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因为我在各地调研的原因,一些平台负责人反倒过来询问我:你认为哪种模式好?
　　的确,关于模式的讨论其实就是我们对运行机制的探索、对公共服务品质的隐忧、对科技平台的真正关切。特别是他们纷纷使用着那么多的纳税人的贡献。
　　在中国各地方的科技平台建设中,广东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规模号称中国首位,主要是因其有重点实验室一百零八家聚集近五十名院士,但其各类产业科技创新平台大多是政府与中科院联建(其128家省级专业镇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始于国家条件平台提出之前,条件平台战略实施后广东又建设了产业科技创新平台18个)。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表现得很出色,然而其事业单位模式也比较单一化及地方性。而其他一些欠发达省市则没有足够多的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源,也就表现内容少得多了。
　　显然,作为科研院所不太强的省份,浙江平台不能说最具规模或日最有成就,但在体制探索上却表现得最灵活,以致平台建设及其效能显得有声有色。正如王桂良所言,国家的四种法人机构行政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社团法人中,除了社团法人外我们三种都有。
　　而在对浙江四大平台的深度关注中,我多少获得了一丝慰藉:这些平台负责人大多表现得那么有才干,并且纷纷体现出对公共服务精神的追求。
　　郭建南始终在强调学校的公共服务理念。卜掌浩则试图以共产党官员的职业性彰显其真正的公共性。徐园园说我眼睛一闭发现有很多事情要做。胡克勤则干脆少说多做。
　　尽管各自立场的自我表达并不一定能说明其公共服务的最佳典范性,但的确体现了平台精神的弘扬。
　　而这几位掌门人也充分表现出专业精神与服务理念。尤其卜掌浩是一位典型的事业追求型公务员,标准的“24×7”、“白+黑”工作模式,以致我好几次晚上到濮院镇都发现其还在办公室加班。然而,繁重的工作本来就需要强健的身体作为支撑。但郭建南年龄太大身体欠佳、卜掌浩则累坏了身体。而每次致电徐园园,其总是在差旅中,这位上了一定年龄的老大姐体力又能否支撑其四处奔波的实干家精神?
　　我们对体制机制的探索,就是忧虑于个人英雄主义的过度显现,而更想看到长效机制的建立。
　　在实践中,这些纺织服装类平台为整个国家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奉献了经典案例。毛衫平台是政府搭建平台让各个服务企业成为唱戏主体,纺织平台与服装平台则自己搭建平台自己也亲自唱戏。而评价他们的标准并不仅仅在于他们理论上的公共性,更在于其服务广大中小企业的效率与质量。但不管如何,这些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产业的发展趋向,推动了产业创新发展。其中有的已成为明星平台。
　　然而,我们能满足于此吗?
　　事实上,这四太平台的探索尚未能就此终止,他们,还在路上。
　　而我的文字也并不能即时满足我的这些采访对象、社会、以及我自己对科技平台的全部求知欲与经济学家所谓的完全信息要求……我也和科技行政部门、产业集群一样还在期待这些平台的继续实践。尤其是在体制机制创新上的探索。
　　对科技平台的讨论自然不能停留于其现在的公共服务成就——当然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得让我们确信其平台未来还将运行得同样出色、甚至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