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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队大战正规军
在与蒋介石夫妇直接会面后，陈纳德发现在中国存在着三项他梦寐以求的利好条件。
他决定接受中国方面发出的空军上校聘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有一支由美国人组成的空军部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活跃在中国的天空。这支由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创建、领导和指挥的空中力量，从空中给日本侵略军，特别是日本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以沉重打击并取得辉煌战绩。因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战斗机涂有鲨鱼牙齿和眼睛及飞虎标志，人们亲切地称这支部队为“飞虎队”。从1942年4月成立到1946年8月解散，“飞虎队”是美国帮助中国抗日的中美合作典范，中国对这支英勇作战、战功卓著的美国志愿队也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狂热的航空爱好者
46岁的陈纳德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是在1937年5月31日。当时，号称拥有300多架各型飞机的中国空军，实际可出动的数量只有这个数字的2/3。而按照陈纳德的估计，其中只有91架适合用于现代空战。
严格说来，陈纳德的第一身份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狂热的航空爱好者。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过一年农学，参加了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课程，直到25岁时才正式进入负责培训国民警卫队人员和预备役军官的本杰明·哈里森基地平民军训营。一战爆发后，陈纳德成为陆军通信兵部队的观测机飞行员，1922年又考取了驱逐机（战斗机）飞行员执照，一度担任过美国陆航战术学校驱逐机科的主任教官。在“战斗机无用论”流行的1934年，他和同僚海伍德·汉赛尔（美国战略空军创始人）、比利·麦克唐纳（后成为“飞虎队”早期飞行员）以及卢克·威廉森（后为达美航空首席试飞员）组成了人称“空中秋千组”的飞行表演队，驾驶3架波音P-12型战斗机在全美进行巡回竞技表演，展示编队进攻战术的效能。按照陈纳德的看法，假使不沉溺于单机格斗，而是以2至3架战机协同进攻，战斗机完全可以有效拦截轰炸机。
“秋千组”的努力没有打动美国军方，却吸引了来美考察的中国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常务委员毛邦初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全球航空业的目标市场，每一家欧美主要飞机制造公司都在上海派驻有代表，指望将那些因为本国裁军而缺少买家的新型飞机推销到东方。每一种在本国陆海军的项目竞标中落败的原型机，都会被迅速装箱运往上海，等待来自中国空军的测试。同样频繁的还有航空人员交流：1932到1934年，美国陆航退役上校裘伟德领导的顾问团在杭州笕桥创办了新的中央航校，随后意大利教官在洛阳也建立了一所轰炸机训练学校。在柯蒂斯-莱特飞机公司销售代表威廉·鲍莱的推动下，中美雙方合资建立了中国航空公司（CNAC）和中央飞机制造厂，形形色色的美籍飞行员与技术顾问也分批前往中国。1932年在“一·二八”抗战中牺牲的美籍飞行员萧德便是波音公司驻华的试飞员。
1936年1月，“秋千组”在迈阿密举行完最后一场飞行表演后，按照陆航的命令宣布解散。也是在那里，毛邦初向4位成员发出了前往中国的邀请。年纪较轻的威廉森和麦克唐纳很快接受了中航公司发出的机长合同：他们平时为中航驾驶商业客机，闲暇时间前往航校授课，以规避美国政府“不干涉政策”的影响，而资格更老的陈纳德还打算留在陆航做最后一搏。
陈纳德的挣扎并没有持续太久，他最终于1937年4月30日以上尉军衔退役。同年5月8日，在中央飞机制造厂顾问、前美国陆航飞行员小罗伊·霍尔布鲁克的邀请下，他乘坐著名的跨太平洋邮轮“加菲尔德总裁”号前往上海，开始了对中国空军的考察。
空中传奇的开端
这原本只是一场历时3个月的现场调研，最终却成为8年空中传奇的开端。在与蒋介石夫妇直接会面后，陈纳德发现在中国存在着三项他梦寐以求的利好条件：一个重视空中力量的最高领导层;一群战斗热情高昂的年轻飞行员;以及在实战中检验战斗机截击战术的机会。随后，他决定接受中国方面发出的空军上校聘书。
但开端并不顺利。抗日战争爆发仅仅3个月，中国空军登记在册的346架作战飞机已经消耗至仅存81架，战前培养的熟练飞行员几乎牺牲殆尽，这意味着陈纳德要迅速组建一支可升空的机队，只能依靠外籍雇佣兵。1937年11月，原有飞行员已经悉数损失的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14中队，在汉口改编为国际中队，由陈纳德直接指挥，拥有9名外籍飞行员（分别来自美、法、德、荷四国）、4名外籍机械师和14名中国籍飞行员、23名本土机械师，以美国人文森特·施密特为中队长。
1938年2月，国际中队曾两次起飞轰炸安徽、河南的日军阵地和火车站，战果平平，所属飞机却在日机的报复中被炸毁大半。此后中方又提出由该队承担长途奔袭日本本土的任务，外籍飞行员认为风险过大，乘机索要巨额酬金。反复扯皮之下，中方最终在1938年3月底宣布解散国际中队，将所有外籍飞行员和机械师一概遣散。
陈纳德从国际中队的失败中获得了三个经验：单是将一群草莽气息浓重的飞行老手组合到一起，并不足以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机队，他们同样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灌输纪律意识和统一的战术思维;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需要重视他们的感受;他本人终究不是一名优秀的轰炸机指挥官，值得他贡献心力的方向还是战斗机战术。而在一切条件具备之前，他需要蛰伏和忍耐。因此，从1938年夏天开始，陈纳德有一年多时间处于“不务正业”的状态：他在湖北前线四处活动，观察苏联援华志愿飞行队与日机的空战状况，总结俄国战斗机格斗战术的缺陷;他在湖南和云南为中国培训了最后一批抵华的30架“霍克”75M型单翼战斗机的飞行员，参与保卫重庆的任务;他还帮助中国空军建立了第一套地面预警体系，通过密布的对空观察哨、简陋的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网预报敌机空袭，为截击提供了预警时间。
1939年10月下旬，泛美航空公司的“加州快艇”号波音客机载着陈纳德和4名中国官员返抵旧金山，以执行在美国购买更多新飞机和招募志愿飞行员的任务。但最初的尝试碰了壁——在孤立主义气息浓重的美国本土，大众舆论对来自中国的求救基本置若罔闻。而罗斯福总统尽管对日本的野心已经有所提防，但也需要迁就公众心理，以便赢得1940年大选。为此他甚至考虑暂时将陈纳德扣押起来，使其无法返回中国。但12个月过后，情形开始逆转：日军开入法属印度支那，日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骤然上升。 1940年11月，陈纳德与毛邦初再度赴美游说，这一次他们没有空手而归：12月21日，中美双方草签了批准对华出口军用飞机及其零部件，并允许非现役美国航空人员以志愿者身份前往中国服务的意向协议。上述项目的花费将由中国银行从美国援华贷款项目下支出，第一批将供应100架柯蒂斯P-40C型战斗机，从租借法案援英物资配额中匀出。
为了驾驶这批新飞机，陈纳德以中航公司的名义在美国招募了99名退役飞行员，其中60人曾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服役，39人是退役陆航飞行员，他们每人将得到600美元以上的月薪（陈纳德在中国的薪酬是每月1000美元）。另外还以每月250美元的价格招募了170多名地勤人员，包括9名美籍华裔机械师、1名华裔司机和1名医生。
“飞虎队”正式成立
1941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整个海岸线几乎已被日军占领;加之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陆续被关闭、云南上空成为前线，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境内完成志愿飞行队的训练和整编。鉴于此，中美英三方达成秘密协议，允许陈纳德等人员使用英属缅甸的东吁（旧译同古）机场和仰光的明加拉当机场。P-40C运抵仰光后，由美籍技术人员和中央飞机制造厂从云南雷允派出的技师在当地组装。第一批飞行员则在1941年7月底抵达缅甸。陈纳德最初希望招募到100名和“空中秋千组”四人一样，经验丰富、驾驶技能娴熟的“老鸟”，但实际到来的则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海军轰炸机飞行员，只有1/3的人接受过战斗机课程训练。有鉴于此，他在训练中严格灌输了一套避免一对一近距离格斗或缠斗、最大程度利用俯冲速度优势的截击战术。每名飞行员在投入实战之前，都须经过超过130个小时的空战强化训练，不合格者将被淘汰。而中方地勤人员也在装配和维护中不断积累经验。
1941年8月1日，这支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在东吁正式成军，下辖3个中队，由陈纳德担任总指挥。到那时为止，实际具备战斗力的机组还不到1/6。但经过4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到当年12月初美日战争爆发前夕，整支部队已经具备执行战斗巡航任务的能力。12月10日，即日美正式开战后3天，陳纳德亲率志愿队总部和第1、第2中队飞赴昆明巫家坝机场，第3中队的21架飞机则部署到明加拉当。而他们所依托的力量还不止如此：整个西南内陆都密布着陈纳德一手打造的地面预警观察哨，在雷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内部署了20多部电台，构成志愿队的指挥中心，等待着日本陆航飞机的主动来袭。
从那时起到1942年7月初，志愿队在缅甸、暹罗（即泰国）、昆明、雷允、桂林、衡阳等地先后与日本陆海军航空兵交手102次，以不到100架飞机（通常可用机数在60架左右）的兵力累计击落和炸毁日机296架，为滇缅公路和仰光港多争取了两个半月的畅通时间，而自身仅被击落12架（另有61架在地面或迫降时损毁），损失航空人员26人。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美国对华航空援助的力度和规模进入一个新阶段。1941年3月，中国被纳入租借法案受援国。1942年7月4日，陈纳德志愿队正式脱离中国空军系列，重新改编为美国陆航第10航空队驻华特遣队;陈纳德也恢复了美国陆军现役军人身份，军衔晋升为准将。
但这支志愿队还以一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1941年12月，第一次在昆明上空见到机首绘有鲨鱼嘴图案的P-40C的昆明市民在激动之中，将这些飞机称呼为“飞老虎”。第二年2月，迪士尼公司应华盛顿中国军需处的邀请，为陈纳德部队设计了带翼老虎形象的标志。从那时起，美籍志愿队以及随后的驻华第23战斗机大队、第14航空队就获得了一个近乎永久性的称谓——“飞虎队”。
在与蒋介石夫妇直接会面后，陈纳德发现在中国存在着三项他梦寐以求的利好条件。
他决定接受中国方面发出的空军上校聘书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有一支由美国人组成的空军部队——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活跃在中国的天空。这支由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创建、领导和指挥的空中力量，从空中给日本侵略军，特别是日本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队以沉重打击并取得辉煌战绩。因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战斗机涂有鲨鱼牙齿和眼睛及飞虎标志，人们亲切地称这支部队为“飞虎队”。从1942年4月成立到1946年8月解散，“飞虎队”是美国帮助中国抗日的中美合作典范，中国对这支英勇作战、战功卓著的美国志愿队也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狂热的航空爱好者
46岁的陈纳德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是在1937年5月31日。当时，号称拥有300多架各型飞机的中国空军，实际可出动的数量只有这个数字的2/3。而按照陈纳德的估计，其中只有91架适合用于现代空战。
严格说来，陈纳德的第一身份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狂热的航空爱好者。他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过一年农学，参加了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课程，直到25岁时才正式进入负责培训国民警卫队人员和预备役军官的本杰明·哈里森基地平民军训营。一战爆发后，陈纳德成为陆军通信兵部队的观测机飞行员，1922年又考取了驱逐机（战斗机）飞行员执照，一度担任过美国陆航战术学校驱逐机科的主任教官。在“战斗机无用论”流行的1934年，他和同僚海伍德·汉赛尔（美国战略空军创始人）、比利·麦克唐纳（后成为“飞虎队”早期飞行员）以及卢克·威廉森（后为达美航空首席试飞员）组成了人称“空中秋千组”的飞行表演队，驾驶3架波音P-12型战斗机在全美进行巡回竞技表演，展示编队进攻战术的效能。按照陈纳德的看法，假使不沉溺于单机格斗，而是以2至3架战机协同进攻，战斗机完全可以有效拦截轰炸机。
“秋千组”的努力没有打动美国军方，却吸引了来美考察的中国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常务委员毛邦初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全球航空业的目标市场，每一家欧美主要飞机制造公司都在上海派驻有代表，指望将那些因为本国裁军而缺少买家的新型飞机推销到东方。每一种在本国陆海军的项目竞标中落败的原型机，都会被迅速装箱运往上海，等待来自中国空军的测试。同样频繁的还有航空人员交流：1932到1934年，美国陆航退役上校裘伟德领导的顾问团在杭州笕桥创办了新的中央航校，随后意大利教官在洛阳也建立了一所轰炸机训练学校。在柯蒂斯-莱特飞机公司销售代表威廉·鲍莱的推动下，中美雙方合资建立了中国航空公司（CNAC）和中央飞机制造厂，形形色色的美籍飞行员与技术顾问也分批前往中国。1932年在“一·二八”抗战中牺牲的美籍飞行员萧德便是波音公司驻华的试飞员。
1936年1月，“秋千组”在迈阿密举行完最后一场飞行表演后，按照陆航的命令宣布解散。也是在那里，毛邦初向4位成员发出了前往中国的邀请。年纪较轻的威廉森和麦克唐纳很快接受了中航公司发出的机长合同：他们平时为中航驾驶商业客机，闲暇时间前往航校授课，以规避美国政府“不干涉政策”的影响，而资格更老的陈纳德还打算留在陆航做最后一搏。
陈纳德的挣扎并没有持续太久，他最终于1937年4月30日以上尉军衔退役。同年5月8日，在中央飞机制造厂顾问、前美国陆航飞行员小罗伊·霍尔布鲁克的邀请下，他乘坐著名的跨太平洋邮轮“加菲尔德总裁”号前往上海，开始了对中国空军的考察。
空中传奇的开端
这原本只是一场历时3个月的现场调研，最终却成为8年空中传奇的开端。在与蒋介石夫妇直接会面后，陈纳德发现在中国存在着三项他梦寐以求的利好条件：一个重视空中力量的最高领导层;一群战斗热情高昂的年轻飞行员;以及在实战中检验战斗机截击战术的机会。随后，他决定接受中国方面发出的空军上校聘书。
但开端并不顺利。抗日战争爆发仅仅3个月，中国空军登记在册的346架作战飞机已经消耗至仅存81架，战前培养的熟练飞行员几乎牺牲殆尽，这意味着陈纳德要迅速组建一支可升空的机队，只能依靠外籍雇佣兵。1937年11月，原有飞行员已经悉数损失的中国空军第2大队第14中队，在汉口改编为国际中队，由陈纳德直接指挥，拥有9名外籍飞行员（分别来自美、法、德、荷四国）、4名外籍机械师和14名中国籍飞行员、23名本土机械师，以美国人文森特·施密特为中队长。
1938年2月，国际中队曾两次起飞轰炸安徽、河南的日军阵地和火车站，战果平平，所属飞机却在日机的报复中被炸毁大半。此后中方又提出由该队承担长途奔袭日本本土的任务，外籍飞行员认为风险过大，乘机索要巨额酬金。反复扯皮之下，中方最终在1938年3月底宣布解散国际中队，将所有外籍飞行员和机械师一概遣散。
陈纳德从国际中队的失败中获得了三个经验：单是将一群草莽气息浓重的飞行老手组合到一起，并不足以造就一支有战斗力的机队，他们同样需要经过严格训练，灌输纪律意识和统一的战术思维;中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需要重视他们的感受;他本人终究不是一名优秀的轰炸机指挥官，值得他贡献心力的方向还是战斗机战术。而在一切条件具备之前，他需要蛰伏和忍耐。因此，从1938年夏天开始，陈纳德有一年多时间处于“不务正业”的状态：他在湖北前线四处活动，观察苏联援华志愿飞行队与日机的空战状况，总结俄国战斗机格斗战术的缺陷;他在湖南和云南为中国培训了最后一批抵华的30架“霍克”75M型单翼战斗机的飞行员，参与保卫重庆的任务;他还帮助中国空军建立了第一套地面预警体系，通过密布的对空观察哨、简陋的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网预报敌机空袭，为截击提供了预警时间。
1939年10月下旬，泛美航空公司的“加州快艇”号波音客机载着陈纳德和4名中国官员返抵旧金山，以执行在美国购买更多新飞机和招募志愿飞行员的任务。但最初的尝试碰了壁——在孤立主义气息浓重的美国本土，大众舆论对来自中国的求救基本置若罔闻。而罗斯福总统尽管对日本的野心已经有所提防，但也需要迁就公众心理，以便赢得1940年大选。为此他甚至考虑暂时将陈纳德扣押起来，使其无法返回中国。但12个月过后，情形开始逆转：日军开入法属印度支那，日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骤然上升。 1940年11月，陈纳德与毛邦初再度赴美游说，这一次他们没有空手而归：12月21日，中美双方草签了批准对华出口军用飞机及其零部件，并允许非现役美国航空人员以志愿者身份前往中国服务的意向协议。上述项目的花费将由中国银行从美国援华贷款项目下支出，第一批将供应100架柯蒂斯P-40C型战斗机，从租借法案援英物资配额中匀出。
为了驾驶这批新飞机，陈纳德以中航公司的名义在美国招募了99名退役飞行员，其中60人曾在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航空兵服役，39人是退役陆航飞行员，他们每人将得到600美元以上的月薪（陈纳德在中国的薪酬是每月1000美元）。另外还以每月250美元的价格招募了170多名地勤人员，包括9名美籍华裔机械师、1名华裔司机和1名医生。
“飞虎队”正式成立
1941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整个海岸线几乎已被日军占领;加之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陆续被关闭、云南上空成为前线，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境内完成志愿飞行队的训练和整编。鉴于此，中美英三方达成秘密协议，允许陈纳德等人员使用英属缅甸的东吁（旧译同古）机场和仰光的明加拉当机场。P-40C运抵仰光后，由美籍技术人员和中央飞机制造厂从云南雷允派出的技师在当地组装。第一批飞行员则在1941年7月底抵达缅甸。陈纳德最初希望招募到100名和“空中秋千组”四人一样，经验丰富、驾驶技能娴熟的“老鸟”，但实际到来的则大部分都是初出茅庐的海军轰炸机飞行员，只有1/3的人接受过战斗机课程训练。有鉴于此，他在训练中严格灌输了一套避免一对一近距离格斗或缠斗、最大程度利用俯冲速度优势的截击战术。每名飞行员在投入实战之前，都须经过超过130个小时的空战强化训练，不合格者将被淘汰。而中方地勤人员也在装配和维护中不断积累经验。
1941年8月1日，这支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在东吁正式成军，下辖3个中队，由陈纳德担任总指挥。到那时为止，实际具备战斗力的机组还不到1/6。但经过4个多月的强化训练，到当年12月初美日战争爆发前夕，整支部队已经具备执行战斗巡航任务的能力。12月10日，即日美正式开战后3天，陳纳德亲率志愿队总部和第1、第2中队飞赴昆明巫家坝机场，第3中队的21架飞机则部署到明加拉当。而他们所依托的力量还不止如此：整个西南内陆都密布着陈纳德一手打造的地面预警观察哨，在雷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内部署了20多部电台，构成志愿队的指挥中心，等待着日本陆航飞机的主动来袭。
从那时起到1942年7月初，志愿队在缅甸、暹罗（即泰国）、昆明、雷允、桂林、衡阳等地先后与日本陆海军航空兵交手102次，以不到100架飞机（通常可用机数在60架左右）的兵力累计击落和炸毁日机296架，为滇缅公路和仰光港多争取了两个半月的畅通时间，而自身仅被击落12架（另有61架在地面或迫降时损毁），损失航空人员26人。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美国对华航空援助的力度和规模进入一个新阶段。1941年3月，中国被纳入租借法案受援国。1942年7月4日，陈纳德志愿队正式脱离中国空军系列，重新改编为美国陆航第10航空队驻华特遣队;陈纳德也恢复了美国陆军现役军人身份，军衔晋升为准将。
但这支志愿队还以一种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1941年12月，第一次在昆明上空见到机首绘有鲨鱼嘴图案的P-40C的昆明市民在激动之中，将这些飞机称呼为“飞老虎”。第二年2月，迪士尼公司应华盛顿中国军需处的邀请，为陈纳德部队设计了带翼老虎形象的标志。从那时起，美籍志愿队以及随后的驻华第23战斗机大队、第14航空队就获得了一个近乎永久性的称谓——“飞虎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