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轼词豪放，是自宋以来大家所公认的，但今人多接受以“气象恢弘”来解释豪放，和宋人以豪放推许苏词的意思颇有出入。宋人说苏词豪放，实指他打破词之常规，“以诗为词”，不大严守音律。换言之，豪放不仅仅是风格，更是创作理念和方法。
　　关键词：苏轼；宋词；豪放；创作方法
　　苏轼之词，自宋至今，论者多以豪放相许。明人张艇《诗馀图谱》曰：“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这一说法为后人普遍接受，但用“气象恢弘”来解释“豪放”，却和宋人以豪放推许苏词之本义颇有出入。
　　一、苏词之“豪放”当指“打破常规，以诗为词”
　　“豪放”一词，出于《北史·张彝传》：“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廷，步眄高上，无所顾忌。”此处之“豪放”指“无所顾忌”不受拘束，本用于形容人的性格，后被批評家用于评价文学创作。宋代词论家所称之“豪放”，亦多沿袭此意。宋人首先以“豪放”一词推许苏词并加以说明的是陆游，其《老学庵笔记》云：“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词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由此可见，陆游所说的豪放，是指东坡词“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亦即不拘声律无所顾忌，与《北史》“豪放”之意相通。不仅陆游，当时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看法。略早于陆游的李清照评苏词：“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螽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和苏轼关系密切的晁补之、张耒都说：“先生小词似诗。”晁又说：“东坡词，人多谓不协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苏轼也以“豪放”自诩。他在《答陈季常》中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雅，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此话看似自我批评，实为自得。豪放而如此快活，正是摆脱了传统词的拘束，以诗为词，一任性情，享受纵笔直书带来的快感。“豪放”一词也出现在苏轼的其他评论中，如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苏轼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这里将豪放与法度相对，亦有打破常规，不受拘束之意。可知宋人包括苏轼自己所说的豪放，与“气象恢弘”似关系不大，而主要指蘇轼引诗人词，打破词的传统拘束，不为词律所缚，改变了词的旧有格局。
　　二、以“气象恢弘”释“豪放”与苏词之实际不符
　　如前所述，张綖《诗馀图谱》说：“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然而，检视现存苏词，若以“气象恢弘”来衡量，则此类作品数量极少，明显与“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的说法相矛盾。可见《诗馀图谱》只是沿袭了宋人的说法，却没注意到宋人对豪放的理解。而后人以“气象恢弘”解释“豪放”，既不符合苏轼的创作实际，也与宋人所说的“豪放”不一致。在宋人眼中，不仅那些气象恢弘之词，其中词情酝籍者亦是豪放。换言之，以宋人对豪放的解释，苏轼的豪放词绝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数量如此之少。其实，“气象恢弘”之词在苏轼以前即有，从敦煌曲子词到中唐晚唐五代文人词，再到苏轼以前的宋人词中皆可得见。其中典型者如范仲淹的《渔家傲》，雄浑悲壮，今人以为开“豪放词”之先声，但欧阳修亦只评为“穷塞主之词”。宋人并不以“豪放”目之，大概与这些词仍属“倚声而歌”不无关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豪放”在宋人心目中与后人的理解是有很大差距的。
　　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以致“东坡词，人多谓不协律”。但检视现存苏词，核诸后人词谱，不协律的也不太多。这是否矛盾呢？众所周知，后人词谱只标平仄。固然，音律与字的平仄有密切关系，字的抑扬顿挫配合得当，形成一种和谐的音律美，有利于歌唱。但由于南宋以后词乐失传，单凭是否合乎平仄来判断一首词是否人腔，是否拗嗓子，实在难以定案。随着时间推移和创作的积累，“豪放”的含义有了发展变化，原始与后起之含义在使用上有所消长，前者逐渐为后者所取代，恐怕和词乐的失传也有些关系。再者，苏词之不协律，亦即东坡自言“间有不入腔处”，或许只是说“按旧的唱法有失律吕”，并非不能歌而是需用新唱法。苏轼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后，曾致书好友鲜于优：“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可见其显然不同于传统词“聊佐清欢”的唱法。又据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上述记载表现出苏词与柳词在声律、唱法上的区别。苏轼改变了以女声为主声部的词坛格局，改变了传统词作歌唱的方式，或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改变，苏词会被传统词家目为“不协律”、“不入腔”。
　　词，本名曲子词，随着隋唐燕乐的兴起而兴起，生来就和音乐有不解之缘。宋词的繁荣，与最高统治者鼓励官僚安富尊荣，征歌逐舞，尽情享乐密切相关。上行下效，“以至市楼酒肆皆供帐为游息之地”，“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此时的宋词，多写男女燕妮之私和离别相思之情，“聊佐清欢”，被看成“艳科”、“小道”。苏轼的时代，正是被李清照批评为“词语尘下”的柳永词盛行之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就连苏门弟子“亦学柳七郎作词”，但末流所及，多近俚俗艳冶。苏轼力矫时弊，“豪放”正是他词体革新的自觉追求。一方面，在理念上苏轼把词看作是“古人长短句诗”，另一方面在创作实践上“不喜剪裁以就声律”。正是苏轼以“豪放”使词摆脱音乐的附庸地位，跨出了花间小径，走向了自由的广阔天地。至此，词境始大。词可以和诗一样缘情言志，诸如抒情写景，怀古感事，留别赠答，说理状物，凡人诗者无不可以入词，从而增强了词的生命力，正如王灼的《碧鸡漫志》所言：“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弄笔者始知自振。”
　　结语
　　综上所述，苏词之“豪放”主要是指“打破常规”的理念和“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若单以“气象恢弘”解释“豪放”，仅仅注意到某些苏词的风格特点，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只有从宋人眼中的“豪放”出发去认识苏词，才能更好把握苏词在词史上的开创之功和突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