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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从没想过要当教师，因为面对一大堆人说话会让我非常紧张。”停顿了一下，泰勒·本－沙哈尔补充：“我说的一大堆人通常是指超过五个。”
在他说完这句话后的当天下午，因为受邀出席“MaD创不同2011全会”，在香港葵青剧院，他先是作了一个百人场的小型演讲，然后又在闭幕式上对好几千人作了演讲，主题是怎么让自己快乐。2007年他曾应邀到中国开课三期，学员每人收费高达三千美金。
而几年前，泰勒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讲师。当他第一次在哈佛大学讲授“幸福课”时，选修的学生只有八个，有两个还中途退出了。第二年，人数增加到了300个。第三年将近900个，一跃成为哈佛最受欢迎的公开课。
再后来，学生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也出现在听课席上，热门度超过了同期哈佛最牛选修课“经济学导论”，网络视频在全球传播，泰勒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名人。《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都可见到对他的报道。
2011年1月31日，这位全球范围内炙手可热的演讲者，在香港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专访。
诞生
“是不是因为你的课太容易过了？”《每日脱口秀》的主持乔恩曾开玩笑地问泰勒“幸福课”受欢迎的原因，他涨红了脸：“应该不是吧。其实，有学生告诉我，这是他大学时期上过的最难的一门课。”
个头中等而瘦削，走路轻快无声，西装扣子严谨地全部扣着，架着一副无框眼镜。这个幸福讲述者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像个整日窝在实验室、不苟言笑的研究员。虽然刚刚接受完人生中不知第几十次采访，他看起来仍然非常紧张：背部挺直地坐在沙发上，双腿紧紧并拢，抿着的双唇带着腼腆的笑。
“可是他们都找错了方向，受欢迎的原因不是我，而是这门学科。”泰勒说。“幸福课”严谨的名称应该是积极心理学，这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尽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就已经提出了这个名词，但直到1998年，新上任的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席、心理学家塞利格门才将其定义为一门正式的学科。
这一年，泰勒正入读人仰慕的哈佛大学。当他刚入学时，一位教授问新生们，是否觉得从此人生无忧无虑，许多人高高举起了手，泰勒也是其中之一。
在前途光明的计算机系，泰勒成绩名列前茅；女朋友从十几岁时就在一起，直到结婚，从来没有失恋的烦恼；令大家牢骚不断的大学饭堂，对服了三年军役的他来说就像五星级酒店；作为体育尖子，在社交圈里也混得不错。
但一次次人生高潮所带来的快乐都是短暂的，他的兴奋一天天消退，直到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苦闷和压抑。
“我拥有一切，我过得这么成功，为什么还是不太快乐？我到底怎样才能快乐起来？”有人说人生如此顺利的他会有这种念头，简直是矫情。但数据显示，这是许多哈佛学子，乃至全美国、全世界大学生的通病。
在2009年一项针对18至22岁的年轻人，包括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新加坡、澳洲的1350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45%的人声称自己非常压抑，以致生活和自身机能都受到影响；94%的人觉得感受到的压力超过了所能承受的量。在许多国家，大学校园不断上升的自杀率令政府越来越担忧。
几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之后，泰勒觉得自己找到了出路。一个清冷的早晨，他敲开了指导老师的办公室门，对她说：“我想转到心理学系。”
在心理学系，他遇到了积极心理学的开创者之一，菲利普·斯通教授。这是位安静和蔼、身材高大的七旬老头。他将泰勒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又让他继承了自己的衣钵。
统计了1967年至2000年的所有心理学论文，他们发现，关于“抑郁”、“焦虑”、“愤怒”的研究加起来有超过10万篇，而关于“喜悦”、“幸福”、“人生满足感”的文章却只有四千多篇。然而，跟1960年相比，人类的抑郁度却高了十倍。
“我们一直以为，对付了生活中不好的情绪，如愤怒、抑郁，就自然而然能让我们快乐起来，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关注生活中美好、正面的事情。”
桥梁
“上课前，他总是不停地深呼吸，不断整理自己的衣服和材料，完全不像给我们做过成功学培训的那些外国讲师。”一位参加过泰勒培训课的中国学员回忆，2007年泰勒曾在中国开课三期，参加培训的大部分是企业家，包括上市公司的老总和跨国公司驻华代表。
“你本人跟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啊！”每当泰勒接受完一次采访，不论是电视台还是报纸杂志，采访者几乎都会这么说一句。“怎么不一样？”泰勒会问。答案总是惊人的相似：“原以为你会更外向开朗一些”，或是“更热情洋溢一些”，“更幽默一些”……
“最绝的一次是，我跟波士顿一家小电视台的主持人访谈了两个多钟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笑着回忆，“但他送我出门时，还是说了句：‘泰勒，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当时，他的自信心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但主持人接着说：“我原以为，你本人会高一些。”
“什么？高一些！一米七就适合教‘幸福课’，一米六九就没有资格吗？”回去后，泰勒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都认为，教这门课的人就算不是英俊潇洒热情洋溢，也至少妙语如珠口吐莲花呢？也许是除了这个，没人能解释为什么一门心理学课，受欢迎程度居然能超过经济学导论，而且还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为了上好这门课，泰勒曾试图模仿自己最崇拜的老师。“他们非常有感染力。有一位上课五分钟就能让大家哄堂大笑，并一直笑到课程结束。”为此他还特地去上了喜剧演员培训班。
但天生的内向个性是没法改变的。“你可以做个试验。假如我对你说：‘接下来十秒内，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你会怎样？’”泰勒刚开始上课时也一样，他总对自己默念：“别紧张，别手足无措，自然点！”结果呢？“我眼前飞满了粉红色的大象。”
后来，他索性放开了。紧张就紧张吧，手脚僵硬就僵硬吧，这是自然的人性嘛。这也是他后来讲课时对学生说的第一点：“允许你自己做个性情中人，接受所有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人性本身就包括了各种正面和负面的情绪：快乐、嫉妒、满足、郁闷……“看看小孩子们，他们总是前一分钟哭后一分钟笑。我们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特地去回避那些负面情绪，非要时时让自己快乐积极不可呢？”
奇怪的是，在他放任了自己的情绪后，那些紧张反而转化成了一种演讲的激情。他的嗓音沉静，思维富有条理，不时爆发出的激情又让他的讲话更有感染力。而他的课上也经常笑声不断。因为泰勒总是不时自嘲一下，而且在PPT中加入许多跟课程相关的有趣视频。
根据泰勒的说法，积极心理学的作用就是，在象牙塔跟普罗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幸福课不是武林秘笈，不会让你听过后就突飞猛进。追寻快乐需要勤奋的实践和努力。”他的课从来不给学生打分，只有及格与不及格。及格的标准是准时交作业。而他每节课后留下的作业都和生活实践相关。
有一次作业，是让学生一周抽一天做五件善事，包括写一张答谢卡，为陌生人开门，帮邻居拿报纸之类的。“他曾让我们连续七晚睡前都写几分钟日记，记下感恩的五件小事。那一个星期，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前所未有地美好起来，后来我一直保持着这种习惯。”曾修过这门课的学生们回忆。
有时，一些来听课的家长也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完成了作业，有些家长专门给泰勒写了感谢信，告诉他家人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
质疑
如今，积极心理学已经在世界上近百所大学中开始讲授，许多培训机构以及国际企业也将其列入了培训课程。为什么这门学科会得到如此迅速的普及？
“我之所以喜欢这门课，是因为泰勒不只是给我们讲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大道理，而是教会我们怎么将它们应用到现实中，真真切切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一位在哈佛修读经济学的女生这样说。
在积极心理学出现之前，成功学和领导学等方面的著作教程统领着整个世界。它们的内容激动人心，传授者魅力四射，聆听追随者数以千万计。但泰勒认为它们存在着一个大缺陷：过度允诺，缺乏实效性。“它们都打着诸如‘成功五步骤’、‘幸福人生三秘诀’的口号，但有多少人是听过后就奇迹般改变了人生的？”
而另一方面，在科学家们的实验室中，关于幸福、成功等的心理学研究数不胜数，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但是，它们却没多少人知道。“问问你周围的人，有多少行外人读过上一期的《心理学月刊》？曾有一个调查指出，一份科研论文的平均读者数是七个—包括作者的妈妈在内。”
其实在心理学界，关于“幸福课”也存在着不少异议。尽管包括塞利格门在内的前辈都很欣赏他，但泰勒还是面对这样的质疑：“幸福课”是否应该放到如此大的课堂上来讲授？一些传统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课只有在不超过二十人的小班上，在一种私密亲近的氛围中才可能发挥最好的作用。
“其实我的导师斯通教这门课的方式就是小班，效果的确不错。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影响范围实在太有限了。我希望积极心理学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到，所以还是开办了大课和演讲。这也许不是最完美的方法，但它还是能带来变化的，而事实上效果的确不错。”
泰勒也受聘于一些企业和培训机构，满世界地演讲，收费不低。在中国开设的三天封闭式培训班，一人三千美金。问他担不担心自己的课过于商业化，被包装成另一种“成功学产品”到处吸金？他无奈地笑了。
“一方面，我得说，快乐的确是可以带来更强的创造力，产生价值的。另一方面，我也一直试图在课程中传达这样的信息：积极心理学不是武林秘笈，不是灵丹妙药，你得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实践，才可能取得成果。如果还是有人要误会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
如今，他已经离开了让他成名的哈佛课堂，回到以色列的大学任教。他对于自己的行程控制得很严格，平均一个月只留三四天外出演讲，其他时候留在以色列。许多人惋惜、不解，他却淡淡地扬起嘴角：“我希望多和妻儿、父母在一起。别忘了我说过的，要过上幸福的生活，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这个面积跟北京差不多大的国家，尽管经常处于战争边缘，它的国人却都过着一种慢节奏、远离尘嚣的生活。泰勒除了讲课外，每天所做的便是陪伴妻子和父母，带着三个孩子到阳光灿烂的公园里玩耍、运动，还有一个人写作。
共鸣
得益于网络视频的传播，泰勒的粉丝已经遍布全球。2011年1月，受香港“MaD全会”的邀请作完演讲后，听众们立刻刷地围了上来。“泰勒老师，谢谢你的课，让我开始思考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我的朋友知道你要来，都托我转达他们的祝愿。”还有位天生患肌肉萎缩的姑娘，特地从南京坐着轮椅来见他，含泪感谢他让自己走出了抑郁的阴影。
泰勒只是谦虚地笑，不断地点头致谢。他到过中国两次，每次停留时间都不超过两周，但却对中国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共鸣。“我的许多理论，其实都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比如孔子、老子。”
他研究过儒学、道家的著作。老庄哲学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便是他经常强调的“尊重自然和人性，接受你的一切情绪，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观点来源；而中国哲学中的“身心合一”，则让他更加重视体育锻炼。
“中国和以色列的文化有很多相通点，比如，两国的人都非常好学，工作勤奋；还有，我们都很尊重老人，重视家庭。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传统价值正被新一代人慢慢淡忘。”
他出生在以色列一个传统的中产家庭，是家中长子。通常处于这种角色的孩子总会被寄予很多期望：要用功，要成才，要成为家中的栋梁。但他父母却从没给过他压力。“他们从没说过要我考上一流大学，或成为顶尖运动员之类的话。但是，只要我有兴趣，他们总是给我创造机会。拥有这么棒的父母，我很幸运。”
泰勒小时候想学音乐，家里便送他上吉他课，后来不了了之；大一点后喜欢上体育，又给他请了空手道教练，后来他却成了全国壁球冠军。如今，他经常教自己六岁的儿子David空手道，“等女儿希瑞大一些，也许会跟着我学瑜伽。”
积极心理学应该从幼儿园的孩子开始教起，这是泰勒一贯的看法。“快乐是一场旅程，我们开始得越早，体会得就越多。”如今他正努力在小学、中学里推广积极心理学课程。
“如今首先应该做的，是允许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表达，但往往遭到大人的阻止。”当泰勒的儿子David三岁时，第一次被送进幼儿园，哭得很厉害。一位老师过来哄他：“不要哭啦，你要勇敢点。”他却呜咽着说，“可哭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啊。”老师当场就雷到了。她没想到，这个小屁孩用家里听来的理论先给她上了一课。
他和妻子都曾在哈佛讲课，朋友们难免会问：“你们夫妻俩都出身工作于哈佛，自然也会让孩子们来这里读书？”他总是摇头，“我才不在乎呢，真的不在乎。他们能越长大越快乐，才是最令我高兴的事。”
经常，泰勒会跟他的奶奶聊天。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没有上过学，不知道积极和心理学是什么东西，但她充满了智慧和经验。“她教给我的东西非常多。尽管她没读过塞利格门的著作，但我觉得她对里面的内容早已参透。”
泰勒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摆出一副先知的姿态来教导人生，但他想邀请尽可能多的人一起加入对快乐的追寻。“也许我在课上传达的道理，你以后都会懂，但我不希望你到七老八十了，才恍然顿悟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却已经没有机会去弥补了。如果你在年轻时就明白这些道理，也许一切会好得多。”
在他说完这句话后的当天下午，因为受邀出席“MaD创不同2011全会”，在香港葵青剧院，他先是作了一个百人场的小型演讲，然后又在闭幕式上对好几千人作了演讲，主题是怎么让自己快乐。2007年他曾应邀到中国开课三期，学员每人收费高达三千美金。
而几年前，泰勒仍是个名不见经传的讲师。当他第一次在哈佛大学讲授“幸福课”时，选修的学生只有八个，有两个还中途退出了。第二年，人数增加到了300个。第三年将近900个，一跃成为哈佛最受欢迎的公开课。
再后来，学生的父母和爷爷奶奶也出现在听课席上，热门度超过了同期哈佛最牛选修课“经济学导论”，网络视频在全球传播，泰勒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名人。《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都可见到对他的报道。
2011年1月31日，这位全球范围内炙手可热的演讲者，在香港接受了《南都周刊》记者的专访。
诞生
“是不是因为你的课太容易过了？”《每日脱口秀》的主持乔恩曾开玩笑地问泰勒“幸福课”受欢迎的原因，他涨红了脸：“应该不是吧。其实，有学生告诉我，这是他大学时期上过的最难的一门课。”
个头中等而瘦削，走路轻快无声，西装扣子严谨地全部扣着，架着一副无框眼镜。这个幸福讲述者给人的第一印象却像个整日窝在实验室、不苟言笑的研究员。虽然刚刚接受完人生中不知第几十次采访，他看起来仍然非常紧张：背部挺直地坐在沙发上，双腿紧紧并拢，抿着的双唇带着腼腆的笑。
“可是他们都找错了方向，受欢迎的原因不是我，而是这门学科。”泰勒说。“幸福课”严谨的名称应该是积极心理学，这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尽管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就已经提出了这个名词，但直到1998年，新上任的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席、心理学家塞利格门才将其定义为一门正式的学科。
这一年，泰勒正入读人仰慕的哈佛大学。当他刚入学时，一位教授问新生们，是否觉得从此人生无忧无虑，许多人高高举起了手，泰勒也是其中之一。
在前途光明的计算机系，泰勒成绩名列前茅；女朋友从十几岁时就在一起，直到结婚，从来没有失恋的烦恼；令大家牢骚不断的大学饭堂，对服了三年军役的他来说就像五星级酒店；作为体育尖子，在社交圈里也混得不错。
但一次次人生高潮所带来的快乐都是短暂的，他的兴奋一天天消退，直到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苦闷和压抑。
“我拥有一切，我过得这么成功，为什么还是不太快乐？我到底怎样才能快乐起来？”有人说人生如此顺利的他会有这种念头，简直是矫情。但数据显示，这是许多哈佛学子，乃至全美国、全世界大学生的通病。
在2009年一项针对18至22岁的年轻人，包括来自美国、中国、日本、新加坡、澳洲的1350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45%的人声称自己非常压抑，以致生活和自身机能都受到影响；94%的人觉得感受到的压力超过了所能承受的量。在许多国家，大学校园不断上升的自杀率令政府越来越担忧。
几个辗转反侧的夜晚之后，泰勒觉得自己找到了出路。一个清冷的早晨，他敲开了指导老师的办公室门，对她说：“我想转到心理学系。”
在心理学系，他遇到了积极心理学的开创者之一，菲利普·斯通教授。这是位安静和蔼、身材高大的七旬老头。他将泰勒引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又让他继承了自己的衣钵。
统计了1967年至2000年的所有心理学论文，他们发现，关于“抑郁”、“焦虑”、“愤怒”的研究加起来有超过10万篇，而关于“喜悦”、“幸福”、“人生满足感”的文章却只有四千多篇。然而，跟1960年相比，人类的抑郁度却高了十倍。
“我们一直以为，对付了生活中不好的情绪，如愤怒、抑郁，就自然而然能让我们快乐起来，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关注生活中美好、正面的事情。”
桥梁
“上课前，他总是不停地深呼吸，不断整理自己的衣服和材料，完全不像给我们做过成功学培训的那些外国讲师。”一位参加过泰勒培训课的中国学员回忆，2007年泰勒曾在中国开课三期，参加培训的大部分是企业家，包括上市公司的老总和跨国公司驻华代表。
“你本人跟我原先想象的不一样啊！”每当泰勒接受完一次采访，不论是电视台还是报纸杂志，采访者几乎都会这么说一句。“怎么不一样？”泰勒会问。答案总是惊人的相似：“原以为你会更外向开朗一些”，或是“更热情洋溢一些”，“更幽默一些”……
“最绝的一次是，我跟波士顿一家小电视台的主持人访谈了两个多钟头，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笑着回忆，“但他送我出门时，还是说了句：‘泰勒，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当时，他的自信心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但主持人接着说：“我原以为，你本人会高一些。”
“什么？高一些！一米七就适合教‘幸福课’，一米六九就没有资格吗？”回去后，泰勒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都认为，教这门课的人就算不是英俊潇洒热情洋溢，也至少妙语如珠口吐莲花呢？也许是除了这个，没人能解释为什么一门心理学课，受欢迎程度居然能超过经济学导论，而且还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
为了上好这门课，泰勒曾试图模仿自己最崇拜的老师。“他们非常有感染力。有一位上课五分钟就能让大家哄堂大笑，并一直笑到课程结束。”为此他还特地去上了喜剧演员培训班。
但天生的内向个性是没法改变的。“你可以做个试验。假如我对你说：‘接下来十秒内，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不要想粉红色的大象……你会怎样？’”泰勒刚开始上课时也一样，他总对自己默念：“别紧张，别手足无措，自然点！”结果呢？“我眼前飞满了粉红色的大象。”
后来，他索性放开了。紧张就紧张吧，手脚僵硬就僵硬吧，这是自然的人性嘛。这也是他后来讲课时对学生说的第一点：“允许你自己做个性情中人，接受所有的负面情绪。”
在他看来，人性本身就包括了各种正面和负面的情绪：快乐、嫉妒、满足、郁闷……“看看小孩子们，他们总是前一分钟哭后一分钟笑。我们为什么要压抑自己，特地去回避那些负面情绪，非要时时让自己快乐积极不可呢？”
奇怪的是，在他放任了自己的情绪后，那些紧张反而转化成了一种演讲的激情。他的嗓音沉静，思维富有条理，不时爆发出的激情又让他的讲话更有感染力。而他的课上也经常笑声不断。因为泰勒总是不时自嘲一下，而且在PPT中加入许多跟课程相关的有趣视频。
根据泰勒的说法，积极心理学的作用就是，在象牙塔跟普罗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幸福课不是武林秘笈，不会让你听过后就突飞猛进。追寻快乐需要勤奋的实践和努力。”他的课从来不给学生打分，只有及格与不及格。及格的标准是准时交作业。而他每节课后留下的作业都和生活实践相关。
有一次作业，是让学生一周抽一天做五件善事，包括写一张答谢卡，为陌生人开门，帮邻居拿报纸之类的。“他曾让我们连续七晚睡前都写几分钟日记，记下感恩的五件小事。那一个星期，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前所未有地美好起来，后来我一直保持着这种习惯。”曾修过这门课的学生们回忆。
有时，一些来听课的家长也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完成了作业，有些家长专门给泰勒写了感谢信，告诉他家人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
质疑
如今，积极心理学已经在世界上近百所大学中开始讲授，许多培训机构以及国际企业也将其列入了培训课程。为什么这门学科会得到如此迅速的普及？
“我之所以喜欢这门课，是因为泰勒不只是给我们讲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大道理，而是教会我们怎么将它们应用到现实中，真真切切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一位在哈佛修读经济学的女生这样说。
在积极心理学出现之前，成功学和领导学等方面的著作教程统领着整个世界。它们的内容激动人心，传授者魅力四射，聆听追随者数以千万计。但泰勒认为它们存在着一个大缺陷：过度允诺，缺乏实效性。“它们都打着诸如‘成功五步骤’、‘幸福人生三秘诀’的口号，但有多少人是听过后就奇迹般改变了人生的？”
而另一方面，在科学家们的实验室中，关于幸福、成功等的心理学研究数不胜数，也有很多重要的发现。但是，它们却没多少人知道。“问问你周围的人，有多少行外人读过上一期的《心理学月刊》？曾有一个调查指出，一份科研论文的平均读者数是七个—包括作者的妈妈在内。”
其实在心理学界，关于“幸福课”也存在着不少异议。尽管包括塞利格门在内的前辈都很欣赏他，但泰勒还是面对这样的质疑：“幸福课”是否应该放到如此大的课堂上来讲授？一些传统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课只有在不超过二十人的小班上，在一种私密亲近的氛围中才可能发挥最好的作用。
“其实我的导师斯通教这门课的方式就是小班，效果的确不错。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影响范围实在太有限了。我希望积极心理学能被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到，所以还是开办了大课和演讲。这也许不是最完美的方法，但它还是能带来变化的，而事实上效果的确不错。”
泰勒也受聘于一些企业和培训机构，满世界地演讲，收费不低。在中国开设的三天封闭式培训班，一人三千美金。问他担不担心自己的课过于商业化，被包装成另一种“成功学产品”到处吸金？他无奈地笑了。
“一方面，我得说，快乐的确是可以带来更强的创造力，产生价值的。另一方面，我也一直试图在课程中传达这样的信息：积极心理学不是武林秘笈，不是灵丹妙药，你得付出自己的努力和实践，才可能取得成果。如果还是有人要误会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了。”
如今，他已经离开了让他成名的哈佛课堂，回到以色列的大学任教。他对于自己的行程控制得很严格，平均一个月只留三四天外出演讲，其他时候留在以色列。许多人惋惜、不解，他却淡淡地扬起嘴角：“我希望多和妻儿、父母在一起。别忘了我说过的，要过上幸福的生活，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这个面积跟北京差不多大的国家，尽管经常处于战争边缘，它的国人却都过着一种慢节奏、远离尘嚣的生活。泰勒除了讲课外，每天所做的便是陪伴妻子和父母，带着三个孩子到阳光灿烂的公园里玩耍、运动，还有一个人写作。
共鸣
得益于网络视频的传播，泰勒的粉丝已经遍布全球。2011年1月，受香港“MaD全会”的邀请作完演讲后，听众们立刻刷地围了上来。“泰勒老师，谢谢你的课，让我开始思考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我的朋友知道你要来，都托我转达他们的祝愿。”还有位天生患肌肉萎缩的姑娘，特地从南京坐着轮椅来见他，含泪感谢他让自己走出了抑郁的阴影。
泰勒只是谦虚地笑，不断地点头致谢。他到过中国两次，每次停留时间都不超过两周，但却对中国的文化有着强烈的共鸣。“我的许多理论，其实都来自于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比如孔子、老子。”
他研究过儒学、道家的著作。老庄哲学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便是他经常强调的“尊重自然和人性，接受你的一切情绪，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观点来源；而中国哲学中的“身心合一”，则让他更加重视体育锻炼。
“中国和以色列的文化有很多相通点，比如，两国的人都非常好学，工作勤奋；还有，我们都很尊重老人，重视家庭。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传统价值正被新一代人慢慢淡忘。”
他出生在以色列一个传统的中产家庭，是家中长子。通常处于这种角色的孩子总会被寄予很多期望：要用功，要成才，要成为家中的栋梁。但他父母却从没给过他压力。“他们从没说过要我考上一流大学，或成为顶尖运动员之类的话。但是，只要我有兴趣，他们总是给我创造机会。拥有这么棒的父母，我很幸运。”
泰勒小时候想学音乐，家里便送他上吉他课，后来不了了之；大一点后喜欢上体育，又给他请了空手道教练，后来他却成了全国壁球冠军。如今，他经常教自己六岁的儿子David空手道，“等女儿希瑞大一些，也许会跟着我学瑜伽。”
积极心理学应该从幼儿园的孩子开始教起，这是泰勒一贯的看法。“快乐是一场旅程，我们开始得越早，体会得就越多。”如今他正努力在小学、中学里推广积极心理学课程。
“如今首先应该做的，是允许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表达，但往往遭到大人的阻止。”当泰勒的儿子David三岁时，第一次被送进幼儿园，哭得很厉害。一位老师过来哄他：“不要哭啦，你要勇敢点。”他却呜咽着说，“可哭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啊。”老师当场就雷到了。她没想到，这个小屁孩用家里听来的理论先给她上了一课。
他和妻子都曾在哈佛讲课，朋友们难免会问：“你们夫妻俩都出身工作于哈佛，自然也会让孩子们来这里读书？”他总是摇头，“我才不在乎呢，真的不在乎。他们能越长大越快乐，才是最令我高兴的事。”
经常，泰勒会跟他的奶奶聊天。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没有上过学，不知道积极和心理学是什么东西，但她充满了智慧和经验。“她教给我的东西非常多。尽管她没读过塞利格门的著作，但我觉得她对里面的内容早已参透。”
泰勒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摆出一副先知的姿态来教导人生，但他想邀请尽可能多的人一起加入对快乐的追寻。“也许我在课上传达的道理，你以后都会懂，但我不希望你到七老八十了，才恍然顿悟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却已经没有机会去弥补了。如果你在年轻时就明白这些道理，也许一切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