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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城市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空间的一种基本类型，既是空间生产在物质空间层面的一项符号表达，又是资本转移自身危机并进行利润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载体。在关乎城市规划和疆域拓展的实践中，资本对城市空间资源的选择占有和对局部空间效率的高度追求决定了其必然是城市空間生产的原动力。资本不仅在物质空间构型上形塑着城市面貌，同时资本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生产也因过分关注资本增殖需求而陷入伦理精神缺失的异化状态。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的困局无疑是由资本的历史局限所触发的，然而探讨城市空间问题却不能局限于洞察资本力量对城市空间的宰治层面，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还蕴含着重要的生存论意蕴。中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一条异于西方“以资为本”的现代城市化道路。基于资本僭越造成的实用主义和价值失范倾向对个体生存根基的切割，探寻弥合城市空间生产价值缺失的伦理路径，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既是对资本逻辑主导下城市空间发展局限性的反思，也是开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存论意蕴的积极实践。
关键词 城市空间生产 资本逻辑 以人为本 中国实践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1—0070—0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积累过程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开始扩散于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趋势，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等在理论上确证了空间的主体地位，也在实践上开启了审视和评判城市问题的全新视域。在对技术理性的运用中进行经济提升和社会结构变化是城市空间发展中最容易辨认的标记。“空间”对于资本积累来说不再是隐喻般的存在，而成为资本运作的载体和资本增殖的内在张力。这一点尤其在资本统治发展到把空间生产本身当作维护自身存在的重要依据的阶段最为明显。对“进步”极度推崇的意识形态大多源自技术理性对城市生活的深广驱动，势不可挡的技术理性凭借对空间的强势占有，弥散于城市空间生产的诸多领域。这种渗透使空间配置朝向提升资本流通效率的方向发展，空间已经被改造并参与到资本运作过程之中。技术理性作为一种进步力量以激发资本占有率为目的进行生产。资本主义不惜一切代价攫取可兹利用资源的逻辑同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产生抵牾，同时，也给生存主体所持存的道德价值理性带去威胁。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所诱发的物化倾向消解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伦理，并产生因信仰衰微造成的人性异化现象。因此，当落脚于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主体消解和空间失序等现实问题时，努力探索基于伦理关怀为始基的城市空间至善发展道路，不仅有利于生存论意蕴下属人空间的生产，同时基于中国本土经验而言，关于城市空间组织及空间实践的伦理思考，亦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时空作为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属性，嵌入到人类生存经验的各个层面。但在西方二元对立模式主导的哲学传统中，时间“第一性”对空间“第二性”的贬抑成为时一空走向割裂的根源。正如福柯所述：“对于那些把历史与旧式的进化、生存的连续性、有机发展、意识的进步或者说存在的规划混为一谈的人，对空间术语的使用似乎具有一种反历史的味道。”对于时间而言，连续性是其最恰当的定义，而连续性作为存在得以置换自身的模式构成了进步的可能性。西方理论话语生产始终聚焦于社会流动和变化的过程，时间层面不可避免的运动之矢成了理论丰富多产的保障。而空间作为附属元素则隐匿于时间进步观念之后，“沉湎于历史”的知识传统长期主导理论实践的思维方式。然而，将现代主义带向极点的绵延不断的时间总是在20世纪中后期激变出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伴随传统社会秩序的式微和生产分工的日益优化，现代风格早已将机械规整的时间观念纳入个体生命，反自然的技术工作对生命生理——心理生态的挤压铸就了面向未来加速前进的现代性时间一历史心态机制。而当后现代主义以拼贴和杂糅风格颠覆标准的学术界限和实践模式时，空间才逐步从时间囿限中解脱出来，并且开始塑造人类对后现代的理解和体验。空间作为在同一时间中描述多样性存在之可能的先验条件，同后现代状况存在一定的亲和力。在实践和理论的框架中重新安置空间性议题显示出对先前社会历史论域中时间特权的反拨，“这种对空间性重新安置的核心，是对长久以来之本体论的和理论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提出批判。”
西方现代空间观的出现与近现代资本全球扩张策略所创生的全球化语境密切关联，后者催生出的各种空问力量和空间问题是激发新型理论范式成形的源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嬗变击垮了借助时问单元度量生产尺度的模态，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形塑了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体系，为资本的空间梯度转移和剩余价值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充斥着空间代码的时代，物质空间这一客体作为人类主体活动的场所，连同人类活动技能的不断攀升逐渐消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空间问题在直接可被体察的层面上表现为城市问题。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开拓者，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哈维等学者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空间问题在其时代背景中的特殊性。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空间的理论，为揭示以城市结构为核心的微观分析和以全球资本动态积累过程为重点的宏观分析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城市空间作为特殊的交往实践场，对其功能的剖析不能停留于物质属性层面，而是要将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辩证统一起来。资本主义的生存之道是在尽可能广阔的空间中瓦解阻碍其流动的限制，进而缩短运行周期、加速生产和消费，以此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发展机制说明城市及其空间正是资本延展拓殖的据点。质言之，空间生产聚集着城市发展背后错综繁杂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成为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空间规划得以展开的前提。一方面，城市空间生产将愈加多的自然空间转化为资本利润，全球范围内已出现对自然空间的激烈争夺，自然空间作为生产对象被纳入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生产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人类改造活动不断助推资本主义以寻求利润最大化来重新组织和规划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结构设计的革新由此带动城市内部社会关系的变迁。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空间内部社会关系的流动说到底源自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本身。空间作为人类用以确证自身存在的重要维度之一，建构了个体间交流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存在环境。城市空间生产作为资本市场的独特运作方式，除了为资本积累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之外，也自然而然地折射出作为不同意义符号的空间单元的城市主体实践的伦理意蕴。空间研究的哲学基础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生存方式的巨大转型，空间构想被抛入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城市空间生产的语境之中。 当代城市空间问题无疑具有资本共性。中国正在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发展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发展却表现为资本和工业理性双重刺激下的城市空间重构及快速扩张的过程。资本支配下的空间生产必然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目的产生龃龉。现代城市化在营造繁荣景观的同时，也使城市居民被裹挟到由强大资本所构筑的利益网络中。事实上，城市空间景观的规划与建设不能仅仅以资本增殖为目标，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本性也必然要贯彻于空间生产实践之中。虽然中国当前所处的空间生产历史阶段尚且无法脱离空间资本化推动，而符合人本伦理精神的空间形态与空间关系的建构，无疑为观照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话语导向。列斐伏尔和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人们日益发现改变自己生产于其中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知识空间，可能比改变宏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更有意义也更为困难;人们日益发现实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秩序化，实现自身的空间权力，改变自身在空间生产中没有权力、被决定的不合理状况，是实现主体价值的现实路径。”正是在此意义上，空间同主体性范畴有效串联在一起。实际上，当代空间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有必要立足于人的标准和尺度来完善解决。后现代语境下的城市空间设计倾向于以市场为导向，对于市场的迎合暗含对生产消费的崇拜。作为城市空间生产基础条件的物质生产实践被嵌入以资本逐利为导向的空间快速扩张之中。虽然技术的高度发展极大挖掘了人作为有限存在物的无限发展潜力，但是它的直接后果是将人的自然生命节律纳入劳神操作的工具活动之中，从而搁置了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的伦理关怀。“理性的历史任务是解放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与历史记录却显示，其结果是惨不忍睹的失败景况……现代社会距离理性的允诺园地相去遥远。”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抑制极易畸变为技术对人的贬损，一种以利润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在空间生产中占据宰制地位。资本逐利对人类生活的操控促使纯粹功利主义蛊惑人心，人类固有的自我感性和价值理性消融于事功至上的空间生产实践之中。在空间生产活动中，要警惕对空间增长主义（唯GDP论、唯效率论）的片面追求，反对以空间遮蔽主体的做法。城市本质上是人与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累和呈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应该彰显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因此具有属人特性的城市空间必须维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共存。当工具理性致力于满足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它并不应该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城市空间说到底是“人”的空间，并非是“物”的牢笼。
如果从基础的物质性层面来定位城市空间，那么城市空问生产过程就意味着要创造人工环境作为物质基础来服务于资本生产。然而，城市本质绝非停留于物质层面，实际上也包含从伦理层面来审思和反观城市存续的合法性和终极意义。空间的存在以个体存在为基础，个体是人文意义上的最小空间尺度，而个体空间发展却是一切空间运动的“元空间”。全球化时代下的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作为建成环境代表着资本图像策略，成为部分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参与城市竞争的砝码。在追本逐利原始驱动下的资本生产不仅加速改变空间扩张速度，同时也改变着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渗透形塑着生存于其中的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的重点。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作为资本流通与积累的特殊领域，服从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直接形塑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面貌。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按照工具理性规划，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以维持。“技术化”意味着工具理性正在成功地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科技和机械生产，对技术的掌握真正体现出益于整个城市空问资本利益的理性。以资本逐利为主导的空间生产由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对自然的征服欲而获取成就感。城市空问生产被资本增殖的外在目标所驱使，凭借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绑定并生产着全球城市空间。对于空间生产的控制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扭转为技术的形式，具有生产性和擴张性的资本技术运作机制在高交易效率和高利润率的掩盖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滥觞于启蒙运动的理性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合理配置和利用空间资源，维护并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有序进行，将整个城市空间都纳入生产体系之内。城市作为人造空间是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建成形式和资本扩张的物质形态。资本主义的空间组织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凭借机械化、标准化、秩序化的技术手段对城市空间的配置和改造;另一方面又彰显为科技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以其整齐划一的生产方式对批判意识的削弱。技术化操纵导致当代城市空间问题具有资本共性，资本对于空间的宰制塑造了其特有的空间秩序。任平教授曾指出：“城市化、全球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物象’的空间结构或者人们‘选择’的空间造型，本质上不过是这一时代的资本的空间存在形态，资本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在城市或者全球空间上进行布展。”经由资本主导的城市开发策略对城市空间造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形态的空间层面，尤其表现在渗透于空间内部的资本消费观念正在改塑着个体生命未来的生存方式。当个体认为自身同强加于他们的资本逻辑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认同和满足时，异化现象就真正产生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通过控制与支配空间生产实现资本增殖的进程作为既存的现实构成了异化的高级阶段。资本逐利所进行的统治模式不再强行改塑个体生命，而是转化为以追求光明未来的进步主义信念引起个体自觉的仰望奔赴。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能够按照自身利益分配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选择性占有。如果在生活水准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对资本向城市建筑环境的流动采取不顺从态度似乎对城市繁荣与资本扩张毫无助益。毋宁说，生存个体大概没有理由通过否定性思考将最合乎成本效益的资本逻辑作为拷问对象。这种隐藏逻辑导致现代日常生活空间日趋为资本积累所洞穿，人在资本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沦为工具，自我感性及价值理性逐渐消隐在技术理性横行和消费主义盛行的世界中。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城市空间的把握有其独到见解，虽然他借建筑和艺术来展现城市发展，然而他关注的却是城市的社会属性而非美学属性。城市既是世俗的物质世界，又是神圣的精神世界：“城市促成人类文明产物趋于多样化，亦会使人类经验蜕变为生命的印记和符号，转化为人类特有的行为模式，化育为秩序的系统。”依芒福德所见，城市建构形式不该一味遵循物质尺度，而更应具备人文关怀意识，“一方面，城市是为日常民用及经济活动服务的物质结构;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有意识为更重要的行动和人类文化愈加崇高的目的而存在的戏剧性场景。”狂飙突进工业时代的人性耽溺于资本主义的操作与狂欢中，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为现代人自我感性价值的分崩离析打下了基础。资本主义借助高科技标准化和机械化的工艺程序进行资本扩张，主体感性价值和自主性人格便遭遇了资本展开之紧迫性的宰制。正如马克思·韦伯所体察到的，资本理性缺乏价值理性后盾的最终后果就是社会群体性伦理失范和信仰堕落的出现：“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住在这个牢笼里？……是否会是以一种病态的自尊自大来粉饰的、机械化的石化现象？果真如此，对此一文化发展之‘最终极的人物’而言，下面的这句话可能就是真理：‘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间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经历资本霸权高涨的利欲主义冲击之后，城市空间生产的目的逐渐被收摄于商品交换的框架之内，个人经验也必然受到城市空间的锻造，人的需要蜕变为空间消费的需要。这种转变导致资本逻辑与城市发展逻辑，以及同作为空间实践主体的城市民众的生存方式之间产生抵牾。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生产引发的社会矛盾在当下的中国已突显出来，资本逐利本质对当前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主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出重大挑战。正因如此，有必要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型的本土语境，在资本的有限性中建构性地思考一种真正体现人之总体性存在的城市社会生活何以可能。当今中国正在展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城市空间生产的伦理演变提供了现实支撑，而推进“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构成对“以资为本”的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超越。
全球经济金融化与信息化在20世纪70年代的不断演变进一步揭示了空间资本化的运作机制，折射和表现出空间在资本逻辑中的关键地位。中国一方面在物质领域同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落差和结构性的不同;另一方面却已经开始逐步“接轨”空间资本化的世界体系。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对内是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对外则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资本逻辑的时空性不仅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资本化进程介入中国经济生产，而且发生于中国经济改革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之中。在国际和国内空间资本化双向联动的作用之下，中国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迈进了空间资本化阶段。“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在资本力量控制之下的空间被整合进资本积累与循环之中后，一方面资本作为城市化的动力不断推动城市空间重构扩张;另一方面谋求利益最大化和资本增殖来驱动空间无限扩展很大程度上将导致城市空间畸形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就充斥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互动。国际资本处于垄断地位，且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格局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定下了基调，“我们全都卷进了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化或不平衡是空间发展的全球过程，即使那些国家，它们至少在名义上探索着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非资本主义城市形式。”全球化浪潮将当代世界投放进资本高速运转的境况中，资本运作的基本机制凭借其强势的逐利导向消解了物质与精神、政治与文化、世俗与神圣间的区别。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对于市场和剩余价值高度饥渴的近代资本逻辑将精神之维纳入空间内部不同要素的优化配置之内。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人类社会生活始终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经济、政治、文化彼此相互联系，物质文化的变革必然引起精神文化变革，反之亦然。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已经上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推动我国未来高速发展的一条主线。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的确同资本的巨大影响联系在一起，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待空间资本化及资本逻辑的悖论必须有自觉的认识。从长远看，空间资本化只是属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们最终将超越资本逻辑的线性统治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本文提出城市空间生产朝向“人本逻辑”转向的目的就是试图剥离覆盖在城市空间研究之上的“资本逻辑”滤镜，从而探討生存论视域下城市空间话语的更多可能性。
截至目前，中国城市化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许多城市规划后遗症依然存在。立足中国城市发展现状，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的困局无疑是由空间资本化的历史局限所引发的，这除了需要批判性地揭示资本占有和塑造城市空间的逻辑，更要在资本的有限性中确立一种真正彰显人的总体性存在和城市总体性相互建构的可能性。城市空间生产重建的伦理衍变表达了由过去“以资为本”片面追求城市空间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人为本”提升城市文化和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的新型模式。当前国内城市空间研究亟待确立并巩固“人本逻辑”范式，这不仅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更是因为“以人为本”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价值遵循。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模式主要是以“人”为本，城市规划领域向来也以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出发来进行城市空间布局与用地组织需要，循此路径的中国城市空间生产应该较少存在发展领域的伦理性问题。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依然隐藏诸多问题，而这些都影响着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效果。城市因人的存在而被赋予特殊含义，它亦是人类生存状态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已客观构成城市空间存在的逻辑基点。由是言之，城市空间生产的伦理衍变需要聚焦人类自身。与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发展道路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维度是多元化的且呈现出“并联式”特征，“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如何确保城市空间建构与发展过程中适度运用资本原则的基础上又不缺失社会发展的人文尺度，是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发展改革工作的重点。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具体实践出发审视人本逻辑进路，以下三个方面不容忽视： 1.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城市空间生产伦理演变的自然限度
“与自然斗争”的观念传达出劳动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问“物质交换”的过程，其中蕴藉着以“生产”为旨归的现代性态度。自然空间的先在性与客观性既体现了它相对于人的必然性，也凸显出它相对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性意义。自启蒙运动以来，“统治自然”的主题在主体性力量的张扬和自我实现的观念中得到确证和理解。伴随启蒙运动而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生产主义伦理和高度的工具主义自然观，一直有力地塑造着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态度。“自然向人而生”作为深刻的哲学命题，标志着人类生存新的拓展与主体意识的不断进化。其本身作为一种目的论的展示，宣扬了“自然服务于人”以及“自然规律服从于人”的目的。自然对象主体化，使自然成为人的自然，成为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被改造和征服的对象。与生态环境相关联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践在世界近现代史中一度成为霸权，占统治地位的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城市空问生产实践支配着人类改造和对待自然的方式。虽然带来了城市的巨大繁荣，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但资本积累方式却是以剥削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的。资本与生态的复杂和深度纠缠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市场化物质交换将生态资源纳入资本运行环节之内，生态空间通过提供有利于资本运行的空间资源来增加资本积累，而资本逐利造成的负面生态后果使环境背上了沉重的代价和成本。虽然人类在意识的指导下可以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然而这种改造并非随心所欲，任何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的无节制的实践活动总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自然限度。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在“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基础上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强调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发展方式绿色化。从此意义上来看，“绿色发展”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建设也迈入了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时代。因此，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走出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得益彰的发展路径是复归当下城市空间生产自然限度的前提和基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借助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去驾驭资本逻辑的运作场域，引导城市空间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张力均衡与目标耦合。这不仅意味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提升城镇生态环境的保护效果，实现当地生态格局稳定，优化生态服务功能，为城市居民创造舒适宜居、清洁安全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意味着城市的形态、空间结构与产业发展、政策协调和执行落实等全过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新时代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城镇化建设从土地粗放利用、盲目追求城镇规模扩张、大拆大建的“摊大饼”模式转向集约、高效、生态发展的模式上来。具体来说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层面：在意识层面，坚持“绿色”底线思维，将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优化城市绿色空间布局，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理念体系，自觉形成保护生态的意识;在制度层面，为城市空间绿色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通过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城市建设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在实践层面，采取市场为基础、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全民参与的方式积极带动全社会参与绿色城市建设实践，在实践中强化生态意识，自觉践行生态伦理。从表面上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关注重点似乎在于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但其实质是一种发展方式的人本变革，是以人为本的生态诉求。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生态需要，保障人的生态权益，维护人的生态安全，追求人的生态幸福，因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是落实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生产伦理诉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2.完善空间正义理念：城市空间生产伦理演变的社会限度
城市空间是资本增殖的最好载体，资本通过空间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来获得新的生存空间。资本作为城市空间发展的内生化动力，一方面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与形态;另一方面也造成因资本不平衡流动带来的空间差异。从生产层面来看，权力与资本的利益共谋形成了对空间生产的综合垄断，由此导致不同城市空间内资本分布的差异化，继而引发诸多空间冲突，乃至更激烈的社会冲突。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语境下，资本循环重构了城市空间结构，空间需求的扩大化和普遍化使空间权利成为人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所渴望的基本权利。虽然资本增殖是通过空间竞争实现的，但是由此引发空间享有上的两极分化却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空间生产过程使空间由生活场域蜕变为资本利益竞相角逐的场所，资本在城市空间中的流通在完成大量城市空间拓殖的同时，也造成了空间享有方面贫富分化的加剧。资本同质化逻辑和主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应该将“空间正义”作为伦理诉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空间就是要直面差异性，通过制度规范和价值引导最大限度地以理性方式谋求多元利益群体之问的共识。“空间正义”的提出不仅是城市空间生产对抗资本逐利宰制的有效策略，而且也是城市空间善治规范体系建构的伦理基础。以空间正义的伦理诉求为关照，剖析我国城市空间发展进程中的非正义现象，对于缓解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理论启发意义。
资本的同质化逻辑同城市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之间的龃龉，使得城市空间演变为充满矛盾的问题场域。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大众消费文化的盛行、空间技术的进步以及城市内部的多样性等原因，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生产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发展状况。空间正义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广泛准则，是建立在正义原则基础上融合个体或群体对空间实践中正义诉求机制上的发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不仅为新时代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徑，也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空间化的问题谱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一致性和公平性的论证，正义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基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市数量及规模愈加庞大。城市作为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空间载体，其繁荣程度同资本生产扩张紧密联系。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资本拓殖的空间转移和扩散，它不仅涉及经济问题，也必然触及日趋尖锐的价值伦理问题。近年来，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激励支持下，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在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这种历史趋势在客观上却遭遇着代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激烈反驳，造成了农村与城市的分割治理，导致农民与城市居民在发展机遇和分享发展成果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间也引发了一系列空间非正义问题。比较典型的有：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不均;城市空间的阶层分异与隔离;城乡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乡资源和福利分配不均等问题。 空间正义的建构基点就是反思批判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的负面影响，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以人为本的内涵，揭示空间生产过程中不同尺度的空间单元在空间资源占有分配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并力求以正义原则推进空间生产实践，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城市空间发展成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空间分异和空间断裂不仅严重干扰公平和谐社会价值的实现，而且极易阻碍甚至湮灭城市生机活力，也必然触及日趋尖锐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认同。一座城市因其独特的伦理精神而存在且可持续发展，城市伦理精神构成一座城市社会价值层面的核心内容。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亦是衡量国家或社会文明程度的指示器，通过相应的价值导向和调控政策实现多元利益群体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符合并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3.复归人文关怀理念：城市空间生产伦理演变的精神限度
现代科技的极度发展以其客观性解构了主观性，以理性毁灭了感性，它的空前进步导致“知识即科学”谬误的普遍扩张，唯科学主义倾向则造成人与城市空间发展的片面化乃至从人伦到自然生态的危机。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经济总量的飞速提升和人民物质生活的快速改善，然而，理想城市的发展绝不能仅凭经济向度作为唯一标杆，它必然蕴藉人文向度和精神维度。刘易斯·芒福德所言极是：“城市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毫无疑问，今后还要经历更大的变化。但是，迫切需要的革新并不是物质设备方面的扩大和完善，更不在增加自动化装置来把剩余的文化机构疏散到无一定形式的郊区遗骸中去。正相反，只有通过把艺术和思想应用到城市的主要的人类利益上去……因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生产和扩张城市空间的自动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发展理念不应受物的尺度的掣肘，而应该遵循“人本逻辑”的目标和原则。“人本逻辑”的核心在于对现代人文价值取向的守护与坚持，而其实质就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体现必须植根于社会个体存在的深厚背景之中，关注和思考与个体生存息息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现象。它之所以符合人类本真存在的价值，正在于它密切关联着社会个体价值、尊严以及权利的确证和保障。当资本僭越的步伐猛烈冲击人文精神及价值规范时，普遍性的科技发达和繁荣的背后是日益加深的人性全面异化和精神压抑。因此，亟需在这个被打上鲜明资本烙印的城市中，将现阶段空间生产遭遇的困境引向更深层精神信仰的审视和反省，重建作为空间主体的“人”的价值。如若忽视城市建设工具性和价值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漠视人伦关怀和精神向度的城市空间终究会沦为被资本宰制的、脱离价值旨趣的空洞建筑群。
实际上，淡化或拒绝伦理诉求、精神信仰和道德规范等价值理性的探讨一度成为当前城市空间建设的某种“惯例”。后工业时代将表层功利性牢牢攥在了手里，并且以物质功利鼓动诱导大众，人类在对利欲盲目趋附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海德格尔于1943年为纪念诗人荷尔德林逝世100周年写作了《追忆》一文，其中荷氏的一句诗——“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因海德格尔的借鉴并赋予其哲学内涵而闻名：“一切劳作和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就是诗意的。”“诗意的栖居”并非获得物质性的居所，而是关乎人本真存在和充满诗意的精神愉悦。良好的城市空间既给人以交往自由，同时又关联着城市主体深层精神领域中的某些心灵感受和生命体验，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和这一特质所折射出的人文关怀的光芒。人类需求具备丰富的形态，是一种蕴涵发展性和开放性的动力系统。人类学的理论证明，需要和追求乃人之本性，而在城市空间生产中所弥散的人文关怀则体现为在城市空间享有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多样化与差异化的城市主体需求，避免无深度和同一化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和服务体系。在原有地理空间和物理形态上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推动实现城市空间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不能盲目复制，要从根本上解决“千城一面”问题，将人文关怀贯彻到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例如，首先，城市规划和改造过程中要在趋近理性、合理的范围内充分考虑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失业者、贫困者等）的生存状况和切身利益，这是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直接体现;其次，要避免以追求市场利润为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行为对弱势群体的伤害，要通过正义合理的社会制度确保城市弱势群体能够有效参与城市化政策的制定和城市发展的治理过程。
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取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类天然合理的生命活动，日常生活世界中实用主义和价值失范倾向切割了个体生存的价值根基，造成主体生存意识的被动。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城市空间生产具有共性的一面，但我们探讨空间生产问题势必要将其嵌入“中国问题意识”之中。以此原则出发，必须结合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本土语境来讨论城市空间发展的具体问题及其建构路径。毋庸置疑，“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建构社会生活的根本生产方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成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因此，现实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城市空间生产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也是复杂的。一方面，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干道之中，城市空间面临着大量更新、发展和改造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空间生产是资本主导下的空間生产，不能否定资本逻辑在助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我们需要一个正义取向的政府在平衡资本与民众需求之间的利益冲突上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有别于西方资本逻辑为主的城市化，我国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活质量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深化制度建设，推进政策完善，落实体制改革等措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城市治理的温度，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使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由是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不是以“资”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厘清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范式变革，不仅有助于从空间维度正确认清当代资本运作及变化趋势，同时还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城市规划建设的认同度，使人民群众在城市发展中增强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魏策策
关键词 城市空间生产 资本逻辑 以人为本 中国实践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1—0070—09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资本积累过程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统治开始扩散于空间。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明显的“空间转向”趋势，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哈维（David Harvey）、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等在理论上确证了空间的主体地位，也在实践上开启了审视和评判城市问题的全新视域。在对技术理性的运用中进行经济提升和社会结构变化是城市空间发展中最容易辨认的标记。“空间”对于资本积累来说不再是隐喻般的存在，而成为资本运作的载体和资本增殖的内在张力。这一点尤其在资本统治发展到把空间生产本身当作维护自身存在的重要依据的阶段最为明显。对“进步”极度推崇的意识形态大多源自技术理性对城市生活的深广驱动，势不可挡的技术理性凭借对空间的强势占有，弥散于城市空间生产的诸多领域。这种渗透使空间配置朝向提升资本流通效率的方向发展，空间已经被改造并参与到资本运作过程之中。技术理性作为一种进步力量以激发资本占有率为目的进行生产。资本主义不惜一切代价攫取可兹利用资源的逻辑同城市空间可持续发展产生抵牾，同时，也给生存主体所持存的道德价值理性带去威胁。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所诱发的物化倾向消解了生命存在的价值伦理，并产生因信仰衰微造成的人性异化现象。因此，当落脚于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主体消解和空间失序等现实问题时，努力探索基于伦理关怀为始基的城市空间至善发展道路，不仅有利于生存论意蕴下属人空间的生产，同时基于中国本土经验而言，关于城市空间组织及空间实践的伦理思考，亦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所要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空间、城市空间生产及其意义
时空作为人类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属性，嵌入到人类生存经验的各个层面。但在西方二元对立模式主导的哲学传统中，时间“第一性”对空间“第二性”的贬抑成为时一空走向割裂的根源。正如福柯所述：“对于那些把历史与旧式的进化、生存的连续性、有机发展、意识的进步或者说存在的规划混为一谈的人，对空间术语的使用似乎具有一种反历史的味道。”对于时间而言，连续性是其最恰当的定义，而连续性作为存在得以置换自身的模式构成了进步的可能性。西方理论话语生产始终聚焦于社会流动和变化的过程，时间层面不可避免的运动之矢成了理论丰富多产的保障。而空间作为附属元素则隐匿于时间进步观念之后，“沉湎于历史”的知识传统长期主导理论实践的思维方式。然而，将现代主义带向极点的绵延不断的时间总是在20世纪中后期激变出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伴随传统社会秩序的式微和生产分工的日益优化，现代风格早已将机械规整的时间观念纳入个体生命，反自然的技术工作对生命生理——心理生态的挤压铸就了面向未来加速前进的现代性时间一历史心态机制。而当后现代主义以拼贴和杂糅风格颠覆标准的学术界限和实践模式时，空间才逐步从时间囿限中解脱出来，并且开始塑造人类对后现代的理解和体验。空间作为在同一时间中描述多样性存在之可能的先验条件，同后现代状况存在一定的亲和力。在实践和理论的框架中重新安置空间性议题显示出对先前社会历史论域中时间特权的反拨，“这种对空间性重新安置的核心，是对长久以来之本体论的和理论的历史主义（historicism）提出批判。”
西方现代空间观的出现与近现代资本全球扩张策略所创生的全球化语境密切关联，后者催生出的各种空问力量和空间问题是激发新型理论范式成形的源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嬗变击垮了借助时问单元度量生产尺度的模态，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展形塑了全球劳动分工的空间体系，为资本的空间梯度转移和剩余价值实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充斥着空间代码的时代，物质空间这一客体作为人类主体活动的场所，连同人类活动技能的不断攀升逐渐消隐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空间问题在直接可被体察的层面上表现为城市问题。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开拓者，列斐伏尔、卡斯特尔、哈维等学者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空间问题在其时代背景中的特殊性。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空间的理论，为揭示以城市结构为核心的微观分析和以全球资本动态积累过程为重点的宏观分析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城市空间作为特殊的交往实践场，对其功能的剖析不能停留于物质属性层面，而是要将物质属性与精神属性辩证统一起来。资本主义的生存之道是在尽可能广阔的空间中瓦解阻碍其流动的限制，进而缩短运行周期、加速生产和消费，以此获取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发展机制说明城市及其空间正是资本延展拓殖的据点。质言之，空间生产聚集着城市发展背后错综繁杂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成为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空间规划得以展开的前提。一方面，城市空间生产将愈加多的自然空间转化为资本利润，全球范围内已出现对自然空间的激烈争夺，自然空间作为生产对象被纳入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生产实践之中;另一方面，人类改造活动不断助推资本主义以寻求利润最大化来重新组织和规划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结构设计的革新由此带动城市内部社会关系的变迁。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空间内部社会关系的流动说到底源自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本身。空间作为人类用以确证自身存在的重要维度之一，建构了个体间交流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存在环境。城市空间生产作为资本市场的独特运作方式，除了为资本积累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之外，也自然而然地折射出作为不同意义符号的空间单元的城市主体实践的伦理意蕴。空间研究的哲学基础是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生存方式的巨大转型，空间构想被抛入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的城市空间生产的语境之中。 当代城市空间问题无疑具有资本共性。中国正在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发展道路，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发展却表现为资本和工业理性双重刺激下的城市空间重构及快速扩张的过程。资本支配下的空间生产必然与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目的产生龃龉。现代城市化在营造繁荣景观的同时，也使城市居民被裹挟到由强大资本所构筑的利益网络中。事实上，城市空间景观的规划与建设不能仅仅以资本增殖为目标，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本性也必然要贯彻于空间生产实践之中。虽然中国当前所处的空间生产历史阶段尚且无法脱离空间资本化推动，而符合人本伦理精神的空间形态与空间关系的建构，无疑为观照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话语导向。列斐伏尔和哈维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人们日益发现改变自己生产于其中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知识空间，可能比改变宏大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更有意义也更为困难;人们日益发现实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秩序化，实现自身的空间权力，改变自身在空间生产中没有权力、被决定的不合理状况，是实现主体价值的现实路径。”正是在此意义上，空间同主体性范畴有效串联在一起。实际上，当代空间生产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有必要立足于人的标准和尺度来完善解决。后现代语境下的城市空间设计倾向于以市场为导向，对于市场的迎合暗含对生产消费的崇拜。作为城市空间生产基础条件的物质生产实践被嵌入以资本逐利为导向的空间快速扩张之中。虽然技术的高度发展极大挖掘了人作为有限存在物的无限发展潜力，但是它的直接后果是将人的自然生命节律纳入劳神操作的工具活动之中，从而搁置了以价值理性为主导的伦理关怀。“理性的历史任务是解放人类……迄今为止的政治与历史记录却显示，其结果是惨不忍睹的失败景况……现代社会距离理性的允诺园地相去遥远。”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抑制极易畸变为技术对人的贬损，一种以利润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在空间生产中占据宰制地位。资本逐利对人类生活的操控促使纯粹功利主义蛊惑人心，人类固有的自我感性和价值理性消融于事功至上的空间生产实践之中。在空间生产活动中，要警惕对空间增长主义（唯GDP论、唯效率论）的片面追求，反对以空间遮蔽主体的做法。城市本质上是人与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累和呈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应该彰显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统一，因此具有属人特性的城市空间必须维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共存。当工具理性致力于满足整个社会的顺利运转时，它并不应该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城市空间说到底是“人”的空间，并非是“物”的牢笼。
二、城市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僭越和伦理式微
如果从基础的物质性层面来定位城市空间，那么城市空问生产过程就意味着要创造人工环境作为物质基础来服务于资本生产。然而，城市本质绝非停留于物质层面，实际上也包含从伦理层面来审思和反观城市存续的合法性和终极意义。空间的存在以个体存在为基础，个体是人文意义上的最小空间尺度，而个体空间发展却是一切空间运动的“元空间”。全球化时代下的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计作为建成环境代表着资本图像策略，成为部分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参与城市竞争的砝码。在追本逐利原始驱动下的资本生产不仅加速改变空间扩张速度，同时也改变着人与空间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渗透形塑着生存于其中的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讨论的重点。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作为资本流通与积累的特殊领域，服从于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过程直接形塑了资本主义城市的空间面貌。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按照工具理性规划，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以维持。“技术化”意味着工具理性正在成功地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科技和机械生产，对技术的掌握真正体现出益于整个城市空问资本利益的理性。以资本逐利为主导的空间生产由不断增长的技术生产力和对自然的征服欲而获取成就感。城市空问生产被资本增殖的外在目标所驱使，凭借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程序绑定并生产着全球城市空间。对于空间生产的控制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扭转为技术的形式，具有生产性和擴张性的资本技术运作机制在高交易效率和高利润率的掩盖下渗透到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滥觞于启蒙运动的理性在科学技术的助力下合理配置和利用空间资源，维护并保障了社会经济的有序进行，将整个城市空间都纳入生产体系之内。城市作为人造空间是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建成形式和资本扩张的物质形态。资本主义的空间组织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凭借机械化、标准化、秩序化的技术手段对城市空间的配置和改造;另一方面又彰显为科技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以其整齐划一的生产方式对批判意识的削弱。技术化操纵导致当代城市空间问题具有资本共性，资本对于空间的宰制塑造了其特有的空间秩序。任平教授曾指出：“城市化、全球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物象’的空间结构或者人们‘选择’的空间造型，本质上不过是这一时代的资本的空间存在形态，资本按照自己内在的规律在城市或者全球空间上进行布展。”经由资本主导的城市开发策略对城市空间造成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形态的空间层面，尤其表现在渗透于空间内部的资本消费观念正在改塑着个体生命未来的生存方式。当个体认为自身同强加于他们的资本逻辑相一致并从中得到认同和满足时，异化现象就真正产生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通过控制与支配空间生产实现资本增殖的进程作为既存的现实构成了异化的高级阶段。资本逐利所进行的统治模式不再强行改塑个体生命，而是转化为以追求光明未来的进步主义信念引起个体自觉的仰望奔赴。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能够按照自身利益分配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选择性占有。如果在生活水准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对资本向城市建筑环境的流动采取不顺从态度似乎对城市繁荣与资本扩张毫无助益。毋宁说，生存个体大概没有理由通过否定性思考将最合乎成本效益的资本逻辑作为拷问对象。这种隐藏逻辑导致现代日常生活空间日趋为资本积累所洞穿，人在资本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沦为工具，自我感性及价值理性逐渐消隐在技术理性横行和消费主义盛行的世界中。 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对城市空间的把握有其独到见解，虽然他借建筑和艺术来展现城市发展，然而他关注的却是城市的社会属性而非美学属性。城市既是世俗的物质世界，又是神圣的精神世界：“城市促成人类文明产物趋于多样化，亦会使人类经验蜕变为生命的印记和符号，转化为人类特有的行为模式，化育为秩序的系统。”依芒福德所见，城市建构形式不该一味遵循物质尺度，而更应具备人文关怀意识，“一方面，城市是为日常民用及经济活动服务的物质结构;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有意识为更重要的行动和人类文化愈加崇高的目的而存在的戏剧性场景。”狂飙突进工业时代的人性耽溺于资本主义的操作与狂欢中，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空间生产为现代人自我感性价值的分崩离析打下了基础。资本主义借助高科技标准化和机械化的工艺程序进行资本扩张，主体感性价值和自主性人格便遭遇了资本展开之紧迫性的宰制。正如马克思·韦伯所体察到的，资本理性缺乏价值理性后盾的最终后果就是社会群体性伦理失范和信仰堕落的出现：“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住在这个牢笼里？……是否会是以一种病态的自尊自大来粉饰的、机械化的石化现象？果真如此，对此一文化发展之‘最终极的人物’而言，下面的这句话可能就是真理：‘无灵魂的专家，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间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经历资本霸权高涨的利欲主义冲击之后，城市空间生产的目的逐渐被收摄于商品交换的框架之内，个人经验也必然受到城市空间的锻造，人的需要蜕变为空间消费的需要。这种转变导致资本逻辑与城市发展逻辑，以及同作为空间实践主体的城市民众的生存方式之间产生抵牾。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生产引发的社会矛盾在当下的中国已突显出来，资本逐利本质对当前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城市主体的自由全面发展提出重大挑战。正因如此，有必要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转型的本土语境，在资本的有限性中建构性地思考一种真正体现人之总体性存在的城市社会生活何以可能。当今中国正在展开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城市空间生产的伦理演变提供了现实支撑，而推进“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则构成对“以资为本”的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超越。
三、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人本逻辑”之再审视
全球经济金融化与信息化在20世纪70年代的不断演变进一步揭示了空间资本化的运作机制，折射和表现出空间在资本逻辑中的关键地位。中国一方面在物质领域同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落差和结构性的不同;另一方面却已经开始逐步“接轨”空间资本化的世界体系。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对内是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对外则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资本逻辑的时空性不仅通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空间资本化进程介入中国经济生产，而且发生于中国经济改革不断市场化的过程之中。在国际和国内空间资本化双向联动的作用之下，中国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迈进了空间资本化阶段。“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在资本力量控制之下的空间被整合进资本积累与循环之中后，一方面资本作为城市化的动力不断推动城市空间重构扩张;另一方面谋求利益最大化和资本增殖来驱动空间无限扩展很大程度上将导致城市空间畸形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产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就充斥着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的互动。国际资本处于垄断地位，且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的格局为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定下了基调，“我们全都卷进了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化或不平衡是空间发展的全球过程，即使那些国家，它们至少在名义上探索着一条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非资本主义城市形式。”全球化浪潮将当代世界投放进资本高速运转的境况中，资本运作的基本机制凭借其强势的逐利导向消解了物质与精神、政治与文化、世俗与神圣间的区别。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对于市场和剩余价值高度饥渴的近代资本逻辑将精神之维纳入空间内部不同要素的优化配置之内。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看，人类社会生活始终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之中，经济、政治、文化彼此相互联系，物质文化的变革必然引起精神文化变革，反之亦然。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已经上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推动我国未来高速发展的一条主线。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的确同资本的巨大影响联系在一起，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对待空间资本化及资本逻辑的悖论必须有自觉的认识。从长远看，空间资本化只是属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我们最终将超越资本逻辑的线性统治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本文提出城市空间生产朝向“人本逻辑”转向的目的就是试图剥离覆盖在城市空间研究之上的“资本逻辑”滤镜，从而探討生存论视域下城市空间话语的更多可能性。
截至目前，中国城市化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许多城市规划后遗症依然存在。立足中国城市发展现状，当代城市空间发展的困局无疑是由空间资本化的历史局限所引发的，这除了需要批判性地揭示资本占有和塑造城市空间的逻辑，更要在资本的有限性中确立一种真正彰显人的总体性存在和城市总体性相互建构的可能性。城市空间生产重建的伦理衍变表达了由过去“以资为本”片面追求城市空间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人为本”提升城市文化和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的新型模式。当前国内城市空间研究亟待确立并巩固“人本逻辑”范式，这不仅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刻，更是因为“以人为本”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价值遵循。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模式主要是以“人”为本，城市规划领域向来也以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出发来进行城市空间布局与用地组织需要，循此路径的中国城市空间生产应该较少存在发展领域的伦理性问题。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依然隐藏诸多问题，而这些都影响着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效果。城市因人的存在而被赋予特殊含义，它亦是人类生存状态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已客观构成城市空间存在的逻辑基点。由是言之，城市空间生产的伦理衍变需要聚焦人类自身。与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发展道路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发展维度是多元化的且呈现出“并联式”特征，“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如何确保城市空间建构与发展过程中适度运用资本原则的基础上又不缺失社会发展的人文尺度，是当前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国家发展改革工作的重点。从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具体实践出发审视人本逻辑进路，以下三个方面不容忽视： 1.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城市空间生产伦理演变的自然限度
“与自然斗争”的观念传达出劳动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问“物质交换”的过程，其中蕴藉着以“生产”为旨归的现代性态度。自然空间的先在性与客观性既体现了它相对于人的必然性，也凸显出它相对于人类生产生活实践的基础性意义。自启蒙运动以来，“统治自然”的主题在主体性力量的张扬和自我实现的观念中得到确证和理解。伴随启蒙运动而来的人类中心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生产主义伦理和高度的工具主义自然观，一直有力地塑造着人类对自然世界的态度。“自然向人而生”作为深刻的哲学命题，标志着人类生存新的拓展与主体意识的不断进化。其本身作为一种目的论的展示，宣扬了“自然服务于人”以及“自然规律服从于人”的目的。自然对象主体化，使自然成为人的自然，成为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被改造和征服的对象。与生态环境相关联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践在世界近现代史中一度成为霸权，占统治地位的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城市空问生产实践支配着人类改造和对待自然的方式。虽然带来了城市的巨大繁荣，改善了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但资本积累方式却是以剥削自然资源为代价换取的。资本与生态的复杂和深度纠缠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市场化物质交换将生态资源纳入资本运行环节之内，生态空间通过提供有利于资本运行的空间资源来增加资本积累，而资本逐利造成的负面生态后果使环境背上了沉重的代价和成本。虽然人类在意识的指导下可以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然而这种改造并非随心所欲，任何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的无节制的实践活动总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自然限度。
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在“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基础上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强调实现生活方式绿色化、发展方式绿色化。从此意义上来看，“绿色发展”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总结，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建设也迈入了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时代。因此，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走出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得益彰的发展路径是复归当下城市空间生产自然限度的前提和基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借助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去驾驭资本逻辑的运作场域，引导城市空间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张力均衡与目标耦合。这不仅意味着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提升城镇生态环境的保护效果，实现当地生态格局稳定，优化生态服务功能，为城市居民创造舒适宜居、清洁安全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意味着城市的形态、空间结构与产业发展、政策协调和执行落实等全过程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新时代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推动城镇化建设从土地粗放利用、盲目追求城镇规模扩张、大拆大建的“摊大饼”模式转向集约、高效、生态发展的模式上来。具体来说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层面：在意识层面，坚持“绿色”底线思维，将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优化城市绿色空间布局，构建完善的生态文明理念体系，自觉形成保护生态的意识;在制度层面，为城市空间绿色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通过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相结合的方式推动城市建设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在实践层面，采取市场为基础、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全民参与的方式积极带动全社会参与绿色城市建设实践，在实践中强化生态意识，自觉践行生态伦理。从表面上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关注重点似乎在于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但其实质是一种发展方式的人本变革，是以人为本的生态诉求。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的生态需要，保障人的生态权益，维护人的生态安全，追求人的生态幸福，因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是落实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生产伦理诉求的题中应有之义。
2.完善空间正义理念：城市空间生产伦理演变的社会限度
城市空间是资本增殖的最好载体，资本通过空间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来获得新的生存空间。资本作为城市空间发展的内生化动力，一方面影响着城市化的进程与形态;另一方面也造成因资本不平衡流动带来的空间差异。从生产层面来看，权力与资本的利益共谋形成了对空间生产的综合垄断，由此导致不同城市空间内资本分布的差异化，继而引发诸多空间冲突，乃至更激烈的社会冲突。当代城市空间生产的语境下，资本循环重构了城市空间结构，空间需求的扩大化和普遍化使空间权利成为人们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所渴望的基本权利。虽然资本增殖是通过空间竞争实现的，但是由此引发空间享有上的两极分化却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空间生产过程使空间由生活场域蜕变为资本利益竞相角逐的场所，资本在城市空间中的流通在完成大量城市空间拓殖的同时，也造成了空间享有方面贫富分化的加剧。资本同质化逻辑和主体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我国城市空间生产应该将“空间正义”作为伦理诉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空间就是要直面差异性，通过制度规范和价值引导最大限度地以理性方式谋求多元利益群体之问的共识。“空间正义”的提出不仅是城市空间生产对抗资本逐利宰制的有效策略，而且也是城市空间善治规范体系建构的伦理基础。以空间正义的伦理诉求为关照，剖析我国城市空间发展进程中的非正义现象，对于缓解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理论启发意义。
资本的同质化逻辑同城市主体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之间的龃龉，使得城市空间演变为充满矛盾的问题场域。由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大众消费文化的盛行、空间技术的进步以及城市内部的多样性等原因，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生产面临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发展状况。空间正义作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广泛准则，是建立在正义原则基础上融合个体或群体对空间实践中正义诉求机制上的发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不仅为新时代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指明了方向和路徑，也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空间化的问题谱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的新发展。基于一致性和公平性的论证，正义成为评价公共政策的基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城市数量及规模愈加庞大。城市作为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空间载体，其繁荣程度同资本生产扩张紧密联系。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资本拓殖的空间转移和扩散，它不仅涉及经济问题，也必然触及日趋尖锐的价值伦理问题。近年来，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激励支持下，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在城市发展规模、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然而，这种历史趋势在客观上却遭遇着代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激烈反驳，造成了农村与城市的分割治理，导致农民与城市居民在发展机遇和分享发展成果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其间也引发了一系列空间非正义问题。比较典型的有：空间资源占有与分配不均;城市空间的阶层分异与隔离;城乡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乡资源和福利分配不均等问题。 空间正义的建构基点就是反思批判资本主导下空间生产的负面影响，突出强调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以人为本的内涵，揭示空间生产过程中不同尺度的空间单元在空间资源占有分配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并力求以正义原则推进空间生产实践，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城市空间发展成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空间分异和空间断裂不仅严重干扰公平和谐社会价值的实现，而且极易阻碍甚至湮灭城市生机活力，也必然触及日趋尖锐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认同。一座城市因其独特的伦理精神而存在且可持续发展，城市伦理精神构成一座城市社会价值层面的核心内容。公平正义是现代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和目标，亦是衡量国家或社会文明程度的指示器，通过相应的价值导向和调控政策实现多元利益群体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符合并体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3.复归人文关怀理念：城市空间生产伦理演变的精神限度
现代科技的极度发展以其客观性解构了主观性，以理性毁灭了感性，它的空前进步导致“知识即科学”谬误的普遍扩张，唯科学主义倾向则造成人与城市空间发展的片面化乃至从人伦到自然生态的危机。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经济总量的飞速提升和人民物质生活的快速改善，然而，理想城市的发展绝不能仅凭经济向度作为唯一标杆，它必然蕴藉人文向度和精神维度。刘易斯·芒福德所言极是：“城市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毫无疑问，今后还要经历更大的变化。但是，迫切需要的革新并不是物质设备方面的扩大和完善，更不在增加自动化装置来把剩余的文化机构疏散到无一定形式的郊区遗骸中去。正相反，只有通过把艺术和思想应用到城市的主要的人类利益上去……因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是关怀人和陶冶人。”生产和扩张城市空间的自动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发展理念不应受物的尺度的掣肘，而应该遵循“人本逻辑”的目标和原则。“人本逻辑”的核心在于对现代人文价值取向的守护与坚持，而其实质就是“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体现必须植根于社会个体存在的深厚背景之中，关注和思考与个体生存息息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现象。它之所以符合人类本真存在的价值，正在于它密切关联着社会个体价值、尊严以及权利的确证和保障。当资本僭越的步伐猛烈冲击人文精神及价值规范时，普遍性的科技发达和繁荣的背后是日益加深的人性全面异化和精神压抑。因此，亟需在这个被打上鲜明资本烙印的城市中，将现阶段空间生产遭遇的困境引向更深层精神信仰的审视和反省，重建作为空间主体的“人”的价值。如若忽视城市建设工具性和价值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漠视人伦关怀和精神向度的城市空间终究会沦为被资本宰制的、脱离价值旨趣的空洞建筑群。
实际上，淡化或拒绝伦理诉求、精神信仰和道德规范等价值理性的探讨一度成为当前城市空间建设的某种“惯例”。后工业时代将表层功利性牢牢攥在了手里，并且以物质功利鼓动诱导大众，人类在对利欲盲目趋附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倾向。海德格尔于1943年为纪念诗人荷尔德林逝世100周年写作了《追忆》一文，其中荷氏的一句诗——“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因海德格尔的借鉴并赋予其哲学内涵而闻名：“一切劳作和活动，建造和照料，都是文化。而文化始终只是并且永远就是一种栖居的结果。这种栖居就是诗意的。”“诗意的栖居”并非获得物质性的居所，而是关乎人本真存在和充满诗意的精神愉悦。良好的城市空间既给人以交往自由，同时又关联着城市主体深层精神领域中的某些心灵感受和生命体验，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和这一特质所折射出的人文关怀的光芒。人类需求具备丰富的形态，是一种蕴涵发展性和开放性的动力系统。人类学的理论证明，需要和追求乃人之本性，而在城市空间生产中所弥散的人文关怀则体现为在城市空间享有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多样化与差异化的城市主体需求，避免无深度和同一化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和服务体系。在原有地理空间和物理形态上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推动实现城市空间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不能盲目复制，要从根本上解决“千城一面”问题，将人文关怀贯彻到城市规划、建设、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例如，首先，城市规划和改造过程中要在趋近理性、合理的范围内充分考虑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失业者、贫困者等）的生存状况和切身利益，这是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直接体现;其次，要避免以追求市场利润为导向的城市空间结构调整行为对弱势群体的伤害，要通过正义合理的社会制度确保城市弱势群体能够有效参与城市化政策的制定和城市发展的治理过程。
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以追逐剩余价值为取向，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类天然合理的生命活动，日常生活世界中实用主义和价值失范倾向切割了个体生存的价值根基，造成主体生存意识的被动。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城市空间生产具有共性的一面，但我们探讨空间生产问题势必要将其嵌入“中国问题意识”之中。以此原则出发，必须结合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本土语境来讨论城市空间发展的具体问题及其建构路径。毋庸置疑，“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建构社会生活的根本生产方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动力源泉，成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物质基础。”因此，现实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城市空间生产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也是复杂的。一方面，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干道之中，城市空间面临着大量更新、发展和改造的需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空间生产是资本主导下的空間生产，不能否定资本逻辑在助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我们需要一个正义取向的政府在平衡资本与民众需求之间的利益冲突上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有别于西方资本逻辑为主的城市化，我国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的生活质量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深化制度建设，推进政策完善，落实体制改革等措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升城市治理的温度，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使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由是言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不是以“资”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厘清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从“资本逻辑”向“人本逻辑”的范式变革，不仅有助于从空间维度正确认清当代资本运作及变化趋势，同时还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于城市规划建设的认同度，使人民群众在城市发展中增强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