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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局”一词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语，本文分析了格局的概念和格局观念的基础。回顾了几百年世界格局走向不变的等级本质，揭示以全球化为理论根基的国际政治多极化主张是一种谎言。
关键词：国际格局；中心一边缘；全球化；多极化
一、“格局”含义和格局观念存在的基础
“格局”在现代汉语里意味着一种结构和格式。在国际政治关系领域，它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结构，这种结构取决于各国和各种力量、特别是各大国和集团之间的综合国力对比和利益制衡状况，简而言之，这是各种国际力量间的实力对比与战略关系的配制。每当这种国际力量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动后，其战略关系的配制也将随之进行重大调整，从而产生出新的世界格局。
对一定时期“格局”的理性把握是民族国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认识论前提。各种力量的结构关系产生的世界格局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一国家活动的世界舞台总背景，这使得“格局”这个国际政治的术语一经产生就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与认同。现存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从欧洲开始的，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它从世界的一个角落遍及全球；格局的观念也随之相伴相从。
国际格局观念的存在和流行是基于两个认识论的基础。一个是以民族国家为活动主体和单位。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生效后，实现民族国家的组建成为了各国完成近代政治现代化转变的一大前提；一战后这一原则甚至得到列强们的认可，民族自决遂成为一大历史的潮流，引领了二战后老牌列强衰退带来的国际政治局势和走向。另一个是以利益，尤其是国家利益为准则。“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政治格言成为了国家关系转变的朴实且普世的准则。在这两个基础上，各国都强化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和依归，爱国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和边缘利益被渲染成无庸置疑的信条，连马克思的跨国家阶级联合的学说也比拟不
二、现存国际格局的回顾及运行的机制
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完善、演变，是与15世纪全球性世界逐步形成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世界各地渗透相伴随的，这决定了从一开始世界秩序就由西方创造和领导。从西班牙一荷兰一英国一美国，国际社会在一个帝国称霸体制衰落后，由另一个帝国取代其霸主地位的体制中循环进行。这种以一定时期内的一大强国为基轴，以绝对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优势为基础的霸权国际体制，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国际关系史的普遍规律(如上图所示)。在这段历史时期，在既定霸权体制的维持者和潜在挑战者的激烈争斗之间，历史血雨腥风。上世纪的短短30余年中，世界就发生了两次令人至今记忆犹新的大战，紧接着，人类叉在余患犹在的核恐怖生活中惶惶地走了半个多世纪。
对利益和权利欲望的不断膨胀却毫无约束和对一旦拥有了霸主头衔就可以指使颐气、无所顾及的王者风范的霸国地位的永无休止的追崇和投身使战争往复不断。通过霸权战争，以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为实力基础的强国取代了旧日的霸主，作为一种国家间关系稳定的核心力量，主导了新的国际秩序或格局。因之，这种由某一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格局就带有把该主权国的法律规范强加于世界的强权色彩。世界贸易总是不得不被迫与霸权国(或日核心国)制定的一些主要原则相挂钩，霸权国因使用自己的意志占据了世界工业生产和贸易出口的绝大分额，控制了世界绝大部分的资源和剩余价值。然而，实力的天平只在短时间内表征于向霸权国的倾斜。当霸权国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煞费周折、苦心经营却又力不从心时，它的烦恼才真正开始。于是，霸权体制种下的噩梦又缠绕着一定时期内大国群体结构中霸权宝座的维护者与直接或潜在的挑战者，隐藏在贪欲下的战争阴影又一次阵痛性的复发。可有趣的是，在霸权的循环中，霸权的维护者和挑战者之间却并没有理应的承继关系，相反，结果往往是活跃于大国群体结构中的一员，通过为霸权国消除遗恨，从潜在挑战者到合作者的角色适时转换中得以正统的继承霸权的宝座。几个世纪以来的霸权循环历史无不形象的应证了这一点。见下表
这种同心圆式的“中心一边缘”国家结构体系格局，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和国家明目，但是整体的架构从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国际政治活动主体被确认就一直延续至今。国际秩序就在这种以一国为核心、几个中心国相拱卫与竞争、众多准中心国和边缘国为附庸的格局下运行了几百年，并保持着动态中的平衡而非平和。
这种世界政治格局的存在是基于国际经济生产和贸易的分工，这是地理大发现的动因，也是其结果。从最初的香料、贵金属、奴隶劳动力来源地与输入地，到后来的原材料产地、商品市场与世界工业品的基地，再到现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初级产品的输出地与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大规模资本的输出地，南北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历史般地形成，世界体系论的代表者弗兰克(A.G.Frank)曾愤激地指出：发达和不发达是一个货币的两面。在一个以实力地位论输赢的世界舞台上，中心和边缘也就分别成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命运，中间的部分留给了有可能向两个相反方向转变的国家或地区。
三、对传统两极格局观念的看法
长期以来，人们对二战后的世界的政治秩序保持着这样的看法：先是“冷战”格局，美苏两极进行着意识形态的对抗，一方是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是社会主义阵营，它由“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战后政治疆界造成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峙，在此时期，“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也随着其它国家和国家力量的崛起与介入，两极格局经过不断的量变，终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为标志而寿终正寝。”；接着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处于一超多强时期，世界的多极化趋向加速。这种认识出于人们对自由世界一共产世界对立的世界观的信从及稍后对两个世界可能到来的大战的反感和厌恶和中心国对核心国的不满与挑战的颇受提倡和欢迎。
然而。对世界政治走向的认识我们应该深入到里层。事实上，还在二战的行进过程中，美苏两大国就密谋划定了战后各自的势力范围，为战后两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因大英帝国全面衰微而传承下来的霸权宝座拉开了序幕。之后在以“维护自由世界”或“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为幌子的对抗中，双方似乎渐渐达成默契，他们以两极对垒的形式最大限度地谋得了在各自范围梦寐以求的利益和独断地位并赢得了各自盟友的依赖，其“盟友”只能忍气吞声地在他们的羽翼下接受其领导和仲裁。在对抗中，虽然双方都曾剑拔弩张，却始终不至短兵相接，配合得妙到毫巅。正如华勒斯坦所言，战后的世界秩序是由“美苏勾结而建立的”，“美苏的关系表面上是一回事，背地里又是一回事，而且是真实的情况。表面上，美苏持有对立的意识形态。…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 欧洲、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美军队会合的地方划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东为苏联的政治统治区。美苏之间的协议世人皆知，且简单明了。”美苏在这一协议下进行的是“一种组织严密、小心谨慎、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冲突；冲突期间，苏联充当美国的代理人”，成了“美国的帮凶，因为它在其控制的地区内起到了保障秩序和稳定的作用，从而实际上增强了美国保持其世界范围的霸权的能力。极其残酷而根本上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使美国捞到了许多的政治好处(苏联领导层当然也捞到了不少政治实惠)。”
美苏争霸时期严格说来，是一个核心国和中心国边界模糊、得不到一致明确认定的时期，后冷战时代似乎更加符合上面那种同心圆式的“中心一边缘”国家等级格局结构。人们总是将冷战期间和后冷战时候美国的国际实力进行对比，并以其它强力(俄、中、日、欧)的崛起或存在，认为美国的国际地位是全面衰落的，这种看法仍是以旧有的国际关系中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与模式来看待一国实力变化的。我们可以拿美国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的持续的走高与美国在此之前的经济状况、美国在1999年南联盟的战争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与美国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的态度、措施的强硬度做一下对比就可以应证美国在以上同心圆式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的被接受与地位的更加巩固。当然，这并不否定其它力量的存在和增强，美国似乎越来越靠着它的软实力而不是之前(特变是冷战前期)的硬实力的途径谋得盟友及其潜在的挑战者的认同与合作。
四、全球化的谎言与多极化的本质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国际地位普遍衰落的同时，是多强的崛起或者说是“多极化”这一名词被中心国，甚至是边缘国家的认同和向往。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多极化的增强被相信是因果互置的必然，多极化被认为是反对美国一国强权实现国际政治民主的有效的制约手段，因而不仅迎合了与美国貌合神离的中心国想要取代其核心霸权国地位的野心，更加慰藉了长期饱受强力欺压凌辱的弱势民族和后进国家受伤的心灵，这样，“多极化”被确认为是一面保障国际政治回归民主的旗帜，赢得了认可的掌声甚至部分衷心的信众。来自美国国内的声音也能传达这种认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外交》一书中认为“未来是多极的世界，美国的军力在其中作用有限，日本与欧洲将作为经济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中国也将在21世纪达到同等水平”，各国将在竞争中追求本国当前的最大利益；斗争的妥协与均势将产生出新秩序，而“它的最终形式要到下世纪很晚才能见分晓。新的世界秩序中至少有六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印度，还有许多中小国家。”
这种认识和信念的理论依据是：以技术、资本和生产的自由流动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官方大肆渲染全球性的超民族国家性，试图论证以上条件的流动“自由自在地认同了整个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地代表各民族”这一信念的权威；技术一资本一生产全球模式“千方百计地以其充满诱惑地普遍存在之名义……自我标榜为政治想象的家园，同时又切断了一切与意识形态呼唤差异性的联系…在这些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感到普遍幻灭的时代，就在于它激起了这么一种信念——政治性以一种彻底透明和跨越意识形态的方式寓于技术全球性模式之中。”它向其成员“反复灌输一种包容感，而这种包容感事实上就是代理公民身份概念的一个巧妙的替代。”但是，事实的境况是什么样的呢?
拉德哈克瑞西南在其《全球化、欲望和代表的政治》一文中认为，全球化是强势发达民族主义的一种统治话语，一种祝福者的花言巧语的宣传，弱势民族主义在后殖民处境下如果接受这种由主导者设置的“派生话语”(帕莎·切吉特语)，将面临使“内在性”供奉给“外在性”高高在上和不可一世要求的永恒危险之中，“那就是放弃‘自为存在’，以满足‘为他人存在’的要求——即满足全球国际主义的要求。”全球化宣传的意义在于“在发达的民族，它们走向全球的能力提高了他们作为强权民族国家来自我表达的能力。而在不发达的民族，全球化则弱化和剥夺了他们的民族主权。”“全球化采取了以发达的民族主义来拆解臣属的民族主义的形式…强民族将获得伦理一政治的权威来解构第三世界民族权利的主权，这是因为这些高度发达的民族成功的实现了民族主权形式…全球性，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名称，指示着这么一种意识形态机制：它试图一劳永逸地将整个世界当作一件价值连城的奖品，一些民族国家以全体名义得天独厚地占有这件奖品。”全球化提供的包容式普遍利益感是一种谎言，“在事实和本质上由全球性激荡着的世界仍然是一种按照等级规则而构成的。根据这一等级规则。臣属的民族积重难返地投身到了一种巨大的阴谋之中，那就是将自己戏剧性地打扮成永恒地乞丐和‘上层猎物’。”“总之，全球性支撑着统治，继续着一种将他者维系在亲密而又疏远的追随关系中的人类学幻想。”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的超民族主义的政治多极化宣传，其本质就在于坚持并巩固占主导地位民族主义的超民族优势和霸权。因而，全球化同样延伸了发达的民族和发展中的民族之间不平衡发展的体制。
美国后现代主义的著名学者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他的《论全球化作为哲学议题》一文中指出，根本就不存在全球化这回事，只要民族和民族国家继续存在，继续对地缘政治环境实施霸权影响，全球化和全球性顶多也就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而已。所以，“除非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被动摇，除非找到了本质的选择来取代民族国家之想象共同体，否则，第三世界将一如既往地集中于代表议题，而不是对后代表主义的全球性流向报之以无法言传的信任。”
正如前面第一节中指出的，世界的格局观以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自民族国家历史诞生和谋求利益的第一法则成为通则以来，世界的格局就一直保持着“中心一边缘”的等级状况。严格说来，世界多极化的想象。从这种格局形成开始就一直在构想和提倡并在某些情况下许多成员致力于将其变成现实，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具有本质论上的转化意义，因为它们都不离等级的世界格局范围。换句话说，不走出以民族国家为实体的政治活动单位，不摆脱自为中心的单一追求，历经几百年的世界政治格局之差异(包括今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仅仅是程度上而非本质类型上的。为此，A.南迪(A.Nandy)在其《多重传统》一文中提出用“苦难理论”这一普遍的伦理责任感的联盟，以图共同反对这种国家等级制度化的苦难。对于批判揭露这一包容普遍利益的全球化的谎言和世界政治多极化后走向民主的花言巧语，这倒不是一个坏的主意。
关键词：国际格局；中心一边缘；全球化；多极化
一、“格局”含义和格局观念存在的基础
“格局”在现代汉语里意味着一种结构和格式。在国际政治关系领域，它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国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结构，这种结构取决于各国和各种力量、特别是各大国和集团之间的综合国力对比和利益制衡状况，简而言之，这是各种国际力量间的实力对比与战略关系的配制。每当这种国际力量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动后，其战略关系的配制也将随之进行重大调整，从而产生出新的世界格局。
对一定时期“格局”的理性把握是民族国家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认识论前提。各种力量的结构关系产生的世界格局是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一国家活动的世界舞台总背景，这使得“格局”这个国际政治的术语一经产生就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与认同。现存的世界政治格局是从欧洲开始的，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它从世界的一个角落遍及全球；格局的观念也随之相伴相从。
国际格局观念的存在和流行是基于两个认识论的基础。一个是以民族国家为活动主体和单位。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生效后，实现民族国家的组建成为了各国完成近代政治现代化转变的一大前提；一战后这一原则甚至得到列强们的认可，民族自决遂成为一大历史的潮流，引领了二战后老牌列强衰退带来的国际政治局势和走向。另一个是以利益，尤其是国家利益为准则。“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政治格言成为了国家关系转变的朴实且普世的准则。在这两个基础上，各国都强化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和依归，爱国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和边缘利益被渲染成无庸置疑的信条，连马克思的跨国家阶级联合的学说也比拟不
二、现存国际格局的回顾及运行的机制
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完善、演变，是与15世纪全球性世界逐步形成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世界各地渗透相伴随的，这决定了从一开始世界秩序就由西方创造和领导。从西班牙一荷兰一英国一美国，国际社会在一个帝国称霸体制衰落后，由另一个帝国取代其霸主地位的体制中循环进行。这种以一定时期内的一大强国为基轴，以绝对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优势为基础的霸权国际体制，成为了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国际关系史的普遍规律(如上图所示)。在这段历史时期，在既定霸权体制的维持者和潜在挑战者的激烈争斗之间，历史血雨腥风。上世纪的短短30余年中，世界就发生了两次令人至今记忆犹新的大战，紧接着，人类叉在余患犹在的核恐怖生活中惶惶地走了半个多世纪。
对利益和权利欲望的不断膨胀却毫无约束和对一旦拥有了霸主头衔就可以指使颐气、无所顾及的王者风范的霸国地位的永无休止的追崇和投身使战争往复不断。通过霸权战争，以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为实力基础的强国取代了旧日的霸主，作为一种国家间关系稳定的核心力量，主导了新的国际秩序或格局。因之，这种由某一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或格局就带有把该主权国的法律规范强加于世界的强权色彩。世界贸易总是不得不被迫与霸权国(或日核心国)制定的一些主要原则相挂钩，霸权国因使用自己的意志占据了世界工业生产和贸易出口的绝大分额，控制了世界绝大部分的资源和剩余价值。然而，实力的天平只在短时间内表征于向霸权国的倾斜。当霸权国为了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在世界范围内煞费周折、苦心经营却又力不从心时，它的烦恼才真正开始。于是，霸权体制种下的噩梦又缠绕着一定时期内大国群体结构中霸权宝座的维护者与直接或潜在的挑战者，隐藏在贪欲下的战争阴影又一次阵痛性的复发。可有趣的是，在霸权的循环中，霸权的维护者和挑战者之间却并没有理应的承继关系，相反，结果往往是活跃于大国群体结构中的一员，通过为霸权国消除遗恨，从潜在挑战者到合作者的角色适时转换中得以正统的继承霸权的宝座。几个世纪以来的霸权循环历史无不形象的应证了这一点。见下表
这种同心圆式的“中心一边缘”国家结构体系格局，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名称和国家明目，但是整体的架构从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国际政治活动主体被确认就一直延续至今。国际秩序就在这种以一国为核心、几个中心国相拱卫与竞争、众多准中心国和边缘国为附庸的格局下运行了几百年，并保持着动态中的平衡而非平和。
这种世界政治格局的存在是基于国际经济生产和贸易的分工，这是地理大发现的动因，也是其结果。从最初的香料、贵金属、奴隶劳动力来源地与输入地，到后来的原材料产地、商品市场与世界工业品的基地，再到现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初级产品的输出地与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大规模资本的输出地，南北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历史般地形成，世界体系论的代表者弗兰克(A.G.Frank)曾愤激地指出：发达和不发达是一个货币的两面。在一个以实力地位论输赢的世界舞台上，中心和边缘也就分别成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命运，中间的部分留给了有可能向两个相反方向转变的国家或地区。
三、对传统两极格局观念的看法
长期以来，人们对二战后的世界的政治秩序保持着这样的看法：先是“冷战”格局，美苏两极进行着意识形态的对抗，一方是资本主义阵营，另一方是社会主义阵营，它由“雅尔塔体系”所确立的战后政治疆界造成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峙，在此时期，“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也随着其它国家和国家力量的崛起与介入，两极格局经过不断的量变，终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为标志而寿终正寝。”；接着是“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处于一超多强时期，世界的多极化趋向加速。这种认识出于人们对自由世界一共产世界对立的世界观的信从及稍后对两个世界可能到来的大战的反感和厌恶和中心国对核心国的不满与挑战的颇受提倡和欢迎。
然而。对世界政治走向的认识我们应该深入到里层。事实上，还在二战的行进过程中，美苏两大国就密谋划定了战后各自的势力范围，为战后两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因大英帝国全面衰微而传承下来的霸权宝座拉开了序幕。之后在以“维护自由世界”或“输出社会主义革命”为幌子的对抗中，双方似乎渐渐达成默契，他们以两极对垒的形式最大限度地谋得了在各自范围梦寐以求的利益和独断地位并赢得了各自盟友的依赖，其“盟友”只能忍气吞声地在他们的羽翼下接受其领导和仲裁。在对抗中，虽然双方都曾剑拔弩张，却始终不至短兵相接，配合得妙到毫巅。正如华勒斯坦所言，战后的世界秩序是由“美苏勾结而建立的”，“美苏的关系表面上是一回事，背地里又是一回事，而且是真实的情况。表面上，美苏持有对立的意识形态。…然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 欧洲、大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美军队会合的地方划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东为苏联的政治统治区。美苏之间的协议世人皆知，且简单明了。”美苏在这一协议下进行的是“一种组织严密、小心谨慎、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的冲突；冲突期间，苏联充当美国的代理人”，成了“美国的帮凶，因为它在其控制的地区内起到了保障秩序和稳定的作用，从而实际上增强了美国保持其世界范围的霸权的能力。极其残酷而根本上毫无意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使美国捞到了许多的政治好处(苏联领导层当然也捞到了不少政治实惠)。”
美苏争霸时期严格说来，是一个核心国和中心国边界模糊、得不到一致明确认定的时期，后冷战时代似乎更加符合上面那种同心圆式的“中心一边缘”国家等级格局结构。人们总是将冷战期间和后冷战时候美国的国际实力进行对比，并以其它强力(俄、中、日、欧)的崛起或存在，认为美国的国际地位是全面衰落的，这种看法仍是以旧有的国际关系中衡量国家实力的标准与模式来看待一国实力变化的。我们可以拿美国在九十年代的经济的持续的走高与美国在此之前的经济状况、美国在1999年南联盟的战争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与美国在九十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的态度、措施的强硬度做一下对比就可以应证美国在以上同心圆式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的被接受与地位的更加巩固。当然，这并不否定其它力量的存在和增强，美国似乎越来越靠着它的软实力而不是之前(特变是冷战前期)的硬实力的途径谋得盟友及其潜在的挑战者的认同与合作。
四、全球化的谎言与多极化的本质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国际地位普遍衰落的同时，是多强的崛起或者说是“多极化”这一名词被中心国，甚至是边缘国家的认同和向往。美国霸权的衰落和多极化的增强被相信是因果互置的必然，多极化被认为是反对美国一国强权实现国际政治民主的有效的制约手段，因而不仅迎合了与美国貌合神离的中心国想要取代其核心霸权国地位的野心，更加慰藉了长期饱受强力欺压凌辱的弱势民族和后进国家受伤的心灵，这样，“多极化”被确认为是一面保障国际政治回归民主的旗帜，赢得了认可的掌声甚至部分衷心的信众。来自美国国内的声音也能传达这种认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其《外交》一书中认为“未来是多极的世界，美国的军力在其中作用有限，日本与欧洲将作为经济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中国也将在21世纪达到同等水平”，各国将在竞争中追求本国当前的最大利益；斗争的妥协与均势将产生出新秩序，而“它的最终形式要到下世纪很晚才能见分晓。新的世界秩序中至少有六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印度，还有许多中小国家。”
这种认识和信念的理论依据是：以技术、资本和生产的自由流动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官方大肆渲染全球性的超民族国家性，试图论证以上条件的流动“自由自在地认同了整个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地代表各民族”这一信念的权威；技术一资本一生产全球模式“千方百计地以其充满诱惑地普遍存在之名义……自我标榜为政治想象的家园，同时又切断了一切与意识形态呼唤差异性的联系…在这些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事务感到普遍幻灭的时代，就在于它激起了这么一种信念——政治性以一种彻底透明和跨越意识形态的方式寓于技术全球性模式之中。”它向其成员“反复灌输一种包容感，而这种包容感事实上就是代理公民身份概念的一个巧妙的替代。”但是，事实的境况是什么样的呢?
拉德哈克瑞西南在其《全球化、欲望和代表的政治》一文中认为，全球化是强势发达民族主义的一种统治话语，一种祝福者的花言巧语的宣传，弱势民族主义在后殖民处境下如果接受这种由主导者设置的“派生话语”(帕莎·切吉特语)，将面临使“内在性”供奉给“外在性”高高在上和不可一世要求的永恒危险之中，“那就是放弃‘自为存在’，以满足‘为他人存在’的要求——即满足全球国际主义的要求。”全球化宣传的意义在于“在发达的民族，它们走向全球的能力提高了他们作为强权民族国家来自我表达的能力。而在不发达的民族，全球化则弱化和剥夺了他们的民族主权。”“全球化采取了以发达的民族主义来拆解臣属的民族主义的形式…强民族将获得伦理一政治的权威来解构第三世界民族权利的主权，这是因为这些高度发达的民族成功的实现了民族主权形式…全球性，不折不扣的是一个名称，指示着这么一种意识形态机制：它试图一劳永逸地将整个世界当作一件价值连城的奖品，一些民族国家以全体名义得天独厚地占有这件奖品。”全球化提供的包容式普遍利益感是一种谎言，“在事实和本质上由全球性激荡着的世界仍然是一种按照等级规则而构成的。根据这一等级规则。臣属的民族积重难返地投身到了一种巨大的阴谋之中，那就是将自己戏剧性地打扮成永恒地乞丐和‘上层猎物’。”“总之，全球性支撑着统治，继续着一种将他者维系在亲密而又疏远的追随关系中的人类学幻想。”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的超民族主义的政治多极化宣传，其本质就在于坚持并巩固占主导地位民族主义的超民族优势和霸权。因而，全球化同样延伸了发达的民族和发展中的民族之间不平衡发展的体制。
美国后现代主义的著名学者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在他的《论全球化作为哲学议题》一文中指出，根本就不存在全球化这回事，只要民族和民族国家继续存在，继续对地缘政治环境实施霸权影响，全球化和全球性顶多也就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而已。所以，“除非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被动摇，除非找到了本质的选择来取代民族国家之想象共同体，否则，第三世界将一如既往地集中于代表议题，而不是对后代表主义的全球性流向报之以无法言传的信任。”
正如前面第一节中指出的，世界的格局观以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为基础的，自民族国家历史诞生和谋求利益的第一法则成为通则以来，世界的格局就一直保持着“中心一边缘”的等级状况。严格说来，世界多极化的想象。从这种格局形成开始就一直在构想和提倡并在某些情况下许多成员致力于将其变成现实，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具有本质论上的转化意义，因为它们都不离等级的世界格局范围。换句话说，不走出以民族国家为实体的政治活动单位，不摆脱自为中心的单一追求，历经几百年的世界政治格局之差异(包括今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仅仅是程度上而非本质类型上的。为此，A.南迪(A.Nandy)在其《多重传统》一文中提出用“苦难理论”这一普遍的伦理责任感的联盟，以图共同反对这种国家等级制度化的苦难。对于批判揭露这一包容普遍利益的全球化的谎言和世界政治多极化后走向民主的花言巧语，这倒不是一个坏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