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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是我国理论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前辈。我们这些通过“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多少人是读着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最早在历史认知和史学理论方面得到启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胡绳同志是带引我们步入史学领域和理论研究大门、非常令人敬重的
导师。
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以后，我有幸在胡绳主任的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亲身感受到胡绳作为大历史学家，对近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透彻观察，对历史脉络、历史线索和历史细节的清晰把握；作为大哲学家，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的高度统一，对人类命运和社会演进规律性的深刻洞察力。他站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尤其注重把握不同时代特征，独特历史特点，深层社会背景，人文精神的周密观照及深度开掘。这一切，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可以说终身受益。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编写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时，胡绳总是要求我们对历史的叙述要十分严谨。比如写建党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说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认为写得太满，恐怕那时还只是有改变生活状况、悲惨命运的要求，有革命的倾向，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但这离革命还有一段距离。像干柴一点就着，但要有人去点。依此类推，说中国农民有很强的革命精神，也应改为“有斗争精神”；说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革命”，恐怕应当说“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为好。这样的字斟句酌，处处体现了胡绳严谨的科学态度。他很强调在写严肃的史著时，不要把“革命”的含义过于泛化，要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它。
胡绳非常注重把有关史实放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评述。比如讲到党的第一个纲领，说它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还未认识清楚，词语里像是指点前贤，似乎本应认识清楚而不去认识清楚。胡绳指出，这里甚至可以说党在幼年期，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又如讲党的一大“在策略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够周全”，他认为这不是周全不周全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党的纲领上就不可能有清醒认识，所以要讲“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斗争策略问题”。
在人物评价上，胡绳很强调要客观、公道。比如书稿里引述陈独秀的文章，只引他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一句，但原文其实还有别的话，说了“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有新的变化”，虽然还是承认资产阶级能获得若干政权，但如果不去完整地引述陈独秀的话，是不公道的。胡绳概括说，总之，在这类问题上，要尊重客观事实。共产党像一个婴儿，刚刚诞生确实不能跑，但不要写成生下来就应该会跑而没有去跑。不要苛求前人，不要带有责备的意思。
对上世纪2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胡绳历来不同意把梁启超、张东荪这些人讲得百无一是，不堪一击，只有“败下阵来”。198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的一次讨论会上指出，张东荪的有些论述还是有一些深刻性的，比如他说“伪劳农主义”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党来说，确应引起警惕。当然后来我们分清了革命的两个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比较稳妥。但即使这样，还是出了“文化大革命”，出了“四人帮”，这实际上是一种流氓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封建的法西斯专政。所以，张东荪说的那种危险性是值得警惕的，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确实发生了。正因如此，我们书中对那场社会性质的论战不能说得太简单了。
胡绳认为，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批评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看似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就其总体来说是错误的。其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他们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应当一心一意搞资本主义。而参加论战的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其弱点在于，对中国社会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因而不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从国情出发，论证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还要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胡绳认为，要驳斥梁、张等人的观点，需要做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不能只是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就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
胡绳的逻辑结论很明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其根本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消除思想理论上伪劳农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称民粹主义由以产生的根基，以防止缺乏社会化大生产物质基础的“穷过渡”，即搞“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当年我们听胡绳这样讲，还不懂得其中的深意所在。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胡绳出于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亲自动手，不计毁誉，非常执着地研究了我们党历史上民粹主义的影响问题，我们才明白，这是他在耄耋之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和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
胡绳还十分重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中间势力”问题。他不仅在指导编写党史本子时多次讲，而且1995年在谈《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书的写作时作了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讲中国革命，应当讲“三个角色”，而不只是国民党、共产党两个角色，还应有第三个角色，就是中间势力。当然，这个中间势力在不断分化之中。对于中间势力，过去一般都是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中间势力在旧中国包括的阶级、阶层、政治党派和社会力量很广，是一个很大范围。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极之间，还有一大片，第三种人占大多数。
胡绳分析道，过去说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天然的依靠力量，事实上，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做许多工作，才能跟共产党走。政治的分野也是這样，像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胡适，我们不应当将他划入右派营垒，他实际属于中间势力。“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斗争，而是朋友之间的争论。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对这些观点可以批评，但不好说他们是反动的。 胡绳强调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写历史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势力。中国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能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胡绳以深邃的眼光和丰厚的学养，在写史论史中无不表露出的精湛史识，透辟见解，令人茅塞顿开，受益无穷。
胡绳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改为第一卷）的编纂大体成型的时候，1994年9月，中共党史学会在西安召开会议，会上胡绳明确提出要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为将众说纷纭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写出一部党内外久已期待的信史，胡绳在这次会上，特地商请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撰写的龚育之协助他主持党史中卷的编写任务。龚育之欣然接受。
依照胡绳的嘱托，龚育之回京后即排除冗务，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卷编写组连续开会，贯彻胡绳在西安会议上关于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讲话精神，逐编逐章地设定、讨论编写提纲，于1995年1月拟出中卷的编章结构，3月即由中卷编写组分头起草初稿，编写环节抓得十分紧凑。直至6月以后，龚育之才接到中央的任命，以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对于胡绳这次慧眼识珠，信贤任能，边向中央举荐，边把基础工作先干起来的超乎常规的举动，龚育之感怀颇深。他说，关于“抓本子”，这件事我介入早一些，开头是应胡绳同志之邀当“客卿”，后来才是作为室负责人。
为什么胡绳在这个时候要提出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呢？这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进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所开辟的新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1994年秋，距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过去了14个年头。其间，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
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外商、中外合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允许按资金投入、按技术入股等分配方式同时存在，兼顾效率与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切表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大大前
进了。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以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为指导，又及时地反映党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深化的理论认识，就成为编写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这段党史要着重考虑的问题。诚如胡绳在西安会议的讲话中所说，写党史中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有一个毛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些新的结论，有些问题的认识应该进一步。胡绳说，党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想、政策，但没能坚持贯彻下去，很快又走回头路。从历史上看，由于没有处理好国际国内发生的许多事情，就妨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我们将党的探索放在上述限度内来阐述，就可以把二者辩证地统一
起来。
胡绳进一步说，我的意思是要说明，对建国头七年、“文革”前十年的正确方面、成就方面，当然要讲，但不要说得过满，不要过高、绝对化，这样前后连贯起来，就可以显现出历史的比较来，不然就使人感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者是强词夺理，难以服人。胡绳此论涵义很清楚，如果对上世纪50年代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评价过高、过满，就会出现“二律背反”，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允许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发展，许多问题就会解释不通，难以服人。胡绳这样把客观历史与发展着的现实贯通起来，逻辑地关照，得出了一个重要认识。
胡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从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从总体上、主导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写党史就不要写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不去认真总结犯过的错误、做得不妥当的教训。如果把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理解为只讲好的一面，不讲另一面，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针对有人提出应该“重写”党史，意为多说或者只说叫人喜欢的话，少写甚至不写倒霉的话，并认为不这样编纂党史，就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胡绳深感这种建议“很难照办”。
胡绳分析说，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历史，前八年的发展是好的（其中也有可深入讨论的问题），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就不断犯“左”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其间也有纠正错误的较好的时期）。对这段历史不能回避。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嚴重错误也不能轻描淡写，敷衍过去。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暴露错误，而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更不能夸张。胡绳认为，我们如果不能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重犯，这样就会误党祸国。从苏联崩溃得出的教训，也应该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过程稿，经龚育之修改后分别呈送胡绳审阅。胡绳每次都仔细披阅，逐编逐章地做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批注。既说明历史的本然，又揭示历史的所以然。譬如，关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于粗糙、形式过于单一”的偏差，胡绳批注道，“最好加一段评论（在前一节之末或后一节之初）：原来是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包括修理服务）以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是可以的。但也不是不顾具体情况（是否有利于生产……）一律组织起来，更不是愈大愈好。当时是以合作化一定高于个体，愈大的合作化就愈高，国有最高这种概念出发，结果手工业合作化形式上是完成了，但种种流弊随之出现，形成手工业萎缩，对群众不方便，而国家增加了包袱……”
关于三大改造完成后建立起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胡绳评价说，“使国家几乎包办一切它包办不了，本来可以发挥各种社会力量来分担的事情”，给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遗留了许多问题。他进一步分析说，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这些问题，总的来看，是由于要求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尽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倾向造成的。这种思想不能说是不合理，但因此而不能严格地从实际出发办事，就不能不招致某种程度的事与
愿违。
又如，怎样看待1956年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概括，它的实质是什么？胡绳有一个鞭辟入里的分析：当时起草决议者似乎认为生产关系已经“先进”了，现在的任务是把生产力赶上去。毛泽东不满意这句话，他认为生产关系比生产力先进这个说法站不住（这意见对！）。但毛泽东实际上是认为，现有的生产关系尚有“不完善”处，并非足够“先进”，因此还要更求“先进”！问题是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而追求先进。当时已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其不适应生产力方面讲，不是“不完善”，而是过于“先进”了。胡绳这种理论分析，层层递进，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为什么党在1957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的深层原因。
再如，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的写作，胡绳指出，講“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毛主席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有时也处于矛盾状态，因而会萌生反“文革”的倾向。比如，对邓小平开始打倒，后来起用，就说明了这一点。既依靠“四人帮”坚持“文革”，又对他们进行批评，也说明了这种状况。“总之，因为‘文革’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革’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胡绳的这个思想，在撰写“文革”历史时作了具体贯彻，注意反映党内和人民群众在各个阶段上对“文革”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怀疑、抵制和抗争，力求对这个特殊年代作出更全面地反映。
总之，胡绳对党史中卷本子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总结经验教训的突出特点，是成绩讲够，缺点也要讲透，重在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以免今后重犯。这决不能同否定成绩混为一谈。他指导党史写作，不讲空话套话，不因袭陈说，长于将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如运诸掌，作出不流于空泛的分析和论断。胡绳身体力行，谆谆以教，要求编写组同志在叙述历史时，夹叙夹议一定要论从史出，在多作分析上下功夫。这些都是我们在编写工作中亲身体验到的，至今回想起来，仍有醍醐灌顶、历久弥新之慨。
胡绳指导党史研究工作，是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同行并进的。1998年，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本经反复修改基本成型，1998年，胡绳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不失时机地提出，在继续修订社会主义时期前29年的党史本子的同时，要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作为重点，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在这里，他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为前后两大阶段，从而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是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坐标，学术界是存在争论的。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历史的标志，最早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的，以后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是党中央的一个政治论断。但把这个政治论断具体运用到指导党史编写上来，是胡绳第一个提出的。在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结束语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就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
胡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将以往的好的经验和思想加以继承、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总结以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到1994年，胡绳进一步指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标志，将此前后分为两个大时期，这样的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从形式上看，这是编写党史的划分章节问题，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现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比写《历史决议》时要清楚得多了，内涵丰富得多了。它可以同1935年的遵义会议类比并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两个伟大转折。也许现在还没能完全认识它的历史意义，以后会看得更加清楚。
从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总体框架看，胡绳提出分期问题，是一种担当，其实质是要不要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这是准确把握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带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关键。胡绳身处历史转变的动态当中，以他深刻的观察，力排众议，抓住了这个关键点。这是他受中央委托主管党史研究工作的一大贡献。
胡绳在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建树很多。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但仍以学者的身份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系列相当有分量的文章，深刻剖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他深入地研究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用严格的事实逻辑，论证了我们党本来是确定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而民主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差不多从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隔开，急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胡绳在文章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得出了以下结论：（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可以说，这是胡绳倾毕生的思想理论研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的科学论证。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胡绳作为党内的“一支笔”，曾长时期从事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他“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方面“左”的指导思想，对当时流行的批判潮流“有所抵牾”，在内心矛盾中也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经过深刻的反思，他针对那个时代频繁发起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作过这样的分析：凡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就一定有错误，要批评，这种说法未必恰当，反过来说，凡马列主义就完全正确，凡完全正确的才是马列主义，也不妥。这是一位哲学家对过去意识形态领域过火批判的辩证思维的表述。
关于这一点，胡绳表现出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自省精神。他在党史中卷稿上对1955年胡适思想的批判作了批注，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当时的政治氛围：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联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寫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全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学”。这段话里，包含了这位当年“奉命”担负批判胡适的部分组织工作的历史当事人冷峻的自省与自察。与历次政治风云中某些人物“绝不忏悔”的态度相反，胡绳彰显了“绝不文过饰非”的学者风范，并认为“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应大大提高”。这种身居高位又坚守学者良知的高尚史德，实在令人敬佩。
有鉴于此，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倡言，应借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机会，请胡绳同志就建国后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谈谈他的看法，以在史学界形成一个“胡绳说法”。非常遗憾，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所幸胡绳在悉心修改我们写的党史本子的时候，还是给出了不少富有他长于分析的个人风格并经过深思的独白。
譬如，胡绳在中卷稿上批注道：在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按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党特别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他还指出：在全国解放后的初期，党除了领导过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外，又在1953年后相继领导进行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的批判。这些批判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
实际上，早在1986年1月，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就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指出了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对俞平伯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他强调说，对于学术领域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包括上述许多带有个人风格的、非常有见地的评述，大约可以算作是这个问题领域的“胡绳说法”罢。
溯源希望有个“胡绳说法”的倡言，是由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乔木说法”引申而来的。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总之，“乔木说法”也好，“胡绳说法”也好，都称得上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郑重的总结，得出了郑重的结论，并留存于世人。这对于今天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历史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引为鉴戒的。
今天，我们纪念胡绳同志诞辰100周年，就是要继承他在长期的思想理论、历史研究的学术生涯中，留给我们的精湛史识、高尚史德，特别是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这一切，是胡绳同志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将胡绳的科学精神传承下去，把我们从事的研究和写作，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使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鉴往知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编辑 黄艳）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导师。
精湛的史识
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以后，我有幸在胡绳主任的领导下，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亲身感受到胡绳作为大历史学家，对近现代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的透彻观察，对历史脉络、历史线索和历史细节的清晰把握；作为大哲学家，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思维的高度统一，对人类命运和社会演进规律性的深刻洞察力。他站在历史哲学的层面，尤其注重把握不同时代特征，独特历史特点，深层社会背景，人文精神的周密观照及深度开掘。这一切，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可以说终身受益。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编写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时，胡绳总是要求我们对历史的叙述要十分严谨。比如写建党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说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他认为写得太满，恐怕那时还只是有改变生活状况、悲惨命运的要求，有革命的倾向，易于接受革命的宣传，但这离革命还有一段距离。像干柴一点就着，但要有人去点。依此类推，说中国农民有很强的革命精神，也应改为“有斗争精神”；说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革命”，恐怕应当说“迫切要求改变现状”为好。这样的字斟句酌，处处体现了胡绳严谨的科学态度。他很强调在写严肃的史著时，不要把“革命”的含义过于泛化，要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它。
胡绳非常注重把有关史实放在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评述。比如讲到党的第一个纲领，说它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还未认识清楚，词语里像是指点前贤，似乎本应认识清楚而不去认识清楚。胡绳指出，这里甚至可以说党在幼年期，是不可能认识清楚的。又如讲党的一大“在策略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够周全”，他认为这不是周全不周全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党的纲领上就不可能有清醒认识，所以要讲“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斗争策略问题”。
在人物评价上，胡绳很强调要客观、公道。比如书稿里引述陈独秀的文章，只引他说民主革命胜利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一句，但原文其实还有别的话，说了“在特殊情况下可能有新的变化”，虽然还是承认资产阶级能获得若干政权，但如果不去完整地引述陈独秀的话，是不公道的。胡绳概括说，总之，在这类问题上，要尊重客观事实。共产党像一个婴儿，刚刚诞生确实不能跑，但不要写成生下来就应该会跑而没有去跑。不要苛求前人，不要带有责备的意思。
对上世纪2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胡绳历来不同意把梁启超、张东荪这些人讲得百无一是，不堪一击，只有“败下阵来”。198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的一次讨论会上指出，张东荪的有些论述还是有一些深刻性的，比如他说“伪劳农主义”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党来说，确应引起警惕。当然后来我们分清了革命的两个阶段，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比较稳妥。但即使这样，还是出了“文化大革命”，出了“四人帮”，这实际上是一种流氓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封建的法西斯专政。所以，张东荪说的那种危险性是值得警惕的，而且在党的历史上确实发生了。正因如此，我们书中对那场社会性质的论战不能说得太简单了。
胡绳认为，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批评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看似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就其总体来说是错误的。其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他们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应当一心一意搞资本主义。而参加论战的中国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其弱点在于，对中国社会状况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因而不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从国情出发，论证中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还要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胡绳认为，要驳斥梁、张等人的观点，需要做更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而不能只是痛斥资本主义的罪恶，并以此来说明中国应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这样就染上了民粹主义的色彩。
胡绳的逻辑结论很明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其根本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应当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消除思想理论上伪劳农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称民粹主义由以产生的根基，以防止缺乏社会化大生产物质基础的“穷过渡”，即搞“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危险性。当年我们听胡绳这样讲，还不懂得其中的深意所在。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胡绳出于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亲自动手，不计毁誉，非常执着地研究了我们党历史上民粹主义的影响问题，我们才明白，这是他在耄耋之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和未来命运的终极关怀。
胡绳还十分重视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中间势力”问题。他不仅在指导编写党史本子时多次讲，而且1995年在谈《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本书的写作时作了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讲中国革命，应当讲“三个角色”，而不只是国民党、共产党两个角色，还应有第三个角色，就是中间势力。当然，这个中间势力在不断分化之中。对于中间势力，过去一般都是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它们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中间势力在旧中国包括的阶级、阶层、政治党派和社会力量很广，是一个很大范围。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极之间，还有一大片，第三种人占大多数。
胡绳分析道，过去说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天然的依靠力量，事实上，就阶级说，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说，它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既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做许多工作，才能跟共产党走。政治的分野也是這样，像新文化运动后期的胡适，我们不应当将他划入右派营垒，他实际属于中间势力。“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是敌对双方的斗争，而是朋友之间的争论。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对这些观点可以批评，但不好说他们是反动的。 胡绳强调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写历史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势力。中国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能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胡绳以深邃的眼光和丰厚的学养，在写史论史中无不表露出的精湛史识，透辟见解，令人茅塞顿开，受益无穷。
精心的指导
胡绳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期间，对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经过几年的努力，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后改为第一卷）的编纂大体成型的时候，1994年9月，中共党史学会在西安召开会议，会上胡绳明确提出要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为将众说纷纭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写出一部党内外久已期待的信史，胡绳在这次会上，特地商请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撰写的龚育之协助他主持党史中卷的编写任务。龚育之欣然接受。
依照胡绳的嘱托，龚育之回京后即排除冗务，召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卷编写组连续开会，贯彻胡绳在西安会议上关于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讲话精神，逐编逐章地设定、讨论编写提纲，于1995年1月拟出中卷的编章结构，3月即由中卷编写组分头起草初稿，编写环节抓得十分紧凑。直至6月以后，龚育之才接到中央的任命，以中央党校副校长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对于胡绳这次慧眼识珠，信贤任能，边向中央举荐，边把基础工作先干起来的超乎常规的举动，龚育之感怀颇深。他说，关于“抓本子”，这件事我介入早一些，开头是应胡绳同志之邀当“客卿”，后来才是作为室负责人。
为什么胡绳在这个时候要提出把党史研究的重点转向社会主义时期呢？这是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进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所开辟的新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1994年秋，距离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过去了14个年头。其间，1987年中共十三大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1988年4月，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
1992年春，邓小平南方谈话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外商、中外合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允许按资金投入、按技术入股等分配方式同时存在，兼顾效率与公平，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切表明，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大大前
进了。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以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为指导，又及时地反映党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深化的理论认识，就成为编写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这段党史要着重考虑的问题。诚如胡绳在西安会议的讲话中所说，写党史中卷，《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有一个毛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些新的结论，有些问题的认识应该进一步。胡绳说，党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思想、政策，但没能坚持贯彻下去，很快又走回头路。从历史上看，由于没有处理好国际国内发生的许多事情，就妨碍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四大报告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从1957年起的20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我们将党的探索放在上述限度内来阐述，就可以把二者辩证地统一
起来。
胡绳进一步说，我的意思是要说明，对建国头七年、“文革”前十年的正确方面、成就方面，当然要讲，但不要说得过满，不要过高、绝对化，这样前后连贯起来，就可以显现出历史的比较来，不然就使人感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或者是强词夺理，难以服人。胡绳此论涵义很清楚，如果对上世纪50年代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评价过高、过满，就会出现“二律背反”，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允许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发展，许多问题就会解释不通，难以服人。胡绳这样把客观历史与发展着的现实贯通起来，逻辑地关照，得出了一个重要认识。
胡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的研究，有一个基本看法，就是从党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从总体上、主导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写党史就不要写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也不去认真总结犯过的错误、做得不妥当的教训。如果把讲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理解为只讲好的一面，不讲另一面，这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针对有人提出应该“重写”党史，意为多说或者只说叫人喜欢的话，少写甚至不写倒霉的话，并认为不这样编纂党史，就会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胡绳深感这种建议“很难照办”。
胡绳分析说，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段历史，前八年的发展是好的（其中也有可深入讨论的问题），但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就不断犯“左”的错误，有的错误甚至很严重（其间也有纠正错误的较好的时期）。对这段历史不能回避。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嚴重错误也不能轻描淡写，敷衍过去。当然，我们不能只是暴露错误，而必须加以分析研究，更不能夸张。胡绳认为，我们如果不能认真总结历史教训，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重犯，这样就会误党祸国。从苏联崩溃得出的教训，也应该是这样。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的过程稿，经龚育之修改后分别呈送胡绳审阅。胡绳每次都仔细披阅，逐编逐章地做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批注。既说明历史的本然，又揭示历史的所以然。譬如，关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出现的“要求过急、改变过快、工作过于粗糙、形式过于单一”的偏差，胡绳批注道，“最好加一段评论（在前一节之末或后一节之初）：原来是个体经营的手工业（包括修理服务）以合作社形式组织起来，是可以的。但也不是不顾具体情况（是否有利于生产……）一律组织起来，更不是愈大愈好。当时是以合作化一定高于个体，愈大的合作化就愈高，国有最高这种概念出发，结果手工业合作化形式上是完成了，但种种流弊随之出现，形成手工业萎缩，对群众不方便，而国家增加了包袱……”
关于三大改造完成后建立起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胡绳评价说，“使国家几乎包办一切它包办不了，本来可以发挥各种社会力量来分担的事情”，给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遗留了许多问题。他进一步分析说，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这些问题，总的来看，是由于要求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尽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倾向造成的。这种思想不能说是不合理，但因此而不能严格地从实际出发办事，就不能不招致某种程度的事与
愿违。
又如，怎样看待1956年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概括，它的实质是什么？胡绳有一个鞭辟入里的分析：当时起草决议者似乎认为生产关系已经“先进”了，现在的任务是把生产力赶上去。毛泽东不满意这句话，他认为生产关系比生产力先进这个说法站不住（这意见对！）。但毛泽东实际上是认为，现有的生产关系尚有“不完善”处，并非足够“先进”，因此还要更求“先进”！问题是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水平而追求先进。当时已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其不适应生产力方面讲，不是“不完善”，而是过于“先进”了。胡绳这种理论分析，层层递进，从一个重要方面揭示了为什么党在1957年以后长期犯“左”的错误的深层原因。
再如，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的写作，胡绳指出，講“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以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就是毛主席本人对“文革”的态度有时也处于矛盾状态，因而会萌生反“文革”的倾向。比如，对邓小平开始打倒，后来起用，就说明了这一点。既依靠“四人帮”坚持“文革”，又对他们进行批评，也说明了这种状况。“总之，因为‘文革’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革’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胡绳的这个思想，在撰写“文革”历史时作了具体贯彻，注意反映党内和人民群众在各个阶段上对“文革”的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怀疑、抵制和抗争，力求对这个特殊年代作出更全面地反映。
总之，胡绳对党史中卷本子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总结经验教训的突出特点，是成绩讲够，缺点也要讲透，重在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以免今后重犯。这决不能同否定成绩混为一谈。他指导党史写作，不讲空话套话，不因袭陈说，长于将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如运诸掌，作出不流于空泛的分析和论断。胡绳身体力行，谆谆以教，要求编写组同志在叙述历史时，夹叙夹议一定要论从史出，在多作分析上下功夫。这些都是我们在编写工作中亲身体验到的，至今回想起来，仍有醍醐灌顶、历久弥新之慨。
胡绳指导党史研究工作，是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同行并进的。1998年，基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本经反复修改基本成型，1998年，胡绳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不失时机地提出，在继续修订社会主义时期前29年的党史本子的同时，要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作为重点，努力开创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新局面。在这里，他首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应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为前后两大阶段，从而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的历史地位。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是以1976年粉碎“四人帮”，还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坐标，学术界是存在争论的。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历史的标志，最早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的，以后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是党中央的一个政治论断。但把这个政治论断具体运用到指导党史编写上来，是胡绳第一个提出的。在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结束语中，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就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
胡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将以往的好的经验和思想加以继承、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总结以往犯错误的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到1994年，胡绳进一步指出：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标志，将此前后分为两个大时期，这样的分法与《历史决议》的精神是相符的。从形式上看，这是编写党史的划分章节问题，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现在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比写《历史决议》时要清楚得多了，内涵丰富得多了。它可以同1935年的遵义会议类比并论，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两个伟大转折。也许现在还没能完全认识它的历史意义，以后会看得更加清楚。
从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总体框架看，胡绳提出分期问题，是一种担当，其实质是要不要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这是准确把握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带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关键。胡绳身处历史转变的动态当中，以他深刻的观察，力排众议，抓住了这个关键点。这是他受中央委托主管党史研究工作的一大贡献。
精神的财富
胡绳在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建树很多。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担负着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但仍以学者的身份笔耕不辍，发表了一系列相当有分量的文章，深刻剖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他深入地研究与党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用严格的事实逻辑，论证了我们党本来是确定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而民主革命胜利后，实际上差不多从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隔开，急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他深刻指出，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胡绳在文章中，根据邓小平理论得出了以下结论：（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三个“有利于”为判断标准。（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可以说，这是胡绳倾毕生的思想理论研究，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历史与现实的科学论证。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胡绳作为党内的“一支笔”，曾长时期从事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工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他“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方面“左”的指导思想，对当时流行的批判潮流“有所抵牾”，在内心矛盾中也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经过深刻的反思，他针对那个时代频繁发起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作过这样的分析：凡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就一定有错误，要批评，这种说法未必恰当，反过来说，凡马列主义就完全正确，凡完全正确的才是马列主义，也不妥。这是一位哲学家对过去意识形态领域过火批判的辩证思维的表述。
关于这一点，胡绳表现出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自省精神。他在党史中卷稿上对1955年胡适思想的批判作了批注，直言不讳地揭示了当时的政治氛围：批判胡适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与胡适有某些关联的知识分子似乎为了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必须寫的“表态文章”，因此文章虽然大量发表，声势极为浩大，但不能不令人感到几乎绝大部分全都是缺乏科学性和简单化的“奉命文学”。这段话里，包含了这位当年“奉命”担负批判胡适的部分组织工作的历史当事人冷峻的自省与自察。与历次政治风云中某些人物“绝不忏悔”的态度相反，胡绳彰显了“绝不文过饰非”的学者风范，并认为“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应大大提高”。这种身居高位又坚守学者良知的高尚史德，实在令人敬佩。
有鉴于此，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龚育之倡言，应借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机会，请胡绳同志就建国后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谈谈他的看法，以在史学界形成一个“胡绳说法”。非常遗憾，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所幸胡绳在悉心修改我们写的党史本子的时候，还是给出了不少富有他长于分析的个人风格并经过深思的独白。
譬如，胡绳在中卷稿上批注道：在文学艺术和文学艺术批评的思想问题上，党不是无所作为的。按照文学艺术的规律、思想发展的规律，党可以施加影响于党内外作家，使他们自觉地按良性的方向前进，而纠正某些不良的倾向。但是在这里粗暴的干涉是有害无益的，依靠政治权力发动群众运动，在思想领域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只能造成负面的影响。所以党特别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时候，在这个领域内如何进行有益的有效的活动，实在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他还指出：在全国解放后的初期，党除了领导过对《武训传》电影的批判外，又在1953年后相继领导进行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的批判。这些批判都曾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但事后历史地看来，它们都不是必要的和有效的，都没有收到好效果。
实际上，早在1986年1月，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就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指出了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对俞平伯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他强调说，对于学术领域的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包括上述许多带有个人风格的、非常有见地的评述，大约可以算作是这个问题领域的“胡绳说法”罢。
溯源希望有个“胡绳说法”的倡言，是由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乔木说法”引申而来的。1985年，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总之，“乔木说法”也好，“胡绳说法”也好，都称得上是对这段历史的一种郑重的总结，得出了郑重的结论，并留存于世人。这对于今天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历史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是值得深入思考和引为鉴戒的。
今天，我们纪念胡绳同志诞辰100周年，就是要继承他在长期的思想理论、历史研究的学术生涯中，留给我们的精湛史识、高尚史德，特别是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治学精神。这一切，是胡绳同志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将胡绳的科学精神传承下去，把我们从事的研究和写作，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使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水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迈上新的台阶，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鉴往知今、资政育人的作用。
（编辑 黄艳）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