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专访深创投总裁孙东升
IPO多年停停走走，宏观经济阴晴不定，整个创投业长期面临筹资难、投资难和退出难的现状，“混改”阻力在所难免。
“不能挡人家的‘钱’途。”有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创投”）的总裁孙东升颇为感慨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最近公司的一个特别优秀的小伙子跳槽了，在转投某外资创投公司后，其20万元年薪的货币单位，从人民币换成了美元。
其实，对“体制内PE”留不住人的议论，从深创投成立以来十余年间从未间断，2013年原总裁李万寿突然离职，就曾引发好一阵猜测。
但是，成立十多年来，深创投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除自有资产外，深创投目前还管理着全国65家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政府创业引导基金；在新兴产业领域累计投资521家企业，其中92家已在全球上市，实现旗下基金年均36%的投资回报率。
然而，即便如此，它也不得不直面激励机制不到位导致人才流失的现实。
IPO多年停停走走，宏观经济阴晴不定，整个创投业长期面临筹资难、投资难和退出难的现状，“混改”阻力在所难免。而整个行业，也刚刚结束了赚快钱、捞浮油的浮躁心态，等待喧嚣之后的整体反思。
孙东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深创投的目标是打造类似国际知名资产管理机构黑石集团的综合性投资财团，使公司的“红土”品牌成为国际知名创投品牌。
“体制内”的得与失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深创投国资背景的优劣势？与纯民资创投相比，深创投有哪些运营差别？
孙东升：深创投有13家股东，既有国有股东，也有民营企业股东。现在国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创投多年前就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
应该辩证地看待国资背景的利与弊。在激励机制上与完全市场化的创投机构有差距，但也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地方政府更愿意与深创投合作。目前，深创投与全国65个地方政府共同设立起政府引导基金，其中中央级引导基金有2只，省级引导基金包括湖北、吉林、浙江等15只，以及46只地市级和2只县级引导基金，总规模近150亿元。
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管理人时，对民资创投机构多少存在顾虑。深创投的背景以及经验和实力，对地方政府而言，无形中多了些安全感。而且，与深创投合作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其收益中高于国债利率的部分将交由其他股东分享，但基金亏损却毋须政府承担责任。
日常运营上，深创投与民资机构有差异但并不突出，这得益于深圳市政府对市场化运作机制的深刻理解。成立之初，深圳市政府就给出了一句话，即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核心便是建立市场化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国资身份是否影响到企业的运营尤其激励机制？有猜测说，深创投过去多位高管都或多或少地因此离开。
孙东升：国资身份确实会产生激励机制等问题。
自1990年代开始，民资创投就遵循着国际通用的基金委托代理模式。这种模式中，一方成立基金，委托另一方专业团队进行管理，两者根据事前协定来分享投资收益，前者对于后者的团队建设、薪酬制度等均不予过问，后者也只需象征性地少量出资，着重于智力和管理投入。
但“体制内”创投，则需遵照诸多规则。如1999年筹备成立深创投时，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的王穗明担任首届董事长，他提议拿出企业每年税前利润8%作为员工年终奖金，并将年净收益2%用于项目团队奖励，即“8+2”策略。但这一制度在2004年深圳市国资委成立时，基数被改为了税后利润，沿用至今；加之这些年，民资创投如雨后春笋，它们的年终奖励几乎都不低于税前利润20%，高达深创投的两倍之多，引发了人才流失问题。
“红土”财团梦
《财经国家周刊》：深创投前几年曾提出的综合性财团战略定位，如今进展如何？
孙东升： 创业投资，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团队的经验和知识极为重要。眼下，我们有65个政府创业引导基金具备150多亿元管理规模，以子品牌“红土”基金进行运作，能助力财政资金实现50多倍的撬动力。
之所以命名为红土，就是瞄准了美国“PE之王”黑石集团，期待深创投能成长为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和金融咨询服务的综合性财团，将红土打造成拥有对冲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其他多种并购基金的综合性运营品牌，打破中国创投业仅限于股权投资的现状。
但事实上，中国创投业发展空间巨大，生存环境却极为有限。目前，创投机构大多仅限于管理规模有限的创投基金，我们现有的270多人团队就只能管理约300亿元规模，1人平均管理1亿元，远低于国际水平。
《财经国家周刊》：深创投曾尝试过在上下游及行业外布局，这一计划目前成效如何？今年6月还成立了全国首家创投系公募基金，在二级市场定增业务上小试了牛刀，深创投未来究竟会怎样布局？
孙东升：创投业的下游是二级市场。两三年前，我们就与红塔证券、华远集团联合发起设立红塔红土基金管理公司，首试公募基金；今年6月，深创投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批，成为国内首家创投系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这只是第一步。对二级市场的把控能力深刻影响到创投机构的发展，我们应该具备管理二级市场基金的能力，延伸业务半径。此外，深创投也陆续参与二级市场多家上市公司的定增，意在加强一、二级市场联动。
瞄准二级市场，一方面是探索转型之路，另一方面也能让中小投资者同时分享到私募股权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资收益。
公募基金具备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对此充满信心。
《财经国家周刊》：有说法认为，深创投至今仍缺乏市场募资能力，会导致转型偏慢，你怎么看？
孙东升：监管层正在逐步打破公私募行业壁垒，公募基金将不再仅是证券基金概念，将包含并购基金、产业基金、行业基金等各类基金，因而深创投确实需要一个能运作各类基金的平台。 但深创投要向综合性投资财团转型，这还不够。例如，中国未来的并购市场也将潜力无限，我们就正在与多家上市公司合作设立并购基金；我们也在积极争取参与政府母基金的管理。
公募基金、并购基金和政府母基金，将成为深创投转型的三条主要路径。此外，未来参股券商、保险公司等机构，打通上游资金来源也是必要措施。
深创投多年来募资主要依靠与地方政府合作，而财政资金投入具有不稳定性，对于国家产业、行业政策依赖度较大，尽管去年以来国家提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扶持创业投资的资金，给了我们更多的发展空间，但市场化募资能力却仍需锻炼。
“捞浮油”与“深耕作”
《财经国家周刊》：掘金二级市场的创投机构不在少数，但整个创投行业都面临融资难、投资难和退出难的困境。对此你怎么看？新三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否会对行业转型有所助力？
孙东升：1990年代末，创投行业生存环境不具备，投资项目缺少退出渠道，挣不到钱也养不了投资人，一些机构被迫做起了短期融资、委托理财、二级市场投资等，最终倒闭的倒闭，走人的走人。
2006年之后，由于创业板的开设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很多创投机构盯上的是Pre-IPO，挣快钱，“捞浮油”，少有人能沉下心来做创业投资，但受近两年IPO暂停影响，创投机构也被迫另寻他路，如尝试并购退出，强化股权转让和企业回购等方式退出。同时，也就要求创投机构向中早期项目延伸，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即所谓的“深耕作”。如此才能回归创投本源。
眼下的环境并未彻底好转，新三板和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等新兴市场尚缺乏流动性，短期只能视作创投机构的项目发掘地而非资金退出平台，其将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实体企业融资和创投企业转型，还要看其与创业板、中小板的转板机制何时能够建立。
《财经国家周刊》：眼下的难点之一，是在经济下行时期消化存量资产。深创投在此方面有什么尝试？你对于整个行业发展又有哪些建议？
孙东升：解决存量，一是解决企业内部隐藏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回笼资金。创投机构中，存量投资多达数亿元的并不少见，风险自然也随之而来。
解决存量项目问题，深创投主要是加强项目管理，同时大力推动非上市退出，如并购、转让、回购退出，等等。深创投将2013?2014年都定为“项目管理年”，公司重构了项目管理体系，认真推行了项目管理例会制度、项目现场检查制度和项目专项审计制度等管理制度；另外，公司推动投资经理充分挖掘项目信息，调动各方资源推动存量项目的非上市退出。
至于行业发展，我认为首先应走专业化道路，结束“捞浮油”的非理性心态。否则，缺乏行业知识则很难挖掘项目，企业成长也就无从谈起。其次，创投机构还应将投资目光转向中早期创业企业，深挖、深耕项目，沉下气来夯实基础，以求可持续发展。
IPO多年停停走走，宏观经济阴晴不定，整个创投业长期面临筹资难、投资难和退出难的现状，“混改”阻力在所难免。
“不能挡人家的‘钱’途。”有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深创投”）的总裁孙东升颇为感慨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最近公司的一个特别优秀的小伙子跳槽了，在转投某外资创投公司后，其20万元年薪的货币单位，从人民币换成了美元。
其实，对“体制内PE”留不住人的议论，从深创投成立以来十余年间从未间断，2013年原总裁李万寿突然离职，就曾引发好一阵猜测。
但是，成立十多年来，深创投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除自有资产外，深创投目前还管理着全国65家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政府创业引导基金；在新兴产业领域累计投资521家企业，其中92家已在全球上市，实现旗下基金年均36%的投资回报率。
然而，即便如此，它也不得不直面激励机制不到位导致人才流失的现实。
IPO多年停停走走，宏观经济阴晴不定，整个创投业长期面临筹资难、投资难和退出难的现状，“混改”阻力在所难免。而整个行业，也刚刚结束了赚快钱、捞浮油的浮躁心态，等待喧嚣之后的整体反思。
孙东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深创投的目标是打造类似国际知名资产管理机构黑石集团的综合性投资财团，使公司的“红土”品牌成为国际知名创投品牌。
“体制内”的得与失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看待深创投国资背景的优劣势？与纯民资创投相比，深创投有哪些运营差别？
孙东升：深创投有13家股东，既有国有股东，也有民营企业股东。现在国家提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创投多年前就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了。
应该辩证地看待国资背景的利与弊。在激励机制上与完全市场化的创投机构有差距，但也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地方政府更愿意与深创投合作。目前，深创投与全国65个地方政府共同设立起政府引导基金，其中中央级引导基金有2只，省级引导基金包括湖北、吉林、浙江等15只，以及46只地市级和2只县级引导基金，总规模近150亿元。
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管理人时，对民资创投机构多少存在顾虑。深创投的背景以及经验和实力，对地方政府而言，无形中多了些安全感。而且，与深创投合作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其收益中高于国债利率的部分将交由其他股东分享，但基金亏损却毋须政府承担责任。
日常运营上，深创投与民资机构有差异但并不突出，这得益于深圳市政府对市场化运作机制的深刻理解。成立之初，深圳市政府就给出了一句话，即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核心便是建立市场化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国资身份是否影响到企业的运营尤其激励机制？有猜测说，深创投过去多位高管都或多或少地因此离开。
孙东升：国资身份确实会产生激励机制等问题。
自1990年代开始，民资创投就遵循着国际通用的基金委托代理模式。这种模式中，一方成立基金，委托另一方专业团队进行管理，两者根据事前协定来分享投资收益，前者对于后者的团队建设、薪酬制度等均不予过问，后者也只需象征性地少量出资，着重于智力和管理投入。
但“体制内”创投，则需遵照诸多规则。如1999年筹备成立深创投时，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的王穗明担任首届董事长，他提议拿出企业每年税前利润8%作为员工年终奖金，并将年净收益2%用于项目团队奖励，即“8+2”策略。但这一制度在2004年深圳市国资委成立时，基数被改为了税后利润，沿用至今；加之这些年，民资创投如雨后春笋，它们的年终奖励几乎都不低于税前利润20%，高达深创投的两倍之多，引发了人才流失问题。
“红土”财团梦
《财经国家周刊》：深创投前几年曾提出的综合性财团战略定位，如今进展如何？
孙东升： 创业投资，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团队的经验和知识极为重要。眼下，我们有65个政府创业引导基金具备150多亿元管理规模，以子品牌“红土”基金进行运作，能助力财政资金实现50多倍的撬动力。
之所以命名为红土，就是瞄准了美国“PE之王”黑石集团，期待深创投能成长为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和金融咨询服务的综合性财团，将红土打造成拥有对冲基金、股权投资基金和其他多种并购基金的综合性运营品牌，打破中国创投业仅限于股权投资的现状。
但事实上，中国创投业发展空间巨大，生存环境却极为有限。目前，创投机构大多仅限于管理规模有限的创投基金，我们现有的270多人团队就只能管理约300亿元规模，1人平均管理1亿元，远低于国际水平。
《财经国家周刊》：深创投曾尝试过在上下游及行业外布局，这一计划目前成效如何？今年6月还成立了全国首家创投系公募基金，在二级市场定增业务上小试了牛刀，深创投未来究竟会怎样布局？
孙东升：创投业的下游是二级市场。两三年前，我们就与红塔证券、华远集团联合发起设立红塔红土基金管理公司，首试公募基金；今年6月，深创投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批，成为国内首家创投系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这只是第一步。对二级市场的把控能力深刻影响到创投机构的发展，我们应该具备管理二级市场基金的能力，延伸业务半径。此外，深创投也陆续参与二级市场多家上市公司的定增，意在加强一、二级市场联动。
瞄准二级市场，一方面是探索转型之路，另一方面也能让中小投资者同时分享到私募股权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投资收益。
公募基金具备巨大的市场潜力，我对此充满信心。
《财经国家周刊》：有说法认为，深创投至今仍缺乏市场募资能力，会导致转型偏慢，你怎么看？
孙东升：监管层正在逐步打破公私募行业壁垒，公募基金将不再仅是证券基金概念，将包含并购基金、产业基金、行业基金等各类基金，因而深创投确实需要一个能运作各类基金的平台。 但深创投要向综合性投资财团转型，这还不够。例如，中国未来的并购市场也将潜力无限，我们就正在与多家上市公司合作设立并购基金；我们也在积极争取参与政府母基金的管理。
公募基金、并购基金和政府母基金，将成为深创投转型的三条主要路径。此外，未来参股券商、保险公司等机构，打通上游资金来源也是必要措施。
深创投多年来募资主要依靠与地方政府合作，而财政资金投入具有不稳定性，对于国家产业、行业政策依赖度较大，尽管去年以来国家提出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增加扶持创业投资的资金，给了我们更多的发展空间，但市场化募资能力却仍需锻炼。
“捞浮油”与“深耕作”
《财经国家周刊》：掘金二级市场的创投机构不在少数，但整个创投行业都面临融资难、投资难和退出难的困境。对此你怎么看？新三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否会对行业转型有所助力？
孙东升：1990年代末，创投行业生存环境不具备，投资项目缺少退出渠道，挣不到钱也养不了投资人，一些机构被迫做起了短期融资、委托理财、二级市场投资等，最终倒闭的倒闭，走人的走人。
2006年之后，由于创业板的开设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很多创投机构盯上的是Pre-IPO，挣快钱，“捞浮油”，少有人能沉下心来做创业投资，但受近两年IPO暂停影响，创投机构也被迫另寻他路，如尝试并购退出，强化股权转让和企业回购等方式退出。同时，也就要求创投机构向中早期项目延伸，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即所谓的“深耕作”。如此才能回归创投本源。
眼下的环境并未彻底好转，新三板和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等新兴市场尚缺乏流动性，短期只能视作创投机构的项目发掘地而非资金退出平台，其将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实体企业融资和创投企业转型，还要看其与创业板、中小板的转板机制何时能够建立。
《财经国家周刊》：眼下的难点之一，是在经济下行时期消化存量资产。深创投在此方面有什么尝试？你对于整个行业发展又有哪些建议？
孙东升：解决存量，一是解决企业内部隐藏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回笼资金。创投机构中，存量投资多达数亿元的并不少见，风险自然也随之而来。
解决存量项目问题，深创投主要是加强项目管理，同时大力推动非上市退出，如并购、转让、回购退出，等等。深创投将2013?2014年都定为“项目管理年”，公司重构了项目管理体系，认真推行了项目管理例会制度、项目现场检查制度和项目专项审计制度等管理制度；另外，公司推动投资经理充分挖掘项目信息，调动各方资源推动存量项目的非上市退出。
至于行业发展，我认为首先应走专业化道路，结束“捞浮油”的非理性心态。否则，缺乏行业知识则很难挖掘项目，企业成长也就无从谈起。其次，创投机构还应将投资目光转向中早期创业企业，深挖、深耕项目，沉下气来夯实基础，以求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