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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民办社工机构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数量持续增长，也出现诸多问题。以社会交换的理论视角来看一个儿童小组工作服务，发现儿童小组工作中的交换是随着小组工作實务过程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小组工作的不同阶段，社工与组员间的交换形式也有不同，在小组工作的筹备阶段与初期阶段，社工用以交换的条件主要是凭借人际吸引。在小组工作活动阶段，关于奖品的交换成为小组的主要交换方式，无论社工是依靠人际吸引还是奖品的交换，换取的内容都是组员的参与。小组工作权力的产生是在小组初期，并且小组工作中权力是可以再生产的——初次权力的产生影响了下次交换过程，进而影响权力的产生。小组中交换行为与权力产生对社工、组员、小组工作的开展效果三个方面会产生多种影响。
关键词：儿童小组工作;奖品;交换;权力;权力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0-0073-04
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一要求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数量持续增长。此外，沿海地区也逐步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力度，其他地区也陆续跟进。2012 年民政部和财政部印发《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政策上的保障。2013 年“政府购买服务”一词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政府购买服务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同时这也是社工机构承接项目的重要手段。但从近年政府购买服务的状况来看，出现了合同责任失效，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参与主体没有合理地履行正式合同规定的特定责任 [1] 与政府购买服务“内卷化”[2] 以及逆向合同外包 [3] 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项目承接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种与理想中的服务相悖的状况。
小组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小组工作服务人数适中，就有了“易组织、效率高”的优点，所以社工机构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小组工作的方法。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来看，小组工作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实务案例 [4][5]、介入手段 [6][7] 与工作方法 [8][9][10] 等方面，关注的多为服务对象与小组开展效果，而很少注意小组工作中社工的状况及社工与小组组员之间的关系。社工作为影响小组工作成效的重要一方，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而社工与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或许能够为解释目前政府购买服务中的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方向。
二、案例的选择与简介
红豆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是 N 市民政局通过购买 N 市 T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服务的方式，让 T 机构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入驻到社区，以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为红豆社区新居民提供社区融入、职业技能培训、亲子教育辅导等专业社工服务，从而促进红豆社区的小组的目标、每次小组活动的活动内容、小组活动中的奖品等。由于 W 社工是红豆社区中项目点的常驻社工，与社区中这些“潜在的组员”较为熟稔，W 社工接触的儿童都曾经参与过红豆社区项目点活动，所以社区中的儿童们在听到 W 社工的介绍时并没有表现出对小组内容丝毫疑惑，相反地，“组员们”表现出的是对小组内容的无兴趣。而听到社工说“积极参加活动有奖品”时， 气氛变得异常热烈，“组员们”七嘴八舌的询问奖品的数量、种类，以及小组开展的时间、地点。凭借着 W 社工与社区中儿童们保持的良好关系与奖品的优厚，顺利招募符合要求的组员。以承诺奖品、人际吸引的方式换取社区中儿童参与小组的意愿，即社工与社区儿童们达成和谐发展。截至 2018 年 10 月，项目进行已快满一年。 “合作”。这是小组工作中最初的交换形式，且这一交换在一年中，T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红豆社区开展了多次个案、小组、社区活动。具体的服务内容有：开展社区探访、慰问、咨询等基础服务;开展“社工 + 志愿者”的社会工作服务;针对社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针对性的一对一服务个案跟进服务;开展行为引导、社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等教育、成长、支持、治疗小组服务;结合节假日开展社区文化建设等活动;资源链接等。
“安全不放假——暑期安全教育”小组是红豆社区项目点开展的众多小组工作服务之一，这是一个针对社区中儿童暑假安全的教育类型的小组。在前期对社区环境的观察中发现红豆社区是一个半封闭的社区，门禁系统较为完善，社区中儿童假期活动范围基本在家中与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另外在对社区中儿童的假期问题评估中发现在居家安全、交通安全、游戏活动安全这三个方面是社区中儿童最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所以项目点社工决定以“暑期安全教育”为主题，在红豆社区中开展小组服务并按照要求招募组员。
小组组员共有 8 人，组员基本信息如下表：
三、社工与小组组员的交换形式与过程
（一）小组筹备阶段：组员招募与奖品、人际吸引
在小组的筹备阶段，招募组员是重要一环。在红豆社区招募组员的过程中，W 社工不断地向社区中“潜在的组员”讲述关于本次小组的信息：小组开展的原因、可看作是公平的，双方间并未产生权力关系。
（二）小组开始阶段：关于小组契约的交换
小组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小组成员相互熟悉与形成小组规范。参与小组的组员都是同一个社区里的玩伴，也经常参加 W 社工组织的活动，所以组员与组员之间，组员与社工之间已经较为熟悉。而在形成小组规范上，小组契约作为小组工作中形成小组规范的最常见方式，它需要社工与组员共同制定。在制定小组契约的过程中， 组员们认为社工的有些规定过于严苛，有些组员萌生退出小组的想法，而当社工向组员们解释小组契约内容的必要性，表达出希望组员尽力配合以及表示在活动中发放奖品后，组员依旧表现出有些不满。社工为了小组的正常开展，只能对此做出让步，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减少小组契约中的条款。 （三）小组活动阶段：奖品的作用
小组活动阶段指的是开展小组活动的阶段。“安全不放假”小组活动阶段共有三次活动，分别介绍居家安全、交通安全、游戏安全三方面的知识。奖品在小组活动过程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为了完成每次活动的内容，将奖品放置在小组活动中，以游戏奖励的形式发放给组员。活动中放置的奖品基本上都是学生日常需要用的文具，每次活动设置问答环节，回答问题的组员获得奖励。另一方面，有一些奖品放置在每次活动结束时发放，以保证组员按时参加小组活动。每次活动结束前， 都有一个总结的环节，回顾本次活动主要内容，在这个阶段社工分发的奖品主要是儿童喜欢的小玩具，玩具种类大致相同，组员获得的玩具数量也相同。简单地说，社工用奖品换取组员的积极参与，而非以小组活动内容吸引组员的参与。（如图 1）
小组工作中的交换是随着小组工作实务过程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小组工作的不同阶段，社工与组员间的交换形式也有不同，在小组工作的筹备阶段与初期阶段，社工用以交换的条件主要是凭借人际吸引，此时的奖品只是承诺而非作为实体的物品。在小组工作活动阶段，关于奖品的交换成为小组的主要交换方式，无论社工是依靠人际吸引还是奖品的交换，换取的内容都是组员的参与意愿。
四、交换行为与权力产生的关系逻辑
小组工作筹备期的交换并没有产生组员对社工的权力。在小组筹备阶段，社工招募组员时主要凭借的自身的人际吸引——社工与“组员”们的熟识，以情面换取“组员”们的参与。此时不论是组员的参与意愿还是所依靠的社工的人际吸引对于双方而言都不是稀有资源，那么此时就还未产生组员对社工的权力。
（一）小组工作中的权力产生
霍曼斯与布劳都认为，不平等的交换会导致权力的产生。判别交换是否平等的一个重要参考是交换行为者用于交换的物对于对方是否是“稀有资源”，或者是交换行为者双方从交换中获取的利益大小。
在小组初期阶段，社工与组员共同制定小组契约时产生分歧，社工仍想以情面和奖品承诺与组员的参与意愿作交换，可此时的交换已不是平等的。在小组工作正式开展后，小组成员已完全敲定下来，一旦组员想要退出小组，对小组工作的正常开展就产生了威胁，这意味着此时组员参与小组的意愿对于社工而言就成了稀有资源，而社工的情面对于组员来说依旧不是稀有资源。在这样不平等的交换中，就产生了组员对于社工的权力。（如图 2）
（二）小组工作中的权力再生产
在小组初期，社工与组员的不平等交换产生权力，这种组员对社工的权力不会因为本节活动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的，这种权力会延续到下次活动中，贯穿整个小组工作过程。福柯描述说，“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这种权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小组工作中不断地产生交换行为——权力是会随着不断产生的交换行为而发生变化。
布劳认为，“交换过程在一个群体中引起权力差异随后就改变了这些过程，因为强制别人提供服务而他却不做出公平的回报。”[11] 小组工作中的交换是有间隔的， 每一次活动都会产生交换，这就使得小组中权力再生产成为可能。在小组初期的交换行为中产生了组员对社工的权力，这种权力差异改变了下次交换行为，因为在组员对社工产生初次权力后，社工再次与组员进行交换行为时，由于小组进程的推进，组员的参与意愿这一“稀有资源”在交换中愈发具有价值，社工愈发很难提供与之等值的物与组员交换，那么组员对社工会产生更大的权力。而双方这样的权力再次影响下次的交换以及权力产生， 交换中的权力再生产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进行的，而小组工作中的交换与权力也像一根链条一样循环往复。（如图 3）
五、交换行为与权力产生对小组工作的影响
（一）“价值挤压”：对社工的影响
在小组工作的实务过程中，组员与社工的不对等交换行为产生了组员对社工的权力。社工作为交换中的无权者，交换行为对社工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有的时候我感觉很奇怪，因为我才毕业（一年）嘛， 在这里组织小组活动和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很不一样，书上学的是说，小组工作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从筹备和初期发展到中期和后期，但是在这个地方组织的活动都没有书上讲的那么规范。开了好几个（儿童）小组，这些小孩子又皮又闹，我很多时候感觉我都不是个社工了，是个带孩子的（苦笑）。但是没办法，项目指标要完成，还就得哄着这些孩子，生怕小组开了一半就跑了，有的孩子倔得很。”（W 社工访谈）
社工是具有专业价值的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以“助人自助”为专业使命的技术人员，本应当从对受助者的帮助中提升自我，而在发生交换行为与产生权力的小组服务中，社工很难体会到“自助感”，社工在这样的小组服务中工作成就感很低。此外， 小组服务中产生权力，在直接感受上与社工在接受专业训练时的小组流程完善、专业的状况差别太大，会使新社工开展这样的小组工作时经常出现“专业失灵”的情况， 而项目的进程迫使社工要及时完成小组数量指标，社工不得不坚持开展与自己的期望不符的小组，这样无形间增大了社工的压力。
（二）“功利参与”：对小组组员的影响
组员作为交换行为中的有权者，所受到的影响最先来自于社工，由于社工只為完成项目指标，所以在开展小组的筹备阶段，社工对组员进行的是“专业需求”评估， 即从社工的角度看待组员是否存在问题而非组员自身意识到的问题和服务需求，这在服务对象是儿童的小组中， 情况更为明显。儿童小组成员往往不能认识到自身所需， 所以需要受到社工的引导。
“我参加过好几次活动。基本上每次都来，暑假的时候时间多得很，每次都有奖品，所以每次都会过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来（参加小组）还能拿礼品，多好。”（B组员访谈）
但是这样会使小组组员在交换中持续占有“稀有资源”，成为有权者。这样的小组服务会导致组员参与小组的动机不在于学习能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帮助的下组内容，而是在于换取社工为了让组员们参加小组活动、帮助社社工完成项目指标而提供的奖品。 （三）“高效低质”：对小组工作开展效果的影响
小组的开展效果如何主要涉及社工与组员双方的表现。社工与小组组员作为小组的主要构成，在交换行为中双方受到了多种影响，小组工作的开展效果可想而知。 “这个项目对小组、个案、社区活动数量有指标要求。
从我（2017 年底）过来这边，像这样的小组已经开过了好几次，按照（项目指标）的要求，完成小组，拍好照片， 写好文书就好了。到时候上边（民政局）来验收，只通过我们的文书和我们的照片来评定我们的项目能否结项，又不会看我们小组是具体怎么操作的。”（W 社工访谈）
一方面社工需要“讨好”组员，在处理与组员关系、小组工作服务中压力巨大而获得的成就感低;另一方面组员参加小组的动机在于奖品而不在小组工作的内容上，加之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验收工作只涉及服务文书与照片内容，尽管看起来这为社工的工作起到减压作用， 工作效率也大幅提高，但无疑会导致了小组工作成为“形式化、任务式”的服务——社工只需要完成后期文书的写作与照片的收集就当是成功开展一次小组服务，而不在乎小组工作的具体操作和服务质量。
六、结论与讨论
兒童小组工作中的交换是随着小组工作实务过程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小组工作的不同阶段，社工与组员间的交换形式也有不同，在小组工作的筹备阶段与初期阶段， 社工用以交换的条件主要是凭借人际吸引。在小组工作活动阶段，关于奖品的交换成为小组的主要交换方式，无论社工是依靠人际吸引还是奖品的交换，换取的内容都是组员的参与。分析小组工作权力的产生是在小组初期， 并且小组工作中权力是可以再生产的——初次权力的产生影响了下次交换过程，进而影响权力的产生。
小组中交换行为与权力产生对社工、组员、小组工作的开展效果三个方面产生多种影响。首先对社工而言， 在开展小组活动时，由于不平等的交换而产生权力会使社工工作成就感低下，很难获得“自主感”。面对项目的进程与小组的艰难开展之间的矛盾，社工会觉得压力巨大，对项目的完成和小组开展的责任感降低。其次，对组员而言，他们在交换中掌握的权力会使他们在小组开展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组员对小组活动的目标、内容认识不清，在教育类型的小组里，这种情况更甚。另外，这种情况会导致组员变得功利，参与活动动机不纯，只为小组中的奖品而参与小组，而非小组的内容。最后，对小组工作的开展效果上，这是社工与组员受到影响共同产生的结果。社工无法尽其心力开展小组，组员拥有权力，难能完全接受小组服务内容，小组的活动效果低。这样的小组工作只是“应付式、形式化”的服务，背离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
小组中出现不对等交换的根源在于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时，对项目指标的完成情况的重视程度甚于开展的活动质量，所以要处理好小组工作中出现的权力问题， 就要将原先的思路转变为项目执行重质量而非数量。在购买社工机构的服务时，需要对社区状况作出评估，要求社工机构应当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开展服务活动，而不是一味地交由社工机构完成数量指标。从居民的需求出发开展小组，组员带着解决自身需求的目的参与小组， 就不会产生社工与组员之间的不对等交换从而产生组员对社工的权力以阻碍小组的正常进程。
参考文献：
[1] 曹俊 . 我国政府购买服务中契约责任失效问题研究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7（5）.
[2] 王恩见 ， 何泳佳 ， 高冉 ， 朱新然 . 服务的内卷化：对政府购买失独家庭社会工作服务的省思——以 X 失独家庭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为例 [J]. 人口与发展 ，2018（6）.
[3] 叶托 .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维治理探讨 [J]. 理论探索 ，2019（6）.
[4] 张文华 ， 孔屏 . 留守儿童保护中小组工作介入研究 [J]. 青少年研究 （ 山东省团校学报 ），2011（3）.
[5] 王竹换 . 分析社会交换理论在小组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J].社会工作下半月 （ 理论 ），2009（8）.
[6] 朱贻亮 ， 宋玉 . 小组工作对学龄初期儿童的介入初探—— 以湖北省荆州市实验小学 ×× 班为个案 [J]. 社会工作 （ 学术版 ），2011（1）.
[7] 段鑫星 ， 马亚静 ， 刘桂智 . 小组工作对农村留守儿童交往不适的介入研究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0（2）.
[8] 陈晓东 ， 李怀钰 . 谈判技巧介入解决小组中期转折阶段冲突问题——以 S 社区“时尚银发”项目为例 [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9（3）.
[9] 冯元 ， 彭华民 . 社会工作伦理视角下流浪儿童救助困境探析 [J]. 前沿 ，2012（9）.
[10] 杨慧 ， 许永霞 . 流浪儿童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救助：超越与融合 [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15（1）.
[11]（ 美 ） 彼得·布劳 . 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M]. 李国武译 . 商务印书馆 ，2008.
作者简介：张显（1996—），男，单位为广西民族大学，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
（责任编辑：御夫）
关键词：儿童小组工作;奖品;交换;权力;权力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10-0073-04
一、问题的提出
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一要求以来，我国社会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呈现飞速发展的态势，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数量持续增长。此外，沿海地区也逐步加大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力度，其他地区也陆续跟进。2012 年民政部和财政部印发《关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指导意见》，为政府购买服务提供政策上的保障。2013 年“政府购买服务”一词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政府购买服务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同时这也是社工机构承接项目的重要手段。但从近年政府购买服务的状况来看，出现了合同责任失效，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参与主体没有合理地履行正式合同规定的特定责任 [1] 与政府购买服务“内卷化”[2] 以及逆向合同外包 [3] 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导致了项目承接方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各种与理想中的服务相悖的状况。
小组工作作为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小组工作服务人数适中，就有了“易组织、效率高”的优点，所以社工机构在项目进行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小组工作的方法。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来看，小组工作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实务案例 [4][5]、介入手段 [6][7] 与工作方法 [8][9][10] 等方面，关注的多为服务对象与小组开展效果，而很少注意小组工作中社工的状况及社工与小组组员之间的关系。社工作为影响小组工作成效的重要一方，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而社工与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或许能够为解释目前政府购买服务中的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方向。
二、案例的选择与简介
红豆社区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是 N 市民政局通过购买 N 市 T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会服务的方式，让 T 机构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入驻到社区，以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为红豆社区新居民提供社区融入、职业技能培训、亲子教育辅导等专业社工服务，从而促进红豆社区的小组的目标、每次小组活动的活动内容、小组活动中的奖品等。由于 W 社工是红豆社区中项目点的常驻社工，与社区中这些“潜在的组员”较为熟稔，W 社工接触的儿童都曾经参与过红豆社区项目点活动，所以社区中的儿童们在听到 W 社工的介绍时并没有表现出对小组内容丝毫疑惑，相反地，“组员们”表现出的是对小组内容的无兴趣。而听到社工说“积极参加活动有奖品”时， 气氛变得异常热烈，“组员们”七嘴八舌的询问奖品的数量、种类，以及小组开展的时间、地点。凭借着 W 社工与社区中儿童们保持的良好关系与奖品的优厚，顺利招募符合要求的组员。以承诺奖品、人际吸引的方式换取社区中儿童参与小组的意愿，即社工与社区儿童们达成和谐发展。截至 2018 年 10 月，项目进行已快满一年。 “合作”。这是小组工作中最初的交换形式，且这一交换在一年中，T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红豆社区开展了多次个案、小组、社区活动。具体的服务内容有：开展社区探访、慰问、咨询等基础服务;开展“社工 + 志愿者”的社会工作服务;针对社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针对性的一对一服务个案跟进服务;开展行为引导、社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等教育、成长、支持、治疗小组服务;结合节假日开展社区文化建设等活动;资源链接等。
“安全不放假——暑期安全教育”小组是红豆社区项目点开展的众多小组工作服务之一，这是一个针对社区中儿童暑假安全的教育类型的小组。在前期对社区环境的观察中发现红豆社区是一个半封闭的社区，门禁系统较为完善，社区中儿童假期活动范围基本在家中与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另外在对社区中儿童的假期问题评估中发现在居家安全、交通安全、游戏活动安全这三个方面是社区中儿童最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所以项目点社工决定以“暑期安全教育”为主题，在红豆社区中开展小组服务并按照要求招募组员。
小组组员共有 8 人，组员基本信息如下表：
三、社工与小组组员的交换形式与过程
（一）小组筹备阶段：组员招募与奖品、人际吸引
在小组的筹备阶段，招募组员是重要一环。在红豆社区招募组员的过程中，W 社工不断地向社区中“潜在的组员”讲述关于本次小组的信息：小组开展的原因、可看作是公平的，双方间并未产生权力关系。
（二）小组开始阶段：关于小组契约的交换
小组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小组成员相互熟悉与形成小组规范。参与小组的组员都是同一个社区里的玩伴，也经常参加 W 社工组织的活动，所以组员与组员之间，组员与社工之间已经较为熟悉。而在形成小组规范上，小组契约作为小组工作中形成小组规范的最常见方式，它需要社工与组员共同制定。在制定小组契约的过程中， 组员们认为社工的有些规定过于严苛，有些组员萌生退出小组的想法，而当社工向组员们解释小组契约内容的必要性，表达出希望组员尽力配合以及表示在活动中发放奖品后，组员依旧表现出有些不满。社工为了小组的正常开展，只能对此做出让步，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减少小组契约中的条款。 （三）小组活动阶段：奖品的作用
小组活动阶段指的是开展小组活动的阶段。“安全不放假”小组活动阶段共有三次活动，分别介绍居家安全、交通安全、游戏安全三方面的知识。奖品在小组活动过程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为了完成每次活动的内容，将奖品放置在小组活动中，以游戏奖励的形式发放给组员。活动中放置的奖品基本上都是学生日常需要用的文具，每次活动设置问答环节，回答问题的组员获得奖励。另一方面，有一些奖品放置在每次活动结束时发放，以保证组员按时参加小组活动。每次活动结束前， 都有一个总结的环节，回顾本次活动主要内容，在这个阶段社工分发的奖品主要是儿童喜欢的小玩具，玩具种类大致相同，组员获得的玩具数量也相同。简单地说，社工用奖品换取组员的积极参与，而非以小组活动内容吸引组员的参与。（如图 1）
小组工作中的交换是随着小组工作实务过程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小组工作的不同阶段，社工与组员间的交换形式也有不同，在小组工作的筹备阶段与初期阶段，社工用以交换的条件主要是凭借人际吸引，此时的奖品只是承诺而非作为实体的物品。在小组工作活动阶段，关于奖品的交换成为小组的主要交换方式，无论社工是依靠人际吸引还是奖品的交换，换取的内容都是组员的参与意愿。
四、交换行为与权力产生的关系逻辑
小组工作筹备期的交换并没有产生组员对社工的权力。在小组筹备阶段，社工招募组员时主要凭借的自身的人际吸引——社工与“组员”们的熟识，以情面换取“组员”们的参与。此时不论是组员的参与意愿还是所依靠的社工的人际吸引对于双方而言都不是稀有资源，那么此时就还未产生组员对社工的权力。
（一）小组工作中的权力产生
霍曼斯与布劳都认为，不平等的交换会导致权力的产生。判别交换是否平等的一个重要参考是交换行为者用于交换的物对于对方是否是“稀有资源”，或者是交换行为者双方从交换中获取的利益大小。
在小组初期阶段，社工与组员共同制定小组契约时产生分歧，社工仍想以情面和奖品承诺与组员的参与意愿作交换，可此时的交换已不是平等的。在小组工作正式开展后，小组成员已完全敲定下来，一旦组员想要退出小组，对小组工作的正常开展就产生了威胁，这意味着此时组员参与小组的意愿对于社工而言就成了稀有资源，而社工的情面对于组员来说依旧不是稀有资源。在这样不平等的交换中，就产生了组员对于社工的权力。（如图 2）
（二）小组工作中的权力再生产
在小组初期，社工与组员的不平等交换产生权力，这种组员对社工的权力不会因为本节活动的结束而结束。相反的，这种权力会延续到下次活动中，贯穿整个小组工作过程。福柯描述说，“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这种权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小组工作中不断地产生交换行为——权力是会随着不断产生的交换行为而发生变化。
布劳认为，“交换过程在一个群体中引起权力差异随后就改变了这些过程，因为强制别人提供服务而他却不做出公平的回报。”[11] 小组工作中的交换是有间隔的， 每一次活动都会产生交换，这就使得小组中权力再生产成为可能。在小组初期的交换行为中产生了组员对社工的权力，这种权力差异改变了下次交换行为，因为在组员对社工产生初次权力后，社工再次与组员进行交换行为时，由于小组进程的推进，组员的参与意愿这一“稀有资源”在交换中愈发具有价值，社工愈发很难提供与之等值的物与组员交换，那么组员对社工会产生更大的权力。而双方这样的权力再次影响下次的交换以及权力产生， 交换中的权力再生产就是以这种方式不断进行的，而小组工作中的交换与权力也像一根链条一样循环往复。（如图 3）
五、交换行为与权力产生对小组工作的影响
（一）“价值挤压”：对社工的影响
在小组工作的实务过程中，组员与社工的不对等交换行为产生了组员对社工的权力。社工作为交换中的无权者，交换行为对社工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有的时候我感觉很奇怪，因为我才毕业（一年）嘛， 在这里组织小组活动和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很不一样，书上学的是说，小组工作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从筹备和初期发展到中期和后期，但是在这个地方组织的活动都没有书上讲的那么规范。开了好几个（儿童）小组，这些小孩子又皮又闹，我很多时候感觉我都不是个社工了，是个带孩子的（苦笑）。但是没办法，项目指标要完成，还就得哄着这些孩子，生怕小组开了一半就跑了，有的孩子倔得很。”（W 社工访谈）
社工是具有专业价值的从事专门性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以“助人自助”为专业使命的技术人员，本应当从对受助者的帮助中提升自我，而在发生交换行为与产生权力的小组服务中，社工很难体会到“自助感”，社工在这样的小组服务中工作成就感很低。此外， 小组服务中产生权力，在直接感受上与社工在接受专业训练时的小组流程完善、专业的状况差别太大，会使新社工开展这样的小组工作时经常出现“专业失灵”的情况， 而项目的进程迫使社工要及时完成小组数量指标，社工不得不坚持开展与自己的期望不符的小组，这样无形间增大了社工的压力。
（二）“功利参与”：对小组组员的影响
组员作为交换行为中的有权者，所受到的影响最先来自于社工，由于社工只為完成项目指标，所以在开展小组的筹备阶段，社工对组员进行的是“专业需求”评估， 即从社工的角度看待组员是否存在问题而非组员自身意识到的问题和服务需求，这在服务对象是儿童的小组中， 情况更为明显。儿童小组成员往往不能认识到自身所需， 所以需要受到社工的引导。
“我参加过好几次活动。基本上每次都来，暑假的时候时间多得很，每次都有奖品，所以每次都会过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来（参加小组）还能拿礼品，多好。”（B组员访谈）
但是这样会使小组组员在交换中持续占有“稀有资源”，成为有权者。这样的小组服务会导致组员参与小组的动机不在于学习能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帮助的下组内容，而是在于换取社工为了让组员们参加小组活动、帮助社社工完成项目指标而提供的奖品。 （三）“高效低质”：对小组工作开展效果的影响
小组的开展效果如何主要涉及社工与组员双方的表现。社工与小组组员作为小组的主要构成，在交换行为中双方受到了多种影响，小组工作的开展效果可想而知。 “这个项目对小组、个案、社区活动数量有指标要求。
从我（2017 年底）过来这边，像这样的小组已经开过了好几次，按照（项目指标）的要求，完成小组，拍好照片， 写好文书就好了。到时候上边（民政局）来验收，只通过我们的文书和我们的照片来评定我们的项目能否结项，又不会看我们小组是具体怎么操作的。”（W 社工访谈）
一方面社工需要“讨好”组员，在处理与组员关系、小组工作服务中压力巨大而获得的成就感低;另一方面组员参加小组的动机在于奖品而不在小组工作的内容上，加之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验收工作只涉及服务文书与照片内容，尽管看起来这为社工的工作起到减压作用， 工作效率也大幅提高，但无疑会导致了小组工作成为“形式化、任务式”的服务——社工只需要完成后期文书的写作与照片的收集就当是成功开展一次小组服务，而不在乎小组工作的具体操作和服务质量。
六、结论与讨论
兒童小组工作中的交换是随着小组工作实务过程的发展而发展的，而小组工作的不同阶段，社工与组员间的交换形式也有不同，在小组工作的筹备阶段与初期阶段， 社工用以交换的条件主要是凭借人际吸引。在小组工作活动阶段，关于奖品的交换成为小组的主要交换方式，无论社工是依靠人际吸引还是奖品的交换，换取的内容都是组员的参与。分析小组工作权力的产生是在小组初期， 并且小组工作中权力是可以再生产的——初次权力的产生影响了下次交换过程，进而影响权力的产生。
小组中交换行为与权力产生对社工、组员、小组工作的开展效果三个方面产生多种影响。首先对社工而言， 在开展小组活动时，由于不平等的交换而产生权力会使社工工作成就感低下，很难获得“自主感”。面对项目的进程与小组的艰难开展之间的矛盾，社工会觉得压力巨大，对项目的完成和小组开展的责任感降低。其次，对组员而言，他们在交换中掌握的权力会使他们在小组开展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组员对小组活动的目标、内容认识不清，在教育类型的小组里，这种情况更甚。另外，这种情况会导致组员变得功利，参与活动动机不纯，只为小组中的奖品而参与小组，而非小组的内容。最后，对小组工作的开展效果上，这是社工与组员受到影响共同产生的结果。社工无法尽其心力开展小组，组员拥有权力，难能完全接受小组服务内容，小组的活动效果低。这样的小组工作只是“应付式、形式化”的服务，背离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
小组中出现不对等交换的根源在于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时，对项目指标的完成情况的重视程度甚于开展的活动质量，所以要处理好小组工作中出现的权力问题， 就要将原先的思路转变为项目执行重质量而非数量。在购买社工机构的服务时，需要对社区状况作出评估，要求社工机构应当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开展服务活动，而不是一味地交由社工机构完成数量指标。从居民的需求出发开展小组，组员带着解决自身需求的目的参与小组， 就不会产生社工与组员之间的不对等交换从而产生组员对社工的权力以阻碍小组的正常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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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显（1996—），男，单位为广西民族大学，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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