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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在墨西哥海滨城市坎昆举行的第73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来自南非的一名警官跨过了这个星球历史上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歧视和不平等，以高票当选新一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
他叫杰基·塞莱比，南非国家警察总监。南非在自人种族主义集团统治时期曾残酷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塞莱比是第一个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非洲黑人，他的当选，结束了该组织自创办以来70载由西方国家轮流主管的历史。在坎昆大会上，拉丁美洲国家也第一次集体推出了一名候选人，但在最后表决中输给了塞莱比。当消息传回南非时，全国为之雀跃。
国际刑警组织是仅次于联合国的最大国际组织，其成立时间甚至远早于联合国，成员已达186个国家，在打击国际犯罪和腐败方面卓有成效，广受世人赞誉。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是该组织的首脑，不过，从该组织宪章所安排的权力结构上看，主席一职更多是礼仪性的，日常行政管理系由秘书处总干事负责。然而，主席一职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主席一职属于竞争性职位所凝聚的支持度，都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也创造了主席-展身手的空间。
在2004年10月当选主席之前，塞莱比作为代表非洲区域的副主席积极辅佐西班牙人埃斯皮加雷斯主席，奠定了他个人能力获得广泛肯定的基础。在2004年这次换届选举之前几个月，西班牙马德里遭受了“3·11”爆炸案，埃斯皮加雷斯主席竭力呼吁各国展开更紧密合作，对恐怖分子有可能在全球发动的“脏弹”、“生化武器”袭击提高警觉。美国纽约9·11事件及之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和对伊战争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战略焦点，过多的精力被放在捕风捉影的反恐拉锯战中。
新當选的塞莱比主席发誓让更多成员国享受到国际刑警组织已有的设备和数据库，以改善发展中国家打击国际犯罪和预防腐败方面长期存在的低效率状态。他的这一姿态表明，国际刑警组织沦为世界政治的奴仆这一局面将得到调整，该组织将与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保持更高程度的一致，并且把国际刑警的主要精力重新摆放在传统领域。
在他的领导下，非洲撒哈拉以南的44个国家的国际刑警中心局第一次把数据线接入位于法国里昂的总部，第一次实现全球性刑警信息快速反应机制。在他的推动下’国际刑警组织创办了一所专门培训发展中国家反腐败官员的学院，对提高各国腐败控制水平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他的督促下，于2003年针对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的“红色通缉令”在悬空3年之后第一次发挥威力，成功地把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泰勒从他的庇护地尼日利亚抓捕归案，送到了，立于塞拉利昂的国际刑事法庭。数月后，泰勒又被押送到海牙国际刑庭受审。
国际刑警组织总干事曾言：“(塞莱比)促进了各国打击犯罪和腐败上的合作”，使该组织处于历史上最有战斗力和最有成效的时期。
突遭腐败指控
塞莱比领导国际刑警组织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和《国际刑警宪章》指引下发起了全球反腐败行动，声势浩大。不料，他本人却突遭腐败指控。给他抹黑的人并非来自“敌对国”，而是他的母国南非。
有一点得在文化差异的层次上解析，才能看出本国人给本国人抹黑的“可恶性”和“平常性”。暂且不议论施加于塞莱比身上的指控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就谈本国国民是否有义务有道义为一个扛着“国体”而担任国际组织首脑的本国国民“捂盖子”，或有没有价值为他粉饰、甚至神明化。在“国体”大于“人体”的文化氛围中，总有一股力量会自觉加入文过饰非的行列，认为“揭黑”是一种“可恶行为”；而在相反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个有差错的人代表国家继续担任国际要职才是给国家丢脸。
塞莱比所受到的腐败指控，其所指向的职责领域与他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无关，却与他担任南非国家警察总监一职有关。尽管在事实上无关联，但若其在国家警察总监一职基础上的指控成立，则指控的连锁反应会累及其在国际刑警组织任职的适当性。
事情还得从2006年11月讲起。是时，南非警方抓捕了名叫埃格鲁提的毒贩子，怀疑他与2005年南非矿业大亨布雷特·凯博被杀案有关。这时，南非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爆料，称南非国家警察总监塞莱比与这名涉嫌杀害矿业老板的毒贩子关系密切，一条“腐败关系”路线图放置在塞莱比和毒贩子埃格鲁提之间。
南非检察机构旋即宣布对塞莱比展开调查，警方与检方的角力由此展开。领衔对塞莱比腐败案调查的检察官被塞莱比手下以其它罪名拘捕，而检方则坚定地推动对塞莱比起诉的准备工作。塞莱比对所有可能面临的指控嗤之以鼻，坚称自己无辜。
警检“互殴”，是不是好事?在我们还不甚明了应是“公检法”抑或是“法检警”的顺序排列之前，已经确立了独立检察权的南非检察部门不依不饶，一直在警察部门首脑塞莱比背后整其“黑材料”，反对派也在大声要求塞莱比辞去南非国家警察总监的职务。塞莱比是南非现任总统姆贝基的政治盟友。2005年姆贝基因其政治对手祖马腐败为由，毫不犹豫摘掉了祖马副总统的官位。不过，对塞莱比，姆贝基用不着趁机“合理合法”地削掉塞莱比的官职，因为姆贝基说“对塞莱比的清白有信心”。
腐败是南非政府面临的最大公共关系危机，90％以上的南非人认为国内腐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80％以上的受访居民表示，现有的腐败控制机制亟待改善。
早在5年前，南非就引领陷入腐败困境的大多数非洲国家推行“非洲新伙伴关系计划”，建立腐败“互查制度”。姆贝基政府颁行《全国反腐败计划》，鼓励非官方的反腐监督论坛的设立，完善审计制度，相继有重量级官员受到腐败指控。除塞莱比之外，对南非前副总统、现任非国大领袖祖马腐败案的调查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防御性辞职
正如姆贝基一直呼吁人们要注意祖马在没有被法庭定罪之前是无辜的一样，“无罪推定”的普世刑事原则也可以给塞莱比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屏障。换言之，塞莱比可以边做官边接受司法调查，两不相扰。
2008年月11日，南非检方宣布将以腐败罪正式起诉南非警察总监塞莱比，塞莱比闻讯紧急向位于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一家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制止检方的起诉，遭到法院的拒绝。
在与政治盟友姆贝基一番磋商之后，塞莱比决定暂停担任警察总监一段时间，以便有更多的精力准备应诉，拿姆贝基的话说就是给“塞莱比放了一个长假”。塞莱比完全没有抓牢权力并用权力资源抵制检方应诉的打算，因为那是用更大的腐败挽救可能的既有腐败，则成了赤裸裸的腐败。
塞莱比于检方决定起诉的次日，正式写信给国际刑警组织法国里昂总部，要求辞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称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对该组织所从事的事业的尊敬和对其长期享有的声誉的维护；而且，他的辞职立即生效，不必让“组织”费心再研究这研究那了。这比一些流行写辞职报告又期待“组织”挽留的假辞职真炒作不知好到哪里去了。
我们权且把塞莱比辞去主席(而非总监)职务之举视为“防御性辞职”，这样又引起两个熟悉的概念：“引咎辞职”和“被迫辞职”。
“防御性辞职”是辞职申请人在相信自己无辜的基础上，为了维护组织的声誉而作出的利他主义的牺牲；“引咎辞职”是在承认自己过错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担责方式主动请辞职务的行为；而“被迫辞职”则复杂得多了它可能是多党制氛围下密室政治的产物，也可能是非多党制下派系相争的结果，不管怎样，“被迫辞职”是一种以让步谋求减少担责的行为。
除“被迫辞职”外，防御性辞职和引咎辞职是当事人保持自尊的一种恰当方式，总比厚着脸皮死当官强多了，也比同级调动、异地为官的假辞职高尚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塞莱比丢掉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官帽，摘其官帽的人正是他自己，是其良知与自尊促成了他的决定，而南非已经成型的良好官场文化则是稳固其良知和自尊不受扭曲的依靠。纵使塞莱比真如被指控的那样腐败，但作为人的最后屏障的良心和自尊并没有腐败。塞莱比将用法律的武器全力以赴面对检方的起诉，顺便再借用一下姆贝基的老话，没有被法庭定罪之前，我们尊敬的祖马先生依然是无辜的。
他叫杰基·塞莱比，南非国家警察总监。南非在自人种族主义集团统治时期曾残酷推行种族隔离政策，而塞莱比是第一个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非洲黑人，他的当选，结束了该组织自创办以来70载由西方国家轮流主管的历史。在坎昆大会上，拉丁美洲国家也第一次集体推出了一名候选人，但在最后表决中输给了塞莱比。当消息传回南非时，全国为之雀跃。
国际刑警组织是仅次于联合国的最大国际组织，其成立时间甚至远早于联合国，成员已达186个国家，在打击国际犯罪和腐败方面卓有成效，广受世人赞誉。
国际刑警组织主席是该组织的首脑，不过，从该组织宪章所安排的权力结构上看，主席一职更多是礼仪性的，日常行政管理系由秘书处总干事负责。然而，主席一职本身所具有的影响力，以及主席一职属于竞争性职位所凝聚的支持度，都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也创造了主席-展身手的空间。
在2004年10月当选主席之前，塞莱比作为代表非洲区域的副主席积极辅佐西班牙人埃斯皮加雷斯主席，奠定了他个人能力获得广泛肯定的基础。在2004年这次换届选举之前几个月，西班牙马德里遭受了“3·11”爆炸案，埃斯皮加雷斯主席竭力呼吁各国展开更紧密合作，对恐怖分子有可能在全球发动的“脏弹”、“生化武器”袭击提高警觉。美国纽约9·11事件及之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和对伊战争极大地影响了国际刑警组织的战略焦点，过多的精力被放在捕风捉影的反恐拉锯战中。
新當选的塞莱比主席发誓让更多成员国享受到国际刑警组织已有的设备和数据库，以改善发展中国家打击国际犯罪和预防腐败方面长期存在的低效率状态。他的这一姿态表明，国际刑警组织沦为世界政治的奴仆这一局面将得到调整，该组织将与联合国等其他国际组织保持更高程度的一致，并且把国际刑警的主要精力重新摆放在传统领域。
在他的领导下，非洲撒哈拉以南的44个国家的国际刑警中心局第一次把数据线接入位于法国里昂的总部，第一次实现全球性刑警信息快速反应机制。在他的推动下’国际刑警组织创办了一所专门培训发展中国家反腐败官员的学院，对提高各国腐败控制水平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他的督促下，于2003年针对利比里亚前总统查尔斯·泰勒的“红色通缉令”在悬空3年之后第一次发挥威力，成功地把被控犯有战争罪的泰勒从他的庇护地尼日利亚抓捕归案，送到了，立于塞拉利昂的国际刑事法庭。数月后，泰勒又被押送到海牙国际刑庭受审。
国际刑警组织总干事曾言：“(塞莱比)促进了各国打击犯罪和腐败上的合作”，使该组织处于历史上最有战斗力和最有成效的时期。
突遭腐败指控
塞莱比领导国际刑警组织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和《国际刑警宪章》指引下发起了全球反腐败行动，声势浩大。不料，他本人却突遭腐败指控。给他抹黑的人并非来自“敌对国”，而是他的母国南非。
有一点得在文化差异的层次上解析，才能看出本国人给本国人抹黑的“可恶性”和“平常性”。暂且不议论施加于塞莱比身上的指控的真实性或可靠性，就谈本国国民是否有义务有道义为一个扛着“国体”而担任国际组织首脑的本国国民“捂盖子”，或有没有价值为他粉饰、甚至神明化。在“国体”大于“人体”的文化氛围中，总有一股力量会自觉加入文过饰非的行列，认为“揭黑”是一种“可恶行为”；而在相反的文化环境中，人们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一个有差错的人代表国家继续担任国际要职才是给国家丢脸。
塞莱比所受到的腐败指控，其所指向的职责领域与他担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无关，却与他担任南非国家警察总监一职有关。尽管在事实上无关联，但若其在国家警察总监一职基础上的指控成立，则指控的连锁反应会累及其在国际刑警组织任职的适当性。
事情还得从2006年11月讲起。是时，南非警方抓捕了名叫埃格鲁提的毒贩子，怀疑他与2005年南非矿业大亨布雷特·凯博被杀案有关。这时，南非一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爆料，称南非国家警察总监塞莱比与这名涉嫌杀害矿业老板的毒贩子关系密切，一条“腐败关系”路线图放置在塞莱比和毒贩子埃格鲁提之间。
南非检察机构旋即宣布对塞莱比展开调查，警方与检方的角力由此展开。领衔对塞莱比腐败案调查的检察官被塞莱比手下以其它罪名拘捕，而检方则坚定地推动对塞莱比起诉的准备工作。塞莱比对所有可能面临的指控嗤之以鼻，坚称自己无辜。
警检“互殴”，是不是好事?在我们还不甚明了应是“公检法”抑或是“法检警”的顺序排列之前，已经确立了独立检察权的南非检察部门不依不饶，一直在警察部门首脑塞莱比背后整其“黑材料”，反对派也在大声要求塞莱比辞去南非国家警察总监的职务。塞莱比是南非现任总统姆贝基的政治盟友。2005年姆贝基因其政治对手祖马腐败为由，毫不犹豫摘掉了祖马副总统的官位。不过，对塞莱比，姆贝基用不着趁机“合理合法”地削掉塞莱比的官职，因为姆贝基说“对塞莱比的清白有信心”。
腐败是南非政府面临的最大公共关系危机，90％以上的南非人认为国内腐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80％以上的受访居民表示，现有的腐败控制机制亟待改善。
早在5年前，南非就引领陷入腐败困境的大多数非洲国家推行“非洲新伙伴关系计划”，建立腐败“互查制度”。姆贝基政府颁行《全国反腐败计划》，鼓励非官方的反腐监督论坛的设立，完善审计制度，相继有重量级官员受到腐败指控。除塞莱比之外，对南非前副总统、现任非国大领袖祖马腐败案的调查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防御性辞职
正如姆贝基一直呼吁人们要注意祖马在没有被法庭定罪之前是无辜的一样，“无罪推定”的普世刑事原则也可以给塞莱比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屏障。换言之，塞莱比可以边做官边接受司法调查，两不相扰。
2008年月11日，南非检方宣布将以腐败罪正式起诉南非警察总监塞莱比，塞莱比闻讯紧急向位于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一家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法院制止检方的起诉，遭到法院的拒绝。
在与政治盟友姆贝基一番磋商之后，塞莱比决定暂停担任警察总监一段时间，以便有更多的精力准备应诉，拿姆贝基的话说就是给“塞莱比放了一个长假”。塞莱比完全没有抓牢权力并用权力资源抵制检方应诉的打算，因为那是用更大的腐败挽救可能的既有腐败，则成了赤裸裸的腐败。
塞莱比于检方决定起诉的次日，正式写信给国际刑警组织法国里昂总部，要求辞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一职，称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对该组织所从事的事业的尊敬和对其长期享有的声誉的维护；而且，他的辞职立即生效，不必让“组织”费心再研究这研究那了。这比一些流行写辞职报告又期待“组织”挽留的假辞职真炒作不知好到哪里去了。
我们权且把塞莱比辞去主席(而非总监)职务之举视为“防御性辞职”，这样又引起两个熟悉的概念：“引咎辞职”和“被迫辞职”。
“防御性辞职”是辞职申请人在相信自己无辜的基础上，为了维护组织的声誉而作出的利他主义的牺牲；“引咎辞职”是在承认自己过错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担责方式主动请辞职务的行为；而“被迫辞职”则复杂得多了它可能是多党制氛围下密室政治的产物，也可能是非多党制下派系相争的结果，不管怎样，“被迫辞职”是一种以让步谋求减少担责的行为。
除“被迫辞职”外，防御性辞职和引咎辞职是当事人保持自尊的一种恰当方式，总比厚着脸皮死当官强多了，也比同级调动、异地为官的假辞职高尚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塞莱比丢掉了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官帽，摘其官帽的人正是他自己，是其良知与自尊促成了他的决定，而南非已经成型的良好官场文化则是稳固其良知和自尊不受扭曲的依靠。纵使塞莱比真如被指控的那样腐败，但作为人的最后屏障的良心和自尊并没有腐败。塞莱比将用法律的武器全力以赴面对检方的起诉，顺便再借用一下姆贝基的老话，没有被法庭定罪之前，我们尊敬的祖马先生依然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