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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文化也为其哀悼”
1982年，55岁的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去一封贺电：“正义终于得以伸张，此地从昨日便狂喜，电话无法打通，我诚心祝贺你和梅赛德斯。”
多年以后的2014年4月17日，马尔克斯在墨西哥的病床上溘然长逝。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对这位“继塞万提斯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家”表示哀悼。卡斯特罗通过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表示了对挚友离世的惋惜和悲伤——“拉丁美洲文化也为其哀悼”。
马尔克斯在文学上如此成功，但他的政治立场却为他带来诸多暧昧和争议。在拉美思潮中，他反对独裁，同情革命，一生信奉左派革新主义。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辈子的投入实践还是和这个世界观的定义颇为接近。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文学之路，都无法和这种政治因缘脱离。而在这当中，卡斯特罗是马尔克斯生命中无法绕过去的一个名字。
前缘：波哥大的暴力时空
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阿拉卡塔卡，1947年进入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1948年4月9日，哥伦比亚当时非常受欢迎的自由党总统候选人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在波哥大街头被刺，首都波哥大陷入了为期数日的动乱，党派斗争白热化，几千人死于非命，史称“波哥大事件”。
马尔克斯亲历了这场暴乱。虽然他直觉地支持自由党，但由于当时政治意识尚未发展完全，他感受更多的是政治的残酷和肮脏，于是决定逃离波哥大。此时，年轻的卡斯特罗作为学生代表来到波哥大参加反对泛美会议。这场巨变，却让卡斯特罗看到了群众暴动的力量，获取了武装斗争的信念，为他往后的行动埋下种子。
虽然只在队伍中擦肩而过，这一历史时刻却成为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友谊前缘。“波哥大事件”发生一周后，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从波哥大搭乘飞机分别前往他们不同的历史命运。多年以后，他们皆成为拉丁美洲的风云人物，闻名世界。
而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为马尔克斯提供了一个契机，那就是促使他进入到自称为“世上最好的职业”的新闻业，成为一名记者。1955年，因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一起海难事件，马尔克斯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前往欧洲。此时的他是个28岁的成功记者，并已出版首部作品《枯枝败叶》。
在欧洲期间，马尔克斯带着他左派的渊源和幻想三赴东欧。在探访了冷战时期的东德、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后，他撰写了《铁幕后的九十天》一文。可以看见的是，尽管他支持社会主义，但仍能对社会主义的负面情况客观对待。他感受到东德带给他的“空虚的感觉”，也试图理解苏维埃经验中非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无法被简约成简单的配方，在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宣传中两者择其一”。
迷茫：“没有未来”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带领游击队进入哈瓦那，推翻了美国政府支持的巴蒂斯塔武装组织，为拉丁美洲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古巴沉浸在新革命的兴奋、迷惑和波折中。这是拉丁美洲被发现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
1960年，马尔克斯为古巴新政府成立的拉丁美洲通讯社工作，往返于波哥大、哈瓦那之间，并于1961年初被派往纽约。
但是，就在当年的1月3日，美国和古巴断交。在纽约的5个月，成为马尔克斯一生中压力颇大的一段时期，拉丁美洲通讯社纽约分社经常受到古巴难民及反卡斯特罗组织的压力。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天，“猪湾入侵事件”发生。在入侵危机结束后，马尔克斯辞去了通讯社的工作。
在一封写给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信中，马尔克斯写道：“谁知道他妈的要做些什么，因为身为记者我已经投降了，也许找个知性的工作。”1961年6月26日，载着马尔克斯一家的火车慢慢停靠在墨西哥的美景车站。“我们在一个紫红色的夜晚抵达，身上只有20美元，没有未来。”马尔克斯后来如此回忆。
墨西哥，对马尔克斯来说是一座浩瀚但仍可以适应的城市，这里将承载他往后的大半岁月，直至生命的终点。迫于古巴革命的压力，马尔克斯暂时逃离了政治。也正是在墨西哥的那段“孤独”岁月里，他完成了这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百年孤独》。
闪避：“我是个还没有找到定位的共产主义者”
古巴暂时对马尔克斯关上了大门。马尔克斯带着他的“政治冷感”开始了职业的写作生活。在墨西哥用18个月时间坐在打字机前完成《百年孤独》后，马尔克斯带着此书出版后所拥有的全新的地位和财务上的安全感，再次前往欧洲。
1968年的世界政治风起云涌。哥伦比亚与苏联恢复断绝20年的外交关系，教皇保罗六世首度以教皇身份探访拉美，马丁·路德·金于孟菲斯遭到暗杀，鲍勃·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第三世界首度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墨西哥军方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克钢厂血腥镇压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此时的马尔克斯却甘作一名“孤独的英雄”，在巴塞罗那创作着他纸上的“独裁者”形象。
1971年3月20日，古巴政府逮捕了古巴诗人艾贝托·帕迪拉，他被控从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的颠覆活动。4月9日，一群以欧洲为基地的作家联署一封抗议信给菲德尔·卡斯特罗。联署名单包括保罗·萨特、西蒙娜·波伏娃、胡安·哥蒂索罗、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和比利尼欧·阿布雷友·门多萨，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事实上，马尔克斯并未联署那封信。他的朋友门多萨以为他会支持这起抗议，遂帮他签了名。尽管后来马尔克斯把自己的名字拿掉，但这已对他和古巴的关系造成了伤害，同时也使他和那些支持联署的朋友之间产生了无法磨平的鸿沟。
这无疑成为了20世纪拉丁美洲的一场文学政治危机。作家和知识分子向左或向右转，特别是马尔克斯和略萨之间的关系，在这场政治纷争中结下矛盾、走向冷却。对此事，马尔克斯低调回应，结果却适得其反。哥伦比亚媒体要求他“对自己在古巴问题的立场公开说清楚”，第二天他却仍然迂回闪避地宣布：“我是个还没有找到定位的共产主义者”。 而就在帕迪拉危机发生之前，马尔克斯已经接受了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6月初接受荣誉学位的颁赠。如果说此举缓解了马尔克斯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在古巴方面看来，他又回到了颜面丧失的境地。这是马尔克斯人生中一段非常独特、焦虑、举棋不定的时期。
面对：“谈论的都是文学”
1973年9月11日，智利空军轰炸机攻击位于圣地亚哥的总统府，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几个小时内就确认死亡。发动政变的军政府接掌政权，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开始搜捕超过三万名所谓的左翼分子，许多人死于狱中。当天晚上8点钟，马尔克斯给智利新执政团成员发了一封电报，指出他们是阿连德之死的实际凶手，并说智利人民绝不会允许自己被一群受北美帝国主义雇佣的罪犯统治。
马尔克斯寻找着行动的手段，他深信古巴走的路是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独立唯一可行之路。他宣布要搬回拉丁美洲，并举行文学罢工：除非智利的皮诺切特下台，否则他不再写小说。由此，马尔克斯用自断后路的方式，支持社会主义、全心投入政治，让自己回到通往古巴的路上。同年3月，《家长的没落》出版，马尔克斯题字签书分送给卡斯特罗兄弟等人。也许，他想借着这样的姿态宣示自己对古巴革命的投入。
1975年，卡斯特罗迎来一个外交丰收年，14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包括哥伦比亚。这年7月，马尔克斯前往古巴，并发表了三篇特稿，大标题是“古巴走遍”。
1976年3月份和4月份，马尔克斯回到古巴。由于古巴有奴隶和殖民的历史，特别关注当时的非洲解放运动，马尔克斯向卡斯特罗提出想为其撰写古巴军队远征非洲史诗故事的想法。一个月后，卡斯特罗让马尔克斯坐在他身边，亲自开车往乡间去进行了一次密谈。这让马尔克斯感受到卡斯特罗个人的魅力及亲和力。再一个月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为马尔克斯提供了各种军事和国家机密，马尔克斯根据这些资料完成了《卡罗达行动》的写作。这篇文章在世界各地同步发表，卡斯特罗兄弟为此感到高兴。就这样，马尔克斯赢得了他的“革命荣誉”，却成为了略萨口中的“卡斯特罗兄弟的‘走狗’”。
1977年，马尔克斯说服卡斯特罗释放了一位于1961年被捕的反对派领袖雷诺尔·冈萨雷斯。渐渐地，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关系从单纯的工具、政治手段，转变为近乎友谊的关系，尽管马尔克斯总是对媒体坚称，他和卡斯特罗“谈论的都是文学”。
1981年，哥伦比亚和古巴再度断交，马尔克斯回到墨西哥。6月，他前往哈瓦那，住在官方安排给他的永久专用的里维耶拉饭店套房。他和卡斯特罗的关系有了固定模式，开始每年一次在卡斯特罗位于长沙洲的寓所度假。
捍卫：《拉丁美洲的孤独》
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都称他为自己人，拉丁美洲终于有机会表达他们对马尔克斯的看法。报纸开始称马尔克斯为“新的塞万提斯”，与聂鲁达在1967年首次读到《百年孤独》后首先提出的意见呼应，往后这个比喻不断地出现。
马尔克斯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代表拉丁美洲，借由洲际的视野和观点，向世界传达正面的形象。在他的获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中，他以大半篇幅谈论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和生存现实，并以一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身份，指出拉丁美洲孤独的症结在于“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他希望西方人能够彻底修正对待殖民地人民的方式，因为拉丁美洲“没有理由成为他人摆布的棋子”，应该有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自由。
此时，他已有众多的世界政治名人朋友。除了卡斯特罗，还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蒂略、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伦比亚的洛佩斯·米切尔森和贝当古、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的利佩·冈萨雷斯。诺贝尔文学奖让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地位更加崇高，外交上更加有影响力，而他在政治活动中强调和平、民主和共存。
往后的时间里，就马尔克斯的角度而言，世界上激烈的革新主义思维和政治行动正在远去，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1991年8月，一项针对共产主义和移民的新法律使马尔克斯的名字得以从黑名单上移除，他终于可以持一般签证进入美国，这是自他1961年投身古巴革命被禁止入境以来的第一次。1992年，哥伦比亚政府也终于宣布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此外，马尔克斯还资助古巴建立了一流的现代化国际电影学院，并成立新伊比利美洲新闻基金会。
“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
马尔克斯曾在古巴报纸《格拉玛报》上用很长的篇幅为卡斯特罗画像：“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无论他到哪里，无论与谁在一起，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是赢家”。2002年，卡斯特罗在哥伦比亚《变革》杂志上撰文，向读者推荐马尔克斯新作《历尽沧桑话平生》，他在文中表示“希望来世能当一名像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也许，只有穿透马尔克斯文学带来的灿烂光芒，客观地面对他的政治生活，不否认他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骨灰最终葬于何处？是他生活了四五十年的墨西哥城，还是他的出生地阿拉卡塔卡？家人还未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尔克斯就如他自己所言，已“买下一张永久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他的生命并未被限定在“1927-2014”这段时间里。
参考文献：《马尔克斯的一生》，（英）杰德拉·马丁著；陈静妍译.—合肥：黄山书社，2011.5
1982年，55岁的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去一封贺电：“正义终于得以伸张，此地从昨日便狂喜，电话无法打通，我诚心祝贺你和梅赛德斯。”
多年以后的2014年4月17日，马尔克斯在墨西哥的病床上溘然长逝。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对这位“继塞万提斯后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家”表示哀悼。卡斯特罗通过古巴共产党机关报《格拉玛报》表示了对挚友离世的惋惜和悲伤——“拉丁美洲文化也为其哀悼”。
马尔克斯在文学上如此成功，但他的政治立场却为他带来诸多暧昧和争议。在拉美思潮中，他反对独裁，同情革命，一生信奉左派革新主义。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辈子的投入实践还是和这个世界观的定义颇为接近。无论是他的作品还是文学之路，都无法和这种政治因缘脱离。而在这当中，卡斯特罗是马尔克斯生命中无法绕过去的一个名字。
前缘：波哥大的暴力时空
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生于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阿拉卡塔卡，1947年进入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1948年4月9日，哥伦比亚当时非常受欢迎的自由党总统候选人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在波哥大街头被刺，首都波哥大陷入了为期数日的动乱，党派斗争白热化，几千人死于非命，史称“波哥大事件”。
马尔克斯亲历了这场暴乱。虽然他直觉地支持自由党，但由于当时政治意识尚未发展完全，他感受更多的是政治的残酷和肮脏，于是决定逃离波哥大。此时，年轻的卡斯特罗作为学生代表来到波哥大参加反对泛美会议。这场巨变，却让卡斯特罗看到了群众暴动的力量，获取了武装斗争的信念，为他往后的行动埋下种子。
虽然只在队伍中擦肩而过，这一历史时刻却成为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友谊前缘。“波哥大事件”发生一周后，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从波哥大搭乘飞机分别前往他们不同的历史命运。多年以后，他们皆成为拉丁美洲的风云人物，闻名世界。
而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为马尔克斯提供了一个契机，那就是促使他进入到自称为“世上最好的职业”的新闻业，成为一名记者。1955年，因连载文章揭露被政府美化了的一起海难事件，马尔克斯被迫离开哥伦比亚，前往欧洲。此时的他是个28岁的成功记者，并已出版首部作品《枯枝败叶》。
在欧洲期间，马尔克斯带着他左派的渊源和幻想三赴东欧。在探访了冷战时期的东德、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后，他撰写了《铁幕后的九十天》一文。可以看见的是，尽管他支持社会主义，但仍能对社会主义的负面情况客观对待。他感受到东德带给他的“空虚的感觉”，也试图理解苏维埃经验中非凡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无法被简约成简单的配方，在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宣传中两者择其一”。
迷茫：“没有未来”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带领游击队进入哈瓦那，推翻了美国政府支持的巴蒂斯塔武装组织，为拉丁美洲的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古巴沉浸在新革命的兴奋、迷惑和波折中。这是拉丁美洲被发现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
1960年，马尔克斯为古巴新政府成立的拉丁美洲通讯社工作，往返于波哥大、哈瓦那之间，并于1961年初被派往纽约。
但是，就在当年的1月3日，美国和古巴断交。在纽约的5个月，成为马尔克斯一生中压力颇大的一段时期，拉丁美洲通讯社纽约分社经常受到古巴难民及反卡斯特罗组织的压力。4月16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天，“猪湾入侵事件”发生。在入侵危机结束后，马尔克斯辞去了通讯社的工作。
在一封写给阿尔瓦罗·塞培达的信中，马尔克斯写道：“谁知道他妈的要做些什么，因为身为记者我已经投降了，也许找个知性的工作。”1961年6月26日，载着马尔克斯一家的火车慢慢停靠在墨西哥的美景车站。“我们在一个紫红色的夜晚抵达，身上只有20美元，没有未来。”马尔克斯后来如此回忆。
墨西哥，对马尔克斯来说是一座浩瀚但仍可以适应的城市，这里将承载他往后的大半岁月，直至生命的终点。迫于古巴革命的压力，马尔克斯暂时逃离了政治。也正是在墨西哥的那段“孤独”岁月里，他完成了这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百年孤独》。
闪避：“我是个还没有找到定位的共产主义者”
古巴暂时对马尔克斯关上了大门。马尔克斯带着他的“政治冷感”开始了职业的写作生活。在墨西哥用18个月时间坐在打字机前完成《百年孤独》后，马尔克斯带着此书出版后所拥有的全新的地位和财务上的安全感，再次前往欧洲。
1968年的世界政治风起云涌。哥伦比亚与苏联恢复断绝20年的外交关系，教皇保罗六世首度以教皇身份探访拉美，马丁·路德·金于孟菲斯遭到暗杀，鲍勃·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苏联进军捷克斯洛伐克，第三世界首度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墨西哥军方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克钢厂血腥镇压数百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此时的马尔克斯却甘作一名“孤独的英雄”，在巴塞罗那创作着他纸上的“独裁者”形象。
1971年3月20日，古巴政府逮捕了古巴诗人艾贝托·帕迪拉，他被控从事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的颠覆活动。4月9日，一群以欧洲为基地的作家联署一封抗议信给菲德尔·卡斯特罗。联署名单包括保罗·萨特、西蒙娜·波伏娃、胡安·哥蒂索罗、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和比利尼欧·阿布雷友·门多萨，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事实上，马尔克斯并未联署那封信。他的朋友门多萨以为他会支持这起抗议，遂帮他签了名。尽管后来马尔克斯把自己的名字拿掉，但这已对他和古巴的关系造成了伤害，同时也使他和那些支持联署的朋友之间产生了无法磨平的鸿沟。
这无疑成为了20世纪拉丁美洲的一场文学政治危机。作家和知识分子向左或向右转，特别是马尔克斯和略萨之间的关系，在这场政治纷争中结下矛盾、走向冷却。对此事，马尔克斯低调回应，结果却适得其反。哥伦比亚媒体要求他“对自己在古巴问题的立场公开说清楚”，第二天他却仍然迂回闪避地宣布：“我是个还没有找到定位的共产主义者”。 而就在帕迪拉危机发生之前，马尔克斯已经接受了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于6月初接受荣誉学位的颁赠。如果说此举缓解了马尔克斯与美国的关系，那么在古巴方面看来，他又回到了颜面丧失的境地。这是马尔克斯人生中一段非常独特、焦虑、举棋不定的时期。
面对：“谈论的都是文学”
1973年9月11日，智利空军轰炸机攻击位于圣地亚哥的总统府，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在几个小时内就确认死亡。发动政变的军政府接掌政权，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开始搜捕超过三万名所谓的左翼分子，许多人死于狱中。当天晚上8点钟，马尔克斯给智利新执政团成员发了一封电报，指出他们是阿连德之死的实际凶手，并说智利人民绝不会允许自己被一群受北美帝国主义雇佣的罪犯统治。
马尔克斯寻找着行动的手段，他深信古巴走的路是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独立唯一可行之路。他宣布要搬回拉丁美洲，并举行文学罢工：除非智利的皮诺切特下台，否则他不再写小说。由此，马尔克斯用自断后路的方式，支持社会主义、全心投入政治，让自己回到通往古巴的路上。同年3月，《家长的没落》出版，马尔克斯题字签书分送给卡斯特罗兄弟等人。也许，他想借着这样的姿态宣示自己对古巴革命的投入。
1975年，卡斯特罗迎来一个外交丰收年，14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包括哥伦比亚。这年7月，马尔克斯前往古巴，并发表了三篇特稿，大标题是“古巴走遍”。
1976年3月份和4月份，马尔克斯回到古巴。由于古巴有奴隶和殖民的历史，特别关注当时的非洲解放运动，马尔克斯向卡斯特罗提出想为其撰写古巴军队远征非洲史诗故事的想法。一个月后，卡斯特罗让马尔克斯坐在他身边，亲自开车往乡间去进行了一次密谈。这让马尔克斯感受到卡斯特罗个人的魅力及亲和力。再一个月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为马尔克斯提供了各种军事和国家机密，马尔克斯根据这些资料完成了《卡罗达行动》的写作。这篇文章在世界各地同步发表，卡斯特罗兄弟为此感到高兴。就这样，马尔克斯赢得了他的“革命荣誉”，却成为了略萨口中的“卡斯特罗兄弟的‘走狗’”。
1977年，马尔克斯说服卡斯特罗释放了一位于1961年被捕的反对派领袖雷诺尔·冈萨雷斯。渐渐地，马尔克斯和卡斯特罗的关系从单纯的工具、政治手段，转变为近乎友谊的关系，尽管马尔克斯总是对媒体坚称，他和卡斯特罗“谈论的都是文学”。
1981年，哥伦比亚和古巴再度断交，马尔克斯回到墨西哥。6月，他前往哈瓦那，住在官方安排给他的永久专用的里维耶拉饭店套房。他和卡斯特罗的关系有了固定模式，开始每年一次在卡斯特罗位于长沙洲的寓所度假。
捍卫：《拉丁美洲的孤独》
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哥伦比亚、古巴、墨西哥都称他为自己人，拉丁美洲终于有机会表达他们对马尔克斯的看法。报纸开始称马尔克斯为“新的塞万提斯”，与聂鲁达在1967年首次读到《百年孤独》后首先提出的意见呼应，往后这个比喻不断地出现。
马尔克斯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代表拉丁美洲，借由洲际的视野和观点，向世界传达正面的形象。在他的获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中，他以大半篇幅谈论了拉丁美洲的殖民历史和生存现实，并以一个流浪在外、怀念故乡的哥伦比亚人身份，指出拉丁美洲孤独的症结在于“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他希望西方人能够彻底修正对待殖民地人民的方式，因为拉丁美洲“没有理由成为他人摆布的棋子”，应该有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自由。
此时，他已有众多的世界政治名人朋友。除了卡斯特罗，还有墨西哥的洛佩斯·波蒂略、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佩雷斯、哥伦比亚的洛佩斯·米切尔森和贝当古、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的利佩·冈萨雷斯。诺贝尔文学奖让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地位更加崇高，外交上更加有影响力，而他在政治活动中强调和平、民主和共存。
往后的时间里，就马尔克斯的角度而言，世界上激烈的革新主义思维和政治行动正在远去，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和全球化的意识形态。1991年8月，一项针对共产主义和移民的新法律使马尔克斯的名字得以从黑名单上移除，他终于可以持一般签证进入美国，这是自他1961年投身古巴革命被禁止入境以来的第一次。1992年，哥伦比亚政府也终于宣布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此外，马尔克斯还资助古巴建立了一流的现代化国际电影学院，并成立新伊比利美洲新闻基金会。
“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
马尔克斯曾在古巴报纸《格拉玛报》上用很长的篇幅为卡斯特罗画像：“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无论他到哪里，无论与谁在一起，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是赢家”。2002年，卡斯特罗在哥伦比亚《变革》杂志上撰文，向读者推荐马尔克斯新作《历尽沧桑话平生》，他在文中表示“希望来世能当一名像马尔克斯那样的作家”。也许，只有穿透马尔克斯文学带来的灿烂光芒，客观地面对他的政治生活，不否认他作为普通人的另一面，我们才能看到一个真实的、鲜活的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骨灰最终葬于何处？是他生活了四五十年的墨西哥城，还是他的出生地阿拉卡塔卡？家人还未决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尔克斯就如他自己所言，已“买下一张永久车票，登上一列永无终点的火车”，他的生命并未被限定在“1927-2014”这段时间里。
参考文献：《马尔克斯的一生》，（英）杰德拉·马丁著；陈静妍译.—合肥：黄山书社，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