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颜歌，是在小说《马尔马拉的璎朵》中。彼时，她还沐浴在少年作家的光环下。在早期的青春叙事中，她用史诗般的语言，泼洒一个少女眼中的苍郁、隽永、唯美与恢弘。后来她转向另一个纬度，尝试小说的新面向，将自己的小说、自己的人生转向新的声部。
　　在小说《关河》中，颜歌写道，“我想说，当你能看见这本书的时候，关于它的一切已经被我彻底地抛弃了。我把它写下来，就是为了和我的过去一刀两断。”这是一次青春式的呐喊。没有人能和过去撇清关系，颜歌交织在过去和现在的视域里，努力为小说营造别样的风貌，为我们展现她青春期的复调。
　　“多人指责我的不专一，上一个作品和下一个差得太多。其实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这十年对我来说真的是在‘长身体’，想要找到最合适自己的表达方式和世界观。小说家的青春期很漫长，我希望我还是在‘长身体’。”
　　我执，故我在
　　小时候看书的人很多，中学作文优秀的人也很多，而坚持写下来，成为作家的人极少。颜歌就是这极少的一个。“我想，在某个时刻，我们人人都走上过创作这条路，不过我比其他人更固执一些，到现在，还是继续走在这条路上。”
　　颜歌从十六岁就开始当“少年作家”，到现在还是在写作，想起来她自己也挺惊讶的。她坦言，“非常喜欢写小说，也以虚构的方式和这个世界相处，安置自己的内心，这可能是我一直在写作的根本原因。至于作品的出版，获奖，得到一些认可，这些东西使我有幸可以以写作为职业而安生。”
　　如果说坚持写作是兴趣使然，那么语言偏执便是本能驱使。青春期的躁动并未在颜歌的文字里一味蔓延，而在语感的空间里收放自如。“因为我从小生长的环境让我读古典的中文作品更多，所以的确对语言的韵律更有一种偏执。”
　　颜歌回忆自己小时候对机械无聊的活动很有兴趣，喜欢背古文，也喜欢擦地板。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她便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背五首宋词，不然绝不睡觉。“这种大量背诵的后果是一种汉语言的洁癖，对语言的清洁、韵律、甚至优美的一种骨子里的偏执。对于长篇小说来说，这种偏执可能并不是有益的，我现在时时都要提醒自己‘粗放’一点。”
　　文学界评论颜歌为人“低调”，与郭敬明、张悦然不同，她选择远离时尚圈。对此，颜歌解释说，“可能是因为我很宅，兴趣爱好也不太多。总体来说，对于热爱的东西我付出很大的热情和坚持，对于不那么喜欢的东西则往往比较迟钝和淡漠，这可能是我被误会为低调的原因吧。”
　　沸腾的麻辣小说：《我们家》
　　《段逸兴的一家》从构思到写作完成应该花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最开始的构思和现在完成的还挺有区别。它最开始叫做《戴月行的一家》，戴月行是颜歌的本名。在一个聚会上，她跟朋友们讲了她们一家人作为文艺青年经常在奶奶的召集下开作品朗诵会和“研讨会”的事。诗人何小竹说：“这个挺有意思的，你应该写成一个故事，就叫做‘戴月行的一家’。”这是这个故事的缘起，她想要写一家子知识分子怎么热爱文学的故事。
　　“试着写了一点以后，我不太喜欢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气息’和‘教师家庭伦理感’，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尝试着把主角从语文老师变成了豆瓣厂土老板。薛胜强的形象出现以后，整个故事的内容、走向、风格就完全变了，嘻嘻哈哈地过山车般成为了《段逸兴的一家》。而现在小说出版单行本叫做《我们家》，一个故事改了三次名字，这还是我经验里的第一次。”
　　对于小说《我们家》，颜歌说：“一个姑娘装成一个五大三粗爱包二奶的中年男人的诀窍有两个：一是‘怪话’，二是‘饮食’。豆瓣的辣，花椒的麻，红油，芝麻，白糖，二荆条，它们都是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角色。”面对读者的困惑，颜歌又解释说，“作为年轻的女作家来写中年男人的生活其实并不如他人认为的那么困难，毕竟小说家的天职就是观察、想象和模仿。”
　　《收获》杂志的编辑走走看完这部小说后对颜歌说：“我也想吃一碗肥肠粉了。”颜歌非常喜欢这个评价。迄今为止，不少朋友告诉她，看完这个小说他们想吃肥肠粉、锅盔或者凉拌兔丁了，这是最让她开心的“读者反馈”，就像小说里说的，“饮食的滋味一变，镇上的风云也变了”。
　　《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曾说：“读颜歌《我们家》，常常会忍俊不禁。小说语言的缝隙里和整体气息中都飘荡着麻辣火锅的味道，刺激和兴奋，还有在充分汲取这厚重的味道后猛然的清明和通透。这是一部‘泼辣辣’的小说。”
　　《我们家》，颜歌的家
　　颜歌的家是一个典型的文艺知识分子家庭。“我成长环境中的人都是谈到自己喜欢的作家诗人就眉飞色舞，甚至要落下泪来的。从小只要家人聚在一起，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们一定会读一读喜欢的诗歌，推荐给对方自己最近喜欢的书，等等。我们家就像是个读书会，热热闹闹的。现在我的写作他们是不干涉的，但我的作品他们会读。”
　　在家乡郫县郫筒镇，颜歌全家人都是文学青年，个个都时时关心她的创作。爷爷常常教育她要写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东西；奶奶则喜欢强调文学一定要反映“真善美”；爸爸强调说：“用对‘的地得’，少打错别字。”而母亲，则在上小学时就领她一起背诵苏轼的《江城子》，有时背到动情处母女俩竟然感动得抱头痛哭。
　　颜歌以前喜欢跟爷爷去竹林茶馆吃茶，一个院坝里坐着的都是老南街的街坊邻居，他们听说颜歌是个作家，就都抢着要把自己的事儿讲给她听。爷爷就说了：“总有一天，你要写写我们镇上的事情。”
　　“我非常喜欢茶馆。茶馆像是一个流动的盛宴。特别是在一个像我故乡小镇那样的小地方。人人都认识人人，而你不知道今天会遇到谁，有什么故事。而茶馆中，任何一个人讲故事都像是在说书，有附和，有评论，有哄笑，有打断，我希望我写川西小镇的作品能呈现这种生动的状态。”
　　做自己的评论家
　　颜歌说，自己的写作习惯是先规划一个要写的东西，然后开始搜集材料，写一些短小零散的段落来搭建故事氛围和寻找语感。经过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她才会坐下来在短时间内集中完成这个作品，然后修改一到两次，定稿。 　　然而，每部作品的第一句话对她来说既重要又困难。为了找到这一句话，她往往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有时候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完善了，却一直找不到第一句话，无法动笔，就只能一直等待，在黑暗中持续等待。
　　颜歌感慨说：“第一句真是很难！到现在，我都能记得《五月女王》的第一句，以及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找到了这一句话，把它写下来，审视片刻，觉得它是足够能作为开始这部小说的话，然后往下写。”于是，《我们家》有了这样意味深长的开头：“在爸爸的手机里，奶奶的名字是妈妈。”即便开头很难写，颜歌也是拗着一股气往下写。“什么样的困难都吓不倒我，写不出来就赖着，赖个十天半个月，赖个半年，问题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解决，然后写下去。”
　　现在的颜歌在四川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文学评论的功夫自然也不在话下。她曾说，“最理想有效的文学生态是作家和评论家的相互刺激和共同成长。写作的时候我是作家，写完出版以后看自己的作品，我是自己的评论家。我相信我作为评论家对我作品的审视和批评是有效的，我这些年的进步可以证明。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很不错的‘颜歌的评论家’。”
　　对于自己的写作生涯，颜歌认为自己并未刻意去调整写作的风格，而是在成长的过程中自然变化，朝人性的多声部复调发展。“我写作这么多年的变化当然不是规划出来。只是，每一次完成的作品我都会去阅读，反思，找到问题，希望下一次能在这些问题上进步——的确，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要解决我写作上的一个问题。作为‘少年作家’，我出版太早，因此只能在发表出版的过程中成长，成熟。变化是必然的。”
　　怎样恰当地老去
　　在颜歌看来，每个阶段对她有重要影响和有启发的作家都不一样。作为读者，她欣赏的作家很多，也爱读他们的作品。作为作家，她一直受到福克纳和川端康成的影响，最近也非常喜欢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他对颜歌的启发是：作为作家，该如何同当下的世界相处？
　　“福克纳毫无疑问是一位技术精湛的作家，单纯从写小说这件事上，他可以教给我的事情有很多。此外，通过他的眼睛，我发现从苦难和艰苦到漫长的过程中所蕴含的宏大和美感。川端康成教会了我两件事情，一是在现代的小说创作语境下怎么用东方去了解西方，二是怎么恰当地老去。年少的才华横溢，中年的丰醇厚载，这些都可以在很多作家身上看见，但我怀疑自己很难学会的是怎么恰当地成为老人，川端康成的老人是寡淡又美艳的。”
　　在年轻的颜歌眼中，“写小说是专业，读书是业余爱好。我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多培养业余爱好，看到世界上更多的人，更多的地方，更多的路。当作家的好处是，有了这个身份以后，你在生活中一切荒谬、无聊、无趣的经历都成为有效的经历，都成为你的‘经验’。我正是这样一个在‘作家’身份的保护伞下过着稀奇又无聊的生活的人。”
　　毕竟，选择以写作作为事业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成长或是老去的过程中，颜歌最艰难的时候就是每次觉得自己没法继续写下去的时候，而最开心的则是完成了一部作品的时候。
　　“这两种状态周而复始，没完没了，认为自己是天才和蠢材的想法只在一线之间就变了。写作只是我找到的和自己以及世界相处的方式，只要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就必须用这种方式和它继续相处下去。”
　　耕读文字，学会相处，接受老去，是一个作家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经验。然而，欣闻颜歌直到现在，还依然会像发现了春天里的花朵的孩子那样为写作而感到欣喜。这种愉悦，不仅葆养自身，还能温暖读者。做自己喜欢的事，归根结底，总是愉悦的。
　　在颜歌的努力下，小说《我们家》获得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新人奖，也是颜歌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作品，它“实现了我作为小说家最大的野心，就是用想象和虚构来贴近现实。”现实和想象究竟相隔多远，需寻得作家之心归往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