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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称：“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比如，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的作品，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广受好评的俄罗斯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包括习近平主席所列举的共11位俄罗斯文豪的形象及他们的著作巧妙地展现在舞台上。这些俄罗斯文学巨匠对一代代中国读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期介绍的肖洛霍夫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并备受关注的对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出伟大贡献的作家。而浙江籍翻译家草婴花了20多年时间，独自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作品，他是中国唯—的高尔基文学奖获得者。
今年3月24日，翻译家草婴先生迎来91岁生日，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安德烈·斯莫罗金发出贺信感谢草婴“对俄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的伟大贡献”。
2006年，草婴因腰椎骨折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近两年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现在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婴儿般地沉睡着。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出版20卷草婴翻译作品全集，与他相濡以沫70余年的他的夫人盛天民决定，待全集出版上市后，自己替草婴捐出这套全集的全部稿费，设立“草婴外国文学基金”，奖励出色的年轻翻译人才。她还准备捐出草婴的部分著作和藏书，建立“草婴书房”提供给文学爱好者查阅、使用，让他的书房“活”起来，成为一个文学活动场所。
故乡：宁波镇海骆驼桥
草婴原名盛峻峰，对于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笔名，他的解释是，“我当年读了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我很欣赏，他用很普通很渺小的草，来反映他的性格、个性。小草是很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呢，草的婴儿，就是比草更小。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物，但是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作为我的笔名。一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作品都用这个笔名。”
1923年3月24日盛峻峰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骆驼桥镇。昔日的骆驼桥镇，如今是宁波市镇海区的骆驼街道。这里有一个名声显赫的盛滋记酱园，就是他的曾祖父创办的。盛滋记生产的酱油在第一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与杭州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一起获得了金奖。
盛峻峰的父亲早年曾留学日本，后来因患肺结核而回国。盛峻峰的祖父是一位老中医，却把儿子送到上海同济医学院接受西医治疗。在德国医生的治疗下，盛峻峰的父亲渐渐康复。老中医接受德国医生建议把儿子送进了同济医学院学习。
在同济医学院毕业后，盛峻峰的父亲到宁波铁路医院任院长，盛家也由镇海搬到了宁波居住。当时，8岁的盛峻峰在宁波义和渡读小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父亲给了小峻峰30元大洋，让他拿到学校捐献。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1932年北京大学学费是每年银元20元。一个小学生捐献这么大的一笔款项，媒体被惊动了。1931年10月21日宁波的《时事公报》以《小学生盛峻峰独捐三十金》为题，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这也是盛峻峰人生中第一次见报。
小学期间，还有一件令盛峻峰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在那一年举行的全宁波市小学生演讲比赛中，他得了第二名。当时的奖品是一只碗，碗虽早已碎了，但刻在碗上的那句“满招损，谦受益”却一直铭刻在他心间。这是《尚书·大禹谟》里的句子，成了盛峻峰一辈子的人生信条之一。
他迈进苏联文学翻译的新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是草婴人生的转折点。他在14岁那年随家人避难上海。“当时的苏联是进步的象征，我开始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产生了兴趣，所以我想学俄语。”这是草婴当时的真实想法。草婴就读的那家中学是英国人办的。俄文他是在课外学的。他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是上海的俄侨，她根本没有教学经验，也没有课本和词典，只是叫草婴买了一套哈尔滨出版的俄语教科书《俄文津梁》，直截了当地教他读，草婴学得很吃力，但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俄语启蒙老师。
草婴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就是姜椿芳。
一次偶然的机会，草婴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有幸遇到姜椿芳。姜椿芳是东北地下工作者，1938年从哈尔滨调到上海领导地下党的活动。姜椿芳俄文很好。他原来在哈尔滨的时候已经学过俄文，从事俄文的翻译工作。当年的上海地下党跟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办了一份中文《时代》周刊。姜椿芳就让草婴为《时代》周刊翻译部分稿件。第二年又办一本《苏联文艺》月刊。姜椿芳也让草婴为《苏联文艺》翻译稿件，“记得我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是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内容写苏德战争中普通的百姓如何抗击德国侵略者。”草婴说。
草婴从1941年到1945年是课余翻译。1945年5月9日，德国法西斯正式投降。这以后他就到上海塔斯社成为专业的翻译工作者，直到新中国成立。在塔斯社这几年，他一方面搞翻译工作，另一方面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俄文水平。
1954年，上海作家协会成立，他参加筹备工作。作协以巴金为首，有100多个会员。其中专业会员总共不到10个人，专职搞翻译的有傅雷、满涛和草婴。他们几个人不用上班，也没有工资，就靠翻译稿费生活。1955年，草婴翻译了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篇小说主要内容是关心群众疾苦，反对官僚主义。译作很快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当年《中国青年》杂志转载了两期，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每期印数300万册，还出了单行本。
上世纪50年代苏联作家作品很多，草婴最重视的作家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是当年苏联影响最大的作家，主要继承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写作上是现实主义的，而且非常成功。肖洛霍夫的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顿河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等，草婴都是同步翻译的。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正当草婴全力准备翻译这部作品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翻译工作被迫停止。未能翻译《静静的顿河》，成了草婴永远的遗憾。
草婴因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在十年浩劫中成了“苏修文艺鼻祖肖洛霍夫的吹鼓手”、反动学术权威等，他和妻子经受人生磨难，两个孩子被送到农村。但他从不认为肖洛霍夫的作品是毒草，因而受到更多的磨难。
苦难是一切感情的试金石。草婴的妻子盛天民也在出版系统工作，原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在他俩携手走过的岁月里，妻子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照顾入微。“文革”中草婴身受重伤之后，盛天民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很难想象当年草婴的胸椎骨被压断之后，如果没有盛天民的精心照料，草婴还能再坐起来。草婴很少在媒体前说感谢妻子的话，但是他喜欢和妻子一起照相。照片上，两位老人深切的情意能融化一切坚冰，驱散满天的乌云。对草婴来说，家就是精神寄托的港湾。
唯一获高尔基文学奖的中国人
草婴在译苑已整整耕耘了60年。他不仅仅把翻译当成职业，更当作事业来做，60年来，每天译一千字，365天每天不中断。现在文学翻译很繁荣，但很少再有他们那个时代那样的翻译作品了。“我一般先把原著阅读几遍，吃透后再开始翻译，然后把名字、地点等名词列出来统—翻译，以免前后矛盾。翻译的第一稿是草稿，修改后从头到底把稿子念一遍，然后给编辑，编辑编出校样后，我自己再仔细校阅一遍。”
草婴有着良好的中国文学修养，主张尽量把文学作品翻译得“形象，活泼，动作清楚，对话生动，节奏明快，音调铿锵”。因此，他在保证传达原著风格特点的同时，尽可能地把文学作品翻译得更为形象，并把自己良好的中国文学修养融入其中。这样，其翻译作品的特点是既表现了原著的风格，又富有中国文学的魅力，“风格细腻、恬淡、雅致，文字洗练清新”，达到了很高的文学翻译境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翻译界中享有盛誉。
在草婴看来，文学翻译者很多，但翻译家却很少。“上世纪90年代，上海翻译家协会被有关部门要求更名为翻译工作者协会，但我们坚决不同意。我们始终认为翻译者和翻译家是两码事，翻译家主要是指文学翻译者。”翻译家和作家不同，翻译家往往默默无闻，至多在译界享有一定的声誉。但草婴却例外，他的名字随着他的译作流传，几乎妇孺皆知。那是因为他的翻译总是紧扣时代节拍，他所介绍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作，草婴说，“逐字逐句地直译不是文学翻译。这跟作曲家与演奏家的关系差不多，一首曲子在不同的演奏家手里是不同的。”虽然译作是艺术再创作，但草婴认为，“再创作应该体现原著的精神和艺术内涵，只有把翻译技术和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样的译者才是翻译家。”所以，草婴说，自己无愧于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也无愧于读者。“有朋友问我，你怎么会一辈子搞文学翻译？我说是历史作的安排，我无怨无悔。”
草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前后用了20年的时间，原著要看好多遍，因为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翻译。草婴说，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其他的外交翻译、时事翻译、科技翻译是技术性的翻译，将来都可以让计算机来做，但是文学翻译一万年后还要人来做。一万年后还不能请机器人来写小说。艺术与技术主要区别在这里，技术是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灵魂的，艺术有思想、有灵魂、有感情。这就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的区别。
“因此，从事文学翻译也要有形象思维。好的文学作品都有使读者感受很鲜明的人物形象。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人物有559个，这部作品看一遍、两遍、三遍，一个个的人物就在你头脑里活起来了。文学翻译家要把原作者所创造的形象，通过翻译艺术地介绍给读者，这就是文学翻译家的使命。”
草婴说：“我努力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并且把这座桥造得平坦、广阔，让人轻松走来，不觉劳累。”
草婴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准确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反复体味作品中的情节、对话、人物的心理轨迹……有时常常深陷其中，难以自已。有一年夏天的傍晚，他的学生、俄苏文学研究学者章海陵上门拜访。一进门，他就觉得老师神情不同往常。过了一会，草婴难受地告诉章海陵：“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这一幕令章海陵终生难忘。
在世界文学女性形象之林，草婴译笔之下的安娜栩栩如生、光彩照人，曾经唤起了几代中国读者的激情和憧憬。20世纪90年代，《安娜·卡列尼娜》一度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
1978年的一天，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来到草婴家里。那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刚成立，他们请草婴去该社做总编。这是好事，但草婴却犹豫了起来，因为在他心中，早已有了—个庞大的计划：翻译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因此，他婉言谢绝了出版社总编的职务：“社长、总编，很多人都可以做，翻译更适合我。”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草婴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独自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作品，包括3部长篇、60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共12卷，400万字。这一创举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草婴曾两次出访苏联。1985年是随中苏友好代表团出访了两个星期。他实现了最大的愿望，那就是亲眼看一看他笔下翻译过的场景，以及托尔斯泰的故居。1987年他又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文学翻译大会上，草婴被授予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该奖项的唯一的中国人。此后，他再次获得俄罗斯颁发的“中俄友谊奖”。
2003年草婴80岁寿辰，俄罗斯驻沪总领事偕领事馆员为他举办了祝寿酒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来函向草婴祝寿：“您在我国受到深度尊敬，因为通过您的才华和勤劳，中国读者能了解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以及其他俄苏作家的杰作。我们特别高兴指出您的译作总是在加深俄中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友谊。我们高度评价您对发展我们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贡献。”
在广受好评的俄罗斯索契冬奥会闭幕式上，包括习近平主席所列举的共11位俄罗斯文豪的形象及他们的著作巧妙地展现在舞台上。这些俄罗斯文学巨匠对一代代中国读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期介绍的肖洛霍夫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并备受关注的对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出伟大贡献的作家。而浙江籍翻译家草婴花了20多年时间，独自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作品，他是中国唯—的高尔基文学奖获得者。
今年3月24日，翻译家草婴先生迎来91岁生日，俄罗斯联邦驻上海总领事安德烈·斯莫罗金发出贺信感谢草婴“对俄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的伟大贡献”。
2006年，草婴因腰椎骨折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近两年医院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现在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婴儿般地沉睡着。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出版20卷草婴翻译作品全集，与他相濡以沫70余年的他的夫人盛天民决定，待全集出版上市后，自己替草婴捐出这套全集的全部稿费，设立“草婴外国文学基金”，奖励出色的年轻翻译人才。她还准备捐出草婴的部分著作和藏书，建立“草婴书房”提供给文学爱好者查阅、使用，让他的书房“活”起来，成为一个文学活动场所。
故乡：宁波镇海骆驼桥
草婴原名盛峻峰，对于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笔名，他的解释是，“我当年读了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首诗，我很欣赏，他用很普通很渺小的草，来反映他的性格、个性。小草是很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呢，草的婴儿，就是比草更小。我觉得我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一个很普通、很渺小的人物，但是我的性格很坚强，不会在任何压力底下屈服，因此我就用草婴这两个字作为我的笔名。一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作品都用这个笔名。”
1923年3月24日盛峻峰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骆驼桥镇。昔日的骆驼桥镇，如今是宁波市镇海区的骆驼街道。这里有一个名声显赫的盛滋记酱园，就是他的曾祖父创办的。盛滋记生产的酱油在第一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与杭州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酒一起获得了金奖。
盛峻峰的父亲早年曾留学日本，后来因患肺结核而回国。盛峻峰的祖父是一位老中医，却把儿子送到上海同济医学院接受西医治疗。在德国医生的治疗下，盛峻峰的父亲渐渐康复。老中医接受德国医生建议把儿子送进了同济医学院学习。
在同济医学院毕业后，盛峻峰的父亲到宁波铁路医院任院长，盛家也由镇海搬到了宁波居住。当时，8岁的盛峻峰在宁波义和渡读小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父亲给了小峻峰30元大洋，让他拿到学校捐献。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1932年北京大学学费是每年银元20元。一个小学生捐献这么大的一笔款项，媒体被惊动了。1931年10月21日宁波的《时事公报》以《小学生盛峻峰独捐三十金》为题，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这也是盛峻峰人生中第一次见报。
小学期间，还有一件令盛峻峰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在那一年举行的全宁波市小学生演讲比赛中，他得了第二名。当时的奖品是一只碗，碗虽早已碎了，但刻在碗上的那句“满招损，谦受益”却一直铭刻在他心间。这是《尚书·大禹谟》里的句子，成了盛峻峰一辈子的人生信条之一。
他迈进苏联文学翻译的新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是草婴人生的转折点。他在14岁那年随家人避难上海。“当时的苏联是进步的象征，我开始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产生了兴趣，所以我想学俄语。”这是草婴当时的真实想法。草婴就读的那家中学是英国人办的。俄文他是在课外学的。他的第一位俄语老师是上海的俄侨，她根本没有教学经验，也没有课本和词典，只是叫草婴买了一套哈尔滨出版的俄语教科书《俄文津梁》，直截了当地教他读，草婴学得很吃力，但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俄语启蒙老师。
草婴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就是姜椿芳。
一次偶然的机会，草婴参加了“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有幸遇到姜椿芳。姜椿芳是东北地下工作者，1938年从哈尔滨调到上海领导地下党的活动。姜椿芳俄文很好。他原来在哈尔滨的时候已经学过俄文，从事俄文的翻译工作。当年的上海地下党跟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办了一份中文《时代》周刊。姜椿芳就让草婴为《时代》周刊翻译部分稿件。第二年又办一本《苏联文艺》月刊。姜椿芳也让草婴为《苏联文艺》翻译稿件，“记得我翻译的第一篇小说是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内容写苏德战争中普通的百姓如何抗击德国侵略者。”草婴说。
草婴从1941年到1945年是课余翻译。1945年5月9日，德国法西斯正式投降。这以后他就到上海塔斯社成为专业的翻译工作者，直到新中国成立。在塔斯社这几年，他一方面搞翻译工作，另一方面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俄文水平。
1954年，上海作家协会成立，他参加筹备工作。作协以巴金为首，有100多个会员。其中专业会员总共不到10个人，专职搞翻译的有傅雷、满涛和草婴。他们几个人不用上班，也没有工资，就靠翻译稿费生活。1955年，草婴翻译了苏联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这篇小说主要内容是关心群众疾苦，反对官僚主义。译作很快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刊登了，当年《中国青年》杂志转载了两期，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每期印数300万册，还出了单行本。
上世纪50年代苏联作家作品很多，草婴最重视的作家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是当年苏联影响最大的作家，主要继承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写作上是现实主义的，而且非常成功。肖洛霍夫的作品《被开垦的处女地》《顿河的故事》《一个人的遭遇》等，草婴都是同步翻译的。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正当草婴全力准备翻译这部作品时，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翻译工作被迫停止。未能翻译《静静的顿河》，成了草婴永远的遗憾。
草婴因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在十年浩劫中成了“苏修文艺鼻祖肖洛霍夫的吹鼓手”、反动学术权威等，他和妻子经受人生磨难，两个孩子被送到农村。但他从不认为肖洛霍夫的作品是毒草，因而受到更多的磨难。
苦难是一切感情的试金石。草婴的妻子盛天民也在出版系统工作，原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在他俩携手走过的岁月里，妻子一直对他不离不弃，照顾入微。“文革”中草婴身受重伤之后，盛天民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很难想象当年草婴的胸椎骨被压断之后，如果没有盛天民的精心照料，草婴还能再坐起来。草婴很少在媒体前说感谢妻子的话，但是他喜欢和妻子一起照相。照片上，两位老人深切的情意能融化一切坚冰，驱散满天的乌云。对草婴来说，家就是精神寄托的港湾。
唯一获高尔基文学奖的中国人
草婴在译苑已整整耕耘了60年。他不仅仅把翻译当成职业，更当作事业来做，60年来，每天译一千字，365天每天不中断。现在文学翻译很繁荣，但很少再有他们那个时代那样的翻译作品了。“我一般先把原著阅读几遍，吃透后再开始翻译，然后把名字、地点等名词列出来统—翻译，以免前后矛盾。翻译的第一稿是草稿，修改后从头到底把稿子念一遍，然后给编辑，编辑编出校样后，我自己再仔细校阅一遍。”
草婴有着良好的中国文学修养，主张尽量把文学作品翻译得“形象，活泼，动作清楚，对话生动，节奏明快，音调铿锵”。因此，他在保证传达原著风格特点的同时，尽可能地把文学作品翻译得更为形象，并把自己良好的中国文学修养融入其中。这样，其翻译作品的特点是既表现了原著的风格，又富有中国文学的魅力，“风格细腻、恬淡、雅致，文字洗练清新”，达到了很高的文学翻译境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翻译界中享有盛誉。
在草婴看来，文学翻译者很多，但翻译家却很少。“上世纪90年代，上海翻译家协会被有关部门要求更名为翻译工作者协会，但我们坚决不同意。我们始终认为翻译者和翻译家是两码事，翻译家主要是指文学翻译者。”翻译家和作家不同，翻译家往往默默无闻，至多在译界享有一定的声誉。但草婴却例外，他的名字随着他的译作流传，几乎妇孺皆知。那是因为他的翻译总是紧扣时代节拍，他所介绍的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作，草婴说，“逐字逐句地直译不是文学翻译。这跟作曲家与演奏家的关系差不多，一首曲子在不同的演奏家手里是不同的。”虽然译作是艺术再创作，但草婴认为，“再创作应该体现原著的精神和艺术内涵，只有把翻译技术和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这样的译者才是翻译家。”所以，草婴说，自己无愧于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也无愧于读者。“有朋友问我，你怎么会一辈子搞文学翻译？我说是历史作的安排，我无怨无悔。”
草婴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前后用了20年的时间，原著要看好多遍，因为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翻译。草婴说，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其他的外交翻译、时事翻译、科技翻译是技术性的翻译，将来都可以让计算机来做，但是文学翻译一万年后还要人来做。一万年后还不能请机器人来写小说。艺术与技术主要区别在这里，技术是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灵魂的，艺术有思想、有灵魂、有感情。这就是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之间的区别。
“因此，从事文学翻译也要有形象思维。好的文学作品都有使读者感受很鲜明的人物形象。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人物有559个，这部作品看一遍、两遍、三遍，一个个的人物就在你头脑里活起来了。文学翻译家要把原作者所创造的形象，通过翻译艺术地介绍给读者，这就是文学翻译家的使命。”
草婴说：“我努力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并且把这座桥造得平坦、广阔，让人轻松走来，不觉劳累。”
草婴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了准确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他反复体味作品中的情节、对话、人物的心理轨迹……有时常常深陷其中，难以自已。有一年夏天的傍晚，他的学生、俄苏文学研究学者章海陵上门拜访。一进门，他就觉得老师神情不同往常。过了一会，草婴难受地告诉章海陵：“安娜死了……我，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心里真难过……”这一幕令章海陵终生难忘。
在世界文学女性形象之林，草婴译笔之下的安娜栩栩如生、光彩照人，曾经唤起了几代中国读者的激情和憧憬。20世纪90年代，《安娜·卡列尼娜》一度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
1978年的一天，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来到草婴家里。那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刚刚成立，他们请草婴去该社做总编。这是好事，但草婴却犹豫了起来，因为在他心中，早已有了—个庞大的计划：翻译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因此，他婉言谢绝了出版社总编的职务：“社长、总编，很多人都可以做，翻译更适合我。”
从上世纪80年代起，草婴花了二十多年时间，独自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作品，包括3部长篇、60多个中短篇和自传体小说，共12卷，400万字。这一创举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草婴曾两次出访苏联。1985年是随中苏友好代表团出访了两个星期。他实现了最大的愿望，那就是亲眼看一看他笔下翻译过的场景，以及托尔斯泰的故居。1987年他又去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文学翻译大会上，草婴被授予俄罗斯文学的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获得该奖项的唯一的中国人。此后，他再次获得俄罗斯颁发的“中俄友谊奖”。
2003年草婴80岁寿辰，俄罗斯驻沪总领事偕领事馆员为他举办了祝寿酒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来函向草婴祝寿：“您在我国受到深度尊敬，因为通过您的才华和勤劳，中国读者能了解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以及其他俄苏作家的杰作。我们特别高兴指出您的译作总是在加深俄中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和友谊。我们高度评价您对发展我们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