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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拍照
沙飞：“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方大曾：首位到达卢沟桥事变现场的摄影记者。
2017年，卡帕的近百幅经典作品第一次来到中国
人们时常会看到极富冲击力的战地纪实照片，却往往会忽略照片背后的英雄。战地摄影师无疑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在近80年前的中国军民抗日战场上，活跃着几位这样的战地摄影师，为中国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沙飞：“摄影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 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这是沙飞名字的由来。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广东开平人。14岁从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成为北伐军电台报务员。1932年，成为汕头电台的特级报务员。1935年，沙飞加入摄影团体黑白影社。
1936年，沙飞在一本外国画报上看到了1914年6月“萨拉热窝事件”的几幅历史照片，激动地对妻子王辉说：“摄影是可以记录历史的！我要当摄影记者。”同年6月，沙飞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南澳岛拍下一组照片，揭露日本浪人在南澳岛上的诡秘行踪，并附上文字说明：“这个平静的小岛正受到严重的威胁。唯有给予敌人当头一棒，以警醒其侵略亚洲大陆的迷梦！”这组照片后来被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国防体裁照片”。两年后，日军攻占南澳岛。这一年，沙飞以《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系列组照成名。他后来说：“这位巨人的伟大精神和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战地纪实摄影的重要年代也由此开始了。同年8月，沙飞在《广西日报》上发表《摄影与救亡》的文章，提出了他著名的“摄影武器论”。“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1937年9月，沙飞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成为第一个采访115师的记者。10月，沙飞参加了八路军，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特批他为晋察冀军区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由此，他在摄影师身份上又有了另一层身份——八路军战士。在很多老战友的回忆中，那时的沙飞被称作“老沙”，虽然没有战斗经验，但异常勇敢。当时西站团演员凌子风记得，沙飞什么时候都挎着相机、布袋、手榴弹、枪、书，身上丁零当啷，他的衣服破、脏，袖子成了片，棉花都掉出来了，也不在乎。从抗战开始前的中国社会现实，到“七七事变”后战争的全面爆发，再到晋察冀边区敌后根据地的生活，他一个人的影像记录，就让我们重新见证了一遍中国的三四十年代。沙飞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一千多幅照片，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极其珍贵的影像史。他与1938年来到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现存的白求恩在抗战中的照片，全部出自沙飞之手。白求恩殉职前，在遗嘱中提到：“（遗物）照相机给沙飞。”
1939年，政治部设立摄影科，共产党第一支新闻摄影队伍成立，沙飞任科长。摄影科除了将所拍摄的新闻照片冲洗发向全球各地以外，还在军区内开办300多次巡回影展。为更好地培养摄影战士，在沙飞的主持下，晋察冀军区成立了摄影训练队，自1940年到1946年共举办8期，为中国新闻摄影的發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9年初，沙飞提议创办摄影画报，这一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支持。1942年7月1日党的生日到来之际，《晋察冀画报》诞生，沙飞任社长，《晋察冀画报》是《解放军画报》的前身。杂志被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延安、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单位、国统区，甚至国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政治部从建立摄影科起，沙飞就对底片特别重视。他让人找来防潮纸，自己动手制作底片套、编号码，用油布包起来，装在小盒子里随身携带。行军作战时，沙飞要求底片不能被装箱由驴子托运，而是由专人装入缴获的牛皮背包内背运，明确规定“人在底片在”。背底片的人必须和画报社领导一起行动。
1943年12月的反“扫荡”对沙飞来说最为惨烈。日军包围了柏崖村，画报社全部底片被装入四个牛皮箱进行转移。部队被冲散，混乱中，沙飞双脚重伤，但逃过一死，他看着自己的三名部下为了掩护他而死在日军枪下。画报社的底片资料数量从四箱减少到了两箱，众多战地摄影作品再也没有了面世的机会。
两次反“扫荡”中，画报社8人负伤，9人牺牲，还有些人被俘，这件事对沙飞的刺激很大，很多人后来回忆，正是在此时，沙飞开始不断展现出精神问题的征兆，最终间接导致他离开人世。1950年3月4日，沙飞因为精神失常枪杀了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被判枪决，生命戛然而止。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恢复军籍。
作为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者，沙飞的名字成了中国新闻摄影的代名词。
方大曾：首位到达卢沟桥事变现场的摄影记者
方大曾，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天才摄影家，在创作最活跃的两三年里留下了大量在摄影技艺上可与其同时代的摄影大师布列松、何奈·布里、尤兰史·密斯齐相媲美的作品。他是首位到达卢沟桥事变现场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大量影像是当时国内主流媒体，乃至西方媒体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手信息。由于他25岁就牺牲在前线上，因此他的名字一度鲜为人知。新闻传播学界泰斗方汉奇认为：“范长江与方大曾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北平人。方大曾出身于外交世家，开明的家庭氛围支持他走上了摄影道路。妹妹方澄敏曾回忆：“读小学时哥哥就喜欢摄影，母亲坚持花7块大洋，给他买了一架相机。” “九一八”事变后，方大曾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和北平少年队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九一八’以后哥哥好像天天都在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常常只带了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就离开家了。”方澄敏回忆道。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后，方大曾到前线采访，活跃于长城内外，写下多篇摄影通讯发于《世界知识》。
1937年7月10日，方大曾只身前往卢沟桥采访。当时的北平已处在一片恐慌之中，方大曾骑着一辆自行车，迎着战火而去。“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抵达长辛店后，方大曾才意识到，自己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他并写下“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的预言。这年酷热的七月，方大曾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自己25岁的生日。
同是战地记者的陆诒对方大曾的印象是：“小方年少，英俊，戴着白色帆布帽，身穿白衬衫黄短裤，足蹬跑鞋，胸前挂着一架相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
1937年八九月间，方大曾奔走于两军拼杀的战场，外敌肆虐的土地，在极度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他写下了《从娘子关到雁门关》《血战居庸关》《保定以北》等摄影报道。范长江回忆，“那时他是平汉前方唯一的记者”。
8月下旬，范长江与方大曾先后赶到石家庄，商定仍由方大曾挺进平汉线，“那时保定已萬分吃紧……他带上充分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别时，我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他很平和坚定地对我说：“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这是两位记者最后的告别。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方大曾的《平汉北段的变化》通讯，这篇落款标注为“9月18日发自蠡县”的文章，成为他见诸报刊的最后消息。此后就音信全无。方大曾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那一年。
2006年，方大曾的家人将他未发表的底片悉数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共837张。协和胡同10号方家大院里的一座木灰房子是他的暗房。这座房子后来成为方大曾失踪后母亲思念儿子的唯一寄托。母亲在大院里守候了32年，最终也未能等回儿子。
罗伯特·卡帕：“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一个皮肤黝黑的外国青年出现在汉口的街头。一群中国人围着他看。他的眼睛深陷，睫毛浓密，嘴角噙着一根纸烟，手里拿着一个小黑匣子，不时凑到脸上，对准围观者。他在干什么？很多人议论纷纷。
这是1938年的中国。那时，中国各地已燃起战火，南京刚刚被日军攻陷，惨遭屠城。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中国。
1913年，卡帕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在短暂的41年生命里，他深入报道了5场大战：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阿以战争，以及越南抗法战争。
1937年12月底，卡帕还在西班牙阿拉贡前线拍摄，听说中国的战事后，他很想去。在他看来，中国抗战决定了亚洲的明天。这句话，后来成为他在《生活》杂志发表的一组图片故事的标题。
1938年1月，机缘来了。有一个摄制组到中国去拍纪录片，荷兰导演伊文思邀请卡帕作助理摄影师，拍摄同期静止画面。2月底，卡帕踏上了东方古国的土地。第一站便是“中国的芝加哥”——汉口。
武汉那时刚刚成为全国战时军事中心。卡帕的运气很好。他在中国一出手，就拍到了一场胜利，还有汉口市民纪念孙中山13周年忌辰的盛大游行。1938年5月16日的《生活》杂志推出了卡帕在中国的第一组图片专题。“现在，卡帕正在中国，为《生活》拍摄另一场大型战争。这是他第一批经过海运传回作品的一部分。不同于他的西班牙照片，这些照片并没有展现死亡和毁灭。当卡帕抵达汉口时，中国军队在京杭大运河和陇海铁路取得了抗日战争第一场伟大的胜利，这给了中国和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惊喜。”
“伟大的胜利”指的是台儿庄大捷的前奏战役。消息传到汉口，民众上街游行。卡帕拍摄了狂欢的场面：民众的欢欣鼓舞，士兵的满怀信心，为死难者的鞠躬默哀。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能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卡帕的镜头聚焦了很多大人物。1938年10月17日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他拍摄的一位将军，正是台儿庄战役的指挥者李宗仁。他拍摄的蒋介石的照片在世界各地的报刊上刊登转载。
卡帕拍到共产党人举行的会议。周恩来坐在桌前，回头看着他身后的叶剑英，叶剑英正在地图上比划。方格窗开了半扇，旁边挂着一幅斯大林像。另一张照片中，周恩来站在门后，门上挂着马克思像。墙上的毛笔字标语写着：“巩固团结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
在南昌的一个军营里，卡帕遇到了中美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位人物——约瑟夫·史迪威。当时史迪威准备到前线去，卡帕说，他想跟着一起去。后来，史迪威在日记里写道，卡帕“是相当勇敢的一个小伙子”。
虽然将一个个大人物摄入镜头，但卡帕其实最渴望的还是战场。然而，他受到了种种限制。伊文思后来回忆，中国的监察官“简直是胡扯”，甚至禁止他们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并非什么军事机密，“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卡帕领教了这样的限制。他很快学会了第一句中国话：“不要看。”
卡帕总想一头冲进中国抗战的前沿阵地，而远方的朋友却在为他担忧。只有不断收到照片，看到报刊上他的署名时，友人才知道他还没死，还活着。
尽管不能置身战争一线拍摄让卡帕有些苦闷，但他仍继续着拍摄工作，并在中国留下了500多张底片。
残酷战争对平民的戕害，扑灭了卡帕中国之行的最后一丝热情。他去了西方记者聚集的小酒吧，试图借助于酒麻醉自己。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同行，包括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卡帕到过中国的多个城市，武汉、郑州、广州……他还到了西安，与斯诺约定，一起去延安采访，伊文思也想拍摄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但是“蒋夫人不允许”。
卡帕没能去延安。1938年10月25日，中国抗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结束，日军攻陷汉口。在这之前，卡帕已经回到西班牙。
这位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在中国一共呆了8个月。
1954年，卡帕不顾亲友的劝阻，来到越南战场，1954年5月25日，卡帕不幸误踏地雷身亡，时年41岁。2017年，作为世界摄影史上不容忽视的传奇，卡帕的近百幅经典作品终于第一次以回顾展的形式集中来到中国。
沙飞：“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方大曾：首位到达卢沟桥事变现场的摄影记者。
2017年，卡帕的近百幅经典作品第一次来到中国
人们时常会看到极富冲击力的战地纪实照片，却往往会忽略照片背后的英雄。战地摄影师无疑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在近80年前的中国军民抗日战场上，活跃着几位这样的战地摄影师，为中国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沙飞：“摄影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 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这是沙飞名字的由来。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广东开平人。14岁从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成为北伐军电台报务员。1932年，成为汕头电台的特级报务员。1935年，沙飞加入摄影团体黑白影社。
1936年，沙飞在一本外国画报上看到了1914年6月“萨拉热窝事件”的几幅历史照片，激动地对妻子王辉说：“摄影是可以记录历史的！我要当摄影记者。”同年6月，沙飞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南澳岛拍下一组照片，揭露日本浪人在南澳岛上的诡秘行踪，并附上文字说明：“这个平静的小岛正受到严重的威胁。唯有给予敌人当头一棒，以警醒其侵略亚洲大陆的迷梦！”这组照片后来被认定为“中国最早的国防体裁照片”。两年后，日军攻占南澳岛。这一年，沙飞以《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系列组照成名。他后来说：“这位巨人的伟大精神和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战地纪实摄影的重要年代也由此开始了。同年8月，沙飞在《广西日报》上发表《摄影与救亡》的文章，提出了他著名的“摄影武器论”。“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1937年9月，沙飞奔赴华北抗日前线，成为第一个采访115师的记者。10月，沙飞参加了八路军，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特批他为晋察冀军区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由此，他在摄影师身份上又有了另一层身份——八路军战士。在很多老战友的回忆中，那时的沙飞被称作“老沙”，虽然没有战斗经验，但异常勇敢。当时西站团演员凌子风记得，沙飞什么时候都挎着相机、布袋、手榴弹、枪、书，身上丁零当啷，他的衣服破、脏，袖子成了片，棉花都掉出来了，也不在乎。从抗战开始前的中国社会现实，到“七七事变”后战争的全面爆发，再到晋察冀边区敌后根据地的生活，他一个人的影像记录，就让我们重新见证了一遍中国的三四十年代。沙飞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一千多幅照片，成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极其珍贵的影像史。他与1938年来到晋察冀边区的白求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中国现存的白求恩在抗战中的照片，全部出自沙飞之手。白求恩殉职前，在遗嘱中提到：“（遗物）照相机给沙飞。”
1939年，政治部设立摄影科，共产党第一支新闻摄影队伍成立，沙飞任科长。摄影科除了将所拍摄的新闻照片冲洗发向全球各地以外，还在军区内开办300多次巡回影展。为更好地培养摄影战士，在沙飞的主持下，晋察冀军区成立了摄影训练队，自1940年到1946年共举办8期，为中国新闻摄影的發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9年初，沙飞提议创办摄影画报，这一建议得到了聂荣臻的支持。1942年7月1日党的生日到来之际，《晋察冀画报》诞生，沙飞任社长，《晋察冀画报》是《解放军画报》的前身。杂志被通过各种渠道送往延安、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单位、国统区，甚至国外，产生了强烈反响。
政治部从建立摄影科起，沙飞就对底片特别重视。他让人找来防潮纸，自己动手制作底片套、编号码，用油布包起来，装在小盒子里随身携带。行军作战时，沙飞要求底片不能被装箱由驴子托运，而是由专人装入缴获的牛皮背包内背运，明确规定“人在底片在”。背底片的人必须和画报社领导一起行动。
1943年12月的反“扫荡”对沙飞来说最为惨烈。日军包围了柏崖村，画报社全部底片被装入四个牛皮箱进行转移。部队被冲散，混乱中，沙飞双脚重伤，但逃过一死，他看着自己的三名部下为了掩护他而死在日军枪下。画报社的底片资料数量从四箱减少到了两箱，众多战地摄影作品再也没有了面世的机会。
两次反“扫荡”中，画报社8人负伤，9人牺牲，还有些人被俘，这件事对沙飞的刺激很大，很多人后来回忆，正是在此时，沙飞开始不断展现出精神问题的征兆，最终间接导致他离开人世。1950年3月4日，沙飞因为精神失常枪杀了给他看病的日本医生，被判枪决，生命戛然而止。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恢复军籍。
作为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者，沙飞的名字成了中国新闻摄影的代名词。
方大曾：首位到达卢沟桥事变现场的摄影记者
方大曾，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天才摄影家，在创作最活跃的两三年里留下了大量在摄影技艺上可与其同时代的摄影大师布列松、何奈·布里、尤兰史·密斯齐相媲美的作品。他是首位到达卢沟桥事变现场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大量影像是当时国内主流媒体，乃至西方媒体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手信息。由于他25岁就牺牲在前线上，因此他的名字一度鲜为人知。新闻传播学界泰斗方汉奇认为：“范长江与方大曾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个长于文字，一个长于摄影，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双峰。”
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笔名小方，北平人。方大曾出身于外交世家，开明的家庭氛围支持他走上了摄影道路。妹妹方澄敏曾回忆：“读小学时哥哥就喜欢摄影，母亲坚持花7块大洋，给他买了一架相机。” “九一八”事变后，方大曾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和北平少年队机关刊物的编辑工作。“‘九一八’以后哥哥好像天天都在东奔西跑，忙个不停，常常只带了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就离开家了。”方澄敏回忆道。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后，方大曾到前线采访，活跃于长城内外，写下多篇摄影通讯发于《世界知识》。
1937年7月10日，方大曾只身前往卢沟桥采访。当时的北平已处在一片恐慌之中，方大曾骑着一辆自行车，迎着战火而去。“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几名日军截住，我身边的相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怀疑我是中国军队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抵达长辛店后，方大曾才意识到，自己是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记者。他并写下“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的预言。这年酷热的七月，方大曾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自己25岁的生日。
同是战地记者的陆诒对方大曾的印象是：“小方年少，英俊，戴着白色帆布帽，身穿白衬衫黄短裤，足蹬跑鞋，胸前挂着一架相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
1937年八九月间，方大曾奔走于两军拼杀的战场，外敌肆虐的土地，在极度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他写下了《从娘子关到雁门关》《血战居庸关》《保定以北》等摄影报道。范长江回忆，“那时他是平汉前方唯一的记者”。
8月下旬，范长江与方大曾先后赶到石家庄，商定仍由方大曾挺进平汉线，“那时保定已萬分吃紧……他带上充分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别时，我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他很平和坚定地对我说：“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这是两位记者最后的告别。9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方大曾的《平汉北段的变化》通讯，这篇落款标注为“9月18日发自蠡县”的文章，成为他见诸报刊的最后消息。此后就音信全无。方大曾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那一年。
2006年，方大曾的家人将他未发表的底片悉数捐赠给国家博物馆，共837张。协和胡同10号方家大院里的一座木灰房子是他的暗房。这座房子后来成为方大曾失踪后母亲思念儿子的唯一寄托。母亲在大院里守候了32年，最终也未能等回儿子。
罗伯特·卡帕：“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
一个皮肤黝黑的外国青年出现在汉口的街头。一群中国人围着他看。他的眼睛深陷，睫毛浓密，嘴角噙着一根纸烟，手里拿着一个小黑匣子，不时凑到脸上，对准围观者。他在干什么？很多人议论纷纷。
这是1938年的中国。那时，中国各地已燃起战火，南京刚刚被日军攻陷，惨遭屠城。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来到中国。
1913年，卡帕出生于匈牙利一个犹太家庭。在短暂的41年生命里，他深入报道了5场大战：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阿以战争，以及越南抗法战争。
1937年12月底，卡帕还在西班牙阿拉贡前线拍摄，听说中国的战事后，他很想去。在他看来，中国抗战决定了亚洲的明天。这句话，后来成为他在《生活》杂志发表的一组图片故事的标题。
1938年1月，机缘来了。有一个摄制组到中国去拍纪录片，荷兰导演伊文思邀请卡帕作助理摄影师，拍摄同期静止画面。2月底，卡帕踏上了东方古国的土地。第一站便是“中国的芝加哥”——汉口。
武汉那时刚刚成为全国战时军事中心。卡帕的运气很好。他在中国一出手，就拍到了一场胜利，还有汉口市民纪念孙中山13周年忌辰的盛大游行。1938年5月16日的《生活》杂志推出了卡帕在中国的第一组图片专题。“现在，卡帕正在中国，为《生活》拍摄另一场大型战争。这是他第一批经过海运传回作品的一部分。不同于他的西班牙照片，这些照片并没有展现死亡和毁灭。当卡帕抵达汉口时，中国军队在京杭大运河和陇海铁路取得了抗日战争第一场伟大的胜利，这给了中国和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惊喜。”
“伟大的胜利”指的是台儿庄大捷的前奏战役。消息传到汉口，民众上街游行。卡帕拍摄了狂欢的场面：民众的欢欣鼓舞，士兵的满怀信心，为死难者的鞠躬默哀。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能在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卡帕的镜头聚焦了很多大人物。1938年10月17日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他拍摄的一位将军，正是台儿庄战役的指挥者李宗仁。他拍摄的蒋介石的照片在世界各地的报刊上刊登转载。
卡帕拍到共产党人举行的会议。周恩来坐在桌前，回头看着他身后的叶剑英，叶剑英正在地图上比划。方格窗开了半扇，旁边挂着一幅斯大林像。另一张照片中，周恩来站在门后，门上挂着马克思像。墙上的毛笔字标语写着：“巩固团结争取第三期抗战胜利！”
在南昌的一个军营里，卡帕遇到了中美关系中相当重要的一位人物——约瑟夫·史迪威。当时史迪威准备到前线去，卡帕说，他想跟着一起去。后来，史迪威在日记里写道，卡帕“是相当勇敢的一个小伙子”。
虽然将一个个大人物摄入镜头，但卡帕其实最渴望的还是战场。然而，他受到了种种限制。伊文思后来回忆，中国的监察官“简直是胡扯”，甚至禁止他们拍摄大炮的特写镜头。而这并非什么军事机密，“因为那是一种德国火炮，1933年制造的，谁都知道这种火炮。”卡帕领教了这样的限制。他很快学会了第一句中国话：“不要看。”
卡帕总想一头冲进中国抗战的前沿阵地，而远方的朋友却在为他担忧。只有不断收到照片，看到报刊上他的署名时，友人才知道他还没死，还活着。
尽管不能置身战争一线拍摄让卡帕有些苦闷，但他仍继续着拍摄工作，并在中国留下了500多张底片。
残酷战争对平民的戕害，扑灭了卡帕中国之行的最后一丝热情。他去了西方记者聚集的小酒吧，试图借助于酒麻醉自己。在这里，他结识了很多同行，包括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卡帕到过中国的多个城市，武汉、郑州、广州……他还到了西安，与斯诺约定，一起去延安采访，伊文思也想拍摄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但是“蒋夫人不允许”。
卡帕没能去延安。1938年10月25日，中国抗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历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结束，日军攻陷汉口。在这之前，卡帕已经回到西班牙。
这位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在中国一共呆了8个月。
1954年，卡帕不顾亲友的劝阻，来到越南战场，1954年5月25日，卡帕不幸误踏地雷身亡，时年41岁。2017年，作为世界摄影史上不容忽视的传奇，卡帕的近百幅经典作品终于第一次以回顾展的形式集中来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