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世界的教育人都在“抗疫”，中国教育界也有许多研究教育如何抗疫的成果发表。而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教育，德育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但问题的另外一面是，有没有疫情，原来该如何开展德育现在还是得如何开展德育。也就是说，疫情之下的德育，有变与不变两个方面。
如果只从“不变的德育”这个视角去看，学校德育，到底要如何“抗疫”？我认为学校德育把该做的做好了，就是最好的“抗疫”。具体说来，可以分为“最大”的德育和“最小”的德育两个方面。
“最大”的德育，指的是全部学校教育生活，都应该合乎道德，有德育的性质。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所说的“道德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今年某省出现了两个“可馨”事件，实在令人遗憾。两个“可馨”，意味着我们中国（而非仅仅某一省份）德育的两大间题。其中可馨小朋友的悲剧，实在是一场让教育人最为难过的教育伦理的悲剧，我把它概括为“错误的教育观念杀人”。2020年6月4日，小学生可馨，从教室跑出后，翻越栏杆坠楼身亡。据孩子妈妈讲述，6月4日作文课，可馨在《三打白骨精》读后感中，发出感慨：“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任课的袁老师在作文纸上批：传递正能量。作文中满是红笔圈点，显然是老师对她的作文不满意，让其对作文修改至少两次以上。随后就发生了坠楼一事。大家回过头去看看可馨小朋友被老师勒令反复修改的那篇作文的原稿，可谓心得真实、行文活泼，真是一篇上佳的作文！但是由于老师非要她“传递正能量”，其结果是我们失去了一位“世界上可爱的天使”……
很显然，教师或者教育的伦理，不仅仅是不迟到、不早退之类琐碎、具体的行为规范，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日常教学是否合乎教育的伦理：我们是在鼓励孩子，还是在控制孩子？孩子的个性、创造性、学习兴趣等等是得到教师的尊重，还是被我们无视、漠视甚或扼杀？全体教育工作者都必须牢记的是：一个不能提升孩子当下学习生活质量的教师，不能说是一个好老师;一种不能尊重儿童主体性的教育，绝不可能是“道德的教育”！
“最小”的德育，实际上是狭义的德育概念，指的是我們学校教育生活里大家称之为“德育工作”的东西——德育课程、班会晨会等等，我常常称之为“直接的德育”。这个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可馨”的表现作为分析的案例。从网上广为传播的留学生可馨的资料来看，可馨的家境不错。但是一个条件优越、可以送孩子去美国留学的家庭，一个教育质量整体优良的发达地区，是如何培养出了一个从小骂自己同胞为“贱骨头”、骂医生抢救是“抢救你妈X”，且从小就认为“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培养杀心，在脑内不断想象杀死别人的过程，人有了杀心外表就有了杀气，第一眼就把对手震慑了”的“孩子”？实在值得全社会，尤其是全体教育工作者深思。
所以我认为，许多教育问题其实是与疫情无关的，疫情只是凸显或者淡化了某些教育本该解决的问题而已。在“最小”的德育方面，我认为中国德育有如下几个当务之急。
第一，一定要加强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
除了传统的道德教育思路——要教孩子善良、有爱心、有同情心等等之外，当代德育一定要加上人权教育的视角。让孩子从心底承认：无论财富、种族、地域等等有什么差别，大家都生而平等。否则，优越的生活条件就只会培养孩子高人一等、歧视他人的等级观念、特定阶层的优越感。
第二，一定要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
“可馨”事件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实效的低下。国家认同必须与对有关国家、世界的全部历史与事实建立切实的联系。让孩子认识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只会增加他们在爱国主义认知上的免疫力;辩证、全面看待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也一定会帮助年轻一代成为真正“大写的”大国公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有新时代的气质。
第三，一定要强化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师、学生、全社会都已见证了全媒体时代社会成员对于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迫切需求。网络上许多消息一再翻转，让人无所适从。网络论战中许多宣称“有批判性”的人在讨论社会同题时往往立场先行，完全不讲逻辑与事实。因此，如何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如何教育我们的学生正本清源，准确理解、把握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本身十分关键。诚如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教授所言，批判性思维“通常被表述为一个中立、质疑、分析的过程”，“批判性思维在公共领域运用的首要目的，在于思考并评价由争议性问题导致的争论。这需要对意义和理解做连续不断的探寻，其目的并不在于赢得辩论，而在于理解基于不同立场的各种说法，或许，还能进一步找到争论的核心以便开启合作。运用批判性思维旨在为增进健康的人类关系、对强有力的参与式民主生活作出贡献”。时代发展呼唤媒介素养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
总之，疫情是一时的，而教育是恒常的。以平常心看待风起云涌，将不变的德育与变化的德育、大德育和小德育都做好，才能真正做到教育、抗疫两不误。让我们一起努力！
【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敏
如果只从“不变的德育”这个视角去看，学校德育，到底要如何“抗疫”？我认为学校德育把该做的做好了，就是最好的“抗疫”。具体说来，可以分为“最大”的德育和“最小”的德育两个方面。
“最大”的德育，指的是全部学校教育生活，都应该合乎道德，有德育的性质。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所说的“道德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今年某省出现了两个“可馨”事件，实在令人遗憾。两个“可馨”，意味着我们中国（而非仅仅某一省份）德育的两大间题。其中可馨小朋友的悲剧，实在是一场让教育人最为难过的教育伦理的悲剧，我把它概括为“错误的教育观念杀人”。2020年6月4日，小学生可馨，从教室跑出后，翻越栏杆坠楼身亡。据孩子妈妈讲述，6月4日作文课，可馨在《三打白骨精》读后感中，发出感慨：“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是阴暗的。”任课的袁老师在作文纸上批：传递正能量。作文中满是红笔圈点，显然是老师对她的作文不满意，让其对作文修改至少两次以上。随后就发生了坠楼一事。大家回过头去看看可馨小朋友被老师勒令反复修改的那篇作文的原稿，可谓心得真实、行文活泼，真是一篇上佳的作文！但是由于老师非要她“传递正能量”，其结果是我们失去了一位“世界上可爱的天使”……
很显然，教师或者教育的伦理，不仅仅是不迟到、不早退之类琐碎、具体的行为规范，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日常教学是否合乎教育的伦理：我们是在鼓励孩子，还是在控制孩子？孩子的个性、创造性、学习兴趣等等是得到教师的尊重，还是被我们无视、漠视甚或扼杀？全体教育工作者都必须牢记的是：一个不能提升孩子当下学习生活质量的教师，不能说是一个好老师;一种不能尊重儿童主体性的教育，绝不可能是“道德的教育”！
“最小”的德育，实际上是狭义的德育概念，指的是我們学校教育生活里大家称之为“德育工作”的东西——德育课程、班会晨会等等，我常常称之为“直接的德育”。这个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可馨”的表现作为分析的案例。从网上广为传播的留学生可馨的资料来看，可馨的家境不错。但是一个条件优越、可以送孩子去美国留学的家庭，一个教育质量整体优良的发达地区，是如何培养出了一个从小骂自己同胞为“贱骨头”、骂医生抢救是“抢救你妈X”，且从小就认为“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培养杀心，在脑内不断想象杀死别人的过程，人有了杀心外表就有了杀气，第一眼就把对手震慑了”的“孩子”？实在值得全社会，尤其是全体教育工作者深思。
所以我认为，许多教育问题其实是与疫情无关的，疫情只是凸显或者淡化了某些教育本该解决的问题而已。在“最小”的德育方面，我认为中国德育有如下几个当务之急。
第一，一定要加强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
除了传统的道德教育思路——要教孩子善良、有爱心、有同情心等等之外，当代德育一定要加上人权教育的视角。让孩子从心底承认：无论财富、种族、地域等等有什么差别，大家都生而平等。否则，优越的生活条件就只会培养孩子高人一等、歧视他人的等级观念、特定阶层的优越感。
第二，一定要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
“可馨”事件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我们爱国主义教育实效的低下。国家认同必须与对有关国家、世界的全部历史与事实建立切实的联系。让孩子认识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只会增加他们在爱国主义认知上的免疫力;辩证、全面看待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也一定会帮助年轻一代成为真正“大写的”大国公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一定要有新时代的气质。
第三，一定要强化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师、学生、全社会都已见证了全媒体时代社会成员对于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迫切需求。网络上许多消息一再翻转，让人无所适从。网络论战中许多宣称“有批判性”的人在讨论社会同题时往往立场先行，完全不讲逻辑与事实。因此，如何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如何教育我们的学生正本清源，准确理解、把握批判性思维这一概念本身十分关键。诚如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教授所言，批判性思维“通常被表述为一个中立、质疑、分析的过程”，“批判性思维在公共领域运用的首要目的，在于思考并评价由争议性问题导致的争论。这需要对意义和理解做连续不断的探寻，其目的并不在于赢得辩论，而在于理解基于不同立场的各种说法，或许，还能进一步找到争论的核心以便开启合作。运用批判性思维旨在为增进健康的人类关系、对强有力的参与式民主生活作出贡献”。时代发展呼唤媒介素养教育和批判性思维的培育，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
总之，疫情是一时的，而教育是恒常的。以平常心看待风起云涌，将不变的德育与变化的德育、大德育和小德育都做好，才能真正做到教育、抗疫两不误。让我们一起努力！
【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