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乡下的母亲来电话说东京这里怕是用不着棉外褂了，让送回乡下去。正赶上管电话的妻子出门了，是大女儿接了电话转告给我的。
　　“什么棉外褂？”女儿问。
　　大女儿和几个妹妹不同，她是在乡下而不是在东京的医院出生的。许是母亲抱着带大的缘故，母亲的一口家乡话大体都能听懂。但有时也会遇上不懂的词，就给难住了。母亲说的“棉外褂”就是厚厚地絮了很多棉花、不带翻领的棉袄。每年到了秋季，母亲都亲手做好，寄到东京来。
　　即使在盛夏我工作的时候，光穿贴身汗衫，外面不加和服就感到不踏实。母亲做的就是套在工作时穿的和服外面的棉外褂。
　　母亲六月一到就满80岁了，但依然自己做针线活儿。虽然不能像从前一样做夹衣跟和服短褂了，但像家常外褂和小孩的夏衣之类，不要别人帮助还是能做的。连穿针引线也都是自己来。一次纫不上，便把老花镜架在鼻梁上纫它几回。即使我回乡坐在她身边，也从来不叫我帮她纫。我看不过去，说：“来，我给您纫！”母亲就显出难为情的样子，呵呵地笑着说：“真的，这阵子，眼睛不中用啦。”
　　由于母亲的眼力不好，做成一件棉外褂需要很长时间。入夏一个月后的盂兰盆节全家回乡，差不多该返回东京的时候，母亲就像忽然想起似的，从什么地方找出我的棉外褂，开始拆洗重做。
　　“不絮那么多棉花也成啊，东京没有这儿冷。”
　　我每次都这么说过之后才回来，可是到了11月打开母亲寄来的快件邮包一看，同往年一样，棉花絮得鼓鼓囊囊。
　　记得小时候，母亲坐在居室草席上铺开棉被或棉袍絮棉花。我望着轻柔的棉絮飘落在母亲的双肩上，我想，多像棉花雨啊！而此时，想必母亲如同昔日一样正在为我絮棉外褂。眼下乡间已是下霜季节，母亲感到后背凉嗖嗖的，所以才不知不觉把外褂的两肩絮厚的吧。
　　不管怎么说，母亲做好这件外褂不容易，我就穿着它过上一冬。其实即使不穿棉外褂，这四五年来我已胖得发蠢，再套上它，自然就更显得圆轱轮墩的了。这副打扮实在见不得人，不过在家里还倒没有什么妨碍。
　　也许我是在被炉旁长大的，对暖气或火炉之类总觉得难以适应，整个房间暖起来就头晕发困。因此，至今入冬后也还是只生被炉。可是即便是东京，深冬的黎明时分，外面的寒气也会侵袭双肩和后背。在这种时候，有这件棉外褂可就得济了。穿上母亲做的棉外褂，无论多么冻（我的家乡这么形容刺骨的寒冷）的夜晚，两肩和后背都不会觉得寒冷。伏在被炉上打个盹儿也好，和衣睡一觉也好，都不会感冒。夜里穿它出来，还能顶件短大衣。
　　棉外褂的布料大部分是母亲穿旧的和服。母親已年近80，那些和服大体上花色都嫩了些，不过想穿还是可以穿的。母亲把这些和服拆开给我做棉外褂，一旦做好，就用包裹寄来。包裹里肯定会有封信，上面像记录似的写着这是用何时穿过的和服翻改的，曾穿着它到什么地方去过之类的话，末尾还注上一笔：“还是挺不坏的东西呢。”
　　看上去料子诚然是上等货，无奈已经很旧了，加上我毫不吝惜地当工作服穿，每到开春，袖口和下摆就都磨破了，腋窝的里子绽了线，衣襟磨得油光，棉花打成了细小的球儿从后背和肩头冒了出来。
　　每到春天，我都想：这东西的寿命该结束了，便送回乡下去。可到了秋天，母亲又翻改好寄来，干净利落，焕然一新。同以往一样，棉花絮得满满当当。
　　我问同母亲通了电话的大女儿：
　　“别的，还说了些什么？”
　　“奶奶在电话里说：‘这回你们又蒙我呀，我可难过了。’”大女儿告诉我母亲是这么说的，“声音可没劲儿呢，奶奶好像不大行了。”我听后笑了笑，摇摇头说：“不过，那是没办法的事呵。”
　　听我这么说，大女儿也摇摇头：“是呵，没办法呀。”
　　母亲近来身心不佳。她长期以来一直是病魔缠身，心脏不大好，轻微的心绞痛时常发作。直到四五年前，一收到邀请她来的信，还能立刻乘上十来个小时的长途火车来到东京。而今连这也做不到了。
　　看上去，母亲并不显得比从前弱多少。听说从前当问医生去东京住几天是否可以时，医生会立即回答说“请去吧”，还总是按在东京住的天数给她药。而最近，却同情地说：“怕是太勉强了。”还说，想去的话去也成，但对后果可负不了责任。母亲本来觉得没啥了不起，但对于长途旅行的结果当然自己也没个准谱，生怕给周围的人带来麻烦，便只在乡下家中转悠了。
　　大女儿降生时，母亲67岁。母亲说，我在这孩子上小学前不死；孩子上了小学，又说小学毕业前不死。实际上母亲都如愿以偿了，如今大女儿小学毕了业。母亲也许是感到了疲惫和衰弱，这回没说等到中学毕业，只说想看看大女儿去参加中学的开学典礼。
　　“无论如何也要来的话，就请来吧。”我们这样给母亲回了信，当时决定由妻子去乡下迎接。然而，没想到今年初春的寒气在母亲身上引起了反应；加上三月过半，住在新县小千谷的一个叔父突然去世的消息，又是一次冲击。
　　这个叔父是庆应义塾大学毕业的医生，年仅66岁就患心肌梗塞突然故去。叔父搬到小千谷之前，曾在横滨的鹤见区住过很久，我的哥哥和姐姐们受到过他不少照顾。今年秋天，我本打算一步步踏着匆匆为自己结束生涯的哥哥和姐姐们的足迹，写一本长篇小说来记载我一家不祥血统的历史，所以有很多情况要问这位叔父。当我从小千谷的堂妹那里得知叔父病故的消息时，便感到茫然了。
　　“噢，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是坐在椅子上吧？”我用电话告诉母亲。闲谈了一会之后，又叮问了一下，才传达了叔父的讣告。
　　母亲发出了低低的悲声，但又出乎意料地用沉着冷静的声音告诉我吊唁时要注意的事情，并托我给叔母和堂妹带个口信。接着是一阵沉默。当我又开口讲话时，母亲说，听筒正紧紧地贴着耳朵，说话别那么大嗓门。然后又突然讲起了年轻时的一件往事。
　　这是件没什么意思的往事：叔父健在时，母亲每次到东京，叔父都请她吃冰激凌。有一回因为太凉，吃不惯，母亲不住地咳嗽起来。
　　“阿吉（叔父叫吉平）还老笑话我吃冰激凌咳嗽是山巴郎哪。”
　　像唱歌似的母亲的声音渐渐微弱了，突然又传来放下话筒的声音。
　　“山巴郎”大概就是山巴佬吧。我们家乡是这样称呼山里人的。
　　从那以后，母亲完全丧失了精神，看样子实在无法到东京来了。于是，我决定春假期间全家一起回乡下去看她。当车票已买好，也通知了回家的日期，就在出发前两天，二女儿突然发高烧病倒了。
　　为此，回乡的事只好作罢。母亲说我们骗她，指的就是这件事。本想这回把穿破了的棉外褂随身带回去，可现在却依然放在身边。恐怕母亲是在一怒之下，才叫赶快寄回去的。
　　母亲做针线活儿时总爱在嘴里含上末茶糖，我买了一袋放进棉外褂里。我一面打包，一面想：即使这样，近些日子也要回趟家。
　　（冯金良摘自《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