政治局势，甚至有人据此认为，“二•二”事变的发生，标志着贵州辛亥革命遭受了失败。
除此之外，许多当事人也积极撰写回忆录，发表对事变的看法。百年来，省内外的很多报刊杂志也站在不同的角度，发表了有关贵州“二•二”事变的系列文章。时人时报以及后人的评论，确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事变的发生及其性质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群，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和评判标准存在差异，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去评判该事件，从而也就得出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三、“二•二”事变是军政府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内讧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之后，我们再次回首百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时，抛开前人分析的片面性和过去历史时期阶级分析法的局限，我以为，“二•二”事变的发生，其实质就是贵州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贵州军政府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内讧。事变的发生，决非“个人交涉”之简单，它突破了两党“党争”的范围，波及到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新军、地方团练、耆老会、巡防营等各派势力。在事变中，不同的人物为了达到其目的，彼此之间或相互勾结，或相互斗争，共同酿制了一幅血拼的悲剧。
首先，张百麟、黄泽霖与杨荩诚、赵德全之间的猜忌和矛盾，特别是张、杨之间矛盾的激化，为事变的发生提供了可能。贵州军政府成立后，新军代表杨荩诚被推任为都督，赵德全担任副都督，张百麟对杨荩诚“心甚恨之”，“遂于军政府设枢密院与都督对立，将一切实权划归枢密院，并使其戚黄泽霖号茀卿者广募会党约万余人，给以军械盘踞省城。通省提镇及防军将领大都由张黄委派。”［6］（P88）为掌握武装力量，黄泽霖组建了五路巡防队，担任大总统，藐视杨荩诚、赵德全。根据资料记载，黄泽霖藐视都督，“杨都督未出省时，黄（泽霖）尝面唾骂之”；在赵德全任代理都督时，黄泽霖“大肆淫威，军官之黜陟升迁，一任己意，致军事不能统一。更擅理民刑诉讼，造悔过室、拘留所及各种刑具，故黔垣有第二都督之谣”；［4］（P85）当杨荩诚带兵援鄂，出发至龙里县时，黄泽霖密指管带穆邦荣进行拦劫，使杨荩诚部队枪支尽失。种种迹象表明，在掌控武装力量问题上，张百麟与杨荩诚之间存在非常尖锐的矛盾，矛盾的激化因杨荩诚带兵离黔而相对缓和，从而避免了张、杨之间火拼悲剧的出现。
其次，张百麟、黄泽霖与刘显世、任可澄等人之间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惨剧的发生。长期以来，人们將“二•二”事变的发生，较多地视为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之间的兩党之争，这一认识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忽视了兩党之争的关键仍然为兩党首领对权力的争夺。事实上，“二•二”事变的发生，是各种矛盾综合交织的结果，除张百麟与任可澄之间存在矛盾外，还存在着张百麟、黄泽霖与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贵州军政府成立之初，张百麟“以事体甚大，惧党人不克负荷，乃与宪政党解仇”，任用宪政党首领任可澄为枢密院副院长，“期以共济时艰”，“而党员多数未能消尽畛域，仍复暗斗，变态百出”。［7］（P75）同时还任用刘显世，并发给枪支。然而，张百麟对任可澄、刘显世等人的任用并未赢得他们的感谢和拥护，任、刘等人相互勾结，蓄谋除掉张百麟和黄泽霖，并制定有“贵州的事首先必须杀掉张、黄”的计划。先是郭重光引新编巡防队管带罗魁入贵阳，刺杀黄泽霖，未遂，接着是刘显世派东路巡防分统谭德骥在头桥对张百麟“相机图之”。刘、郭、任等人还采取多种方法，分化以会党组成的巡防队，以及革命党人和副都督赵德全之间的关系，收买黄泽霖部下唐灿章等人，使得黄泽霖巡防队发生动摇，拉拢以赵德全为首的新军势力，以致在事变发生时，陈南生请求赵德全发兵遭拒。
再次，张百麟、黄泽霖的某些措施不得民心，为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等人夺权提供了借口。张百麟、黄泽霖等在掌握政权后，逐渐脱离了群众，他们的某些行为甚至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一是“恃功以自私自利”。张百麟任枢密院长后，“揽权专擅，俨然帝制自为”，出巡西路安顺、兴义两府，“沿途骚扰，民怨沸腾”。黄泽霖身为巡防大总统，对于匪患，“置若罔闻”，不加过问，且营造私第，“华丽无异王府”。［4］P86）二是将“黔军政府变为会党之政府”。黄泽霖任光汉公正龙头后，以行政官衙为公口事务所，并办汉刘研究所，以公口条规为教科书。“一家不入公口，名曰漏户；一人不入公口，名曰白衣。闯山，轻则吊打罚金，重则致死”。［8］（P92）以至于，贵阳公口林立，肆行无忌，“居民一日数惊”。三是“总统屡失士心”。《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报道，事变前某日，有两名防军队兵向总统府某伙夫磕索，伙夫向总统鸣冤，黄泽霖遂斩一人，当人们认为被斩者罪不至死，打抱不平时，总统又斩伙夫以慰之，人们认为磕索者非一人，总统又将另一人责红棍一千。黄泽霖的行为，结果是“众益怒，谓得饷甚少而性命甚危”，引起了士兵的不满，为政敌活动提供了利用空间。
“二•二”事变是贵州辛亥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一事变的发生，使自治学社的势力严重受挫，从此一蹶不振，贵州军政府的实权转由宪政预备会、耆老会和地方团练代表任可澄、郭重光、刘显世掌控，从而改变了贵州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走向和发展趋势。在贵州辛亥革命发生100年后的今天，高度关注“二•二”事变发生及影响，深入全面分析事变的性质，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贵州百年前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严池华，《贵州的耆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2］《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萧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4］《中华国民报》（1912年3月7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神州日报》（1912年4月29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神州日报》（1912年3月8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赵德全致黎元洪电》，《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中华国民报》（1912年4月12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The Analysis On "Two •Two" Incident Of 1911 Revolution In Guizhou
Ao Yi-she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Wuhan 430079)
Abstract:In 1912, there occurred the "Two •Two" Incident in Guizhou, I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Guizhou after 1911 Revolution. From then on, the peoples, whether they lived that days or today, they have somedifferences awareness and assessment on the "Two •Two" Inciden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Revolution occurred, Analysis the nature and learn the lessons of 1911 "Two •Two" Incident in Guizhou, It have more importance than before to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history for more in-depth o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Guizhou.
Key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Two •Two"incident; Nature; Analysis
责任编辑 林建曾
关键词： 辛亥革命 “二•二”事变 性质 分析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79-82
发生在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三次历史性巨变的第一次。在这场历史性巨变中，边远落后的贵州，走上了时代的前列。1911年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在以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学社的领导下，发动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举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随即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约三个月后的1912年2月2日清晨，贵州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二•二”事变，巡防总统黄泽霖被杀，枢密院院长张百麟被迫出走省外，自治学社的势力和影响遭到了重创。事变的发生，给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局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引起了时人和后人的不同评价。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首这段历史时，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二•二”事变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事变？
一、“二•二”事变的发生及其对贵州政局走向的影响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10月30日，云南新军发动起义，宣告独立，消息很快传到贵州，各派力量积极应对。在形势十分紧急的情况下，11月3日，贵州自治学社首领张百麟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贵州起义相关事宜。11月4日，贵州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第一标官兵，响应贵州自治学社号召，在贵阳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使贵州成为全国较早光复的省份之一。贵州光复和大汉贵州军政府的建立，是贵州辛亥革命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体现。贵州各族群众欢庆贵州独立。但随后不久发生的贵州“二•二”事变，震惊了全国，改变了贵州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发展的走向。
1912年2月2日清晨，东路巡防分统谭德骥等人，派兵数十人，分别前往黄泽霖、张百麟、张泽均等处所，进行刺杀活动。防军先锋二营十余人到达黄泽霖住处后，佯称押解逃兵进入总统署请黄泽霖审理，黄泽霖刚起床欲出堂升坐，即遭射击，混乱中，黄泽霖身亡，刺杀队人员割下其双耳和双手，并将所存书籍、药品、器械、门窗玻璃等搬毁一空。另一刺杀队攻入张百麟住宅，当时张百麟刚起床入厕，恰逢卫队管带彭尔坤来会张百麟，谭德骥部叛兵误认彭尔坤为张百麟，当场将其击毙。南路巡防统领陈南生闻讯带队援救，张百麟得以脱险。在陈南生护送下，张百麟退走安顺，后经贞丰入广西，解散余部，转赴上海。与此同时，刺杀队还派人到张泽均住所，拟刺杀张泽均而误杀田有光。张泽均闻风翻墙而逃。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贵州辛亥革命中的“二•二”事变。
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的发生，大大削弱了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军政府和时局的掌控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
1、改变了军政府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力量的对比：自治学社以及新军的势力遭受重大打击，刘显世团练、耆老会、宪政预备会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增强。在贵州辛亥革命后成立的贵州军政府的组织系统中，新军代表杨荩诚任都督，赵德全任副都督，自治学社领导张百麟任枢密院院长，宪政预备会领导任可澄任枢密院副院长，自治学社代表周培艺任行政总理。由此可知，新成立的贵州军政府，自治学社、新军、宪政预备会等掌握实权，其中自治学社占据优势地位。“二•二”事变中，自治学社首领黄泽霖身亡，张百麟、张秉衡、李香池等数家被抄掳，张百麟被迫出走，自治学社势力遭受重创。加之事变前都督杨荩诚率军离黔入川，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军的影响力，事变发生后，新军势力遭受排挤和打击。与此同时，事变后，宪政预备会首领任可澄、地方团练势力代表刘显世、耆老会首领郭重光等逐步掌控了军政府实权。
2、削弱了资产阶级力量在军政府内的领导力和对时局的掌控力。从政治派别分析，“二•二”事变发生前，新成立的贵州军政府主要由主张革命的自治学社掌控局面，此外，主张立宪的宪政预备会和倾向革命的新军也掌握着一定的实权，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虽然主张有所不同，但都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由此可见，在新成立的贵州军政府中，资产阶级掌控着政治权力和局势。“二•二”事变发生前后，在与张百麟、黄泽霖等自治学社领导人的斗争中，宪政预备会首领任可澄等加紧与地方团练势力、耆老会等旧势力的联合。事变发生后，自治学社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局势，任可澄、刘显世、郭重光等人设计了一条向云南借兵以维护贵州时局的计谋，从而大大改变了贵州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方向。
二、时人及后人对贵州“二•二”事变性质的主要认识
贵州“二•二”事变发生后，省内外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于各自所站的立场和所代表的利益不同，人们对该事变的认识和评价也不一致。概而言之，时人及后人对“二•二”事变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有五种：
1、视为“个人交涉”事件。此类观点以事变发生之初军政府发布的告示为代表，将巡防总统黄泽霖惨遭杀害视为个人之间的恩怨进行处理，认为官方无须追究。1912年2月2日下午，在贵阳小十字街道贴有以代都督赵德全名义的告示：“巡防黄统，被人杀害，个人交涉，与众无关。”［1］（P494）上海《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报道，军政府出示谓，“张、黄贪功糜饷至巨，扰害治安，鸡犬不宁，干犯众怒，既经枪毙，无须追究”。［2］（P79）
2、视为不同政治派别之间发生的“党争”。将事变的发生看成为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两个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二•二”事变亲历者的回忆录中，持此观点的人不少。例如：萧子有在《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中回忆说，贵州辛亥革命前，“宪政会千方百计地用尽心机和金钱，同自治社几经决斗，都得不到胜利，于是，在辛亥革命后，遂不择手段，勾引滇军，实行屠杀自治社革命党人了。”为达到目的，宪政预备会“以银二千三百两收买了巡防总统黄泽霖部下的唐灿章，于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刺杀了黄泽霖，极大地削弱了自治社对巡防兵力的控制。”［3］（P465）
3、视为替民“除害”。“二•二”事变发生后，省内外部分媒体给予了关注和报道，在部分媒体的报道中，将黄泽霖被杀、张百麟被逐走视为为民“除害”。例如：《中华国民报》1912年3月7日的文章，称贵州“二•二”事变的发生，是“天怒人怨，降罚民贼”。［4］（P85）上海《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发表评论说，黄泽霖“以援川为名，要挟饷银，掠民虐下，匪特黔人公愤，即其党羽亦深怨之”。［2］（P78）
4、视为“黔乱”。此观点侧重于对“二•二”事变发生后对贵州政治局势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及评价，将事变的发生视为贵州政治局势的混乱。1912年4月29日、5月2日，《神州日报》发表社论《黔乱抉微》，报道了贵州“二•二”事变的相关情况：巡防统领黄泽霖被人枪毙，身受肢解；枢密院长张百麟赤手脱险，家属沦亡；而代理都督赵德全实为滇军攻走。事变的发生，给贵州带来了混乱，“黔军逃散者半，杀戮者半；百姓因之受害者不知几千百家，省议会议员逃散一空，外府士绅至主张分裂，以图自卫，溃兵崩窜四出，占据城邑，所过为墟，省垣复分遣兵力征讨，扰乱尚无已时。”［5］（P81）
5、视为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斗争。持此观点的人，將以张百麟为代表的自治学社视为革命力量，將其他势力视为反革命力量，將“二•二”事变的发生当作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斗争来分析，认为是反革命力量向革命力量发动的蓄谋已久的政变。事变后自治学社遭受重创，贵州军政府被改组，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等人掌控着政治局势，甚至有人据此认为，“二•二”事变的发生，标志着贵州辛亥革命遭受了失败。
除此之外，许多当事人也积极撰写回忆录，发表对事变的看法。百年来，省内外的很多报刊杂志也站在不同的角度，发表了有关贵州“二•二”事变的系列文章。时人时报以及后人的评论，确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事变的发生及其性质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不同时期，甚至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群，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和评判标准存在差异，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去评判该事件，从而也就得出了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三、“二•二”事变是军政府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内讧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之后，我们再次回首百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时，抛开前人分析的片面性和过去历史时期阶级分析法的局限，我以为，“二•二”事变的发生，其实质就是贵州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贵州军政府内部统治者之间争夺权势的内讧。事变的发生，决非“个人交涉”之简单，它突破了两党“党争”的范围，波及到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新军、地方团练、耆老会、巡防营等各派势力。在事变中，不同的人物为了达到其目的，彼此之间或相互勾结，或相互斗争，共同酿制了一幅血拼的悲剧。
首先，张百麟、黄泽霖与杨荩诚、赵德全之间的猜忌和矛盾，特别是张、杨之间矛盾的激化，为事变的发生提供了可能。贵州军政府成立后，新军代表杨荩诚被推任为都督，赵德全担任副都督，张百麟对杨荩诚“心甚恨之”，“遂于军政府设枢密院与都督对立，将一切实权划归枢密院，并使其戚黄泽霖号茀卿者广募会党约万余人，给以军械盘踞省城。通省提镇及防军将领大都由张黄委派。”［6］（P88）为掌握武装力量，黄泽霖组建了五路巡防队，担任大总统，藐视杨荩诚、赵德全。根据资料记载，黄泽霖藐视都督，“杨都督未出省时，黄（泽霖）尝面唾骂之”；在赵德全任代理都督时，黄泽霖“大肆淫威，军官之黜陟升迁，一任己意，致军事不能统一。更擅理民刑诉讼，造悔过室、拘留所及各种刑具，故黔垣有第二都督之谣”；［4］（P85）当杨荩诚带兵援鄂，出发至龙里县时，黄泽霖密指管带穆邦荣进行拦劫，使杨荩诚部队枪支尽失。种种迹象表明，在掌控武装力量问题上，张百麟与杨荩诚之间存在非常尖锐的矛盾，矛盾的激化因杨荩诚带兵离黔而相对缓和，从而避免了张、杨之间火拼悲剧的出现。
其次，张百麟、黄泽霖与刘显世、任可澄等人之间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惨剧的发生。长期以来，人们將“二•二”事变的发生，较多地视为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之间的兩党之争，这一认识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忽视了兩党之争的关键仍然为兩党首领对权力的争夺。事实上，“二•二”事变的发生，是各种矛盾综合交织的结果，除张百麟与任可澄之间存在矛盾外，还存在着张百麟、黄泽霖与刘显世、郭重光等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贵州军政府成立之初，张百麟“以事体甚大，惧党人不克负荷，乃与宪政党解仇”，任用宪政党首领任可澄为枢密院副院长，“期以共济时艰”，“而党员多数未能消尽畛域，仍复暗斗，变态百出”。［7］（P75）同时还任用刘显世，并发给枪支。然而，张百麟对任可澄、刘显世等人的任用并未赢得他们的感谢和拥护，任、刘等人相互勾结，蓄谋除掉张百麟和黄泽霖，并制定有“贵州的事首先必须杀掉张、黄”的计划。先是郭重光引新编巡防队管带罗魁入贵阳，刺杀黄泽霖，未遂，接着是刘显世派东路巡防分统谭德骥在头桥对张百麟“相机图之”。刘、郭、任等人还采取多种方法，分化以会党组成的巡防队，以及革命党人和副都督赵德全之间的关系，收买黄泽霖部下唐灿章等人，使得黄泽霖巡防队发生动摇，拉拢以赵德全为首的新军势力，以致在事变发生时，陈南生请求赵德全发兵遭拒。
再次，张百麟、黄泽霖的某些措施不得民心，为刘显世、郭重光、任可澄等人夺权提供了借口。张百麟、黄泽霖等在掌握政权后，逐渐脱离了群众，他们的某些行为甚至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一是“恃功以自私自利”。张百麟任枢密院长后，“揽权专擅，俨然帝制自为”，出巡西路安顺、兴义两府，“沿途骚扰，民怨沸腾”。黄泽霖身为巡防大总统，对于匪患，“置若罔闻”，不加过问，且营造私第，“华丽无异王府”。［4］P86）二是将“黔军政府变为会党之政府”。黄泽霖任光汉公正龙头后，以行政官衙为公口事务所，并办汉刘研究所，以公口条规为教科书。“一家不入公口，名曰漏户；一人不入公口，名曰白衣。闯山，轻则吊打罚金，重则致死”。［8］（P92）以至于，贵阳公口林立，肆行无忌，“居民一日数惊”。三是“总统屡失士心”。《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报道，事变前某日，有两名防军队兵向总统府某伙夫磕索，伙夫向总统鸣冤，黄泽霖遂斩一人，当人们认为被斩者罪不至死，打抱不平时，总统又斩伙夫以慰之，人们认为磕索者非一人，总统又将另一人责红棍一千。黄泽霖的行为，结果是“众益怒，谓得饷甚少而性命甚危”，引起了士兵的不满，为政敌活动提供了利用空间。
“二•二”事变是贵州辛亥革命中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一事变的发生，使自治学社的势力严重受挫，从此一蹶不振，贵州军政府的实权转由宪政预备会、耆老会和地方团练代表任可澄、郭重光、刘显世掌控，从而改变了贵州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走向和发展趋势。在贵州辛亥革命发生100年后的今天，高度关注“二•二”事变发生及影响，深入全面分析事变的性质，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贵州百年前的历史。
参考文献：
［1］严池华，《贵州的耆老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2］《民立报》（1912年3月11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萧子有，《贵州自治学社和宪政会的斗争》，《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
［4］《中华国民报》（1912年3月7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神州日报》（1912年4月29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神州日报》（1912年3月8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赵德全致黎元洪电》，《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中华国民报》（1912年4月12日），《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The Analysis On "Two •Two" Incident Of 1911 Revolution In Guizhou
Ao Yi-she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Wuhan 430079)
Abstract:In 1912, there occurred the "Two •Two" Incident in Guizhou, I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to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Guizhou after 1911 Revolution. From then on, the peoples, whether they lived that days or today, they have somedifferences awareness and assessment on the "Two •Two" Incident,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Revolution occurred, Analysis the nature and learn the lessons of 1911 "Two •Two" Incident in Guizhou, It have more importance than before to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history for more in-depth o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Guizhou.
Key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Two •Two"incident; Nature; Analysis
责任编辑 林建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