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法涉及法律是否能够实现并转化为秩序的问题,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法律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不允许有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存在。可是,问题在于自觉守法与被迫守法是有重大差别的,对守法问题的终极思考不仅能够解决认识上的疑惑,还可以提升人们守法的自觉性。法律要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同时人们所要遵守的法律又必须是良好的法律,这是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留给人们的一个法律难题。一方面出于实践的考虑和理由必须服从法律的规定或者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服从法律又会败坏以民主为基础的法的观念和法治。如何解决这一具有悖论性的问题,哈贝马斯的建议或许能够给我们重新考量这个问题一些有益的启发,法律并非“一种自我陶醉的封闭系统;它要受到公民的‘民主的伦理生活’的滋养和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的呼应”。当我们把民主的立法和司法程序依赖于公民交往权利和参与权利的时候,其中也就带有了对于“共同之善”的取向,公民也就从私的法律角色转而采取参与者的视角。这样,法律就成为一种不是依赖于行政权力,而是基于一种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规范性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