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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座英雄的城市，一座红色的城市。让每个重庆人引以为豪的是，咱们这座城市，几乎在共和国的每一个历史关头，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作出了重大贡献，孕育了众多优秀儿女，演绎了一幕幕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留下了无数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打开重庆史册，三个平凡而又平凡的数字及其背后的故事，折射出熠熠生辉的信念之光，时时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４０％”——无论地位、财富如何变，共产党人的信念永远不能变，心中的“生命”坚守永远不能变
革命总会有牺牲，但共产党人从不畏惧血的恐吓与死的威胁：大革命时期，仅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1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六万人急剧减少到一万多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长征前最高峰时有30多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下三万余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人以上；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6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打出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旗帜，但集合到这支队伍里的并不都是劳苦大众，不少人过去有着比较殷实的家境，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同样成为马列主义信徒，走上了解放民众的革命道路。
62年前，在共和国刚诞生、重庆解放前夜，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特别是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殉难志士200余人，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悲壮的一页。
这些死难志士中，家境较好的占40%。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过不下去，甚至家境十分显赫，为何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参加革命呢？因为他们相信马列主义这个真理，他们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他们认定这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光明之路。
正如文明与野蛮并不以金钱多寡而分野一样，革命理想也不以金钱多寡而分野。想起革命先辈们当年的无畏选择，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魄，那是多么的浩气长存！
今天，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以革命先辈为镜，无论领导职位和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无论个人财富增减多寡，都必须始终坚守诤诤誓言，坚定党性原则不变，坚守革命信念不变，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
三块银元——无论何时何地何境，都要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永远“做党的人、办党的事”
巴渝大地涌现出的众多优秀儿女中，江津人肖林、王敏卿夫妇堪称廉洁的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解放前，在鲜为人知的特殊战场，他们为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为了给党筹集经费，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肖林夫妇1941年4月创办“恒源字号”，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开始地下工作。1946年8月，他们受命到上海创办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公司，从事商业和黄金、美元、法币等经营业务，所获利润，主要用于抚恤烈士家属、资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同时照顾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从上海秘密转送民主人士前往北京（当时的北平）参加筹备建国事宜等。直到1949年特殊使命结束，肖林夫妇不知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仅“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终止时，就向中央上交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万美元。
经手过那么多黄金、美元，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资产吗？“文革”一开始，造反派便把肖林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但只搜到留作纪念的三块银元——如今已被重庆博物馆（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肖林夫妇解放后一直过着简朴生活，仍然使用着50多年前的写字台。王敏卿曾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
这两位党的地下工作者，为党筹集、掌管资金数以亿计，却依然两袖清风，一生清贫。在国统区那么复杂的环境下，在远离党组织日常监督的情况下，肖林夫妇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和党的纪律，靠的是什么？那是理想信念的力量！
对照革命先辈，今天那些见利就捞的腐败分子，是何等丑陋和卑劣！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必须时刻“慎独”，用党性觉悟净化灵魂，无论何时何地何境，都要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永远“做党的人、办党的事”。
一万元临终党费——延续“生命”的独特方式，超越奋斗“终身”的崇高境界，对理想信念的永恒坚守
2009年5月，94岁高龄的老红军战士袁去世前对家人说：“我有一件大事还没完成，你们一定记得帮我把党费缴了。我死了，但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变，死后没有工资了，那就一年交一块钱，要交一万年党费！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去冲锋陷阵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就是我们的信念。这一万块钱的党费，就是我对党的一份感情！”
袁1915年10月出生于江西于都一个穷苦人家，1929年冬，红军来到江西黄龙地区，14岁的他抱着“为了穷苦人翻身解放，不受压迫剥削，有吃有穿有事做”的理想，成了一名红军战士。他身经百战，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战役，全程走完长征，历经平型关、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可谓出生入死，一生功勋一身伤。1934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成了他始终坚守的信念。解放后，袁随南下部队到重庆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让五个儿女全部下乡。“文革”时期，他也没逃脱挨批的命运，在批斗中常常跪煤渣跪瓦片，但他却乐呵呵地对孩子们说：“爸爸相信党！党一定会带领人民走出一条光明的路。”改革开放后，他一直为重庆的建设发展尽心竭力，离休后也不“离岗”。享受副市级待遇的他，拒绝上级安排新房，直到去逝前还住在一间50余平方米的房子里。临终前，他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而是上交一万元党费，让人无不震撼。
作为一名党员，一时先进比较容易，但一生先进就难了，特别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仍然坚定信念、保持先进就更难，而在临终时想着还要为党“奋斗一万年”，这是何等高远的境界！
袁老用他的赤胆忠心，铸就了一座光芒万丈的信念丰碑，激励着我们永远跟党走，乃至超越生命极限，去照耀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今天，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一般没有血的恐吓和死的威胁，有的不过是汗流浃背、殚精竭虑。与革命先辈相比，这一点付出和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弘扬先辈的精神，当知：一切可以黯去，无数革命先烈的英灵与日月同辉；一切可以老去，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信仰奕奕青春！
（作者系市委党校第四期中青二班学员）
“４０％”——无论地位、财富如何变，共产党人的信念永远不能变，心中的“生命”坚守永远不能变
革命总会有牺牲，但共产党人从不畏惧血的恐吓与死的威胁：大革命时期，仅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就有31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六万人急剧减少到一万多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长征前最高峰时有30多万人，到达陕北时仅剩下三万余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伤亡总数在3500万人以上；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6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打出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旗帜，但集合到这支队伍里的并不都是劳苦大众，不少人过去有着比较殷实的家境，过着比较舒适的生活，同样成为马列主义信徒，走上了解放民众的革命道路。
62年前，在共和国刚诞生、重庆解放前夜，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特别是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殉难志士200余人，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悲壮的一页。
这些死难志士中，家境较好的占40%。他们的生活并不是过不下去，甚至家境十分显赫，为何要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参加革命呢？因为他们相信马列主义这个真理，他们有着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他们认定这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光明之路。
正如文明与野蛮并不以金钱多寡而分野一样，革命理想也不以金钱多寡而分野。想起革命先辈们当年的无畏选择，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魄，那是多么的浩气长存！
今天，我们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以革命先辈为镜，无论领导职位和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无论个人财富增减多寡，都必须始终坚守诤诤誓言，坚定党性原则不变，坚守革命信念不变，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幸福奋斗终身。
三块银元——无论何时何地何境，都要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永远“做党的人、办党的事”
巴渝大地涌现出的众多优秀儿女中，江津人肖林、王敏卿夫妇堪称廉洁的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解放前，在鲜为人知的特殊战场，他们为共和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功勋。
为了给党筹集经费，按照周恩来同志指示，肖林夫妇1941年4月创办“恒源字号”，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开始地下工作。1946年8月，他们受命到上海创办华益（寓意“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公司，从事商业和黄金、美元、法币等经营业务，所获利润，主要用于抚恤烈士家属、资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同时照顾处境窘迫的知名人士，从上海秘密转送民主人士前往北京（当时的北平）参加筹备建国事宜等。直到1949年特殊使命结束，肖林夫妇不知为党筹措了多少经费，仅“华益”等地下经济机构宣告终止时，就向中央上交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固定资产折价1000万美元。
经手过那么多黄金、美元，难道就没有为个人留下一点资产吗？“文革”一开始，造反派便把肖林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但只搜到留作纪念的三块银元——如今已被重庆博物馆（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肖林夫妇解放后一直过着简朴生活，仍然使用着50多年前的写字台。王敏卿曾说：“我们什么样的钱没见过？那时候，常把装着金条的小盒子存放在家里。那都是党的财产，一分一厘也不能挪用的。”
这两位党的地下工作者，为党筹集、掌管资金数以亿计，却依然两袖清风，一生清贫。在国统区那么复杂的环境下，在远离党组织日常监督的情况下，肖林夫妇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和党的纪律，靠的是什么？那是理想信念的力量！
对照革命先辈，今天那些见利就捞的腐败分子，是何等丑陋和卑劣！作为共产党员，我们必须时刻“慎独”，用党性觉悟净化灵魂，无论何时何地何境，都要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永远“做党的人、办党的事”。
一万元临终党费——延续“生命”的独特方式，超越奋斗“终身”的崇高境界，对理想信念的永恒坚守
2009年5月，94岁高龄的老红军战士袁去世前对家人说：“我有一件大事还没完成，你们一定记得帮我把党费缴了。我死了，但共产党员的身份没有变，死后没有工资了，那就一年交一块钱，要交一万年党费！因为我们这些人就是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去冲锋陷阵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就是我们的信念。这一万块钱的党费，就是我对党的一份感情！”
袁1915年10月出生于江西于都一个穷苦人家，1929年冬，红军来到江西黄龙地区，14岁的他抱着“为了穷苦人翻身解放，不受压迫剥削，有吃有穿有事做”的理想，成了一名红军战士。他身经百战，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战役，全程走完长征，历经平型关、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可谓出生入死，一生功勋一身伤。1934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成了他始终坚守的信念。解放后，袁随南下部队到重庆工作。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让五个儿女全部下乡。“文革”时期，他也没逃脱挨批的命运，在批斗中常常跪煤渣跪瓦片，但他却乐呵呵地对孩子们说：“爸爸相信党！党一定会带领人民走出一条光明的路。”改革开放后，他一直为重庆的建设发展尽心竭力，离休后也不“离岗”。享受副市级待遇的他，拒绝上级安排新房，直到去逝前还住在一间50余平方米的房子里。临终前，他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而是上交一万元党费，让人无不震撼。
作为一名党员，一时先进比较容易，但一生先进就难了，特别是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仍然坚定信念、保持先进就更难，而在临终时想着还要为党“奋斗一万年”，这是何等高远的境界！
袁老用他的赤胆忠心，铸就了一座光芒万丈的信念丰碑，激励着我们永远跟党走，乃至超越生命极限，去照耀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今天，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一般没有血的恐吓和死的威胁，有的不过是汗流浃背、殚精竭虑。与革命先辈相比，这一点付出和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一定要继承先辈的遗志，弘扬先辈的精神，当知：一切可以黯去，无数革命先烈的英灵与日月同辉；一切可以老去，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崇高信仰奕奕青春！
（作者系市委党校第四期中青二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