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种文化》的文章;三年后，斯诺进一步拓展文章中的思想，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著名演讲。斯诺因此不但提出了作为一个概念的“两种文化”，阐释了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文化割裂的“斯诺命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引发了迄今最为旷日持久的一场“两种文化论争”。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不列颠内外的很多学者，尤其是文化论学者纷纷试图终止或者平息这场论争，分别基于自己的专业视野重点考察了论争的缘起，得出了一些不无见地，甚至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中的一个代表是源自动力学的观点，即这场论争直接联系着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科学技术对阶级关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改变。
　　不过，这些研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沃西斯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中心主任任博德（Rens Bod）教授看来，大多存在“历史虚无”的显在缺陷，抑或说这些人文论学者较少考虑或者经常忽视人文学的历史，以致“两种文化论争仅仅是过去50年的一种现象呢，还是始终存在”这一问题始终醒目、突兀地存在于那里。所以，任博德在其力作《人文學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中大声疾呼，要从根本上平息“两种文化论争”或者为之找到一种进路。
　　这是因为至今依然有人希望割裂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历史。这里姑且不论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区隔在何等程度上是本质的还是人为的，可以肯定的是，在任博德看来，割裂人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历史这一主张，主要源自相较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学通史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时代方面都“曝光不足”。
　　20世纪30年代，比利时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曾尝试过书写包括所有学科的历史，但在高度实证主义的进步概念引导之下，他最终书写的历史并未超越14世纪，更不用说于其间人文学仅仅占据着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比如，他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语言学和音乐学，但他排除了其他人文学科，比如艺术史和文学理论——众所周知，艺术史和文学理论始终是人文学的历史的基本要素。
　　任博德告诉我们，早至公元前3世纪以降，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们便在描述现实的时候，勉力阐明了艺术家对“正确”比例的探求。非常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比例不但与见诸毕达哥拉斯、托勒密及其他人的音乐和声研究的比例相一致，而且见诸印度和中国的艺术与音乐。因此，对人文学的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解必然关涉音乐研究（音乐学）和艺术研究（艺术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博德指出，萨顿的著作并非是关于学问与科学的通史，更不必说是人文学的通史。
　　任博德继而指出，之所以出现人文学通史的缺席，是因为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人文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显在地呈现出了一种日益碎片化的趋势。当下的自然科学史编撰通常选取物理学作为核心学科，随之化学、生物学与地质学等其他学科得到讨论和比较。然而，这样的方法对人文学的历史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难得多——并没有所有其他学科可以效仿的核心人文学科，虽然存在诸多共有的人文实践与方法论。
　　任博德选择了旨在成就一种比较的、跨学科的历史，而且坚信不存在人文学的历史可以被孤立考察的地方。
　　最终，任博德成功地证明了寻求原则与模式乃一种未曾中断的人文学传统，因而有效地挑战了狄尔泰提出的一种极具支配性的哲学观点，即人文学主要关注理解，而自然科学关注解释;倘若有人文学者去观察、计算、测量或者寻找表面规律，他注定会失败。任博德告诉我们，即使是在狄尔泰的观点盛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每一门人文学科中也都同时有针对独特研究的具体要素和力图归纳的常规要素，而且后者经常占据支配地位。即是说，尽管有狄尔泰及其追随者的构成性推荐，在人文学科中寻求和发现模式的努力依然深受欢迎。
　　倘若人文学的历史曾经因为其缺席而引人注目，《人文学的历史》理应因为今日的在场而备受关注。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人文学的历史：被遗忘的科学》，（荷兰）任博德著，徐德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