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基于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全面FGLS方法考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映为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贡献。其中，物流业、金融业、技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的贡献依次递减，表明现阶段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更大。鉴此，应构建国家价值链，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加大科学和教育的投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助于工业竞争力的提升。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工业竞争力;城市群;全面FGLS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5-0121-07
一、引 言
虽然我国自2010年起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推进阶段，依托于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聚焦于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等问题依然存在。过去，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下，我国工业获得了规模上的快速扩张，但现阶段却不得不面临全球产业格局调整和国内环境约束强化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塑工业竞争优势，缓解国内就业压力。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面临这种“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我国工业发展必须进行战略调整，以重获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以生态保护为目标的环境规制不断强化，依靠廉价劳动力扩大工业生产规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变。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工业的发展。工业竞争力的提升，既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节约生产运营成本，又要通过推动集成创新实现产品价值增值，这些都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在珠江三角洲等发达的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为中心城市及外围城市的工业发展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并依托价值链重构推动区域专业化分工，提升了整个区域的工业竞争力。
在价值链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关系性地嵌入到工业价值链的基本活动中，以及结构性地嵌入到工业价值链的辅助活动中[1]。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与工业均呈互动发展关系，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最为明显，资本密集型产业效率提升则更多受益于金融业的发展，科学研究则长期影响着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2]。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在空间上协同集聚，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产生了正向影响，能够有效地推动本地区工业发展[3]。而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能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围地区的工业生产效率[4]。当然，生产性服务业外溢作用的发挥与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溢效应明显低于东部地区[5]。总体上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显著促进工业转型升级[6]。
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一是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专业化中间投入提高了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时降低了工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工业企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或独立发展本土高科技产业创造了必要前提[7]。二是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工业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从而聚焦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来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8]。在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代工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放松代工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有助于低端工业突破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从而提升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9，10]。三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有利于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升级，实现规模收益递增[1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能有效促进竞争、深化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工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性服务业还能通过专业化分工、范围经济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降低信息成本[12]。
从空间的维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整个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特别是在城市群已经成为城市化发展高级形态的背景下，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并依托城市群形成产业空间分工体系，是提升工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的提出
（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工业竞争力提升的机制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通常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既能通过专业化集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生产成本节约，获得马歇尔外部性;又能通过多样化集聚推动集成创新，进而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得雅各布斯外部性。无论是成本节约，还是附加值增加，都会提升工业竞争力，表现为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提高（见图1）。一方面，随着价值链的分解和服务外包的兴起，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中单独脱离出来，服务于更多的工业企业而获得规模经济，形成专业化集聚并带来马歇尔外部性。可编码的、标准化的生产性服务活动成本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不断降低，减少工业的投入成本，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的生产效率都能得到提升。例如，大量专业物流园布局在交通节点城市，形成物流业的产业集群，通过企业间的观察、模仿和专业劳动的流动，带动了物流技术的推广应用，从而能为更多的工业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物流服务，物流企业本身获得规模经济，同时也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
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是专业化很强的“破碎型”行业，往往通过集成的方式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因而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形成多样化集聚并带来雅各布斯外部性。工业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包括上游的技术服务和下游的商务服务。因而风险投资、战略咨询、中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企业通常多样化地集聚在中心城市，既能满足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需求，又能形成专业化和密集化的劳动力市场。多样化集聚能实现知识的外溢和服务的集成，使更多的工业企业能共享生产性服务，降低了服务外包的风险，帮助工业企业将资源投入到核心部门，进而“裂化”专业优势，专注核心业务的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附加值。当然，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提供内涵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不可编码的、差异化的专业服务，直接参与到工业企业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管理，面向市场开发产品，优化工业生产流程，发展“服务型制造”，从而有助于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为现代工业[13]。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一方面要着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就是要着力促进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而竞争力的提升直接反映为生产效率和持续获利能力的提高。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规模和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之间的“客户-供应商”关系不断强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专业化经济能在更大范围实现，知识能得到高效的生产、扩散和利用，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进一步集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还能降低交易成本，既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还有利于推动工业企业的业务“归核化”，促进了产业链不断升级，持续提高工业企业的竞争力[14]。如果缺乏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会对工业竞争力和城市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美国底特律、英国利物浦等城市的发展历史表明，一旦工业从城市的撤离，就是城市经济走向衰落的开始。同样，如果缺乏工业的产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也就失去了服务对象，缺乏必要的市场基础。有效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后带来经济增长乏力的出路，并不在于盲目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或一味地“去制造业化”，而是要外围城市的工业和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功能对接，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区域产业分工，提升区域资源整合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假说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有利于降低工业企业运营成本和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工业竞争力。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工业竞争力提升的条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依靠较低的要素成本优势，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量的显著增加。依靠便利的交通、流入的廉价劳动力，东部沿海城市汇聚生产要素并成为工业中心，带来FDI的大量涌入和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是，加工贸易在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零部件本土化程度较低。我国代工的工业企业参与的都是生产、加工和组装等价值链的底部环节，附加值相对较低，在价值链上处于“微利”和“被俘获”的地位，难以获得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不同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的生产全过程都是在国内实现，有利于构建完整的价值链，使工业在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同时释放生产性服务需求，强化二者之间的空间协同集聚。因此，我国工业发展要着力于发展本土工业企业，构建国内价值链，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在价值链前端的研究开发和后端的品牌营销形成竞争优势，实现更多的价值创造和获得更多的利润分配。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决定一个城市产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原因[15]。在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因为中心城市有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加强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获得知识外溢效应等外部经济。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行业，对要素成本的提高相对不敏感，这些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相对而言，工业对要素投入成本更加敏感，但是考虑到运输成本、更加便利地获得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往往选择在中心城市外围集聚。这样，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能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使得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工业能有效缓解拥挤效应，获得更大的本地市场效应。
经济发达地区拥有更大的财力，加大了对科学和教育的投入，有利于知识的创造、传播和扩散，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工业发展才能汇聚到高级的生产要素，分享到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并通过集聚形成的服务网络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也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集中地、许多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对先进的专业化劳动和优质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势必推动着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2019年世界财富500强中，有13家位于珠三角城市群，其中深圳7家、广州3家、佛山2家、珠海1家，覆盖了金融业、工业等领域，凸显了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
假说2 构建国家价值链，减少对外资的依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学和教育的投入等举措，有助于提升工业竞争力。
三、计量模型与经验分析结果
（一）计量模型构建和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对数模型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了外资工业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教育投入等因素的影响。具体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被解釋变量：工业企业利润率（IPR）。IPR是被解释变量，用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除以工业总产值得出，数值越大表示工业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具有更高的竞争力。
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LQ）：区位商是分析产业相对集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产业的专业化程度相对越高，产业集聚程度也越高。区位商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LQij表示j城市i产业的区位商，xij表示j城市i产业的就业人数，Σixij表示j城市就业总数，xijΣixij表示j城市中i产业的就业比例。Σjxij表示城市群所有城市i行业的就业人数，ΣiΣjxij表示城市群所有城市的总就业人数。ΣjxijΣiΣjxij表示城市群所有城市中i产业的就业比例。当LQij>1时，表示j城市i产业在城市群中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具有专业化优势。由于使用区位商也能较好反映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集聚程度，故以此作为计量经济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本文选取金融业、物流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四个生产性服务行业，具体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五个行业统计指标。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中，为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用LQ-1、LQ-2、LQ-3、LQ-4分别表示金融业、物流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四个具体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区位商，并进行经验分析。 其他控制变量：（1）外资工业企业的影响（FOR），用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FOR数值越大，表明我国工业发展对外资工业企业的依赖程度越大。（2）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用城市的道路面积占市辖区面积的比重表示，反映了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基础设施越完善，汇聚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越强，对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大。（3）科学和教育的投入（S&E），用人均财政科学和教育支出来表示，反映了城市对科学和教育的投入程度。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增加，意味着高级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本等更优质生产要素的积累，也表明了城市创新环境的改善。（4）εit是随机扰动项。
（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评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程度，具体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也是我国人口集聚最多、创新能力最强、综合实力最强的三大区域之一。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运用2003-2017年的珠三角城市群九个城市的市辖区数据来进行分析，九个城市包括广州、深圳 、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惠州等。表1是主要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组间异方差检验、组内自相关检验和组间同期相关检验
由于研究对象是珠三角城市群，样本包括九个城市，时间跨度为15年，数据类型属于长面板数据。误差项可能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因而无法用普通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相关估计，必须通过组间异方差检验、组内自相关检验和组间同期相关检验来确定最终模型。首先，对模型进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面板GLS估计。然后，分别对其做计量模型检验。组间异方差采用Wald检验，统计量为Wald统计量，其原假设为不同个体扰动项同方差。组内自相关采用沃尔德检验，统计量为F统计量，其原假设为不存在一阶组内自相关。组间同期相关采用Breusch-Pagan LM检验，统计量为LM统计值，其原假设为不存在组间同期相关（见表2）。
（四）基于全面FGLS估计的回归分析
经过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的检验，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一阶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故采取一阶系数不相同的全面FGLS估计法进行回归，并对假说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通过计算2003-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商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广州和深圳，广州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处于1.43～1.99之间，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处于1.16～1.56之间。2003年，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和中心城市差距较小。随着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演变，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都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均降到了1以下。比较而言，越接近中心城市，越依赖于中心城市提供的专业生产性服务，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的下降。2017年，距离广州和深圳更近的东莞、中山和佛山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都在0.5以下。惠州、肇庆、江门和珠海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则处在0.53～0.89之间（见图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率就可以提高0.285个百分点，验证了研究假设1。分行业来看，4个具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都有积极贡献。其中，物流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的贡献系数最大，达到了0.247，这说明珠三角城市群工业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更多的是来自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降低。金融业和技术服务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的贡献基本相当。商务服务业的贡献最小，一方面，是因为商务服务的提供对“面对面”交流更加依赖，服务空间半径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是商务服务业对工业企业的贡献相对更加间接而难以准确度量。
2.外资工业企业的影响。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改革开放初期引入了大量外资工业企业。2003年，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都较高，除佛山外的8个城市都超过了50%，其中惠州和东莞分别高达94.98%和83.98%。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外资工业企业的影响力在逐年下降。2017年，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超过50%的仅有惠州、广州和中山等3个城市，也分别下降到64.14%、52.81%和50.63%。需要指出的是，外资工业企业产值比重的下降为本土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本土工业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2017年，广州和深圳等6个城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在5%以上，相对较低的东莞、肇庆和中山的工业企业利润率也在3.66%～4.97%之間。所有城市的工业企业利润率均相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也是工业竞争力提升的表现。珠三角城市群工业发展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在逐渐降低，外资工业对产业链的控制也趋于减弱，其产值比重的下降反而带来了本土工业企业利润率的提升，影响系数为负。
3.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产业的空间布局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区位因素。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弱化了空间距离对产业发展的限制，提高了物流的便利性，直接降低了物流成本，这也体现在物流业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贡献较大。同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知识的扩散与传播，这些都是工业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工业企业利润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市辖区道路面积密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率就提高0.244个百分点。
4.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影响。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增加，对于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投入的增加，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其市场化应用势必提高工业企业的竞争力;二是教育投入的增加，加大了人才的培养力度，从而能为工业企业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因此，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增加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小，只有0.130。这是因为科学投入增加引发技术创新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而且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可能会出现空间上的错配。尽管珠三角城市群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人才培养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却是吸引高校毕业生最多的地区，这些都会影响到计量经济模型中科学和教育投入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贡献程度。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在服务专业性的基础上又叠加了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利于降低工业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增加工业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工业的竞争力。运用全面FGLS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工业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映为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正面贡献，验证了研究假设1。分行业来看，物流业、金融业、技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贡献依次递减。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比重的降低为构建国家价值链提供了有利条件，基础设施的改善、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增加都对工业竞争力提升有积极影响，验证了研究假设2。为进一步提高工业竞争力，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
一是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做强本土工业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发展一般贸易，强化本土工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竞争意识，通过服务外包聚焦专业化生产，不断释放生产性服务有效市场需求。也就是说，通过简政减税、放宽准入、鼓励创新，持续激发工业企业活力;通过迂回生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促进生产性服务环节的专业化分离和外包;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的融合发展;鼓励工业企业“裂变”形成专业优势，提高盈利能力。
二是强化中心城市的组织协调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分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市场环境，推进其在中心城市集聚。依托广州和深圳等中心城市，强化区域生产性服务的集聚功能，适当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强化与外围城市的一体化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腹地，促进形成有机联系的城市群。中心城市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体系，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外围城市则利用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加快产业升级，实现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三是改善工业发展的硬件软件环境，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效市场”就是要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制度环境，培育产业集群和服务外包，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市场以强化竞争，从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務质量。“有为政府”则是要求政府充分利用产业政策这一工具，通过“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为推进创新的先驱企业补偿外部性，以及协调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建设，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高觉民，李晓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理论与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11（6）：151-160.
[2] 陈光，张超.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4（2）：18-24.
[3] 刘叶，刘伯凡.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6（6）：16-28.
[4] 程中华，李廉水，刘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J].科学学研究，2017（3）：365-378.
[5] 申明浩，卢小芳.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高度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J].国际经贸探索，2016（8）：26-40.
[6] 孙畅，曾庆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 2005-2013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科技管理研究，2017（1）：105-110.
[7] 江静，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8）：52-62.
[8] Gereffi G，Lee J. Why the world suddenly cares about global supply chains[J].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2012，48（ 3） ：24-32.
[9] 仲鑫，游曼淋.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6（2）：48-53.
[10]杨林生，曹东坡.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突破——基于俘获型治理视角的研究[J].商业研究，2017（4）：143-153.
[11]白清.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制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5（4）：17-23.
[12]宣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2 （4）：121-128.
[13]Markusen J R.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79（ 1） ：85-95.
[14]Humphrey J，Schmitz H.How dose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 Regional Studies， 2002，36（9）：1017-1027.
[15]Krugman，Paul.Confrontingthe mystery of urban hierarchy[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1996（4）：399-418.
（责任编辑：钟 瑶）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工业竞争力;城市群;全面FGLS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9）05-0121-07
一、引 言
虽然我国自2010年起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但整体上还处于工业化推进阶段，依托于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聚焦于制造环节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等问题依然存在。过去，在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下，我国工业获得了规模上的快速扩张，但现阶段却不得不面临全球产业格局调整和国内环境约束强化的双重挑战。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试图重塑工业竞争优势，缓解国内就业压力。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也利用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面临这种“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我国工业发展必须进行战略调整，以重获国际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以生态保护为目标的环境规制不断强化，依靠廉价劳动力扩大工业生产规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变。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工业的发展。工业竞争力的提升，既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节约生产运营成本，又要通过推动集成创新实现产品价值增值，这些都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在珠江三角洲等发达的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为中心城市及外围城市的工业发展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并依托价值链重构推动区域专业化分工，提升了整个区域的工业竞争力。
在价值链不断建构、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关系性地嵌入到工业价值链的基本活动中，以及结构性地嵌入到工业价值链的辅助活动中[1]。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各部门与工业均呈互动发展关系，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最为明显，资本密集型产业效率提升则更多受益于金融业的发展，科学研究则长期影响着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2]。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在空间上协同集聚，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产生了正向影响，能够有效地推动本地区工业发展[3]。而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还能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围地区的工业生产效率[4]。当然，生产性服务业外溢作用的发挥与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外溢效应明显低于东部地区[5]。总体上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显著促进工业转型升级[6]。
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一是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专业化中间投入提高了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时降低了工业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为工业企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或独立发展本土高科技产业创造了必要前提[7]。二是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工业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从而聚焦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来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8]。在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代工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放松代工企业的激励相容约束，有助于低端工业突破价值链的低端锁定，从而提升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9，10]。三是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在空间上的协同集聚，有利于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升级，实现规模收益递增[1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能有效促进竞争、深化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工业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性服务业还能通过专业化分工、范围经济等方式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降低信息成本[12]。
从空间的维度，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整个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领域。特别是在城市群已经成为城市化发展高级形态的背景下，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并依托城市群形成产业空间分工体系，是提升工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的提出
（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工业竞争力提升的机制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通常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既能通过专业化集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生产成本节约，获得马歇尔外部性;又能通过多样化集聚推动集成创新，进而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得雅各布斯外部性。无论是成本节约，还是附加值增加，都会提升工业竞争力，表现为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提高（见图1）。一方面，随着价值链的分解和服务外包的兴起，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中单独脱离出来，服务于更多的工业企业而获得规模经济，形成专业化集聚并带来马歇尔外部性。可编码的、标准化的生产性服务活动成本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不断降低，减少工业的投入成本，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的生产效率都能得到提升。例如，大量专业物流园布局在交通节点城市，形成物流业的产业集群，通过企业间的观察、模仿和专业劳动的流动，带动了物流技术的推广应用，从而能为更多的工业企业提供专业化的物流服务，物流企业本身获得规模经济，同时也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
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是专业化很强的“破碎型”行业，往往通过集成的方式为工业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因而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形成多样化集聚并带来雅各布斯外部性。工业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包括上游的技术服务和下游的商务服务。因而风险投资、战略咨询、中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企业通常多样化地集聚在中心城市，既能满足企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需求，又能形成专业化和密集化的劳动力市场。多样化集聚能实现知识的外溢和服务的集成，使更多的工业企业能共享生产性服务，降低了服务外包的风险，帮助工业企业将资源投入到核心部门，进而“裂化”专业优势，专注核心业务的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附加值。当然，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提供内涵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等不可编码的、差异化的专业服务，直接参与到工业企业的研发设计和品牌管理，面向市场开发产品，优化工业生产流程，发展“服务型制造”，从而有助于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为现代工业[13]。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一方面要着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就是要着力促进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而竞争力的提升直接反映为生产效率和持续获利能力的提高。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市场规模和发展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之间的“客户-供应商”关系不断强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专业化经济能在更大范围实现，知识能得到高效的生产、扩散和利用，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进一步集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还能降低交易成本，既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还有利于推动工业企业的业务“归核化”，促进了产业链不断升级，持续提高工业企业的竞争力[14]。如果缺乏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会对工业竞争力和城市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美国底特律、英国利物浦等城市的发展历史表明，一旦工业从城市的撤离，就是城市经济走向衰落的开始。同样，如果缺乏工业的产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也就失去了服务对象，缺乏必要的市场基础。有效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后带来经济增长乏力的出路，并不在于盲目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或一味地“去制造业化”，而是要外围城市的工业和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功能对接，充分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区域产业分工，提升区域资源整合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假说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有利于降低工业企业运营成本和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工业竞争力。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工业竞争力提升的条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依靠较低的要素成本优势，以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推动了工业的快速增长和对外贸易量的显著增加。依靠便利的交通、流入的廉价劳动力，东部沿海城市汇聚生产要素并成为工业中心，带来FDI的大量涌入和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但是，加工贸易在国内采购率低、加工链条短、零部件本土化程度较低。我国代工的工业企业参与的都是生产、加工和组装等价值链的底部环节，附加值相对较低，在价值链上处于“微利”和“被俘获”的地位，难以获得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不同于加工贸易，一般贸易的生产全过程都是在国内实现，有利于构建完整的价值链，使工业在进行专业化生产的同时释放生产性服务需求，强化二者之间的空间协同集聚。因此，我国工业发展要着力于发展本土工业企业，构建国内价值链，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在价值链前端的研究开发和后端的品牌营销形成竞争优势，实现更多的价值创造和获得更多的利润分配。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模型，向心力和离心力是决定一个城市产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原因[15]。在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因为中心城市有较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加强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获得知识外溢效应等外部经济。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的高附加值行业，对要素成本的提高相对不敏感，这些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相对而言，工业对要素投入成本更加敏感，但是考虑到运输成本、更加便利地获得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往往选择在中心城市外围集聚。这样，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能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使得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工业能有效缓解拥挤效应，获得更大的本地市场效应。
经济发达地区拥有更大的财力，加大了对科学和教育的投入，有利于知识的创造、传播和扩散，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工业发展才能汇聚到高级的生产要素，分享到范围经济、规模经济效应，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并通过集聚形成的服务网络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报酬递增。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也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集中地、许多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对先进的专业化劳动和优质资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势必推动着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2019年世界财富500强中，有13家位于珠三角城市群，其中深圳7家、广州3家、佛山2家、珠海1家，覆盖了金融业、工业等领域，凸显了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
假说2 构建国家价值链，减少对外资的依赖，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学和教育的投入等举措，有助于提升工业竞争力。
三、计量模型与经验分析结果
（一）计量模型构建和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对数模型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了外资工业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教育投入等因素的影响。具体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被解釋变量：工业企业利润率（IPR）。IPR是被解释变量，用城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除以工业总产值得出，数值越大表示工业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具有更高的竞争力。
核心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LQ）：区位商是分析产业相对集聚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数值越大表示该地区产业的专业化程度相对越高，产业集聚程度也越高。区位商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其中，LQij表示j城市i产业的区位商，xij表示j城市i产业的就业人数，Σixij表示j城市就业总数，xijΣixij表示j城市中i产业的就业比例。Σjxij表示城市群所有城市i行业的就业人数，ΣiΣjxij表示城市群所有城市的总就业人数。ΣjxijΣiΣjxij表示城市群所有城市中i产业的就业比例。当LQij>1时，表示j城市i产业在城市群中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具有专业化优势。由于使用区位商也能较好反映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集聚程度，故以此作为计量经济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本文选取金融业、物流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四个生产性服务行业，具体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五个行业统计指标。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中，为考虑生产性服务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对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用LQ-1、LQ-2、LQ-3、LQ-4分别表示金融业、物流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四个具体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区位商，并进行经验分析。 其他控制变量：（1）外资工业企业的影响（FOR），用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表示。FOR数值越大，表明我国工业发展对外资工业企业的依赖程度越大。（2）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用城市的道路面积占市辖区面积的比重表示，反映了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基础设施越完善，汇聚高级生产要素的能力越强，对工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大。（3）科学和教育的投入（S&E），用人均财政科学和教育支出来表示，反映了城市对科学和教育的投入程度。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增加，意味着高级专业化人才的培养和人力资本等更优质生产要素的积累，也表明了城市创新环境的改善。（4）εit是随机扰动项。
（二）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评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程度，具体以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是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也是我国人口集聚最多、创新能力最强、综合实力最强的三大区域之一。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运用2003-2017年的珠三角城市群九个城市的市辖区数据来进行分析，九个城市包括广州、深圳 、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惠州等。表1是主要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三）组间异方差检验、组内自相关检验和组间同期相关检验
由于研究对象是珠三角城市群，样本包括九个城市，时间跨度为15年，数据类型属于长面板数据。误差项可能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的问题，因而无法用普通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相关估计，必须通过组间异方差检验、组内自相关检验和组间同期相关检验来确定最终模型。首先，对模型进行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面板GLS估计。然后，分别对其做计量模型检验。组间异方差采用Wald检验，统计量为Wald统计量，其原假设为不同个体扰动项同方差。组内自相关采用沃尔德检验，统计量为F统计量，其原假设为不存在一阶组内自相关。组间同期相关采用Breusch-Pagan LM检验，统计量为LM统计值，其原假设为不存在组间同期相关（见表2）。
（四）基于全面FGLS估计的回归分析
经过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的检验，模型存在组间异方差、一阶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故采取一阶系数不相同的全面FGLS估计法进行回归，并对假说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通过计算2003-2017年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商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聚在广州和深圳，广州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处于1.43～1.99之间，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处于1.16～1.56之间。2003年，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和中心城市差距较小。随着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演变，外围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都呈现相对下降的趋势，均降到了1以下。比较而言，越接近中心城市，越依赖于中心城市提供的专业生产性服务，表现为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的下降。2017年，距离广州和深圳更近的东莞、中山和佛山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都在0.5以下。惠州、肇庆、江门和珠海等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则处在0.53～0.89之间（见图2）。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生产性服务业区位商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率就可以提高0.285个百分点，验证了研究假设1。分行业来看，4个具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都有积极贡献。其中，物流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的贡献系数最大，达到了0.247，这说明珠三角城市群工业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更多的是来自于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降低。金融业和技术服务业对工业企业利润率的贡献基本相当。商务服务业的贡献最小，一方面，是因为商务服务的提供对“面对面”交流更加依赖，服务空间半径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是商务服务业对工业企业的贡献相对更加间接而难以准确度量。
2.外资工业企业的影响。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改革开放初期引入了大量外资工业企业。2003年，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都较高，除佛山外的8个城市都超过了50%，其中惠州和东莞分别高达94.98%和83.98%。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外资工业企业的影响力在逐年下降。2017年，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超过50%的仅有惠州、广州和中山等3个城市，也分别下降到64.14%、52.81%和50.63%。需要指出的是，外资工业企业产值比重的下降为本土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本土工业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2017年，广州和深圳等6个城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率在5%以上，相对较低的东莞、肇庆和中山的工业企业利润率也在3.66%～4.97%之間。所有城市的工业企业利润率均相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也是工业竞争力提升的表现。珠三角城市群工业发展对外资的依赖程度在逐渐降低，外资工业对产业链的控制也趋于减弱，其产值比重的下降反而带来了本土工业企业利润率的提升，影响系数为负。
3.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产业的空间布局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区位因素。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弱化了空间距离对产业发展的限制，提高了物流的便利性，直接降低了物流成本，这也体现在物流业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贡献较大。同时，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知识的扩散与传播，这些都是工业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工业企业利润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市辖区道路面积密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率就提高0.244个百分点。
4.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影响。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增加，对于工业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投入的增加，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创新，其市场化应用势必提高工业企业的竞争力;二是教育投入的增加，加大了人才的培养力度，从而能为工业企业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因此，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增加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提高有积极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小，只有0.130。这是因为科学投入增加引发技术创新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而且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可能会出现空间上的错配。尽管珠三角城市群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低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人才培养的规模相对较小，但却是吸引高校毕业生最多的地区，这些都会影响到计量经济模型中科学和教育投入对工业竞争力提升的贡献程度。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带来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在服务专业性的基础上又叠加了规模经济效应，从而有利于降低工业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增加工业企业的产品附加值，从而提升工业的竞争力。运用全面FGLS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工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工业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映为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正面贡献，验证了研究假设1。分行业来看，物流业、金融业、技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对工业企业获利能力的贡献依次递减。外资工业企业产值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比重的降低为构建国家价值链提供了有利条件，基础设施的改善、科学和教育投入的增加都对工业竞争力提升有积极影响，验证了研究假设2。为进一步提高工业竞争力，需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
一是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做强本土工业企业。构建国家价值链，发展一般贸易，强化本土工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竞争意识，通过服务外包聚焦专业化生产，不断释放生产性服务有效市场需求。也就是说，通过简政减税、放宽准入、鼓励创新，持续激发工业企业活力;通过迂回生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促进生产性服务环节的专业化分离和外包;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的融合发展;鼓励工业企业“裂变”形成专业优势，提高盈利能力。
二是强化中心城市的组织协调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分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市场环境，推进其在中心城市集聚。依托广州和深圳等中心城市，强化区域生产性服务的集聚功能，适当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强化与外围城市的一体化发展，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腹地，促进形成有机联系的城市群。中心城市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体系，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外围城市则利用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溢出效应，加快产业升级，实现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三是改善工业发展的硬件软件环境，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之间的互动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效市场”就是要营造低交易成本的制度环境，培育产业集群和服务外包，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市场以强化竞争，从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務质量。“有为政府”则是要求政府充分利用产业政策这一工具，通过“产业甄别和因势利导”，为推进创新的先驱企业补偿外部性，以及协调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建设，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1] 高觉民，李晓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理论与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11（6）：151-160.
[2] 陈光，张超.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4（2）：18-24.
[3] 刘叶，刘伯凡.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管理，2016（6）：16-28.
[4] 程中华，李廉水，刘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效率提升的空间外溢效应[J].科学学研究，2017（3）：365-378.
[5] 申明浩，卢小芳.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高度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J].国际经贸探索，2016（8）：26-40.
[6] 孙畅，曾庆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 2005-2013 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科技管理研究，2017（1）：105-110.
[7] 江静，刘志彪，于明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7（8）：52-62.
[8] Gereffi G，Lee J. Why the world suddenly cares about global supply chains[J].Journal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2012，48（ 3） ：24-32.
[9] 仲鑫，游曼淋.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制造业出口的实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6（2）：48-53.
[10]杨林生，曹东坡.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低端锁定的突破——基于俘获型治理视角的研究[J].商业研究，2017（4）：143-153.
[11]白清.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机制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5（4）：17-23.
[12]宣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2 （4）：121-128.
[13]Markusen J R.Trade in producer services and in other specialized intermediate inpu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79（ 1） ：85-95.
[14]Humphrey J，Schmitz H.How dose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J]. Regional Studies， 2002，36（9）：1017-1027.
[15]Krugman，Paul.Confrontingthe mystery of urban hierarchy[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1996（4）：399-418.
（责任编辑：钟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