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留学多年的刘森毕业前回到家乡宁波。在日本大阪,他用一年的时间修了语言课程,又接着念了两年贸易专业研究生。而宁波则是他步入职场的开始。
　　尽管此时,应届毕业生求职和就业的比率刚遭遇了一场“冰火两重天”。而看到在日本,公司连连裁员,要不就薪酬减半,失业对刘森这样身在异国的人来说是家常,他早早地做好了回国的打算。回国的前一夜,他还在网上与一家宁波企业谈面试的事宜。
　　对刘森来说,最好的去处是外企。可是他面临的就业现状并不乐观。国内语言人才的层出不穷,和对工作经验的硬性要求,使他的履历与一些有工作经验的本土人才比起来略显单薄。
　　实际上,海归的“身份”也不能使他多受眷顾。就像猎头公司的HR memory所说,猎头不考虑将这些刚毕业的海归为目标。哪怕在外企这些更需要语言人才的用人单位,海归们也不乏在与本土人才的竞争中被抢走饭碗。于是刘森的目标像国内毕业生一样转向了国企或民营企业。
　　刘森此时回国也是正当时。宁波的制造业或从事外包企业正吸纳着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外语人才。更多的海外订单的需求、对改变进出口信息不对称局面的迫切、或者在国外建立品牌的蓄势待发,使它们的人才缺口比以前更大了。虽是民营企业,但待遇还可观。试着发出几份简历后,刘森接到了几家民企的橄榄枝。几个月内,他就换了好几个“东家”。
　　刘森的经历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在刘森的背后,正有大量的海外人才回国,这其中还夹杂着大批曾在美国或欧洲供职的高技术人才辗转进入中国。继2003年的海归潮之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回国潮。
　　在这些经历和心态不一的海归当中,有了更多的高学历兼有工作经验的面孔。刘森在美国念博士的师兄也在其中,不久前宁波赴美招聘团用高薪挖走了多位留美硕士及博士。
　　因为金融危机的哀鸿所及,就业危机使很多海外人才失业,在事业上遇挫。国内却是另一番“百业待兴”的景象。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就业、创业的领域进一步拓宽,分布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样,机遇明显多于国外,促使大批的海外人才回国,北京海外学人科技服务中心主任朗靖向《经济》记者介绍说。
　　就像刘森所看到的,宁波人在把吸收人才的触角延伸到国外。资源与廉价劳动力紧缺的同时,人才也到了紧缺的阶段。而宁波的制造业急切要改善企业的出口状况,人才策略也从被动化为主动。宁波通过海外人才联席会平台,在美国、日本、新加坡建立了海外引才引智联络点。同时地方之间也暗暗“较量”,其他省市并不甘落后,苏州与海外人才机构合作,搭建与海外沟通的信息桥梁;有的地方还组团赴欧美“抄底”。一些缺乏渠道与企业接洽的高层人才则在国内的人才招聘会或海外组团招聘中找到回国的门路。
　　2008年12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抓住机遇,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随之,各地方也配套出台了各种政策,比如江苏的领军人才计划、无锡的530计划,等等。各级政府支持、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力度加大了。
　　而在这背后,其实是使人堪忧的人才流失。据统计,截至2008年,中国已派出接近140万留学生,而归国留学生只有39万。
　　在人才外流的同时,也有不少留学人员选择直接回国;有的以政府雇员的身份,从事公务员性质的工作;或以项目合作的方式,促成国内参与国际项目的合作开发;还有的成为国内大学的客座教授。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原人事部、教育部、科技部就制定各种政策,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对于留学人员回国的多种形式,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留学人员政策体系,并加大了资金投入。因此,从政策体系、经济环境、或资金支持方面看,留学人员现在选择回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朗靖表示。
　　不过,回来后的“双重生活”也一直困扰着海归。烦琐的审批程序和相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是一方面,海归在国外月薪几万美元,回国后难以再找到这样的职位;国内科研教育软环境的差距、子女的教育问题使他们矛盾。
　　而海归进入政府工作的途径则不是那么通达。
　　2009年10月,刘森开始为公务员考试奔走,包括办理留学学历认证。尽管海归在公务员竞争中被“一视同仁”,可跟他一样报考的海归还是越来越多。有从政意识的海归依旧抱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进入政界,有所作为。像其他报考者一样,处级以下必须参加考试。对级别的年限要求使很多海归难以越过这个门槛。
　　国内现实与理想的种种落差使很多海归陷入困惑。这里也还有一些客观的“无奈”。并不是政府不重视人才,也不是留学生不愿意回国,而是没有合适的发展平台与工作机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国内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但是因为国际化的趋势,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
　　王辉耀不认同海归一定要等政策、环境非常完善再回国发展。如果海归们不是只期望回国从事专业技术性职位,就应该主动为中国科研、人文、政策等环境的改进而努力。
　　从近几年对海归人才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海归的求学和就业开始有新动向,正向经济、金融领域发展。王辉耀表示,他留学的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人选择理工科专业,市场经济确立后,尤其是加入WTO以来,选择商科以及人文学科的留学生越来越多,海归的选择与国内发展建设有一致性,就业也是如此。在朗靖看来,像李彦宏、张朝阳等等成了留学人员的一个风向标,留学人员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的人多,也促成了更多海归希望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
　　王辉耀在新书《人才战争》中,将人才比作比石油等能源更为稀缺的资源。每个国家都在叫嚷人才外流。国内因为留学政策的放宽,出国读书的限制少了,留学人数在逐年增加。但人才的“外流”不能等同于流失。许多人在来去往返中,形成人才“环流”。滞留海外的同时,参与国内企业的出口与外包。而这种人才的“海鸥”也在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群体。
　　尽管有环境因素阻碍了一些人才的回归,但是为海归回国提供的便利正在一步步落实,比如简化注册审批程序。而在北京,海外人才已经可以自由出入和居留。中国人事科学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建中认为,引进人才应该不断深化制度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营造一个比较完善的创业环境。他建议对人才的激励包括晋升、奖励,以政府主导的模式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明确地在预算上开列这些资金,资金使用也要有独立机构或民间人士来参与监督。
　　其实多年来,对人才的引进已经有所放开。从原来公共部门有权利引进,包括国有单位引进也必须通过上级批准,到现在的民营企业在合法范围内,简化程序,也可以到国外组团引才。
　　在长三角、珠三角乃至内地,国企或民企已在不失时机地招徕着海归。面对区域产业的急需升级,它们主动“走出去”吸纳人才,甚至开出了比外企更优厚的薪水。一线城市竞争的加剧、创业空间的缩小、城市居住成本的增加,也使海归把目光放在了二三线城市。
　　可以想见,海归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将资金、技术、对外联系渠道、国外客户等一同引进。海归的进入或许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下一个增长点。
　　地方之间的人才争夺战在悄然升级。一些地方留创园打“感情牌”,吸引老乡回家乡创业,也有些地方想要拿到资金,搞起“政绩工程”。李建中表示,在国外人才信息搜集上,肯定在地方之间有竞争,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在人选上和程序上可能发生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建议,对于人才的引进一定要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政府应走向幕后,利用市场留住人才。
　　那么,在人才流动的时代,中国会不会是一个自由来去的“工地”?如何留住人才是正题,考验着对待人才的策略和诚意。
　　朗靖表示,对留学人员回国涉及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以及体制、机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做好配套、协调工作;在优惠政策、就业指导、技术发展等多个方面向“海归”们提供其所需的信息;制定出与国际接轨的考核评价体系和选拔任用机制,逐步打破身份、户籍、学历限制,消除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要能够引进人才,更要留住人才,要在政策落实等方面做好工作。在政策、行动上体现出真正重视人才,似乎才是中国在人才的争夺中的关键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