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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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当年诸子争锋,百家争鸣,到最后不过是两支学说异峰突起,流传后世,历经千百年而不衰。
   一是黄老之道,代表人是老子和庄子,讲究的是“无为而无不为”,对一切世间的“有为法”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短浅的见识,崇尚的是“守其敬笃”的“归根复命”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逍遥游”。
   一是孔孟之学,代表人自然是孔子和孟子,推崇的是“学而优则仕”的担当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观如同截然相反的两个人:一个主张不为人事羁绊,让一切顺着自然的脉络去发展,无为无知地与自然融为一体,体会与天地合一的自由自在;一个主张积极地投身社会,出將入相,用“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人文精神去理顺世间百态。从中国的士大夫身上,可以看到这两种人生理想在血脉里的流动,它们或隐或显,随时代和人生际遇的不同而展示出不同的强度,陪伴着中国的士大夫们在天地世间茫茫探索,行走出自己的人生。
   名臣范仲淹,几经沉浮,始终怀有一颗入世的儒者之心
   宋朝一代名臣范仲淹,一生数度被贬,却始终直言进谏,从边区小吏到朝廷重臣,他修堰、治水、戍边、改革,那种儒家的理想人格陪伴了他一生,帮他度过人生的艰难,面对纷乱的人世。据说少年时范仲淹即对儒家经典堪称大通,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初入仕时却不过是闲官。在做泰州海陵西溪镇盐仓监官时,他面对大海,自叹“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然而骨子里那种儒家的血液让他无法疏懒下去,某天,他发现面前的大海时常冲破年久失修的海堤,冲到泰州城下,吞没良田,众百姓沦为灾民。于是他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由此调任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而这治堰的过程又充满波折,治堰之初,便有暴风雪,又有大海潮,吞没了100多个民工,乃至人人认为是违天意而动,唯范仲淹不为所动,据说当时有大海浪袭来,冲卷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惊慌失措,他不为所动,泰然自若,坚守护堰之役。如此以往,数百里悠远长堤乃成,史称“范公堤”。由此,范仲淹似乎找到了骨子里的儒家理想在现实中生存的道路——处江湖之远时,他重振南京的“应天府书院”,疏通苏州白茆等五河,在苏州买宅设学府,成就“苏学天下第一”;在庙堂之高时,他赈灾救荒,绘“百官图”讽当朝吏治,带兵抗击西夏,为相后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十条改革措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范仲淹那里,任由庙堂和江湖纷繁变换,在他胸中,一直怀抱一颗入世的儒者之心。
   名士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终成心在江湖之远的隐者
   晋朝名士陶渊明少年时既学老庄思想,也习儒家“六经”,早年也曾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然29岁任“江州祭酒”后,因出身庶族,被人轻视,辞职归家了,即“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此后直至49岁时,才又入桓玄门下做属吏,此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陶渊明自幼随外祖孟嘉长大,崇尚的是“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的名士风范,自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对入仕桓玄渐生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不久就借口丧母辞官了。桓玄篡位后,他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并讨伐桓玄。这时他曾有短暂的欣喜和政治上的抱负,可是不久就看到了刘裕的剪除异己和袒护私情,此后又短暂地任刘敬宣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终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功名虽然诱人,却非我所长,与其压抑着自己去获取,不如放开心性吧。老子和庄子的血脉占了上风,陶渊明放弃了那些在官场上虚以委蛇的日子,开始了自给自足的躬耕生活,转而追求心灵的宁静和淡泊。在隐居的生活里,他看飞鸟,望南山,观轻云,采菊花,研读《山海经》,度过了一段“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恬静生活,虽然晚年生活惨淡,却至死未悔。在他的世界里,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源,有“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清新,有“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的野趣,有“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辛苦,更有“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意味。虽然物质日渐匮乏,但这种“心远地自偏”的悠然创造了另一个世界,那里的清幽和真意充满了整个宇宙,清恬而亲切,谁能说这样认清了自己而又充满了创造的人生是失败的呢? 编辑/王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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