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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由澳门6个劳工团体发起的“以反对输入黑工”为主要诉求的游行，最终演变成激烈的警民冲突。警方使用防暴盾和警棍，驱散部分冲破防线的示威者。事件中更有便衣警员向天开了5枪示警，误伤一路人；又向示威者使用胡椒喷雾，数人被喷中要洗眼，4人被警方以“袭警”、“违令”为名逮捕。
当天参与的具体人数，警方与组织者各自表述，由“过千人’到‘上万人’都有，误差极大。与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相比，这个规模算小的，但所引发的政治震撼力同样巨大。“因为澳门的博彩业吸引的主要是大陆的客人，所以一直以来国际影响力有限，以前澳门的事一般走不过伶仃洋，但这次事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最终成了国际事件。”澳门资深传媒人士郑先生告诉记者。
发展成果不能由少数人独享
五一游行由澳门职工民心协进会、博彩建筑业联合自由工会、职工联盟、家人团聚促进会、清洁员职工会及物业管理职工会等劳工团体联合举办，游行人士大多来自基层的贫苦大众，其基本的诉求就是反对输入外劳和黑工，改善底层劳工的生存状况。
“在劳工就业方面，政府有一系列漂亮的数字：失业率只有3．2％，差不多是全民就业；收入的中位数达到了7300澳门元；人均GDP达到了2．8万美元等等。但实际情况是，50万人口中仍有8万人月收入在5000澳门元以下；澳门人均GDP虽然已经超过了香港，但7000多元的中位数较香港的1万元相去甚远。澳门在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远较香港不平均。”澳门立法会议员区锦新告诉记者。
随着永利和威尼斯人等几家大型酒店和娱乐设施的投入使用，澳门原有的就业人口已不敷使用，自2003年开始，来自中国大陆、香港、菲律宾等地的外劳大量拥入。“现在澳门有大约7万外劳，还有不少没有合法手续的黑工，这些人往往只享受最低工资，又大多身强力壮。澳门本地人口分布呈波浪型，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比较少，小孩子和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相对多。而四五十岁的劳工一般工作能力较差，竞争力不足。相比之下，企业当然更愿意雇佣外劳甚至黑工。本地劳工即使有工作，也往往开工不足，收入不增反降。”区锦新认为。
郑先生也认为，博彩业的超高速发展，把人力、物力、财力都吸引过去，导致四五十岁劳工赖以生存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而博彩业又不需要他们，使得这些人的生存状况恶化。在4．4％的通胀率下，他们的生活无法与经济繁荣并进，趁劳动节发泄，是情理中事。
澳门职工联盟秘书长李漫洲则称，最令工人不满的是官商勾结严重，“工人频频举报黑工，但每次都有人闻风先遁，这种腐败现象是民愤的最根本原因。”他更说若情况无改善，工人行动可能升级，“冲击地盘也不出奇。”
伴随着博彩业的发展，大量资金涌入澳门，澳门又没有香港那样成熟的金融市场，所以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业，推高了楼价。以前租金1000块的房子，现在一般都涨到了3000块以上，外劳可以几个人分担房租，本地人就不可能。再加上回归后，澳门停止了公共房屋的兴建，目前有2万多户在等待经济房屋。而澳门选委会的300人里，相当一部分都是地产商、建筑商，所以政府在公屋的修建上也不积极。可以说在澳门经济发展大潮中，普通市民得益不多。因为庞大投资是来自外资和港资，且港资更是渗透本澳不同营商领域，面对强大的竞争者，澳门小商小贩并无抗衡能力；另方面，本澳一些财雄势大者则可乘经济大潮如鱼得水，水涨船高而成为较大的得利者。
澳门人口不足50万，经济要持续多元发展，显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仅靠现有人口打造不出“东方的拉斯维加斯”。但另一方面，经济急速发展，对受薪者的工作技能要求也提高，这突如其来的社会转变，澳门中壮年和低学历人士既无心理准备又无技能提升的准备，却眼见大量外地劳工拥入，又不知道具体数目，于是产生不安以及抗拒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关键是澳门政府，要在宏观的收入分配和输入外劳的具体政策上对本地的底层劳工有所考虑。
欧文龙事件
参与游行人士的诉求和去年差不多，除了劳工问题，就是反贪腐。今年之所以这么激烈，参与游行的区锦新认为就是因为有了欧文龙事件。
2006年12月6日，时任澳门运输工务司司长的欧文龙因涉嫌贪污被逮捕。澳门廉政公署今年4月初公布的情况表明，欧文龙案的涉案人数为30人，包括21男9女，除欧文龙为公职人员外，其余为欧文龙的亲属和建筑行业人士，这些人涉嫌行贿、受贿和洗黑钱，还涉嫌财产申报不实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初步调查发现，欧文龙及其妻子在澳门和香港拥有现金约合1．5亿澳门元，分别收藏于其官邸以及澳门和香港等地银行的3个保险箱内；在澳港两地银行户口上有各类货币存款，截至2006年12月总额约合3．5亿澳门元；在英国和其它国家的现金和债券约合2．7亿澳门元；总金额高达7．9亿澳门元。
2007年4月12日，欧文龙案移送检察院，未计相关的扣押品存内，卷宗部分已有22箱。区锦新认为，欧文龙主管的是政府的公共工程，出现贪污的情况显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不透明、不进行招投标、监督不力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土地出让等领域也一样存在。欧文龙事件出来后，立法会曾经要求公共工程由立法会主持招标，但何特首表示基于行政主导，政府不会放弃这方面的权力。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澳门政府官员告诉记者，欧文龙事件虽然还在查，但总给人遮遮掩掩、应付公众的感觉，因为目前出庭作证的都是一些外围商人，和政府权力中心关系密切的商人一个也没有，大家因此怀疑政府彻查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参加游行的还有政府公务员。上述的那位人士告诉记者，澳门的公务员队伍过去是受薪阶层中最幸福的一群，所谓“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最近情势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美资赌场加入对人力资源的竞争，使到公务员“唯一高薪”的优势消减；另一方面，随着澳门人公民意识的逐步提高，对公务员行为的要求严苛了起来，前线公务员大多有“受气”之感。与此同时，由于特区政府迟迟未有进行公共行政改革，尤其是未能接受民间意见，推行问责制及政务官轮调制，致使公共行政架构内“小圈子”现象及裙带风较为严重，部份低级公务员怀有较重的受压抑感。故他们以参加五一游行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之气，并不奇怪。
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黄枝连认为，部分游行人士确实有把事情闹大、让北京和世界都知道的心理，所以会有一些过激的口号，政府对此不应有意识形态化的反应，仿佛大家都是冲着统治精英去的，有什么“政治目的”。而应该有面对现实、就事论事的眼光和气魄，从制度的根源上去解决问题。
“澳人治澳”的开放性
游行在澳门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常常都有。去年五一也有游行，有4000人参加，其间也有示威者改变游行路线，与警方冲突。当时，警察只是施放催泪弹，没有开枪。此次游行在两三个月前就有传闻，警方和政府都应该有充分准备的，但最后仍然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显示出政府包括警务部门缺乏应有的敏感度，应变能力不足。
要驾驭澳门这复杂的地盘确实不易，纵横政商又熟悉江湖的何厚铧被视为是掌舵的最佳人选，流氓混混既吓不倒他，政棍骗子也骗不到他。当上澳门一把手后，何厚铧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和开放赌业上所展现的狠劲与果敢，为他带来好评。2000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给他打了101分，但自2002年澳门开放赌权之后，澳门骤然之间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从政府到人民普遍准备不足，一系列问题开始涌现。2004年10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已指出，“澳门经济发展迅速，但长期以来形成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仍然存在。”事隔一年，他又提醒澳门政府要“积极应对特区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显示出国家决策层对澳门现状的关注和担忧。
澳门回归以来，政治气氛一直比较平和，关键原因是掌控澳门的政治团体中，爱国团体占了绝对优势。但随着近年来澳门经济的急促发展，各大财团势力相继进驻，各种外国政治势力也随之而来。2008、2009年，当那些外资赌场全部站稳脚跟之后，情况恐怕将更加复杂。加上长期积压下来的社会低下层收入、住房、外劳等民生问题，澳门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而澳门政府的管制水平和权威，已经遭到了挑战和怀疑。
黄枝连认为，目前澳门的高层官员，回归前普遍没有公共行政经验，但在“澳人治澳”的背景下仓促上岗，不久又面临着管理世界级博彩业的挑战，部分官员有一种目空一切的倾向，往往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来面对民意和民怨。再加上没有问责制，原有的政商小圈子一直没有打破，这对澳门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黄因此建议，在处理中央和澳门关系时，是否可以有新的理解方式：在坚持“澳人治澳”为主的前提下，增加开放性，更多地吸纳国际、中国大陆、香港的有丰富经验的人士加入治澳的体系。
当天参与的具体人数，警方与组织者各自表述，由“过千人’到‘上万人’都有，误差极大。与2003年香港50万人大游行相比，这个规模算小的，但所引发的政治震撼力同样巨大。“因为澳门的博彩业吸引的主要是大陆的客人，所以一直以来国际影响力有限，以前澳门的事一般走不过伶仃洋，但这次事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最终成了国际事件。”澳门资深传媒人士郑先生告诉记者。
发展成果不能由少数人独享
五一游行由澳门职工民心协进会、博彩建筑业联合自由工会、职工联盟、家人团聚促进会、清洁员职工会及物业管理职工会等劳工团体联合举办，游行人士大多来自基层的贫苦大众，其基本的诉求就是反对输入外劳和黑工，改善底层劳工的生存状况。
“在劳工就业方面，政府有一系列漂亮的数字：失业率只有3．2％，差不多是全民就业；收入的中位数达到了7300澳门元；人均GDP达到了2．8万美元等等。但实际情况是，50万人口中仍有8万人月收入在5000澳门元以下；澳门人均GDP虽然已经超过了香港，但7000多元的中位数较香港的1万元相去甚远。澳门在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远较香港不平均。”澳门立法会议员区锦新告诉记者。
随着永利和威尼斯人等几家大型酒店和娱乐设施的投入使用，澳门原有的就业人口已不敷使用，自2003年开始，来自中国大陆、香港、菲律宾等地的外劳大量拥入。“现在澳门有大约7万外劳，还有不少没有合法手续的黑工，这些人往往只享受最低工资，又大多身强力壮。澳门本地人口分布呈波浪型，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比较少，小孩子和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相对多。而四五十岁的劳工一般工作能力较差，竞争力不足。相比之下，企业当然更愿意雇佣外劳甚至黑工。本地劳工即使有工作，也往往开工不足，收入不增反降。”区锦新认为。
郑先生也认为，博彩业的超高速发展，把人力、物力、财力都吸引过去，导致四五十岁劳工赖以生存的中小企业大量倒闭，而博彩业又不需要他们，使得这些人的生存状况恶化。在4．4％的通胀率下，他们的生活无法与经济繁荣并进，趁劳动节发泄，是情理中事。
澳门职工联盟秘书长李漫洲则称，最令工人不满的是官商勾结严重，“工人频频举报黑工，但每次都有人闻风先遁，这种腐败现象是民愤的最根本原因。”他更说若情况无改善，工人行动可能升级，“冲击地盘也不出奇。”
伴随着博彩业的发展，大量资金涌入澳门，澳门又没有香港那样成熟的金融市场，所以资金大量进入房地产业，推高了楼价。以前租金1000块的房子，现在一般都涨到了3000块以上，外劳可以几个人分担房租，本地人就不可能。再加上回归后，澳门停止了公共房屋的兴建，目前有2万多户在等待经济房屋。而澳门选委会的300人里，相当一部分都是地产商、建筑商，所以政府在公屋的修建上也不积极。可以说在澳门经济发展大潮中，普通市民得益不多。因为庞大投资是来自外资和港资，且港资更是渗透本澳不同营商领域，面对强大的竞争者，澳门小商小贩并无抗衡能力；另方面，本澳一些财雄势大者则可乘经济大潮如鱼得水，水涨船高而成为较大的得利者。
澳门人口不足50万，经济要持续多元发展，显然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仅靠现有人口打造不出“东方的拉斯维加斯”。但另一方面，经济急速发展，对受薪者的工作技能要求也提高，这突如其来的社会转变，澳门中壮年和低学历人士既无心理准备又无技能提升的准备，却眼见大量外地劳工拥入，又不知道具体数目，于是产生不安以及抗拒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关键是澳门政府，要在宏观的收入分配和输入外劳的具体政策上对本地的底层劳工有所考虑。
欧文龙事件
参与游行人士的诉求和去年差不多，除了劳工问题，就是反贪腐。今年之所以这么激烈，参与游行的区锦新认为就是因为有了欧文龙事件。
2006年12月6日，时任澳门运输工务司司长的欧文龙因涉嫌贪污被逮捕。澳门廉政公署今年4月初公布的情况表明，欧文龙案的涉案人数为30人，包括21男9女，除欧文龙为公职人员外，其余为欧文龙的亲属和建筑行业人士，这些人涉嫌行贿、受贿和洗黑钱，还涉嫌财产申报不实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初步调查发现，欧文龙及其妻子在澳门和香港拥有现金约合1．5亿澳门元，分别收藏于其官邸以及澳门和香港等地银行的3个保险箱内；在澳港两地银行户口上有各类货币存款，截至2006年12月总额约合3．5亿澳门元；在英国和其它国家的现金和债券约合2．7亿澳门元；总金额高达7．9亿澳门元。
2007年4月12日，欧文龙案移送检察院，未计相关的扣押品存内，卷宗部分已有22箱。区锦新认为，欧文龙主管的是政府的公共工程，出现贪污的情况显然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不透明、不进行招投标、监督不力造成的。这种情况，在土地出让等领域也一样存在。欧文龙事件出来后，立法会曾经要求公共工程由立法会主持招标，但何特首表示基于行政主导，政府不会放弃这方面的权力。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澳门政府官员告诉记者，欧文龙事件虽然还在查，但总给人遮遮掩掩、应付公众的感觉，因为目前出庭作证的都是一些外围商人，和政府权力中心关系密切的商人一个也没有，大家因此怀疑政府彻查的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参加游行的还有政府公务员。上述的那位人士告诉记者，澳门的公务员队伍过去是受薪阶层中最幸福的一群，所谓“钱多事少离家近”。但最近情势发生了微妙变化：一方面，美资赌场加入对人力资源的竞争，使到公务员“唯一高薪”的优势消减；另一方面，随着澳门人公民意识的逐步提高，对公务员行为的要求严苛了起来，前线公务员大多有“受气”之感。与此同时，由于特区政府迟迟未有进行公共行政改革，尤其是未能接受民间意见，推行问责制及政务官轮调制，致使公共行政架构内“小圈子”现象及裙带风较为严重，部份低级公务员怀有较重的受压抑感。故他们以参加五一游行的方式来发泄自己心中的郁闷之气，并不奇怪。
澳门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黄枝连认为，部分游行人士确实有把事情闹大、让北京和世界都知道的心理，所以会有一些过激的口号，政府对此不应有意识形态化的反应，仿佛大家都是冲着统治精英去的，有什么“政治目的”。而应该有面对现实、就事论事的眼光和气魄，从制度的根源上去解决问题。
“澳人治澳”的开放性
游行在澳门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常常都有。去年五一也有游行，有4000人参加，其间也有示威者改变游行路线，与警方冲突。当时，警察只是施放催泪弹，没有开枪。此次游行在两三个月前就有传闻，警方和政府都应该有充分准备的，但最后仍然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显示出政府包括警务部门缺乏应有的敏感度，应变能力不足。
要驾驭澳门这复杂的地盘确实不易，纵横政商又熟悉江湖的何厚铧被视为是掌舵的最佳人选，流氓混混既吓不倒他，政棍骗子也骗不到他。当上澳门一把手后，何厚铧在打击黑社会犯罪和开放赌业上所展现的狠劲与果敢，为他带来好评。2000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给他打了101分，但自2002年澳门开放赌权之后，澳门骤然之间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都市，从政府到人民普遍准备不足，一系列问题开始涌现。2004年10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已指出，“澳门经济发展迅速，但长期以来形成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仍然存在。”事隔一年，他又提醒澳门政府要“积极应对特区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显示出国家决策层对澳门现状的关注和担忧。
澳门回归以来，政治气氛一直比较平和，关键原因是掌控澳门的政治团体中，爱国团体占了绝对优势。但随着近年来澳门经济的急促发展，各大财团势力相继进驻，各种外国政治势力也随之而来。2008、2009年，当那些外资赌场全部站稳脚跟之后，情况恐怕将更加复杂。加上长期积压下来的社会低下层收入、住房、外劳等民生问题，澳门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而澳门政府的管制水平和权威，已经遭到了挑战和怀疑。
黄枝连认为，目前澳门的高层官员，回归前普遍没有公共行政经验，但在“澳人治澳”的背景下仓促上岗，不久又面临着管理世界级博彩业的挑战，部分官员有一种目空一切的倾向，往往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来面对民意和民怨。再加上没有问责制，原有的政商小圈子一直没有打破，这对澳门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黄因此建议，在处理中央和澳门关系时，是否可以有新的理解方式：在坚持“澳人治澳”为主的前提下，增加开放性，更多地吸纳国际、中国大陆、香港的有丰富经验的人士加入治澳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