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礼记》来源的三个误区

来源 :文史杂志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xp108999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笔者最近上网查找资料,在《国学经典·十三经·礼记》里读到一条似是而非的资料:“《礼记》是儒学的一本经典著作,其中的文章是孔子的学生以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被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被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1]笔者大吃一惊之余,将这条资料在网上粘贴查寻,竟然得到类似的千余条信息,比较有影响的网站就有《非凡电子书论坛·<大戴礼记>作者》 [2] 、《维基百科:礼记》[3] 、《国学经典·十三经·礼记》[4] 、《中文百科在线·<礼记>目录》[5] 、《中国雅虎知识堂·大戴礼记》[6] 、《百度文库·初中文言文阅读训练60篇》[7]等等。为了纠正和制止上述以讹传讹,笔者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一、刘向是“汉初”人?
  那条“资料”说:“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这里的“汉初”显然是错误的。
  众所周知,公元前206年,秦灭亡,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三郡,其后经过四年楚汉相争,刘邦于公元前202年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这个汉王朝,史称“西汉”。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公元25年,刘秀重新建立汉王朝,史称“东汉”。
  《汉书》对身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的刘向介绍得很清楚:刘向本名刘更生,字子政;宣帝时,为谏大夫;元帝时,任宗正;以反对宦官弘恭、石显下狱,旋得释;后又以反对恭、显下狱,免为庶人。成帝即位后,他才得以进用,任光禄大夫,改名为“向”,官至中垒校尉。[8]刘向曾奉命领校秘书,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刘向也因此被公认为中国目录学之祖。
  刘向是汉王朝时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有著作多种。其《说苑》《新序》等书,杂举前代群书轶闻琐事编录而成,寓以劝戒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的意味,如《齐桓公出游》《楚庄王欲伐陈》等,篇幅虽小,但叙事生动,上承《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说林》之体,下开六朝《世说新语》类小说之先河。政论散文中,《极谏用外戚封事》历数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劝汉成帝不要让王氏擅权,显示出他对刘氏政权旁移的深深关切。《谏营昌陵疏》以历朝贤君尚俭兴邦、昏君奢侈亡国的生动史事,力劝汉成帝去奢节葬,意蕴深刻,态度诚恳,说理透辟,是一篇极富教益的好文章。
  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每校毕一书,他都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书录,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学散文。如《战国策书录》,不但详细介绍了该书的编校过程、书名的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叙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言简洁,文笔生动。
  刘向的生卒年约在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当他出生的时候,西汉王朝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的时期。他一生经历了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这个时期是西汉王朝的后三分之一时期。因此,只能说刘向是西汉晚期人,怎么可能是“汉初”的人呢?
  二、《礼记》来源于“刘向收集”?
  那条“资料”说:“礼记是……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这里的“刘向收集”又是错误的。
  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主要内容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解释《仪礼》,阐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据记载,《礼记》是由戴德、戴圣编定的。戴德、戴圣都是西汉礼学家,邯郸成安县人。戴德,字延居,人称大戴,汉宣帝时立为博士,官至信都王太傅;戴圣,为戴德侄儿,人称小戴,官至九江太守。他们因为编定《礼记》,使儒家的礼仪论著得以传世,故《三字经》有“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的记载。后人为纪念其功绩,曾在成安县北乡义村立“大小戴故里碑”。
  戴德、戴圣所编定的《礼记》,确与刘向有一定的关系。《隋书·经籍志》载:“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
  这里的“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证明与戴德、戴圣编定的《礼记》确实有关系。但是刘向所得“一百三十篇”不是他“收集”的,因为他是奉命“校经传子诗赋”,这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都有明确记载。他所“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是来源于“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这是历代搜集的关于“礼”的131篇文献。此事在《汉书·艺文志》上也有记载。
  三、戴德编《礼记》仅来源于“130篇”吗?
  那条“资料”说:“礼记是……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被称为《大戴礼记》……”这里的“将……130篇综合简化”也是错误的。
  古代典籍中关于戴德、戴圣编《礼记》的过程是记载得很清楚的。《隋书·经籍志》载:“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
  这里说得很清楚,“戴德删其烦重”的不仅是刘向“考校经籍”所得的那130篇,还有《明堂阴阳记》等四种84篇,共“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所以,只说刘向那130篇而不说其他四种书的84篇是不正确的。   即是说,戴德将历代搜集的关于“礼”的这214篇文献综合简化,得到85篇,称为《大戴礼记》。《礼记》的这一编辑过程是得到了历代学者的认可的。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晋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十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只是后来由于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给《小戴礼记》做了出色的注释,使之为人广泛传习,到唐代更升列为“经”,这才使八十五篇的《大戴礼记》少有人传抄研读了。
  四、追本溯源:这些错误是怎么产生的?
  一条关于《礼记》来源的百多字的资料,就有三处错误,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那么,这些错误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互联网上追本溯源,发现这条资料的来源竟然是这样的:
  本目录据一九八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目录索引》录入并编排。
  《四库全书》是中外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丛书。这部巨著搜集了自我国周代以来至乾隆年间编书时为止3000余年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天算,舆地,科技,医卜等方面的重要著作。……
  《礼记》是儒学的一本经典著作,其中的文章是孔子的学生以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被称为《大戴礼》,后来他又将《大戴礼》简化删除,得46篇,在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被称为《小戴礼》,《大戴礼》后来失落了,《小戴礼》就是今天的《礼记》。《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9]
  不用说,这是一条错得更加离谱的关于《礼记》来源的资料,它竟然将“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都省略,而将《礼记》的编辑之功全部送给戴德了!
  我认为,这条错误丛出的资料就是那些网络推销“一九八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库全书目录索引》”的书商们一手炮制,再在互联网上以讹传讹而造成的。
  互联网上这件“关于《礼记》来源”以讹传讹的实证告诉我们:人人都可以上互联网,都可以发表文字,互联网的这个特征使其上面的知识、资料,大都没有经过有水平和责任心的编辑处理,所以,错误的东西非常多。我们在享受互联网带给我们快捷、方便的同时,不要轻易就相信乃至使用上面的资料,必须经过核对和查证,这是互联时代必须牢记的一个基本学习手段。
  注释:
  [1]《国学经典·十三经·礼记》http://dict.zwbk.org/China—Classical.html。
  [2]《非凡电子书论坛·<大戴礼记>作者》http://www.feifantxt.com/t253712/。
  [3]《维基百科:礼记》http://zh.wikipedia.org/zh-tw/。
  [4]《国学经典·十三经·礼记》http://dict.zwbk.org/China—Classical.html。
  [5]《中文百科在线·<礼记>目录》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74338。
  [6]《中国雅虎知识堂·大戴礼记》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590000207757.htm。
  [7]《百度文库·初中文言文阅读训练60篇》。
  http://wenku.baidu.com/view/237986b569dc5022aa ea008d.html。
  [8]参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
  [9]豆丁网http://www.docin.com/p-15511925.html
  作者单位:成都大学中职部
其他文献
2013年11月26日的 《海南日报》载记者调查说,近年来大学语文课一直饱受非议。有人直言大学语文是“高四语文”,教授内容和教法与中学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备受学生冷落,学校开课的热情也不高。北京某理工类高校的毕业生小李就向记者表示,他大一时上的大学语文课就是老师照本宣科,后来上课的人越来越少,即使去上课也偷偷干别的事。  这则报道引发我的思考:如果我还在任教,一定选《〈班婕妤赞〉校注》作大一同学的《
期刊
《论语》中孔子的这段话究竟该如何断句,早已是个老问题。据说,对这个老问题的公开辩论,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当时,打倒“孔家店”的,声言孔子有罪,理由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要人民绝对服从,是专制理论,是愚民政策。而康有为、梁启超等认为这正说明孔子提倡民主。所谓愚民,只因断句有误,本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看来对这句名言断句圈点的位置不同,意义竟成是非两面。(至于另作析义
期刊
我的太师张大千先生,1899年5月10日生,四川内江人,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号季爰,法名大千,画室名大风堂。先生19岁(1917年)离开家乡后,基本上都在上海、北京两地从事绘画活动,1983年4月2日以85岁高龄病逝于台北。先生诗文书画师从李瑞清、曾熙,早年绘事得益于母亲启蒙,后致力于研习石涛、八大、青藤、白阳诸家,继及宋元各家。1927年,先生加入“寒之友”画会,会友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陈
期刊
所谓文化,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文字是人们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它是文化构成诸因素中最重要的载体。学术界将青铜器、城堡和文字的出现视为人类文明正式出现的标志,[1]显然是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中国
期刊
《世说新语》既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召集门下文人杂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的一部笔记小说,又是一部记载汉末魏晋士人生活方方面面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社会百科全书。特别是梁刘孝标的注,博引古籍,作出了很多独特的是非评判,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魏晋以来,门阀士族不仅在政治上据有高位,在经济上也是享有特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经济消费方式呈现出畸形的状态。本文试以《世说新语》中具有代表性的王氏家族经济消费为
期刊
倪方六先生在题为《被我们“误读”了千年的史实——陶渊明和杜甫的房子问题》(载《北京晚报》2012年10月14日第28版)一文的后半部分,就杜甫草堂发表自己的见解说:“杜甫当年盖的并不是普通的房子,而应是豪宅或别墅级建筑。”  事实果真如此吗?下面我们就分几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一、草堂的建筑背景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又攻陷长安,玄宗李隆基逃往四川,
期刊
尊重成都历史文化,认真介绍成都历史文化,对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负责,文章必须实事求是,言简意赅,以图辅文,便于理解,不生疑义。这样才有利于今天推进文化的发展。但有时报刊文章也未必尽如人意,值得商榷。例如张义奇先生在某报连载的“成都古桥”系列文章中就有些应该明确的问题,为此笔者特逐项提出商榷补正。  《二江七桥今安在》的误导  一、张义奇先生文章中说:今天的锦江像玉带环绕成都市区是晚唐才形成的。之
期刊
四川内江籍爱国大画家张善子,为民族抗战厥功至伟,英年早逝时,正值中国人民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其人其事及艺术影响,受战事和历史局限,国人知之甚少。关于研究他的专著,几为空白,实为憾事。  2012年11月,被誉为研究“大风堂的推手”、张大千纪念馆原馆长汪毅的又一力作《一门虎痴:张善子、胡爽盦、安云霁》(以下称《一门虎痴》)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将这一憾事弥补。此著立意高远,史料翔实,以张善子多彩
期刊
赵长松先生研究“四川狮灯”,从1980年起步,至今已有34年的历史。我还记得《四川日报》1987年5月25日第4版上曾经刊登过一篇通讯《狮灯专家——记民俗研究新秀赵长松》,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赵长松研究四川狮灯的最初历程。1982年四川省绵阳地区文化馆铅印了赵长松编著的《狮灯》一书,8万字,作为内部交流。从那以后,赵长松长期深入四川乡村调查,访问新老艺人,搜集资料,学习研究民间狮灯艺术,不断修订《狮灯
期刊
《成都日报》2013年6月3日发表谢伟《隋唐五代的碧水青柳》。文中有些涉及历史文化的说法,有待商榷。(一些有关的网载文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详见后文。)兹依据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著《成都城坊古迹考》(时代出版社,2006版修订本)部分内容(一般不再注明出处)试作校勘。  一、蜀王府的四至  谢文说:明初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蜀王府建在成都城中心(今红照壁到科技馆一带),气势恢弘,有典型皇家风范,人
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