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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13年，董炯的身材已略微发福，高企的体重背后是他近几年低调的生活状态，还有他为自己选择的特殊生活。
有人说，北京爷们的特性可以用4个词来形容——“局气，厚道，牛逼，有面儿”，已投身为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的董炯便是如此。
隐觅于北京东四环外的残疾人羽毛球训练基地并不好找，穿过平房村雕刻精细的铁艺大门，直到村子的最深处，才看到朝阳区体育运动学校和董炯羽毛球俱乐部的招牌。用董炯的话说，训练基地就该建在这样的地方，远离喧嚣的市区，才能让队员踏实下心来训练。
体校的校舍写满岁月的痕迹，墙外一张董炯击球的画像已然斑驳褪色，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可推开董炯那扇同样不起眼的办公室门，记者惊讶地愣在了当场，“世外桃源吧？”，走在记者身后的董炯拍了拍记者的肩膀，语中透着一丝得意。
不大的办公室约有二十几平米，两个深足有两米的大鱼池占据了大半的空间，池中养满了大小不一的锦鲤，最大的接近1米长，锦鲤随着潺潺水声在池中游来游去，让人不由得想起《庄子》中那句著名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退役后投身商海摸爬滚打，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董炯羽毛球俱乐部”，又因为一次意外契机接触上残疾人羽毛球运动，从此义无反顾投身于此，在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的位置上奔波劳碌。子非董炯，亦不知董炯之乐。
2007年，董炯的俱乐部收了一个聋哑小姑娘，从孩子母亲那里，干了二十几年羽毛球的董炯才知道原来残疾人也有羽毛球国家队，也有全国羽毛球锦标赛，亚运会等等。此后，董炯开始逐步接触和了解残疾人羽毛球运动，并主动联系残联，愿意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当时，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项目最缺的就是一名专业教练。2009年，董炯正式挂帅，率队出征世界听力障碍运动会（聋奥会），开启了作为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的生活。
真正当上了这个总教练董炯才知道，教残疾人打球，没那么简单。
残疾人运动员是按不同的伤残程度分级别的，一开始董炯连这个都搞不懂。“残疾人体育刚开始的时候，我根本就分不清级，我们羽毛球，轮椅上有三个级，下肢有三个级，上肢有两个级，一共这么多个级。然后男女分开，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级，你怎么分开他？09年我的领队跟我讲的时候，我当时就像你现在一样——这是什么状态？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董炯比划着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接着说，“比如说，你看这个人，有点瘸，这是几级几级——你怎么能分辨？当时我就想，我啥时候能学会这些东西？”
“那怎么办？”记者问。
“经过了一个集训。2009年年底的一个集训，所有队员来了，当时都是队员自己过来给我讲，跑过来一个队员就说：‘教练！我是四级的啊！’啊哦，一接触，一交流，后来慢慢明白了，这个是几级几级。过去我没有想象到，当时就合计，我什么时候能看明白啊？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个挑战。后来我觉得，只要你有信心，你要想干，你绝对可以。”
分清级别只是当教练的第一步，真正开始带队训练，董炯发现虽然世界冠军自己拿了不少，但在残疾人羽毛球这个领域他简直还是个门外汉。
“你觉得聋哑运动员在训练中会有什么不一样？”董炯问记者。
“这个……”记者一时语塞，观念中除了语言交流不方便外，似乎聋哑运动员在运动方面没有多大障碍。
“聋哑运动员起跳后没有平衡，你可以把俩耳朵堵上走一个平衡木你试试？尤其他起跳以后，重心的掌握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容易的。”
“跳起来没平衡，那他们是不是会不太敢起跳？”
“不敢跳到不至于，因为他们从小就会跳。失去平衡不会说他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只是有一些你看不出来的微小晃动一一这一点晃动就会导致他打不准球，经常打拍框上这种。这个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到，我们体会不了，也没法练。”
偶尔会在空中失去平衡并不是聋哑运动员所面对的最大困难。
“因为他没有声音感，球过来，我‘啪’一打是轻还是重，人是靠声音来判断这个事物的，凭这个‘啪啪’的声音你能判断出球的快慢、力量，这个他们是没有的。当他没有声感的时候，他只能是无声当中判断这个，他只能靠眼睛看，很累。”
2010年亚残会，为了训练队里唯一的一名轮椅运动员，董炯自己先找了一辆同样的轮椅“体验生活”，那是董炯第一次坐上残疾人运动员专用的竞技轮椅，那段“没有腿的日子”他在轮椅上体会到了很多。
“我要教他，我自己就先要了解，这个车究竟有多难，然后你怎么打的，这个点在哪，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他起跳也没有办法教他跨步，那么你就要教他，这个手上怎么运用，如何来靠轮椅当自己的脚做这个场上步伐。”董炯说。
说说容易，可实际操作起来，冰凉的轮椅并不会因为你是前羽毛球世界冠军而变得更容易掌控。竞技轮椅不像普通轮椅有靠背，使用的时候要把运动员的腿绑在轮椅上固定，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不慎失去重心，人会和车一起摔倒。球打起来，人坐在轮椅上，握拍击球要靠手，推车移动也要靠手，两只手既要当手又要当脚。
“一个多礼拜吧，我才慢慢知道该如何教他”，说到训练的效果，董炯自己乐了，“我没他们玩轮椅玩的熟……”
在残疾人运动员身边，董炯感受到的是来自生命的力量。
在董炯的体会中，残疾人的内心还是存在一些自卑的，他们渴望得到社会与正常人平等的认可，同时这种自卑化为力量，让他们付出更多，拒绝施舍。
“我们之前有个小女孩，她的胳膊，这个小臂没有，她就用这个咯吱窝，夹着这个球来扔球，用下巴顶着这个球，用胳膊，这么扔。”董炯抬起一只手，指了指自己的另一条胳膊，随后耸着肩膀比划了—下用大臂和下巴夹球的动作，“这是你想象不到，但她能做到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更坚强，他们习惯了这个困难，他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会想办法来挑战。”
面对快乐，残疾人运动员能更毫无保留地发泄和释放；面对屈辱，他们却能比普通人更能忍受和遗忘。 2010年12月18日，亚残运会女子羽毛球单打站立五级决赛，中国选手陈鑫云对阵日本选手铃木亚弥子，那是董炯作为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最难忘的一场比赛。
“明明是对方犯规了，裁判判我们犯规，之前大比分领先后来输了。当时我也很激动，去交涉，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我从运动员的眼中看出了那种委屈，但是作为教练员我帮不上忙，就是那种，我觉得我也很气愤，我抗议很多次，也没有用，我只能安抚我的运动员继续比赛。后来就觉得，哎呀，很窝囊。”
当时激动的董炯去找裁判长，包括中国的裁判长申诉，然而他却绝望地发现，对方考虑的不是运动员的感受，而是如何把比赛平稳地完成。
“中国裁判长告诉我大局为重。可什么是大局？运动员比赛完后哭了，我却完全没有办法。”董炯握紧双拳，直视着记者一字一顿说完这段话。
“残疾人运动员对这方面的感受是不是更敏感？”记者问。
“下来我觉得，哎……他们有一点好处就是，这种已久的不平等对待，可能已经习惯了。可能过去了，是一种发泄，就过去了。回想起这个事，是一种遗憾，但并没有纠结，不会陷进去拔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比完赛，回到省里了，他还要工作，他还要面对生活，她有小孩，她要照顾小孩……”，说到这董炯停顿了一下，仿佛残疾人运动员的这种“大度”，反而是一种让人说不出对错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很多方面，很佩服他们。”董炯最后用了一个词，佩服。
退役这13年，董炯活得很低调，不管是作为退役的世界冠军，羽毛球俱乐部老板还是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媒体上都鲜见关于他的报道。
“低调？曾经高调过，曾经太高调了！所以呢，生活当中呢，从我作为人生来讲呢，你高调是因为在那块100平米的羽毛球场地上，大家看着你拿冠军了，高调一点，大家也觉得不错。现在呢，拿什么高调啊？都已经40岁了，哈哈哈哈，是吧！”董炯抚掌大笑。
兴之所至，董炯略微侧坐在椅子上，右臂搭着身后的椅背，双目炯炯闪烁放光，记者恍然才从这个人身上找到那个十几年前叱咤羽坛的董炯的影子。
“说白了，80后没人认识我。我公司有个职员啊，比我整小12岁，同样都是属牛的。当时我们招聘的时候，问她‘学什么的啊？’，她说‘我是学管理和设计的’，完了说‘认识我们老板么？’‘你们老板在哪啊？’‘那你知道我们老板的名么？’‘不知道啊？干什么的啊？’。现在她当我的助理，后来有一次么，跟我一块和外头的朋友吃饭。吃完饭回来瞪着眼睛跟我说‘董总你以前这么厉害呢啊？跟现在林丹似的？’，我说‘你以为那？’哈哈哈哈哈！”
说到尽兴处，董炯端起面前的茶杯，品一口香茗，茶杯看上去虽不起眼，做工却很精致，杯身上四个烫金字写着“董炯雅赏”，同桌上的一整套茶具摆在一起，相映成趣。
孔子云：“四十不惑”，1973年出生的董炯今年整整40岁，昔日排名世界第一的羽毛球高手如今身材略有发福，不惑之年，他对于“怎么活着”，也有自己不一样的看法。
“只要生活有快乐，健康的，我觉得就幸福了，够了。你再有钱，现在也吃米饭，也不能吃钻石，吃黄金吧，吃死了不是？现在到好，人挣钱多了，吃好的倒不行了，还得吃素，你看我今天检查身体，大夫说，你有点胖啊，得减肥了啊，有点低度脂肪肝。我说你看我运动员出身，今天也这种状态了，我还老运动呢，对不对？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挣多少钱，它只是一个数字，没有说你挣一亿就是冠军，那还有挣两亿的呢！那没办法去衡量。所以我就觉得，人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价值，如果你认不清你自己的价值，你就会不平衡。凭什么他就得比我有钱啊？凭什么他比我过得好啊？凭什么他开那个车啊？凭什么他住那套房子啊？没有那个道理，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角色，你要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去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你把它看明白就够了。”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董炯又喝了一口碗中的茶，将身体靠在椅背上，隔着记者望了一眼屋角池子里面的锦鲤，神态怡然自得。
“生活上，家庭，父母”，说到什么是令他感到幸福的事时，董炯在说完“父母”两个字后停顿了—下，重新说道：“岳父岳母，我父母，身体都健康；工作上，带队比赛，他们拿了冠军了，他们运动员高兴，我就高兴。”
每逢大赛，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会召集一批正式队员来到董炯这训练，这支队伍的费用由残联负责。而在平时，董炯的俱乐部里还有一批十几岁的小队员，最小的今年只有10岁，都是董炯从各地一个个挑来的残疾人小孩，不少来自贫困的偏远山区，来北京学球很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一生。把人选进来之后，这些孩子每年生活学习训练的费用，便都由董炯承担：“孩子谁管啊？肯定我们俱乐部管呗。一年大概几十万块钱吧。我们有生活老师，几个教练员，服务人员，还得对接他们上学，不说练球，就是正常养活，这些孩子一年也得这些钱吧。”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没到国家队当教练啊？’我说我想来着，我没那个——谁给我机会了啊？但我要当那个教练，最后我没法今天坐在这跟你聊天，我干不了残疾人体育。任何东西都是命，都是你自己拼来的。如果我当年合计‘管么？自己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得了’，不去想帮助别人，不觉得这样更有意义的话，那么跟它（残疾人体育）没有关系了。”
目前，国内专业服务于残疾人体育的著名运动员，董炯几乎是个独苗。董炯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退役明星加入到这一行列，但他自己也深知其中的难处。“我觉得关键是，运动员本身对这方面了解不够多。再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运动员退役都是自谋出路，如果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生活状态，他就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因为残疾人运动作为教练员他是公益的，如果没有自己的工作做退路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有其他的时间来帮助残疾人体育来做这种事。”
对董炯来说，走上残疾人体育这条路，也是他人生一个新的开始。
董炯很喜欢“8”这个数字，在他的羽毛球生命中，每过8年都会有一个结局，让他进入一个新的起点，所有的付出都会有一个结果，给他一个总结。他用了8年进入国家队，又在国家队奋斗了8年，国家队退役后，进入社会，又是一个重新起步的开始，又是一个零。进入社会开始创业，然后到结婚，又用了8年。
“正好2009年我开始接触残疾人体育，就是我给自己又定了一个8年，就是8年以后吧，看我管的羽毛球这块能什么样。”董炯低声说完，回答他的只剩鱼池边潺潺不息的水声……
有人说，北京爷们的特性可以用4个词来形容——“局气，厚道，牛逼，有面儿”，已投身为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的董炯便是如此。
隐觅于北京东四环外的残疾人羽毛球训练基地并不好找，穿过平房村雕刻精细的铁艺大门，直到村子的最深处，才看到朝阳区体育运动学校和董炯羽毛球俱乐部的招牌。用董炯的话说，训练基地就该建在这样的地方，远离喧嚣的市区，才能让队员踏实下心来训练。
体校的校舍写满岁月的痕迹，墙外一张董炯击球的画像已然斑驳褪色，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可推开董炯那扇同样不起眼的办公室门，记者惊讶地愣在了当场，“世外桃源吧？”，走在记者身后的董炯拍了拍记者的肩膀，语中透着一丝得意。
不大的办公室约有二十几平米，两个深足有两米的大鱼池占据了大半的空间，池中养满了大小不一的锦鲤，最大的接近1米长，锦鲤随着潺潺水声在池中游来游去，让人不由得想起《庄子》中那句著名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退役后投身商海摸爬滚打，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董炯羽毛球俱乐部”，又因为一次意外契机接触上残疾人羽毛球运动，从此义无反顾投身于此，在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的位置上奔波劳碌。子非董炯，亦不知董炯之乐。
2007年，董炯的俱乐部收了一个聋哑小姑娘，从孩子母亲那里，干了二十几年羽毛球的董炯才知道原来残疾人也有羽毛球国家队，也有全国羽毛球锦标赛，亚运会等等。此后，董炯开始逐步接触和了解残疾人羽毛球运动，并主动联系残联，愿意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当时，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项目最缺的就是一名专业教练。2009年，董炯正式挂帅，率队出征世界听力障碍运动会（聋奥会），开启了作为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的生活。
真正当上了这个总教练董炯才知道，教残疾人打球，没那么简单。
残疾人运动员是按不同的伤残程度分级别的，一开始董炯连这个都搞不懂。“残疾人体育刚开始的时候，我根本就分不清级，我们羽毛球，轮椅上有三个级，下肢有三个级，上肢有两个级，一共这么多个级。然后男女分开，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级，你怎么分开他？09年我的领队跟我讲的时候，我当时就像你现在一样——这是什么状态？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东西？”董炯比划着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接着说，“比如说，你看这个人，有点瘸，这是几级几级——你怎么能分辨？当时我就想，我啥时候能学会这些东西？”
“那怎么办？”记者问。
“经过了一个集训。2009年年底的一个集训，所有队员来了，当时都是队员自己过来给我讲，跑过来一个队员就说：‘教练！我是四级的啊！’啊哦，一接触，一交流，后来慢慢明白了，这个是几级几级。过去我没有想象到，当时就合计，我什么时候能看明白啊？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个挑战。后来我觉得，只要你有信心，你要想干，你绝对可以。”
分清级别只是当教练的第一步，真正开始带队训练，董炯发现虽然世界冠军自己拿了不少，但在残疾人羽毛球这个领域他简直还是个门外汉。
“你觉得聋哑运动员在训练中会有什么不一样？”董炯问记者。
“这个……”记者一时语塞，观念中除了语言交流不方便外，似乎聋哑运动员在运动方面没有多大障碍。
“聋哑运动员起跳后没有平衡，你可以把俩耳朵堵上走一个平衡木你试试？尤其他起跳以后，重心的掌握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容易的。”
“跳起来没平衡，那他们是不是会不太敢起跳？”
“不敢跳到不至于，因为他们从小就会跳。失去平衡不会说他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只是有一些你看不出来的微小晃动一一这一点晃动就会导致他打不准球，经常打拍框上这种。这个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到，我们体会不了，也没法练。”
偶尔会在空中失去平衡并不是聋哑运动员所面对的最大困难。
“因为他没有声音感，球过来，我‘啪’一打是轻还是重，人是靠声音来判断这个事物的，凭这个‘啪啪’的声音你能判断出球的快慢、力量，这个他们是没有的。当他没有声感的时候，他只能是无声当中判断这个，他只能靠眼睛看，很累。”
2010年亚残会，为了训练队里唯一的一名轮椅运动员，董炯自己先找了一辆同样的轮椅“体验生活”，那是董炯第一次坐上残疾人运动员专用的竞技轮椅，那段“没有腿的日子”他在轮椅上体会到了很多。
“我要教他，我自己就先要了解，这个车究竟有多难，然后你怎么打的，这个点在哪，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他起跳也没有办法教他跨步，那么你就要教他，这个手上怎么运用，如何来靠轮椅当自己的脚做这个场上步伐。”董炯说。
说说容易，可实际操作起来，冰凉的轮椅并不会因为你是前羽毛球世界冠军而变得更容易掌控。竞技轮椅不像普通轮椅有靠背，使用的时候要把运动员的腿绑在轮椅上固定，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不慎失去重心，人会和车一起摔倒。球打起来，人坐在轮椅上，握拍击球要靠手，推车移动也要靠手，两只手既要当手又要当脚。
“一个多礼拜吧，我才慢慢知道该如何教他”，说到训练的效果，董炯自己乐了，“我没他们玩轮椅玩的熟……”
在残疾人运动员身边，董炯感受到的是来自生命的力量。
在董炯的体会中，残疾人的内心还是存在一些自卑的，他们渴望得到社会与正常人平等的认可，同时这种自卑化为力量，让他们付出更多，拒绝施舍。
“我们之前有个小女孩，她的胳膊，这个小臂没有，她就用这个咯吱窝，夹着这个球来扔球，用下巴顶着这个球，用胳膊，这么扔。”董炯抬起一只手，指了指自己的另一条胳膊，随后耸着肩膀比划了—下用大臂和下巴夹球的动作，“这是你想象不到，但她能做到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更坚强，他们习惯了这个困难，他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会想办法来挑战。”
面对快乐，残疾人运动员能更毫无保留地发泄和释放；面对屈辱，他们却能比普通人更能忍受和遗忘。 2010年12月18日，亚残运会女子羽毛球单打站立五级决赛，中国选手陈鑫云对阵日本选手铃木亚弥子，那是董炯作为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最难忘的一场比赛。
“明明是对方犯规了，裁判判我们犯规，之前大比分领先后来输了。当时我也很激动，去交涉，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我从运动员的眼中看出了那种委屈，但是作为教练员我帮不上忙，就是那种，我觉得我也很气愤，我抗议很多次，也没有用，我只能安抚我的运动员继续比赛。后来就觉得，哎呀，很窝囊。”
当时激动的董炯去找裁判长，包括中国的裁判长申诉，然而他却绝望地发现，对方考虑的不是运动员的感受，而是如何把比赛平稳地完成。
“中国裁判长告诉我大局为重。可什么是大局？运动员比赛完后哭了，我却完全没有办法。”董炯握紧双拳，直视着记者一字一顿说完这段话。
“残疾人运动员对这方面的感受是不是更敏感？”记者问。
“下来我觉得，哎……他们有一点好处就是，这种已久的不平等对待，可能已经习惯了。可能过去了，是一种发泄，就过去了。回想起这个事，是一种遗憾，但并没有纠结，不会陷进去拔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比完赛，回到省里了，他还要工作，他还要面对生活，她有小孩，她要照顾小孩……”，说到这董炯停顿了一下，仿佛残疾人运动员的这种“大度”，反而是一种让人说不出对错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很多方面，很佩服他们。”董炯最后用了一个词，佩服。
退役这13年，董炯活得很低调，不管是作为退役的世界冠军，羽毛球俱乐部老板还是残疾人羽毛球队总教练，媒体上都鲜见关于他的报道。
“低调？曾经高调过，曾经太高调了！所以呢，生活当中呢，从我作为人生来讲呢，你高调是因为在那块100平米的羽毛球场地上，大家看着你拿冠军了，高调一点，大家也觉得不错。现在呢，拿什么高调啊？都已经40岁了，哈哈哈哈，是吧！”董炯抚掌大笑。
兴之所至，董炯略微侧坐在椅子上，右臂搭着身后的椅背，双目炯炯闪烁放光，记者恍然才从这个人身上找到那个十几年前叱咤羽坛的董炯的影子。
“说白了，80后没人认识我。我公司有个职员啊，比我整小12岁，同样都是属牛的。当时我们招聘的时候，问她‘学什么的啊？’，她说‘我是学管理和设计的’，完了说‘认识我们老板么？’‘你们老板在哪啊？’‘那你知道我们老板的名么？’‘不知道啊？干什么的啊？’。现在她当我的助理，后来有一次么，跟我一块和外头的朋友吃饭。吃完饭回来瞪着眼睛跟我说‘董总你以前这么厉害呢啊？跟现在林丹似的？’，我说‘你以为那？’哈哈哈哈哈！”
说到尽兴处，董炯端起面前的茶杯，品一口香茗，茶杯看上去虽不起眼，做工却很精致，杯身上四个烫金字写着“董炯雅赏”，同桌上的一整套茶具摆在一起，相映成趣。
孔子云：“四十不惑”，1973年出生的董炯今年整整40岁，昔日排名世界第一的羽毛球高手如今身材略有发福，不惑之年，他对于“怎么活着”，也有自己不一样的看法。
“只要生活有快乐，健康的，我觉得就幸福了，够了。你再有钱，现在也吃米饭，也不能吃钻石，吃黄金吧，吃死了不是？现在到好，人挣钱多了，吃好的倒不行了，还得吃素，你看我今天检查身体，大夫说，你有点胖啊，得减肥了啊，有点低度脂肪肝。我说你看我运动员出身，今天也这种状态了，我还老运动呢，对不对？每个人的追求不一样，挣多少钱，它只是一个数字，没有说你挣一亿就是冠军，那还有挣两亿的呢！那没办法去衡量。所以我就觉得，人一定要认清自己的价值，如果你认不清你自己的价值，你就会不平衡。凭什么他就得比我有钱啊？凭什么他比我过得好啊？凭什么他开那个车啊？凭什么他住那套房子啊？没有那个道理，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的角色，你要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去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你把它看明白就够了。”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董炯又喝了一口碗中的茶，将身体靠在椅背上，隔着记者望了一眼屋角池子里面的锦鲤，神态怡然自得。
“生活上，家庭，父母”，说到什么是令他感到幸福的事时，董炯在说完“父母”两个字后停顿了—下，重新说道：“岳父岳母，我父母，身体都健康；工作上，带队比赛，他们拿了冠军了，他们运动员高兴，我就高兴。”
每逢大赛，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会召集一批正式队员来到董炯这训练，这支队伍的费用由残联负责。而在平时，董炯的俱乐部里还有一批十几岁的小队员，最小的今年只有10岁，都是董炯从各地一个个挑来的残疾人小孩，不少来自贫困的偏远山区，来北京学球很可能会改变他们的一生。把人选进来之后，这些孩子每年生活学习训练的费用，便都由董炯承担：“孩子谁管啊？肯定我们俱乐部管呗。一年大概几十万块钱吧。我们有生活老师，几个教练员，服务人员，还得对接他们上学，不说练球，就是正常养活，这些孩子一年也得这些钱吧。”
“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没到国家队当教练啊？’我说我想来着，我没那个——谁给我机会了啊？但我要当那个教练，最后我没法今天坐在这跟你聊天，我干不了残疾人体育。任何东西都是命，都是你自己拼来的。如果我当年合计‘管么？自己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得了’，不去想帮助别人，不觉得这样更有意义的话，那么跟它（残疾人体育）没有关系了。”
目前，国内专业服务于残疾人体育的著名运动员，董炯几乎是个独苗。董炯很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退役明星加入到这一行列，但他自己也深知其中的难处。“我觉得关键是，运动员本身对这方面了解不够多。再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运动员退役都是自谋出路，如果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生活状态，他就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因为残疾人运动作为教练员他是公益的，如果没有自己的工作做退路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有其他的时间来帮助残疾人体育来做这种事。”
对董炯来说，走上残疾人体育这条路，也是他人生一个新的开始。
董炯很喜欢“8”这个数字，在他的羽毛球生命中，每过8年都会有一个结局，让他进入一个新的起点，所有的付出都会有一个结果，给他一个总结。他用了8年进入国家队，又在国家队奋斗了8年，国家队退役后，进入社会，又是一个重新起步的开始，又是一个零。进入社会开始创业，然后到结婚，又用了8年。
“正好2009年我开始接触残疾人体育，就是我给自己又定了一个8年，就是8年以后吧，看我管的羽毛球这块能什么样。”董炯低声说完，回答他的只剩鱼池边潺潺不息的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