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诗文对夏同稣及夏氏研究的重要意义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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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道光十二年(1832)莫友芝娶麻哈(今麻江)高枧夏鸿时之小女夏芙衣为妻,两家结成姻亲关系。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鸿时玄孙夏同龢高中状元,成为贵州历史上仅有的两名文状元之一。莫友芝为夏家写下不少诗文,这对夏同龢及夏氏研究有重要意义。莫友芝诗文明晰了高枧夏氏入黔史,还原并丰富了夏家相关历史人物,是目前再现昔日高枧的唯一历史资料,是状元故里开发建设的重要参考。
  关键词:莫友芝 夏同龢 诗文 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107-112
  独山兔场莫氏有莫友芝闻名于世,莫友芝娶麻哈(今麻江)高枧夏氏第十二世祖夏鸿时之小女夏芙衣为妻,两家结成姻亲关系。麻哈高枧夏氏也有一人闻名于世,那就是贵州历史上仅有的两名文状元之一、中国近代法政的开拓者、教育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夏同龢,莫友芝是夏同龢的姑曾祖父。
  独山莫氏和麻哈夏氏是世交。夏氏十二世祖夏鸿时与莫友芝的父亲莫与俦是“总角交”,因两家相隔较远,莫家在独山,而夏家在麻哈,两人能自小相交,表明他们的父辈早有往来,但彼此关系到何种地步,是否早已有亲戚关系,还不得而知。两家入黔始祖都来自江苏南京上元,夏家人黔在明初洪武年间(1389),莫家人黔在明弘治年间,比夏家大约晚了一百余年,但毕竟是来自同一个地区的“同乡”,两家渊源的开始或许即缘于此。
  嘉庆三年(1789)八月,夏鸿时与莫与俦一同参加了贵州乡试同时中举,随即二人结伴同行前往北京参加第二年春在北京举行的会试。贵州至京城路途遥远,一路舟车劳顿,途中夏鸿时不幸患病,莫与俦照顾三天三夜不曾合眼。“同年友夏公鸿时同舟北上,病喉委顿三日夜,公调候,亦未尝暂合眼”。后夏鸿时落选,他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通过会试的莫与俦,“罄囊资先君(莫与俦)为留一月”,从而使莫与俦能顺利参加后面的殿试、朝考,最终莫与俦得进入翰林院选庶吉土。经历此番考验,莫与俦和夏鸿时的友情更加深厚,两家的关系也更加亲密起来。
  道光元年(1821年),夏鸿时在独山兔场莫家见到了时年仅十一岁的莫友芝,见小小年纪的他手拿《尚书》,“教授府君友夏辅堂先生鸿时过而异之,谓他日必以文章名世,以女妻之”。当即决定要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
  道光十二年(1832)春,莫友芝“与夏鸿时季女夏芙衣完婚”,两家由此结为姻亲。
  莫友芝成为夏家女婿对夏家来说极为重要,他留下的关于夏家的诗文是重梳高枧夏氏历史重要的历史依据。由于特殊历史原因,麻江高枧夏氏留下的文字历史资料极少,传承有序的《夏氏族谱》也不知所终,如今对夏家历史的了解除了夏氏历代墓碑及由夏氏后人于1996年根据夏氏墓碑所编的《夏氏族谱》外(该族谱因系后人依据墓碑及回忆和参考其他资料所编,相关史实还有待考证),莫友芝诗文是重要的资料来源。
  一、莫友芝诗文明晰了高枧夏氏入黔史。
  莫友芝是一位学者,具有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和敏锐的历史嗅觉。黎庶昌《莫征君别传》有言:“君生平志存文献,思为黔之一书,润色边裔,道光中与子尹同撰《遵义府志》,博采汉唐以来图书地志、荒经野史,披榛剔陋,援证精确,体例矜严,成书四十八卷。时人以配《水经注》、《华阳国志》,又综明代诗歌,因诗存人,因人考事,翔实典要,为《黔诗纪略》三十三卷。贵州文献始燦然可述。……”
  作为学者型诗人,莫友芝诗文的纪实特征明显,极具历史价值。对于高枧夏家来讲,正是莫友芝诗文使夏氏家族长达六百年的入黔史得以明晰。
  莫友芝关于夏家人黔史的资料主要见于他为岳丈夏鸿时所写的墓志铭:“其先永昌,明初自南京上元从征来都匀,授卫指挥世袭,遂居麻哈长官司之高枧堡,后以司置麻哈州,即世为州人。”此段话提供了如下信息:
  1、人黔始祖名为夏永昌。据我们实地考察,在麻江县高枧村附近,找到了夏氏入黔始祖墓,墓碑正中书“入黔始祖”四个大字,未见有夏永昌名,结合莫友芝《夏鸿时墓志铭》和由1996年所编《夏氏族谱》,可确定人黔始祖名为夏永昌。《夏氏族谱》同时指出夏永昌卒于明景泰六年(1441),享年七十三岁,由此可知夏永昌生于1368年。
  2、夏氏祖籍地是江苏南京上元,入黔原因是“从征”,也即“随军出征”,出征时间在明朝初年。《夏氏族谱》中对相关情形的描述与《墓志铭》相同,且《族谱》中指出了夏氏人黔的具体时间是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由此可知夏氏入黔距今已达620年。
  3、高枧是一个至少有五百年的古地名,高枧村是一个至少有五百年历史的古老村庄。夏永昌人黔后,定居于“麻哈长官司之高枧堡”,据民国《麻江县志》载:“明太祖洪武十六年(1383),置麻哈长官司”,麻哈长官司这一名称一直沿用到“明弘治七年(1494)五月置麻哈州”,也就是说高枧这个地名至少在1494年设立麻哈州之前即已存在,距今已达500余年,夏家人黔六百年的成长发展始终与高枧这个古老村庄休戚与共。
  除关于夏氏入黔情形的叙述外,在《夏鸿时墓志铭》中还叙述了高枧夏氏历代先祖情形。
  以莫友芝对夏家人黔史的叙述为中心,再参考其他资料如莫庭芝著《夏之雨妻王氏墓表》、胡安铨著《夏长春墓志铭》、《夏氏族谱》、《清代官员履历折汇编》等资料,一个移民贵州长达六百年的家族的历史脉络基本清晰起来,这对研究夏氏家族发展史和状元夏同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莫友芝诗文还原并丰富了夏家相关历史人物
  因为与夏家的姻亲关系,同时两家又是世交,浓郁的亲情、友情加上一生笔耕不辍的勤奋,莫友芝写给夏家相关历史人物的诗文翔实而情感真挚,这使我们得以丰富对夏家相关历史人物的认识。
  1、为官清廉的岳丈——夏鸿时。
  夏鸿时是他这一族人辉煌的起点,对于族人来说,他的重要性不止在于他的学风、官风,更在于他以家学渊源为标准有选择的为子女联姻。除将小女嫁给莫友芝外,其长子夏之雨娶都匀举人王梓材长女王氏为妻,这就是清末状元夏同龢的曾祖父母;其二女儿嫁人麻江著名书香官宦之家艾家,艾家有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翰林院庶吉士艾茂,艾茂曾主讲贵山书院二十余年,当时此书院可与岳麓书院齐名,同时艾茂与独山颇有渊源,乾隆《独山州志》即为他所修。
  自夏鸿时后,高枧夏家便被包裹在浓重的文化氛围之中,受书香门第熏陶,高枧夏家不断涌现出走出大山,让族人骄傲之人。鼎盛时期当从夏鸿时曾孙辈也即夏同龢父辈开始,而夏同龢金榜夺魁则将这个家族的荣耀推向顶峰。
  在莫友芝《夏鸿时墓志铭》中,对夏鸿时事迹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夏鸿时,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嘉庆戊午年(1798年)中举人,其后又多次会试,均未中,但他为人豁达,毫不气馁。道光丙戌年(1826年),中举二十八年后,时年已五十八岁的夏鸿时终于等来了大挑二等,选任印江县教谕。
  道光甲午年(1834)九月,夏鸿时远赴陕西省石泉县出任知县,夏鸿时只带了一个孙儿到任上,关于为什么不带上自己的家眷,夏鸿时有精辟的见解:“古人云,俭可助廉,俭非徒自奉也,以眷属习官气,势将有不能 俭者也。”妻儿家眷若沾染不良习气,必定会使为官者受到影响,很难做到廉洁。
  对于百姓,夏鸿时也有自己的见解:“官一分好,民之感即不止一分,奈何执成见,任胥吏者,辄号于众曰:‘民悍且顽也。’果诚然哉?”道光丙申年(1836)五月当地水灾,夏鸿时把自己的养廉银全部拿出来赈灾。是年,夏鸿时离开石泉时,人们“皆洒泣不忍别”。
  离开石泉,年近七旬的夏鸿时来到陕西洛川县任知县,依然秉承一贯节俭的作风,道光丁酉年(1837),古稀之年的夏鸿时,带着孙儿告老还乡,回到老家麻江高枧。
  夏鸿时对才华横溢的莫友芝颇为赏识,莫友芝对清廉正直的岳丈也是敬重有加。除《墓志铭》外,莫友芝还有多首诗词写给夏鸿时,如《暗香,呈夏辅堂外舅方致洛川县归》、《留别外舅夏辅堂先生五首》等。二人在科举场上有着相似的境遇,夏鸿时中举后多年屡试不第,而莫友芝也是参加多次会试不中,这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情话五宵晨,拉杂信倾吐。鸡鸣不许睡,恐我遂却去”。因为担心莫友芝一觉醒来要离开,夏辅堂(鸿时)老先生竞不许他睡觉,翁婿情感可见一般。夏鸿时对莫友芝参加科考的鼓励和自己科考的经历对莫友芝是有积极影响的,在随后的若干年中,莫友芝多次会试不第,但每次的游历,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结交了众多名流显达,其学识的影响力也更趋扩大。
  2、一生相守的妻子——夏芙衣
  从道光元年(1821)夏鸿时来到独山看到莫友芝决定要将小女许配给他时起,到道光十二年(1832)迎娶夏芙衣时,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一年。此时莫友芝随父亲居住遵义,婚后的夏芙衣即随夫远赴遵义。
  有着良好家教传统的夏芙衣知书达理,温柔敦厚,嫁人莫家后,虽莫友芝仅为一介书生,生活清贫,但毫无怨言。甚至在莫友芝因无钱购买《通志堂经解》时,用自己的首饰为莫友芝买回来了这套书。她积极支持丈夫,全心全意教养儿女、操持家务。莫友芝对妻子的付出多有感触与理解,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夏芙衣四十岁生日时,为她写了一首诗歌《芙衣四十生日》:
  岁华如水去无痕,往事悲欢那可论。
  纵我强年难学仕,劳君弱骨且持门。
  秋心共倚中庭月,远目徒悬西崦村。
  政恐嫦娥笑岑寂,亟呼儿女更开樽。
  “岁华如水去无痕,往事悲欢那可论”。从1832年结婚,17年间芙衣共生四子三女七个孩子,但存活的只有两子一女,有四个孩子不幸天亡,其中幼子莫绍孙就在芙衣归宁麻哈的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冬夭折,仅两岁。17年里,有得子之欢,也有失子之悲,悲欢之间强烈的内心感受或许只有丈夫莫友芝能够理解。
  “纵我强年难学仕,劳君弱骨且持门”。自与芙衣结婚以来,莫友芝一直致力于科举仕进,道光十三年(1833)、道光十六年(1836)、道光十八年(1838),莫友芝连续三次赴京会试,但都未中。道光二十一年(1841),莫友芝父亲莫与俦去世,莫家搬出教授署,另外租房居住,生活日见艰难。道光二十七年(1826),莫友芝第四次进京会试,但依然未中。仕进无望,生计艰难,芙衣毫无怨言,以一个女子的柔弱之身支撑起一个几十口人的大冢庭。
  “秋心共倚中庭月,远目徒悬西崦村”。夏芙衣的生日正好是八月十五中秋节,而今年这个中秋节芙衣还在麻江高枧老家,并没有和莫友芝在一起。两人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在这中秋月圆之夜,只有仰望苍穹,共赏明月。极目远望,只看见落日西沉,此时的诗人莫友芝该是怎样的期盼妻子身影出现,对妻子的思念不言自明。
  “政恐嫦娥笑岑寂,亟呼儿女更开樽”。没有母亲和妻子的中秋节显得如此冷清,赶紧呼唤儿女过来,把酒打开。夏芙衣归宁麻江高枧是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距离上次归宁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所以芙衣在高枧待的时间较长,到第二年八月十五生日时仍在高枧未归。这次回娘家芙衣只带了莫绳孙一个孩子,其他孩子都留在了遵义。
  整首诗歌风格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对妻子的理解、怜爱和自己不能仕进,未能尽负家庭责任的愧疚。平淡的叙述中深埋着诗人对妻子最深沉的爱与思念。莫友芝一生四处奔走,与妻子是聚少离多,但夫妻感情深厚,除此诗外,莫友芝还有多首写给芙衣或者提及芙衣的诗歌。
  同治十年(1871),莫友芝再次离家搜书,病逝江苏兴化,后归葬贵州遵义。光绪七年(1881),夏芙衣去世,与莫友芝合葬,患难与共的夫妻终于可以长相厮守。
  除上述外,“夭亡高枧的长子——庚儿”、“不嫁村夫的奇女子——培喜”都是莫友芝笔下生动鲜活的夏家历史人物形象。
  三、莫友芝诗文是目前再现昔日高枧的唯一历史资料,是状元故里开发建设的重要参考
  高枧作为状元故里,作为屯堡人后裔繁衍生息六百年的古老村庄,它发展和变迁的历史对贵州移民史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深入探究与分析,高枧自古就是交通要道,一次次历史变革或者革命的洪流都会对这里形成冲击。在莫友芝诗文中记载了一场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影响深远的战争,战争从1854年到1872年,历时十八年,史称“咸同之乱”,又称“咸同起义”。无论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对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据莫友芝诗文记载,“扶携负载满山谷,问之不答驰匆匆”,很多地方的百姓都走上了逃亡之路。夏同龢的祖父夏长春为躲避战乱,带领家人离开生活了500年的高枧逃到了母亲娘家都匀。不光夏家,逃离高枧的应该还有很多其他村民,这次离开到底对高枧这个原本就不大的小村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还不得而知。但在今日高枧,几乎找不到任何昔日高枧的影子。所幸在这场战争来到之前,莫友芝曾多次往返高枧,并留下了关于高枧的诗文,借助这些诗文,使我们得以管窥昔日高枧的影子。
  


  1、狮山。
  夏同铄状元自号狮山山人,古人取号,一般是自己喜欢的某种东西、景物,表达取号人自己的一种心灵的境界。夏同龢以家乡之山为自号,并在许多社会活动中,多以“狮山山人”号自居,既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眷念之情,也客观上让狮山得以异地扬名,正好印证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句古语。
  狮山紧邻高枧状元第,状元第背靠狮山,莫友芝多篇诗文提及狮山:
  师山
  连山迤欲断 斗起何苍雄 盘回度绝尘 飘渺乘高风
  幽石媚密筝 长云守孤松 五岭西极来 蜿蜒界天东
  中原尽桑麻 万里青濛濛 未知北户外 焉用南车通
  落叶淡霜堡 衰芜倚残烽 倘非际承平 可许长从容
  得兴恣游眺 且勿悲转蓬
  根据莫友芝诗歌记载,作者前往狮山寻找历史遗迹,发现山顶人工构筑痕迹明显,人工平台和夯土层仍依稀可见。结合高枧历史,我们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军事设施遗迹,这从《师山》一诗中有“落叶淡霜堡,衰芜倚残烽”句可以得到佐证,此处“堡”字应指高枧堡,“烽”字应指狮山顶上原先残留的烽火台类的军事遗迹。莫友芝到高枧时恰值冬季,山中杂草丛生,也即“衰芜”。我们踏访时也恰是冬季,衰草与人同高。
  在《高枧归期不果,寄家》一诗中,有“师子林边散客襟,梅花无赖白云沉”句,《高枧除夕》中有“散策梅花林”句,这表明昔日狮山曾有梅花林,是莫友芝常去散步的地方,但在今日狮山,部分山地已被开垦为农田,已无梅花林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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