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南渡北归》，首先想起的是“民国热”。
　　说起“民国热”，不能不提陈丹青。在《新周刊》访谈录中，陈丹青如是论及民国：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褛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1〕
　　作为高标“民国范儿”的人物，陈丹青却又以自我解嘲的方式消解了自己的观点：“民国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好问题。我非常希望你是对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属错谬：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为了免于虚妄，人会质疑传说中的前朝。遗忘民国吧，它早已被唾弃了。”
　　显然，“早被唾弃”之说更像一种气话。遗忘的记忆一旦被唤起，摩挲旧痕，梳理学案，厘清脉络，更新传统，方是常情。因此，当描述民国学者的皇皇大著《南渡北归》甫一面世，就引起了读书界的广泛关注。
　　所谓“南渡北归”，指的是作品中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涉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清华国学研究院、国立中央研究院（尤其是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南联大等学术重镇，描绘人物有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教育家，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胡适、傅斯年、李济、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顾颉刚、金岳霖、冯友兰、陶孟和……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作品以上述人文学者的命运为主线——尤其浓墨重彩胡、傅师徒、梁家兄弟，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学术成分颇多，当然也少不了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因缘际会和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探轶，比如王国维的死因、鲁迅与顾颉刚的恩怨、吴宓的情史、林徽因的多角恋……所以该书尽管人物众多，读来不但不觉枯燥，反而处处引人入胜。
　　提及成书经过，作者岳南不无感慨。他回忆道，为写此书他曾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实地采访与考察，搜阅近千万字珍贵资料，期间大致经历八年时间。辛勤的耕耘自然会有丰硕的回报，在当当网的读书社区里，有读者写下这样褒扬的话：
　　岳南的《南渡北归》是一部皇皇大著，说的是民国教授与研究人员的佚史趣事，读者品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教育精神。打开它，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天才云集的晴空里，所有的鸟都在鸣叫、飞翔，它们巨大的羽翼给一个动荡的国度带来了夺目的光辉。让人惊异的是，时至今日，这些光辉还在我们的头顶闪烁着。一代杰出人物的历程，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承载者。现在这个社会这样的教授太少了，缺少了文化素养，都世俗化、金钱至上了。〔2〕
　　“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于此”，这是章学诚的名言。《南渡北归》是否达到这一标准，尚需评估，但八年磨一剑的岳南对此应该有自己的体悟吧？
　　因此，这部凝聚心血写就的大书勾起我兴致的并非是什么范儿，老实说，如果那范儿真的是我们这个文化基因的一分子，只要根基尚在，环境适宜，枝繁叶茂那是迟早的事。我所感兴趣的是，在西风东渐，前朝衰败，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救亡图存，两党争雄，新政横出……的大时代浪潮中，一代学人如何安身立命，承上启下，谱写忧伤而瑰丽的中国现代学术史。

二

　　关于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转型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课题。
　　中国古人一般都把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类，根据这种分类也就有了中国传统学术上的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从时间上看，“六艺”之后，是先秦诸子大放光芒的时代；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就后来居上了。所以就中国传统学术史的分期来讲，冯友兰是一刀两段，简洁明快地将其分成了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大部分。
　　经、史、子、集并称，但无论是在图书分类，还是在学术分类中，古人都习惯于把经学置于首位。这一点胡适说得比较绝：“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明白了这层道理，才可以理解为何在《红楼梦》中，追求自由、喜欢庄子、爱好诗文、善于创作的贾宝玉为何不待见于贾政，仅得“不喜读书”、“有些歪才”的讥评了。
　　客观地说，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一枝独秀，既有政治的因素，也是文化思想本身的基础使然。由六艺而六经，而七经、九经、十三经，甚至十四经……两千年来，经的领域逐渐扩大，地位也越来越崇高。作为经受百家冲击，折中调和，经学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可想而知。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大张旗帜曰：“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3〕
　　现代人赞同这一论断的应是少数了吧。技术上看，晚清末年，以四部分类为特征的传统学术，涵盖不了西学科技，是显见的事实。于是“西学中源”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相继出炉，传统文化思想开始步步退却，“经天纬地”的经学以及它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基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1840年英国仗着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强行轰开中国的大门。接踵而至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十几省……在对外战争的刀光剑影和对内战争的血雨腥风中，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像一位女神，正在中国大地上慢慢揭开面纱，被世世代代奉为经典的儒家思想，正在丧失着它至高无上的权威合法性。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饱受刺激的清末学者都有上溯经学、重新审视子学的学术取向。所不同者在于，有以西洋学说附会于经学以旧瓶装新酒如康有为者，也有重构“诸子学”平议诸子新价值如章太炎者。如果说前者因新酒至多，导致旧瓶撑破，经学终结的话，那么后者则开启了近代“诸子学”的新篇章。
　　胡适毫不讳言“诸子学”，尤其是章太炎对于他学术思想的启迪作用： 　　清初的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一种附属品，一种参考书。不料后来的学者，越研究子书，越觉得子书有价值。故孙星衍、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俞樾诸人，对于经书与子书，简直没有上下轻重和正道异端的分别了。到了最近世，如孙贻让、章炳麟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发明诸子学。于是从前作经学附属品的诸子学，到此时代，竟成专门学。一般普通学者崇拜子书，也往往过于儒书。岂但是“附庸蔚为大国”，简直是“婢作夫人”了。
　　……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更为空前的著作。……正因太炎精于佛学，先有佛家的因明学、心理学、纯粹哲学，作为比较印证的材料，故能融会贯通，于墨翟、庄周、惠施、荀卿的学术里面寻出一个条理系统。〔4〕
　　确实，章太炎不像乾嘉考据派那样把诸子当作经学附庸，拘泥于文字训话，又不像“西学中源”论者那样怀着狭隘的民族心理看待诸子，也不像康有为鼓吹“诸子创教改制”直接以诸子服务于政治。他主要从学术上、思想上阐释诸子，把近代诸子学从比较功利的层次上升到比较理性的学术整理阶段，并为嫁接西学开启了新的法门。
　　还是胡适的话明快：“我认为非儒学派的恢复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5〕
　　当然移植之说，说好听点是移花接木，不好听就是偷梁换柱了。胡适本人把他从美国学来的那一套，比如，杜威的思维术和清儒的考据学接轨常常被人讥讽是后者。

三

　　毛以亨曾说胡适乃唯一能发挥章太炎学术的人〔6〕。在《初到北大的胡适》一文中，毛以亨说：“他在西斋时，即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愿意，则询于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太炎先生诋胡先生不懂小学。我曾对他说，你的学问，当以胡先生为唯一传人，你的话只为他能完全懂得而加以消化，并予以通俗化。”
　　这是有趣的说法。姑不论章太炎门下弟子众多，名声显著者有黄侃、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周氏兄弟等；胡适自承受过影响的人物亦不在少数，比如杨千里、严复、梁启超、厄德诺（Felix Adler）、杜威（John Dewey）等。章、胡二人并无直接的授业关系，但若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章太炎“诸子学”两者的渊源，说胡适实为章太炎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亦不为过。
　　事实上，梁启超的“诸子学”研究也为胡适所关注。早在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授《古今学术源流》时，梁已表现出对“诸子学”的极大兴趣，并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著力较多。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陆续在《新民丛报》刊发，引起了胡适极大兴趣：
　　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学术史的见解。所以我最爱读这篇文章。不幸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阙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阙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这一点野心就是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
　　此后胡适愈加留心先秦诸子的研究，所以他的精心研读章太炎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只是曾为1900年刊行的章太炎名著《訄书》初刻本题写过书签，对章氏学说并不陌生的梁启超，彼时为何在关键的章节（比如“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没有下笔了呢？后学晚生，唯有悬揣了。
　　可惜，后人论学，竟少有特别称道王国维的“诸子学”的。即便是其入室弟子，吴其昌也在《王观堂先生学述》里说：“先生亦不治诸子学也”〔7〕，颇为奇怪。缪钺曾赞叹观堂师祖：“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莫非这灵光真的就没有照及当时异军突起的子学？作为精研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叔本华哲学，学术眼光又是如此敏锐的老辈人物，在经学衰落子学兴起的学术大背景下，王国维岂能袖手旁观？
　　1904年，二十八岁的王国维代罗振玉为《教育世界》主编，陆续发表《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2）、《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1904.6）、《释理》（1904.9—11）、《周秦诸子之名学》（1905.4—5）、《论性》（1904）、《子思之学说》（1905.7）、《孟子之学说》（1905.7）、《荀子之学说》（1905.7）、《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墨子之学说》（1906.3）、《老子之学说》（1906.4）、《原命》（1906.6）、《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1906.8）、《列子之学说》（1906.8）、《周濂溪之哲学说》（1906.9）、《孔子之学说》（1907.11—1908.1）……〔8〕
　　如果说章太炎是以佛学为重心，融合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重建“诸子学”的话，那么王国维的路数较接近梁启超，他把诸子纳入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框架之中，且更具一种哲学专攻者的素养与气质。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王国维在诸子学领域披沙炼金，别具法眼。
　　在《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中，他说：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人世派，后者遁世派也；前者热情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故前者北方派，后者南方派也。
　　在《孔子之学说》中，他又说：
　　周末时之两大思潮，可分为南、北二派。北派气局雄大，意志强健，不偏于理论而专为实行。南派反之，气象幽玄，理想高超，不涉于实践而专为思辨。……老子思辨之代表也，孔子实践之代表也。 　　续彼幽玄之理想者为列子，列子之后有庄子。发挥此雄健之意志者有子思、孟子、荀子。要之，儒与道之二大分派，对立于先秦之时，而传其二大思潮于后世。……墨子似儒家……杨朱似道家……鹖冠子为折中派，韩非子为法家。诸子百家之说，纵横如云，灿然如星，周末之文华极一时之炳耀。是盖因成周封建政体之坏颓，唤起个人思想界之自由，洵可谓之为稀世之壮观也！〔9〕
　　案：1905年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亦论及南北诸子学之不同，但刘说更侧重国别，与王说略有差异。看得出来，上述王国维的一系列论文是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的。依照两大思潮排列，可组一部粗具规模的先秦哲学思想史。先秦以后的思想史，现在只能看到论宋代周敦颐和清代戴震、阮元哲学思想的两篇论文。考虑到王国维对“性”、“理”、“命”等中国哲学史上系列核心概念的剖析探讨，且将思想史分为能动时代、受动时代，完全可以推测他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是有整套想法的。
　　鲁迅说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而王国维则“老实到像火腿一般”，尽管“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章、王二人的诸子学有所不同也就可想而知了，比如章年轻时批评孔子肆无忌惮，王不会也不敢那么狂妄；又比如对老子的评价，王国维说老子的“道”乃孔、墨二家之所无，是一种探究宇宙之根本的形而上学，由此判定“我中国真正之哲学，不可云不始于老子也”；而章太炎则看出“《老子》书八十一章，或论政治，或出政治之外，前后似无系统”，他更喜阐发的是其中的“南面权谋之术”。大半个世纪后，帛书《老子》和竹简《老子》出土，其简脱字漏与文缺思残更让人想起章太炎的“前后似无系统”说，尽管王国维的点评更像哲学。

四

　　陈平原认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的范式（Paradigm）转换〔10〕。从今、古文之争今文学家兴起，到维新运动，到新文化运动，现代大学和研究院制度逐步建立，中国学术现代化的路径筚路蓝缕，从这条线索上看，范式转换之说可谓恰当。只是，以“XXX”为中心的说法难免引人遐想：该说似乎带有政治家的趣味。
　　北大文科从建校起，先是桐城派古文学家称雄，继之以章太炎弟子称霸，随后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派留学生聚啸。说北大文科之变迁是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的范式转换，应无大误。但扩展至全国，只怕说得有些简单。章黄学派、胡适门人固然是学术史上绕不开的标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中坚，罗振玉、王国维诸遗老亦不遑多让。早在1922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胡适本人就对严复、林纾的翻译，谭嗣同、梁启超的议论文，章太炎的述学文字，章士钊一派的政论文，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周氏兄弟的创作实绩给予了相当的位置。即便是这样的名文，还有人提出异议，钱钟书就对章士钊的上榜颇有腹诽。可见，学术史上重要人物的标举，说少说多了都成问题，马虎不得。
　　从这个角度看，《南渡北归》以“七七”卢沟桥事变起笔，先回首“大师云集清华园”，再落笔“波滚浪涌的北大校园”，可谓是别有深意在焉。众所周知，一般的教科书说到传统与现代的分水岭，都会聚焦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争者无非是白话文运动与五四运动并非一回事，以及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是否走向故纸堆，偏离了“五四”精神。
　　从时间上看，文化方面一脉相承的事件是，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宣告成立。此后，1922年10月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1923年1月朴社、1924年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年5月述学社、1925年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实学社、1926年4月中国国学研究会、1926年10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陆续成立。在如此众多的国学研究机构与团体中，浓墨重彩“五星聚奎清华园”，然后快速转向中研院史语所，其中含义不言而喻。
　　事实上，史上著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就存在了四年，四年里真正好好办的，大概只有两年。因为过了两年，王国维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研究整理上。剩下的吴宓没怎么上课，更多的是行政管理。陈寅恪当时主要开设的是佛经翻译和梵文文法以及西方的东方学目录等课程，基本上没什么论著。陈寅恪的隋唐史、中古史的论文，都是国学研究院结束后写的。后人也许会把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的毕生研究都放到国学研究院的光环上，可实际上就那段时期来看，他们的学术成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所以，陈平原质疑道：“不算首创的清华国学院，有何能耐，使后世的研究者不断追忆、不断评说？没有听说别的大学，比如北大、厦大、中大等搞类似的活动，唯独清华大张旗鼓，在1995年和2005年隆重纪念清华国学院创立七十周年和八十周年。为什么？”
　　他认为四大导师日后之所以成为“神话”，与清华同人的努力有很大关系：
　　清华纪念国学院有它的道理。比起北大研究所，清华研究院吸引了更多公众的目光。原因包括它当年异军突起成绩显著，也包括它的迅速衰亡。清华研究院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特别适合于讲述。总共才四年，那么多优秀的学生，还有传说纷纭的四大导师。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浪漫气息的、略带哀怨的学术传奇。换句话说，清华研究院之所以成为中国学界不断提及的话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本身的素质很好。有了这根基，清华同人才可能借国学院的叙述，不断建构、辨析、阐扬自家的学术传统。〔11〕
　　也许陈平原的话有一定的道理。没有一众门生甚至是强势学校对自家学术成就的摇旗呐喊，反复阐扬，比如柳诒徵、余嘉锡者，确实显得身后有些寂寞。但北大是不在此列的，看看那几个名儿都没了的学校吧：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叫屈也得排队的。
　　无论怎么说，世人还是深深记住了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文字：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五

　　民国学者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恰逢学术变化的大时代，可以迎头而上，一展身手。他们大都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或主动或被动地吸收了外来的理论与方法。相比后人，他们占得先机，率先面对着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等学术新材料，很多领域一上来就处于与国际同行相同的起跑线上。
　　正当其时，民族自立自强自信的矛盾尤其突出，“中国文化西来说”动摇着国人所剩无几的那点古老文明自豪感，这使得民国学者既要脚踏祖国的大地，又须具备国际视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要他们肯下工夫，他们就能阅读远比中国古典文献多得多的各种文字材料，出类拔萃者还能够识别金文、甲骨、回鹘文、契丹文、东巴文、吐火罗A（焉耆语）、吐火罗B（龟兹语）等近乎消亡的文字。不开玩笑，后生晚学，只要持大毅力，择其一二，深扎进去，略有心得，亦可比肩“堂堂堂堂，郭董罗王”。
　　但民国学者又是不幸的，因为他们都经历过国都的沦陷、城池的残破、家人的离散……社会剧烈的动荡与快速的变革，生计之外，还每每需要他们做出某种抉择——无可奈何的抉择——不少人甚至连抉择的机会都未尝有过。尴尬的是，当一切尘埃落定，有人发现纵使苦心抉择，最后的结局依然不可逆转。
　　当“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之际，胡适和傅斯年低徊怅惘，共同吟诵着陶渊明的那首拟古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是的，他们所精心追逐的“集合全国的人力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的宏大构想，后来支离破碎，不堪一击。这一点，后人看得异常清楚。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的纷争中，多数人认为宏观史学优于微观史学，因为前者为总体上把握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提供了更好的基础，且无需精细考究每一个细节。是的，钻入古器物、故纸堆的理论，再科学，也不可能引领老旧社会的大踏步前进，尽管那可能带来学术上的声誉。鼎革之后，这种零敲碎打的学问更非急迫之事，只要他们代表的是新生的力量，就连封建社会是起于西周还是战国这样的问题都已无关宏旨。
　　总感觉鲁迅深刻，他在评价晚年章太炎的时候这样说道：“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
　　历史就这样轻轻翻过一页，既温柔又残酷，既感性又无情……
　　（岳南：《南渡北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注释：
　　〔1〕陈丹青谈“民国范儿”，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b03900100me3o.html
　　〔2〕夏亚1为《南渡北归·北归》写的书评，http：//f.dangdang.com/review/47736092/
　　〔3〕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页。
　　〔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6、25页。
　　〔5〕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6〕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7〕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节略，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7303/discussion/12609072/
　　〔8〕〔9〕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1、61页。
　　〔10〕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11〕陈平原：《解读被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http：//book.ifeng.com/special/qiang/list/200911/1120_8475_144470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