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教育类书籍的出版策划是很“按部就班”的“冷”过程，缺乏像文学作品类出版物那样极强的可读性，似乎也和当下图书界一浪高过一浪的“畅销” “打榜” “热评”挨不上边际；即便是曾经颇为吸引大众眼球的家庭教育类普及读物和“西风东渐”来的洋理论，例如怎样把孩子培养到哈佛耶鲁常青藤、如何整出个“神童”，甚至动辄被装裱成“经典”模样的鱼龙混杂的欧美“教育家”们的思想精粹，见得多了，也便慢慢磨去了“神坛”周围的惨淡光晕，在公众对教育观念的不断碰撞、质疑和趋于理性的凝望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了出版商们“捞一把就撤兵”的“过气商品”。
　　谓之喧嚣也好，称其浮躁也罢，人们对出版界以及现代社会老生常谈的感受与评价并没有打断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出版从业者们对“冷问题”的热切关注与思索，从而有所发现、整合与收获，科教创新书刊社的执行总编徐功明无疑可以算作他们当中的一个。近10年的教育出版策划经历让这位年轻的总编把很多精力放在对出版“资源”的把握与思考上面，洋理论吸引眼球、“神童”作坊类的书籍对公众的吸引力和经济效益也不可小觑，然而作为一名出版从业者的积淀和良知告诉他：放眼望去，教育出版领域不能完全被这些外表光怪陆离、风行一时的东西占据，教育的出版策划需要回归“本土视野”。
　　本土视野：不是西风东渐的“移花接木”
　　在我们的交谈中，“本土视野”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我很清楚当下一些喜欢故作高深的“文化人”的脾性——那就是喜欢把三言两语、直白表述的句子冠以常人颇感费解的词汇，然而在眼前这位略显清瘦的总编淡定而真诚的目光里，我似乎很难找到卖弄的影子。于是，忍不住就这个“本土视野”和他交流起来。
　　原来，和文字打了十余年交道的徐功明，虽然专业是中文，但是“久在芝兰之室”的缘故，京师浓厚的教育研究氛围对他都有颇为深刻的影响。记得那时候，虽然是中文系的学生，但是课程设置环节中同样需要对教育学相关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环节的掌握；而每年学校都会接待数以千计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进修，同在一个教室里学习的人们，说不准就有哪个是前来进修急于“充电”的地方老师，和他们的交流带给这个并没有认真立志做教师的年轻人很多别样感受：那些老师们都很真诚，很多都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所以一旦针对教育个案展开讨论的时候，气氛都很热烈，很多老师见解独到、语言生动，有些简直就是对课堂的完美再现与提炼。“很有一种把那些话都记下来的冲动！”在这位今日的总编看来，这个当时再简单、朴素不过的想法却是当下自己关注本土优秀教师著作出版的初衷。
　　想想看改革开放直到教育改革以来，我们的“窗口”一下子打开来，那么多的西方教育理论被引进，视野被拓宽、教育的思维开始不断有火花碰撞出来、人们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度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高，这些都是好事情。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理论繁荣得直如过江之鲫，似乎也是对前苏联教育理念“一统江山”的矫枉过正吧！谈理论是好事，关注研究也令人鼓舞，但是一旦那些研究成为西方鱼龙混杂的教育理论的“移花接木”、“生吞活剥”甚至“歪嘴念经”，“那还不如自自在在地讲中国人自己的白话——我们的很多教师都有很丰富的教学教育实践经验，多年的积淀也让他们提炼出了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平台呢？”看不出，这位外表内敛、温和的总编竟然还有这样犀利的措辞。
　　“名师工程”： 不要“包装”要品牌
　　在书刊社高大的出版书籍陈列柜前，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根植于本土教育实践的著作，很多作者的名字也并不陌生。著名教育家、北京市教育局原党委副书记马成杰先生的《普教视点》无论从装帧还是内容都给人大气而不失细腻的感觉，是老人大半生普教系统中教育实践经验的积淀与凝练。
　　我们还会在里面看到这样诗意的书目《唤醒集》《春草集》等等，和《普教视点》一样，很多地方的特级教师、优秀教师们似乎更加喜欢教师职业之上的“文化”特质，他们中的很多人对自身从教理论的探索和经验的积淀提炼都更加谦虚和诗意，“这些是我们在很多欧式复句充斥的西方理论中很难见到的现象，你没法不被那些生动鲜活的句子打动——它们就像直接从思想里面流淌出来的”，徐总编微笑着说；当然，诸如《学生伤害事故涉及的法律问题研究》这类型的书目为数不少，题目听起来没有什么花哨，“但是我们可以保证内容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最关键的是，那些都是从事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师们几十年经验的结晶”，徐总编如是说：“在我们的人民教师网站上，还经常可以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对这些实用性书目的咨询与邮购需求信息，老师们觉得这些书很实用，这是最重要的！”
　　此外，一系列装帧精美、独具特色的校本读物、乡土教材也占据了陈列柜的大半“江山”。在教育日益注重综合素质培养、校本教材研发如火如荼的今天，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特色鲜明的地方、地域文化教育十分必要，而书刊社为很多学校策划出版的乡土、校本教材都得到了相关学校的好评，有些甚至作为某些历史悠久的学校几十年、上百年校庆的“献礼”；还有一本小册子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本10年前出版的小书，封面设计得十分朴素，《教子成功新法》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中央教科所王铁民教授和徐功明合著的字样，这本被新华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小书，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原来，早在刚出道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本土视野的教育出版方面“牛刀小试”了。
　　总之，掌门科教书刊社几年来，他一直都在重拳出击，力求创建科教图书的“名师品牌”，当然不是那种单纯的“炒作”和“包装”——而是为优秀的教师提供交流、分享的平台。将教师的优秀科研成果积极地转化为社会财富。总编一直认为：“很多科研成果没有有效地被转化和运用，无论对于教育还是社会，都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浪费。”如今，科教书刊社已经为近百名优秀教师量身出版了个人专著，其中，部分图书还获得了国家及省部级的表彰。翻开近期《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学刊》《中国中小学校长》《班主任》等琳琅满目的教育报刊，几乎都可以找到科教创新书刊社的最新书目。它们被列在很显眼的地方，风格却无一例外的朴素。
　　我们的团队： 一群热爱教育、踏实质朴的年轻人
　　十年来，徐功明先后担任过《青年文化通讯》、《中国信息报大教育》的主编，还担任过中国教育报紫色路系列图书的总策划。不管杂志还是报纸，他一直都对策划、编辑的班底倍加关注。尤其是担任书刊社总编辑以来，“对待教师们的心血著作更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的工作不是每一个普通的编辑都能胜任的”几乎成了他每一次和新成员沟通的开场白。
　　“我们的团队需要、也应该由一群热爱教育、踏实质朴的年轻人组成”，这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用人宗旨与努力方向。
　　在注重编辑人才培养方面，书刊社毫不含糊。每年都会有一批北师大、首师大这些专业师范类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充实到策划编辑队伍之中，21世纪是人才的竞争，正因为书刊社拥有一大批“精兵强将”，所以徐总编对构建他的“图书帝国”充满信心。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图书市场，徐总编深知前面的征途并不平坦，他正带领着科教书刊社的团队，勇敢地向困难挺进。正如徐总编所言，困难是我们的恩人，有了困难，才能淘汰那些在中途中失去人格、失去操守的人，从而使我们赢得最后的胜利。在徐总编的眼里，我读到了一个奋斗者的睿智。是啊，对于那些奋斗者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伟大而光荣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