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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市场本身有其缺陷，存在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失灵的情形，因而要引入政府干预。但是，政府干预并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本身可能朝着过度干预的方向发展，政府干预亦存在失灵的可能。对于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定位，需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时空变化决定二者谁主谁辅。
【关键词】：市场调节；政府干预；时空因素
弗兰茨·奥本海默在《国家》一书中主张财富的获取有两条途径：一是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参与者投资经营创造财富；二是政治攫取，通过行使政治权力获得他人创造的劳动价值。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在不同时期其地位交替演变，经历了从市场调节市场失灵政府调节政府失灵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整过程。绝对的市场调节和绝对的政府干预都是极端的。即使在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其市场经济也是受管制的经济，所谓的放松管制，只是为更好地实现管制的目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只有当政府干预的收益大于市场调节，并且政府干预的成本小于市场调节时，政府干预才有其必要性。而且，当干预减少时，对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能够产生两种反向效应。一是“可预期效应”，因为干预减少意味着企业需要更强的对于经营环境以及经营活动的预期，才能谋得生存；二是“保护效应”，这种效应是弱化的，因为市场不可预期又缺乏政府指导，企业风险增加。但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究竟孰轻孰重，应该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一、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时间因素
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应随着国家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即使是在一个大背景相同的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所处的具体阶段不同，其所采取的方针也应该因时而异。不论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又有历史局限性。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其非永恒性使得人们在不同的阶段不断调整其定位。以美国为例，1929年爆发经济危机，随后罗斯福政府依据“命令与控制”的基本理念出台“新政”，大力干预国家经济，以刺激消费，降低失业率，恢复市场秩序。但是战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严格管制的制度呈现僵化状态，大量管制法规出台反映管制滥用。到80年代初，美国政府开始放松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到克林顿执政期间由于对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提出改革政府管制，促进市场竞争的主张。当时美国采取的“社团合作”的新调节方法，促使政府与企业合作，而不再是政府一手包办。但是，当美国在80年代推行货币主义抑制货币供应量的经济政策时，虽然使得通货膨胀得以缓和，但是低经济增长问题显现出来，这体现了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因为当时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所以采取了相对有一定负面影响的干预措施。而当主要矛盾转变，相应的措施也会随之变化。总之，当一国市场经济能够凭借市场的自身力量解决大部分问题，市场本身运作良好，那么此时政府不应充当重要角色；当市场调控失灵，而自身又不能有效解决，政府才能介入。
二、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空间因素
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选择应遵循國家本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因为，不同国家其拥有的资源、市场发展的充分程度都不同。在市场体系发达的地区，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自身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市场应该占据较大比例；在市场体系本身发展较弱的地区，如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自身配置资源可能出现失灵，那么政府干预的地位应该受到重视。从历史眼光看，当西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市场调节得到极大发挥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当时主要还是计划经济。这是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受中国东方文化以及一直以来国家战略目标的影响，早期中国是将政府干预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推力。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时期，计划型经济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同样，即使同为发达国家，各国制定的方针亦有区别。比如二战后，因为国际经济受战争重创，为恢复经济发展，各国都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其中，法国通过计划手段大力倡导国有化，计划的手段有着明显的行政色彩，是典型的政府干预；日本通过法律政策手段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通过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自身发展，企业发展最终还是依靠自身力量，这是市场和政府结合的形式；德国虽然也是通过法律政策的举措，颁行反限制竞争方面的法律，但是这样的法律主要目的还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其偏向的还是市场调节。因此，可以说，对于发展战略的选择，其最重要的还是根据自身国情拟定。
三、结语
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理论由来已久，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市场本身有可能出现失灵，而此时人们理所当然地将期望投到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上，认为凡是市场不能解决的，依靠政府应该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中应该充当中立角色的组织，很可能并不能真正做到中立，而且还有政府失灵的危险。市场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始终是此消彼长的。对此，在选择究竟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时，具体考虑其时空因素，需要依据各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确定，选择最适合其发展的形式。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2] 王一江：《国家与经济：关于转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种明钊：《国家干预法治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关键词】：市场调节；政府干预；时空因素
弗兰茨·奥本海默在《国家》一书中主张财富的获取有两条途径：一是市场经济，通过市场参与者投资经营创造财富；二是政治攫取，通过行使政治权力获得他人创造的劳动价值。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在不同时期其地位交替演变，经历了从市场调节市场失灵政府调节政府失灵市场与政府关系的重整过程。绝对的市场调节和绝对的政府干预都是极端的。即使在奉行自由主义的美国，其市场经济也是受管制的经济，所谓的放松管制，只是为更好地实现管制的目的。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只有当政府干预的收益大于市场调节，并且政府干预的成本小于市场调节时，政府干预才有其必要性。而且，当干预减少时，对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能够产生两种反向效应。一是“可预期效应”，因为干预减少意味着企业需要更强的对于经营环境以及经营活动的预期，才能谋得生存；二是“保护效应”，这种效应是弱化的，因为市场不可预期又缺乏政府指导，企业风险增加。但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究竟孰轻孰重，应该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一、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时间因素
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应随着国家发展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即使是在一个大背景相同的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所处的具体阶段不同，其所采取的方针也应该因时而异。不论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又有历史局限性。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其非永恒性使得人们在不同的阶段不断调整其定位。以美国为例，1929年爆发经济危机，随后罗斯福政府依据“命令与控制”的基本理念出台“新政”，大力干预国家经济，以刺激消费，降低失业率，恢复市场秩序。但是战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严格管制的制度呈现僵化状态，大量管制法规出台反映管制滥用。到80年代初，美国政府开始放松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到克林顿执政期间由于对政府出现信任危机，提出改革政府管制，促进市场竞争的主张。当时美国采取的“社团合作”的新调节方法，促使政府与企业合作，而不再是政府一手包办。但是，当美国在80年代推行货币主义抑制货币供应量的经济政策时，虽然使得通货膨胀得以缓和，但是低经济增长问题显现出来，这体现了政府干预的局限性。因为当时通货膨胀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所以采取了相对有一定负面影响的干预措施。而当主要矛盾转变，相应的措施也会随之变化。总之，当一国市场经济能够凭借市场的自身力量解决大部分问题，市场本身运作良好，那么此时政府不应充当重要角色；当市场调控失灵，而自身又不能有效解决，政府才能介入。
二、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空间因素
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选择应遵循國家本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因为，不同国家其拥有的资源、市场发展的充分程度都不同。在市场体系发达的地区，如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市场自身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市场应该占据较大比例；在市场体系本身发展较弱的地区，如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自身配置资源可能出现失灵，那么政府干预的地位应该受到重视。从历史眼光看，当西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市场调节得到极大发挥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当时主要还是计划经济。这是基于中国的实际国情，受中国东方文化以及一直以来国家战略目标的影响，早期中国是将政府干预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推力。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时期，计划型经济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同样，即使同为发达国家，各国制定的方针亦有区别。比如二战后，因为国际经济受战争重创，为恢复经济发展，各国都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其中，法国通过计划手段大力倡导国有化，计划的手段有着明显的行政色彩，是典型的政府干预；日本通过法律政策手段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通过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自身发展，企业发展最终还是依靠自身力量，这是市场和政府结合的形式；德国虽然也是通过法律政策的举措，颁行反限制竞争方面的法律，但是这样的法律主要目的还是促进市场自由竞争，其偏向的还是市场调节。因此，可以说，对于发展战略的选择，其最重要的还是根据自身国情拟定。
三、结语
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理论由来已久，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以及经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市场本身有可能出现失灵，而此时人们理所当然地将期望投到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上，认为凡是市场不能解决的，依靠政府应该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政府作为经济发展中应该充当中立角色的组织，很可能并不能真正做到中立，而且还有政府失灵的危险。市场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始终是此消彼长的。对此，在选择究竟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时，具体考虑其时空因素，需要依据各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确定，选择最适合其发展的形式。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2] 王一江：《国家与经济：关于转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 种明钊：《国家干预法治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