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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殖民主义认为，“主体间性”可以遏制主体性的泛滥，避免过于膨胀的主体主义引发文化殖民，提出通过间性思维建构文化的“杂交”策略，解决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文化殖民问题。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期间兴办报刊，借由间性思维提出文化的杂交、融合理念，意图掩盖殖民本质。然而，杂交主体与客体难以平等互通、共在，真正的主体间性在文化政治场城中也并不存在。日系报纸在新闻叙事中常以“优等生”身份自居，对我国东北进行彰显“自我主体性”的“救赎”“启蒙”。“主体性”正是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的哲学理据，也是其侵略本质的明证。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日系报纸;主体间性;文化殖民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115—05
后殖民主义认为，主体性是文化殖民的罪魁祸首，而“主体间性”概念的出现是为了实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保护不可能消失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将他者主体化，在主体交互的视域融合中建构另一个主体化的他者，将外在的他人自然平等地纳人到主体的行列里，避免了人类自我主体性的恶性发作中。据此，后殖民主义者提出通过间性思维建构文化“杂交”的策略，以解决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文化殖民问题。我国东北沦陷期间，日本殖民统治者以“笔部队”先行，在华日本人大肆办报办刊，极力发展传播自己声音的报纸，建立起《康德新闻》《满洲日日新闻》《满洲新闻》三大新闻社，创办230多种日系报刊。目前，国内外对日系报纸作用有三种不同的认知：一是“侵略工具论”;二是作用“有限论”;三是对东北现代化的“推动论”，即国际上乃至中国国内还有极少数人出于各种目的制造和散布日本殖民“有功”的论调，提出侵略并不存在，反而促进了中日文化融合、共同繁荣的观点。这一观点可以在主体间性理论中找到哲学依据。
一、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建构：文化杂交与主体间性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主義，以赛义德《东方学》出版为标志，认为东方主义对世界进行的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划分中，一方总是要控制、遏制另一方，对另一方行使权力。主客二分体系中“自我主体”身份的确立是文化霸权与主体性关系中的核心，“是要竭力提升主体在世界中的地位，毫无节制地凸显主体的优先权和至高无上性，从而为主体统治、控制、占有世界提供内在根据”，赛义德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就是基于对东方主义“主客二元对立”哲学思想的解构。
后殖民主义者不仅解构，而且还努力建构。他们反对主体主义的二元论、本质主义，解构东方主义，以及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为达到反对文化霸权的目的，希望通过“间性思维”建构文化的“杂交性”改变、取消或是修正二元对立关系的设定。后殖民主义者立足于多元文化的立场，认为文化“杂交”是破解东方主义，解除文化上不平等的一种不错手段。在赛义德看来，文化的“杂交性”是解构文化霸权必须建立的一种关联，“忽视或低估西方人与东方人历史的重叠之处，忽视或低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通过附和或对立的地理、叙述或历史，在文化领域中并存或争斗的互相依赖性，就等于忽视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一切文化都是混杂的、杂交的，各种文化因素互相纠结，构成他所说的“重叠的领域、交织的历史”。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上，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实现和解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要实现这一和解，西方必须同意平等地分配世界资源，勇敢地面对过去自己在海外卷人的历史。为打通各民族文化间的藩篱，实现文化的共荣共生、平等对话，赛义德还设计了一个没有中心与边缘、没有权威、不存在任何特权的多元空间，这个文化多元空间不是“一个交响乐”，而是“一个无调的合奏”。
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理论进一步提出差异性多元文化交融共处的主体间性思维。所谓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主体性的积极扬弃。主体间性认为，主客之间不是主体征服、塑造客体，而是自我主体（自我）与对象主体（他者）的交互活动。主体间性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即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关系。传统的对立范畴如支配与从属、原因与结果、本原与派生、主动与被动、实体与属性等等都可以在间性思维中失去意义。
间性思维主张用主体间的关系取代主客之间的关系，用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用直接关系取代间接关系，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因此，后殖民主义者进一步提出，突破文化殖民二元对立问题需要实现文化之间的平等、互通与杂交，消解传统的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建构间性思维范式的思想。在反文化霸权过程中，需要以交互理论重建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主体性，从二分思维走向间性思维，以构建平衡的文化生态。
然而，后殖民主义对以主体间性为前提的文化杂交的青睐似乎有点“普天同乐”“四海之内皆兄弟”味道，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赛义德等人的观点中，也存在着东方必须主动进行杂交、西方配合、东方西方平等分配资源等过于乌托邦的设计。真正的主体间性在文化政治场域中并不存在，不可能实现平等意义上的杂交、互通与交往。
殖民统治从来就不单是军事占领，有学者认为：“殖民主义体系的运作，首先是外在的宰制，即军事侵略造成的征服与割地，但在完成征服以后，要完成全面稳定的宰制，必须要制造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种仰赖情结。这个仰赖情结，包括了经济、技术的仰赖和文化的仰赖，亦即所谓经济和文化的附庸。”世纪初，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则率先从文化殖民开始，并一直持续至它战败。如果没有文化殖民的配合，政治、经济的控制难以实现，“控制一个民族的文化，就等于控制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建立关系时确立自己之身份工具”
二、中日“同宗同源”文化关联的叙事假象
后殖民主义认为，反对文化霸权不能完全消解主体性，需要超越二分思维重建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主体性。在间性思维中，没有主客对立，主张接纳他者、客体，把他者、客体当成与自我平等的“伙伴”，不再有高人一等的盛气凌人。间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关联性的思维，“之所以要关联他者、倾听他者、接纳他者，是因为不存在孤立的自我”。后殖民主义者认为，这种关联性可以体现为文化的“杂交性”。 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中，殖民者也以间性思维关注到文化的主客关系，推出“大东亚共荣”“日满一家亲”“同宗同源”等文化关联的理念。甲午战争后，日本要确定其在东亚的“实体”地位。按照日本的价值取向，该实体能为东亚社会成员创造一个“共享的社会文化”，东亚不应该存在“各种取向的文化分析者”，而只应该存在单一的大和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指那种能够引起对方反响的关联，也就是说，双方都在指向能够引发对方注意的东西。文化间的关联双方都在引发对方，都在聚焦对方能够引起自己兴奋的点，都在发生变异，都在吸收对方的营养，从而使各自的文化都得以成长和完善”。而从日系报纸的新闻叙事来看，尽管殖民者努力拉近与我国东北的关系，刻意打造间性主体，但实际上仍是以主客二分的主体主义为依据，并非真正的间性主体。
中日“同宗同源”关系的确立可以重塑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打着“共荣”的旗号瓦解民族独立意识，使得东北民众没有反抗的理由，顺理成章地接受殖民统治。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3月1日。为宣传推广伪满洲国的成立，确立其合法性，大连的《泰东日报》（1908年创刊，“九一八”之后成为侵略者的舆论工具）曾发文阐释伪满洲国“大同”国号的来历：
闻满蒙新国家之国号所以决定为“大同”之理由，乃依据易经上有“天下大同”一句，系于治利、完全发达之下树立一新国家之意味也，又考之于日本天智天皇即为之诏书中亦有“天下乃大同，非彼我之物”之句，故“大同”含有极深蕴之意义也。（《国号采取大同之深意》1932年2月25日）
日本历史上，平城天皇和嵯峨天皇曾使用过“大同”这一年号（806—810年），文章阐明“大同”一词出自《易经》和日本天智天皇，既包含有中国文化元素，也有日本历史渊源。这一解释首先模糊了我国《易经》和天智天皇的国别差异，构筑了中日同源、一脉相承的文化背景。
媒介建构的他者
（东北人民）身份与殖民者之间的文化关联符合间性思维的融合特征，但以哪一种文化为主体文化呢？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艾贾兹·阿赫默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提出，谈论杂交首先必须弄清楚谁在杂交谁？杂交的主体是谁？谁有权杂交？在不平等的格局下，如果没有厘清这些更重要的问题奢谈杂交，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为西方借杂交之名推行殖民侵略提供了合理的托词，对作为弱势方的东方社会并没有什么好处。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杂交性”忽视或掩盖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看一下《大北新报》的宣传可以清晰阿赫默德的发问。
《大北新报》1922年10月1日创刊于哈尔滨，系《盛京时报》子报。为伪满洲国统治宣传造势，《大北新报》设置“心理改造”专栏，推出“安定人心，统一思想”特别宣传周栏目，主要内容是6条简明扼要的标语：
1.满洲国是世界的理想乐园;
1.共产党、国民党、军阀、匪贼是王道满洲国的害虫;
1.打开东亚难局全赖满日真正合作;
1.反动分子是妨碍我们生业的盗贼，大家要一致起来扑灭他;
1.国民欲享安居之福必须彻底剪灭匪贼;
1.剿除匪患安辑流亡建设新国是我们国民共负的责任。（《大北新报》1932年6月25日）
其中，新闻叙事的主体“我们”包含殖民者和被殖民的东北民众，通过包含关系将对立的殖民、被殖民关系变成合二为一的“自我”，即间性思维中形成的双主体共在。但此共在并非彼共在，并不是后殖民主义者倡导的平等杂交、互助，而是一厢情愿的心理攻势。新闻叙事混淆视听，此“他者”才是与被殖民者真正的共在。“王道”的为政思想出自孟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统治者为政的最高境界，即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殖民者迎合我国民众的传统文化心理，以中国传统的“王道主义”作为伪满建国的宣传理念，以中国人民传统思想中对安定、和平的追求作为剪灭“害虫”的“理想乐园”，构建日本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满洲幸福的友邦形象。然而，此“王道”非彼“王道”，是按照殖民者需要杂交的“王道”。“心理改造”针对普遍的民众反满抗日情绪，为维护伪满洲国秩序，改造重塑东北民众的文化心理，按照殖民者意愿确定他者（东北）形象，与平等的文化融合相去甚远。
日本侵略者强调“大东亚共荣”“日满一家亲”，既然是“一家人”“共榮”，那么建立满洲国的意义必然是推翻，原有政治统治，扶助民众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对此，《满洲日日新闻》的报道基本延续了“九一八事变”的“救赎”模式，主张日本扶持伪满洲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将侵略说成是拯救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原来，满蒙的政权不考虑民生的利益，而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百姓苦不堪言。现在有幸消灭此道，三千万满洲民众得以摆脱其桎楼……三千万民众要自己书写历史，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实行适合自己的政治体质，那么就与中华民国脱离开来，不再受其烦恼的影响。”（《满洲日日新闻》1932年3月11日）
“与中华民国脱离开来”是因为“满日一家亲”，伪满洲国的建立宗旨是帮助“三千万满州民众得以摆脱其桎梏”，“实行适合自己的政治体质”。这一段百余字中出现4处“自己”一词，有3处是站在民众的视角表达“消灭此道”的诉求，煽动独立自主、脱离中华民国的情绪，最终走上殖民者设计的路线，即“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所谓“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暗指由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国体制，间接塑造了其“救赎”东北的形象。具有“救赎”能力本身印证了日本自我的“优等生”定位，这一定位正是其殖民统治的思想基础，与对我国东北“落后”“愚昧”的定位构成鲜明对立的主客二分关系，这恰是后殖民主义深恶痛绝的。
三、从语言入手的文化“启蒙”叙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呈现，福柯“话语就是一种权力”的观点明确了语言约束、限制了文化创作及其传递的特点。如果要实现一种文化融人另一种文化或者取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首先就需要有能够接受新文化的载体，也就是说，要让文化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能够准确有效地传达到受众，并为之所接受。另外，以本土语言创办报刊是实现高效传播的理想工具，但需要在创办人、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慎重选择，严格把关，而以宗主国语言进行传播，则会囿于语言隔阂，令信息传达受阻。为此，日本殖民者利用大众媒介在东北大力推广日语、协和语的学习。 “国语势力的发展意味着民族势力的扩张，只有将来在满蒙地区确立了日本文化和语言的地位，满蒙民族的融合才可期待，即满蒙两民族直接通过日语引进日本思想和文化，满蒙新国家的成立才具有意义”。为了实现文化殖民扫除语言障碍是第一要务。在学校教育方面，伪满初级教育中，从小学3学年起开设日语课，到了中学（国高）阶段，日语教学每周教学时数比同为“国语”的满语（汉语）高出1倍。大量的日语课程急需大批的日语教师，《大北新报》曾报道《江省研究日语热，选拔小学教员专攻日语》：
“因对于新国家认识渐深，齐齐哈尔市对日语研究颇热。黑龙江省政府此次由小学教员中暂选拔百余名，决于二年间专攻日语及儿童教育。”（1932年7月5日）
伪满政府在重视日语课堂教育的同时，还极力推进日语的业余学习。当时伪满全境有2467所民众学校，附设于小学或民众教育馆内，依其教师或职员兼任教师，对于男女老幼失学者选择闲暇时间教授国语算数简易之技能及日本语，免收学费，每日多于夜间授课2小时，每星期12小时以3个月6个月或一年为期限。到1934年12月为止，总计有61953人人学。除此之外，日文报纸也积极配合伪满洲地区推广日语及日本文化的启蒙工作，例如，报纸上的大部分日文汉字都使用日语平假名标注，以示日文读音，成为辅助语言学习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实现永久统治中国的目的，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关东军于1939年12月制定了满洲移民政策的“最高法典”一《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要求日本开拓团要融合原住民，按照伪满洲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建立包括原住民村庄在内的“混成村”，使开拓团“同化”“融合本地居民”。这些日本移民充当着二级传播中的舆论领袖，很好地解决了语言障碍的问题。
二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从大众媒介到受众，首先从大众媒介传播到舆论领袖，然后从舆论领袖再传到社会公众那里。接受了日文报纸承载的各种文化信息的日本移民率先被本国文化濡染，然后在与东北人民一起生活的过程中，有意无地将相应内容传播出去。二级传播论认为，人际传播比大众传播在信息渗透、态度改变上更加有效，因为二级传播模式中的第二级传播属于人际传播，也就是说，在东北的大量日本移民构成了意见领袖群体，利用他们展开的文化传播效果应该更为明显，文化信息更容易被东北民众所接受，东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1906—1945年）曾刊载图片新闻“向原住民展示日本人偶玩具”（1944年3月28日）。图片中身着和服的日本女孩正拿着同样身着和服的玩偶娃娃，亲切地和身边的四个中国女孩交流，中国女孩则面露好奇之色，兴趣盎然。这张意味着大东亚文化共荣的照片即是开拓团同化、融人本地居民生活的二级传播过程再现。新奇的玩偶构成一种强势的文化“启蒙”，即便“接纳他者”的过程也是以日本为主体对他者的文化渗透，并没有中日文化平等交流的叙事。“启蒙则把一致、意义和生活统统归结为主体性，而主体性也恰恰只有在上述过程中才开始构成”。日本殖民主义话语中，“自我”作为“优等生”是启蒙的主体，落后的“他者”则是被启蒙对象，在启蒙过程中其主体性得到彰显。
四、新闻叙事的本质：自我的主体性身份构建
视自我主体为文化霸权的逻辑起点，由此既可看到文化霸权的主体性根源，又可看到文化霸权的主体性表现。主体性身份的建构在文化殖民中媒介是最好的帮凶。赛义德说：“把’他们的’国家和秩序与’我们’的国家和秩序分开的习惯，滋生出一种积累更多’他们’的苛刻的政治统治，以对’他们’进行统治、研究与管辖”。此处“我们”是叙事者，也是殖民者在文化殖民理论指导下确立的身份，即主客二分关系中确立的与“他们”对立的存在。这种存在需要身份的“掩护”。即便是关于“他者”的叙事殖民统治者也以“自我”为中心，对“他者”的塑造是出自“自我”主体性视角的幻想。
（一）“受害者”“自卫者”身份叙事
新闻叙事学里“话语”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字词和句子应用的分析，并以此解构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新闻叙事学中的“叙述”是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者过程，是隐藏在叙述者话语中的独特叙事角度的创造性动作。新闻工作者可以凭借種种的语言技巧，既使自己的新闻话语坚持了客观报道的原则，又巧妙地隐含了自己的主观倾向和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栖身和抗争的场所，决定了话语产物和话语形式的文化在维系霸权方面的重要作用。
“18日午后10时，狂暴的支那官民炸坏北大营西北侧距奉天附属地以北一里（五百米）处的满铁铁路，我守备队士兵被攻击。于是关东军司令部依据条例命令军队直接出击。独立守备队第二中队攻击了北大营。”
“正如这次事件，支那方面破坏了日本的铁路。加之，袭击守备队之事，日本军对此防止而用兵之事表明日本可以不接受规约的束缚。”（《满洲日日新闻》1931年9月23日）
这一则关于“九一八”的新闻报道在建构新闻事实的时候，暗含了因果关系，即“关东军司令部依据条例命令军队直接出击”的原因是“狂暴的支那官民炸坏北大营西北侧距奉天附属地以北一里（五百米）处的满铁铁路”“袭击守备队之事”。暗示“支那官民”“狂暴”“破坏铁路”，日方迫不得已且依据条例“出击”，将“自我”塑造成一个“自卫者”“受害者”形象。与其相似的还有发生于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的报道《便衣队爆炸张作霖专车，重要人物受伤不少》：
“昨由京开驶张作霖氏所乘特别列车，比及本日（四日）午前六时驶至纺纱厂北方，遂被便衣队投掷炸弹……现在午前七时半，该地方尚有便衣队二三人横地呻吟，被卫队反击伤害。不能逃走者查彼等均为南方人，则其系南军侧预先阴谋，绝无疑义。”（《盛京时报》1928年6月5日）
这则消息称张作霖是被蒋介石派来的“南军便衣队炸死的”，被日方“卫队反击伤害”，而且“绝无疑义”。实际上，所谓的“南军便衣队”是日军给几个在南满铁路做工的中国人套上了便衣队的服装冒充而成，却嫁祸于“南军”，把自己的“卫队”粉饰成缉拿凶犯的有功之臣。此后，又以铁路受损、存在安全隐患、保护日本侨民等为由塑造自我的受害者形象，借机增兵沈阳。 （二）“爱国者”“奉献者”身份叙事
日本殖民者的身份在东北成为话语主体，在不断认定自己的主体性过程中不断扩张主体权力。面对侵略战争除了“自卫者”“受害者”的“正当理由”，日系报纸还进一步塑造了殖民者的“爱国者”“奉献者”身份。
日本主流文化中“家族国家”观念和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家族国家观是一种伦理观念，它把政治权力与家族父子关系等同起来，天皇作为总家长对国民实施家长制的统治，因此，国民要绝对效忠于天皇。在大正睦仁天皇生病期间《满洲日日新闻》曾辟专栏登载他的脉搏、体温、呼吸等详细信息，每两小时记录一次，如：
6时：体温37.6，脉搏114，呼吸24;
8时：体温37.6，脉搏112，呼吸22。（1926年12月24日）
日本民众对于侵略战争的执着，以及总体战思想的深入人心都源于天皇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尊崇被延展至殖民地，天皇的威仪覆盖我国东北。彼时虽然尚未建立伪满洲国，但已经文化先行，大肆宣传日本文化。比如，将开拓民住的村庄称作“皇村”，将军队称作“皇军”，开拓团使用的铁锹也被称为“圣锹”等，为天皇而战、为国尽忠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北新报》1932年7月5日报道了日本国民在东京火车站欢迎国际联合调查团的消息，报道中将“满蒙权益”说成是“父兄以血肉换来的权益”，舆论导向战争的正义属性，煽动国民的家国情怀和参战热情。这则新闻标题“必死守满蒙之权益，英美必由中国撒手”是当天民众打出的标语内容。这些符号传递给东北民众的是日本当局在满蒙理所当然的“正当”权益，以及日本国民为家国利益而战的誓死决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日系报纸紧跟战争宣传需要，频传“捷报”“鼓舞斗志”。《盛京时报》的通讯《奇迹生还的一位勇士闻大场镇捷报而哭泣他一愤恨着病躯不能赴前敌》中的勇士是东京银座老铺丸见屋的少主人山本武君，作为媒体塑造的将士楷模，他认为自已是“为国家而杀国家的敌人”。报效国家是当时战争动员的主旋律。
日本民众被战争拉进了“舍小家为国家”的道德境界，但日本人家庭观念很强，为让在伪满洲国效忠的日本士兵和移民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文化和温暖家庭的归属感，各大报纸都开设与家庭相关版面，其内容主要涉及身体保健、教育孩子、布置庭院、插花、做饭、缝制衣服、郊游、化妆等方面，如《满洲日日新闻》家庭版的“空袭情况下的孩子保护”专题就告诉妈妈们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应该如何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1944年3月24日）。家庭给人以温暖和安全感，同时也担负着战争期间为国家提供战争补给和保障的责任。这种文化的传播对于效忠天皇的日本人既可以滿足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需要，也能麻痹他们的认识，安心奉献。而对于东北民众来说，既可以通过这些輿论领袖潜移默化中接受日本的家国文化观念，又可以接受侵略战争即“为国而战”的合理性观念，顺理成章地接受被殖民的统治。
日本殖民主义者以“主体间性”为哲学依据，创造和阐释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殖民现代性的殖民话语体系：中国并不是“他者”，而是“自我”的一部分，中日文化紧密相连，对中国的扩张并不意味着侵略，而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救赎”和“启蒙”。所谓“救赎”和“启蒙”源于自我主体的优势感，以自我为中心，将自我以外的一切都视作被启蒙的他者和对象化的客体，主体中心主义在启蒙过程中迅速张扬。后殖民主义文化杂交、间性思维的纰漏也证明本质上的平等对话在政治文化领域是不存在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文化殖民不存在“有限”“有益”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彻底的侵略。
[参考文献]
[1]王荔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共在的“主体间性”反思[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9）.
[2]张其学.文化殖民的主体性反思——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美]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英]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
[7]谷胜军.《满洲日日新闻》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8][日]保科孝一.国語教育衣語百[M].东京：育英书院，1932.
[9][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张其学，姜海龙主体性的式微与文化霸权的解构[J].学术研究，2010（3）.
[11][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9.
[12]蔡之国.新闻叙事学研究框架的构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日系报纸;主体间性;文化殖民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115—05
后殖民主义认为，主体性是文化殖民的罪魁祸首，而“主体间性”概念的出现是为了实现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保护不可能消失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将他者主体化，在主体交互的视域融合中建构另一个主体化的他者，将外在的他人自然平等地纳人到主体的行列里，避免了人类自我主体性的恶性发作中。据此，后殖民主义者提出通过间性思维建构文化“杂交”的策略，以解决东方主义的文化霸权、文化殖民问题。我国东北沦陷期间，日本殖民统治者以“笔部队”先行，在华日本人大肆办报办刊，极力发展传播自己声音的报纸，建立起《康德新闻》《满洲日日新闻》《满洲新闻》三大新闻社，创办230多种日系报刊。目前，国内外对日系报纸作用有三种不同的认知：一是“侵略工具论”;二是作用“有限论”;三是对东北现代化的“推动论”，即国际上乃至中国国内还有极少数人出于各种目的制造和散布日本殖民“有功”的论调，提出侵略并不存在，反而促进了中日文化融合、共同繁荣的观点。这一观点可以在主体间性理论中找到哲学依据。
一、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建构：文化杂交与主体间性
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主義，以赛义德《东方学》出版为标志，认为东方主义对世界进行的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划分中，一方总是要控制、遏制另一方，对另一方行使权力。主客二分体系中“自我主体”身份的确立是文化霸权与主体性关系中的核心，“是要竭力提升主体在世界中的地位，毫无节制地凸显主体的优先权和至高无上性，从而为主体统治、控制、占有世界提供内在根据”，赛义德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就是基于对东方主义“主客二元对立”哲学思想的解构。
后殖民主义者不仅解构，而且还努力建构。他们反对主体主义的二元论、本质主义，解构东方主义，以及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为达到反对文化霸权的目的，希望通过“间性思维”建构文化的“杂交性”改变、取消或是修正二元对立关系的设定。后殖民主义者立足于多元文化的立场，认为文化“杂交”是破解东方主义，解除文化上不平等的一种不错手段。在赛义德看来，文化的“杂交性”是解构文化霸权必须建立的一种关联，“忽视或低估西方人与东方人历史的重叠之处，忽视或低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通过附和或对立的地理、叙述或历史，在文化领域中并存或争斗的互相依赖性，就等于忽视了过去一个世纪世界的核心问题”。一切文化都是混杂的、杂交的，各种文化因素互相纠结，构成他所说的“重叠的领域、交织的历史”。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赛义德对在相互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上，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实现和解持相当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要实现这一和解，西方必须同意平等地分配世界资源，勇敢地面对过去自己在海外卷人的历史。为打通各民族文化间的藩篱，实现文化的共荣共生、平等对话，赛义德还设计了一个没有中心与边缘、没有权威、不存在任何特权的多元空间，这个文化多元空间不是“一个交响乐”，而是“一个无调的合奏”。
哈贝马斯的“交往实践”理论进一步提出差异性多元文化交融共处的主体间性思维。所谓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是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主体性的积极扬弃。主体间性认为，主客之间不是主体征服、塑造客体，而是自我主体（自我）与对象主体（他者）的交互活动。主体间性涉及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即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关系。传统的对立范畴如支配与从属、原因与结果、本原与派生、主动与被动、实体与属性等等都可以在间性思维中失去意义。
间性思维主张用主体间的关系取代主客之间的关系，用交互原则取代主从原则，用直接关系取代间接关系，主体间性即交互主体性。因此，后殖民主义者进一步提出，突破文化殖民二元对立问题需要实现文化之间的平等、互通与杂交，消解传统的主客二分意义上的主体性，建构间性思维范式的思想。在反文化霸权过程中，需要以交互理论重建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主体性，从二分思维走向间性思维，以构建平衡的文化生态。
然而，后殖民主义对以主体间性为前提的文化杂交的青睐似乎有点“普天同乐”“四海之内皆兄弟”味道，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赛义德等人的观点中，也存在着东方必须主动进行杂交、西方配合、东方西方平等分配资源等过于乌托邦的设计。真正的主体间性在文化政治场域中并不存在，不可能实现平等意义上的杂交、互通与交往。
殖民统治从来就不单是军事占领，有学者认为：“殖民主义体系的运作，首先是外在的宰制，即军事侵略造成的征服与割地，但在完成征服以后，要完成全面稳定的宰制，必须要制造殖民地原住民的一种仰赖情结。这个仰赖情结，包括了经济、技术的仰赖和文化的仰赖，亦即所谓经济和文化的附庸。”世纪初，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则率先从文化殖民开始，并一直持续至它战败。如果没有文化殖民的配合，政治、经济的控制难以实现，“控制一个民族的文化，就等于控制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建立关系时确立自己之身份工具”
二、中日“同宗同源”文化关联的叙事假象
后殖民主义认为，反对文化霸权不能完全消解主体性，需要超越二分思维重建主体间性意义上的主体性。在间性思维中，没有主客对立，主张接纳他者、客体，把他者、客体当成与自我平等的“伙伴”，不再有高人一等的盛气凌人。间性思维是一种具有关联性的思维，“之所以要关联他者、倾听他者、接纳他者，是因为不存在孤立的自我”。后殖民主义者认为，这种关联性可以体现为文化的“杂交性”。 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中，殖民者也以间性思维关注到文化的主客关系，推出“大东亚共荣”“日满一家亲”“同宗同源”等文化关联的理念。甲午战争后，日本要确定其在东亚的“实体”地位。按照日本的价值取向，该实体能为东亚社会成员创造一个“共享的社会文化”，东亚不应该存在“各种取向的文化分析者”，而只应该存在单一的大和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指那种能够引起对方反响的关联，也就是说，双方都在指向能够引发对方注意的东西。文化间的关联双方都在引发对方，都在聚焦对方能够引起自己兴奋的点，都在发生变异，都在吸收对方的营养，从而使各自的文化都得以成长和完善”。而从日系报纸的新闻叙事来看，尽管殖民者努力拉近与我国东北的关系，刻意打造间性主体，但实际上仍是以主客二分的主体主义为依据，并非真正的间性主体。
中日“同宗同源”关系的确立可以重塑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打着“共荣”的旗号瓦解民族独立意识，使得东北民众没有反抗的理由，顺理成章地接受殖民统治。伪满洲国成立于1932年3月1日。为宣传推广伪满洲国的成立，确立其合法性，大连的《泰东日报》（1908年创刊，“九一八”之后成为侵略者的舆论工具）曾发文阐释伪满洲国“大同”国号的来历：
闻满蒙新国家之国号所以决定为“大同”之理由，乃依据易经上有“天下大同”一句，系于治利、完全发达之下树立一新国家之意味也，又考之于日本天智天皇即为之诏书中亦有“天下乃大同，非彼我之物”之句，故“大同”含有极深蕴之意义也。（《国号采取大同之深意》1932年2月25日）
日本历史上，平城天皇和嵯峨天皇曾使用过“大同”这一年号（806—810年），文章阐明“大同”一词出自《易经》和日本天智天皇，既包含有中国文化元素，也有日本历史渊源。这一解释首先模糊了我国《易经》和天智天皇的国别差异，构筑了中日同源、一脉相承的文化背景。
媒介建构的他者
（东北人民）身份与殖民者之间的文化关联符合间性思维的融合特征，但以哪一种文化为主体文化呢？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艾贾兹·阿赫默德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提出，谈论杂交首先必须弄清楚谁在杂交谁？杂交的主体是谁？谁有权杂交？在不平等的格局下，如果没有厘清这些更重要的问题奢谈杂交，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为西方借杂交之名推行殖民侵略提供了合理的托词，对作为弱势方的东方社会并没有什么好处。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杂交性”忽视或掩盖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看一下《大北新报》的宣传可以清晰阿赫默德的发问。
《大北新报》1922年10月1日创刊于哈尔滨，系《盛京时报》子报。为伪满洲国统治宣传造势，《大北新报》设置“心理改造”专栏，推出“安定人心，统一思想”特别宣传周栏目，主要内容是6条简明扼要的标语：
1.满洲国是世界的理想乐园;
1.共产党、国民党、军阀、匪贼是王道满洲国的害虫;
1.打开东亚难局全赖满日真正合作;
1.反动分子是妨碍我们生业的盗贼，大家要一致起来扑灭他;
1.国民欲享安居之福必须彻底剪灭匪贼;
1.剿除匪患安辑流亡建设新国是我们国民共负的责任。（《大北新报》1932年6月25日）
其中，新闻叙事的主体“我们”包含殖民者和被殖民的东北民众，通过包含关系将对立的殖民、被殖民关系变成合二为一的“自我”，即间性思维中形成的双主体共在。但此共在并非彼共在，并不是后殖民主义者倡导的平等杂交、互助，而是一厢情愿的心理攻势。新闻叙事混淆视听，此“他者”才是与被殖民者真正的共在。“王道”的为政思想出自孟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统治者为政的最高境界，即君主以仁义治天下，以德政安抚臣民的统治方法。殖民者迎合我国民众的传统文化心理，以中国传统的“王道主义”作为伪满建国的宣传理念，以中国人民传统思想中对安定、和平的追求作为剪灭“害虫”的“理想乐园”，构建日本人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满洲幸福的友邦形象。然而，此“王道”非彼“王道”，是按照殖民者需要杂交的“王道”。“心理改造”针对普遍的民众反满抗日情绪，为维护伪满洲国秩序，改造重塑东北民众的文化心理，按照殖民者意愿确定他者（东北）形象，与平等的文化融合相去甚远。
日本侵略者强调“大东亚共荣”“日满一家亲”，既然是“一家人”“共榮”，那么建立满洲国的意义必然是推翻，原有政治统治，扶助民众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对此，《满洲日日新闻》的报道基本延续了“九一八事变”的“救赎”模式，主张日本扶持伪满洲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将侵略说成是拯救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原来，满蒙的政权不考虑民生的利益，而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百姓苦不堪言。现在有幸消灭此道，三千万满洲民众得以摆脱其桎楼……三千万民众要自己书写历史，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实行适合自己的政治体质，那么就与中华民国脱离开来，不再受其烦恼的影响。”（《满洲日日新闻》1932年3月11日）
“与中华民国脱离开来”是因为“满日一家亲”，伪满洲国的建立宗旨是帮助“三千万满州民众得以摆脱其桎梏”，“实行适合自己的政治体质”。这一段百余字中出现4处“自己”一词，有3处是站在民众的视角表达“消灭此道”的诉求，煽动独立自主、脱离中华民国的情绪，最终走上殖民者设计的路线，即“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所谓“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暗指由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国体制，间接塑造了其“救赎”东北的形象。具有“救赎”能力本身印证了日本自我的“优等生”定位，这一定位正是其殖民统治的思想基础，与对我国东北“落后”“愚昧”的定位构成鲜明对立的主客二分关系，这恰是后殖民主义深恶痛绝的。
三、从语言入手的文化“启蒙”叙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呈现，福柯“话语就是一种权力”的观点明确了语言约束、限制了文化创作及其传递的特点。如果要实现一种文化融人另一种文化或者取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首先就需要有能够接受新文化的载体，也就是说，要让文化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能够准确有效地传达到受众，并为之所接受。另外，以本土语言创办报刊是实现高效传播的理想工具，但需要在创办人、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慎重选择，严格把关，而以宗主国语言进行传播，则会囿于语言隔阂，令信息传达受阻。为此，日本殖民者利用大众媒介在东北大力推广日语、协和语的学习。 “国语势力的发展意味着民族势力的扩张，只有将来在满蒙地区确立了日本文化和语言的地位，满蒙民族的融合才可期待，即满蒙两民族直接通过日语引进日本思想和文化，满蒙新国家的成立才具有意义”。为了实现文化殖民扫除语言障碍是第一要务。在学校教育方面，伪满初级教育中，从小学3学年起开设日语课，到了中学（国高）阶段，日语教学每周教学时数比同为“国语”的满语（汉语）高出1倍。大量的日语课程急需大批的日语教师，《大北新报》曾报道《江省研究日语热，选拔小学教员专攻日语》：
“因对于新国家认识渐深，齐齐哈尔市对日语研究颇热。黑龙江省政府此次由小学教员中暂选拔百余名，决于二年间专攻日语及儿童教育。”（1932年7月5日）
伪满政府在重视日语课堂教育的同时，还极力推进日语的业余学习。当时伪满全境有2467所民众学校，附设于小学或民众教育馆内，依其教师或职员兼任教师，对于男女老幼失学者选择闲暇时间教授国语算数简易之技能及日本语，免收学费，每日多于夜间授课2小时，每星期12小时以3个月6个月或一年为期限。到1934年12月为止，总计有61953人人学。除此之外，日文报纸也积极配合伪满洲地区推广日语及日本文化的启蒙工作，例如，报纸上的大部分日文汉字都使用日语平假名标注，以示日文读音，成为辅助语言学习的工具。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实现永久统治中国的目的，日本政府制定了“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关东军于1939年12月制定了满洲移民政策的“最高法典”一《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要求日本开拓团要融合原住民，按照伪满洲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建立包括原住民村庄在内的“混成村”，使开拓团“同化”“融合本地居民”。这些日本移民充当着二级传播中的舆论领袖，很好地解决了语言障碍的问题。
二级传播理论认为，信息从大众媒介到受众，首先从大众媒介传播到舆论领袖，然后从舆论领袖再传到社会公众那里。接受了日文报纸承载的各种文化信息的日本移民率先被本国文化濡染，然后在与东北人民一起生活的过程中，有意无地将相应内容传播出去。二级传播论认为，人际传播比大众传播在信息渗透、态度改变上更加有效，因为二级传播模式中的第二级传播属于人际传播，也就是说，在东北的大量日本移民构成了意见领袖群体，利用他们展开的文化传播效果应该更为明显，文化信息更容易被东北民众所接受，东北地区影响力最大的日文报纸《满洲日日新闻》（1906—1945年）曾刊载图片新闻“向原住民展示日本人偶玩具”（1944年3月28日）。图片中身着和服的日本女孩正拿着同样身着和服的玩偶娃娃，亲切地和身边的四个中国女孩交流，中国女孩则面露好奇之色，兴趣盎然。这张意味着大东亚文化共荣的照片即是开拓团同化、融人本地居民生活的二级传播过程再现。新奇的玩偶构成一种强势的文化“启蒙”，即便“接纳他者”的过程也是以日本为主体对他者的文化渗透，并没有中日文化平等交流的叙事。“启蒙则把一致、意义和生活统统归结为主体性，而主体性也恰恰只有在上述过程中才开始构成”。日本殖民主义话语中，“自我”作为“优等生”是启蒙的主体，落后的“他者”则是被启蒙对象，在启蒙过程中其主体性得到彰显。
四、新闻叙事的本质：自我的主体性身份构建
视自我主体为文化霸权的逻辑起点，由此既可看到文化霸权的主体性根源，又可看到文化霸权的主体性表现。主体性身份的建构在文化殖民中媒介是最好的帮凶。赛义德说：“把’他们的’国家和秩序与’我们’的国家和秩序分开的习惯，滋生出一种积累更多’他们’的苛刻的政治统治，以对’他们’进行统治、研究与管辖”。此处“我们”是叙事者，也是殖民者在文化殖民理论指导下确立的身份，即主客二分关系中确立的与“他们”对立的存在。这种存在需要身份的“掩护”。即便是关于“他者”的叙事殖民统治者也以“自我”为中心，对“他者”的塑造是出自“自我”主体性视角的幻想。
（一）“受害者”“自卫者”身份叙事
新闻叙事学里“话语”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字词和句子应用的分析，并以此解构貌似客观公正的新闻话语背后隐匿的意识形态;新闻叙事学中的“叙述”是产生话语的行为或者过程，是隐藏在叙述者话语中的独特叙事角度的创造性动作。新闻工作者可以凭借種种的语言技巧，既使自己的新闻话语坚持了客观报道的原则，又巧妙地隐含了自己的主观倾向和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栖身和抗争的场所，决定了话语产物和话语形式的文化在维系霸权方面的重要作用。
“18日午后10时，狂暴的支那官民炸坏北大营西北侧距奉天附属地以北一里（五百米）处的满铁铁路，我守备队士兵被攻击。于是关东军司令部依据条例命令军队直接出击。独立守备队第二中队攻击了北大营。”
“正如这次事件，支那方面破坏了日本的铁路。加之，袭击守备队之事，日本军对此防止而用兵之事表明日本可以不接受规约的束缚。”（《满洲日日新闻》1931年9月23日）
这一则关于“九一八”的新闻报道在建构新闻事实的时候，暗含了因果关系，即“关东军司令部依据条例命令军队直接出击”的原因是“狂暴的支那官民炸坏北大营西北侧距奉天附属地以北一里（五百米）处的满铁铁路”“袭击守备队之事”。暗示“支那官民”“狂暴”“破坏铁路”，日方迫不得已且依据条例“出击”，将“自我”塑造成一个“自卫者”“受害者”形象。与其相似的还有发生于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的报道《便衣队爆炸张作霖专车，重要人物受伤不少》：
“昨由京开驶张作霖氏所乘特别列车，比及本日（四日）午前六时驶至纺纱厂北方，遂被便衣队投掷炸弹……现在午前七时半，该地方尚有便衣队二三人横地呻吟，被卫队反击伤害。不能逃走者查彼等均为南方人，则其系南军侧预先阴谋，绝无疑义。”（《盛京时报》1928年6月5日）
这则消息称张作霖是被蒋介石派来的“南军便衣队炸死的”，被日方“卫队反击伤害”，而且“绝无疑义”。实际上，所谓的“南军便衣队”是日军给几个在南满铁路做工的中国人套上了便衣队的服装冒充而成，却嫁祸于“南军”，把自己的“卫队”粉饰成缉拿凶犯的有功之臣。此后，又以铁路受损、存在安全隐患、保护日本侨民等为由塑造自我的受害者形象，借机增兵沈阳。 （二）“爱国者”“奉献者”身份叙事
日本殖民者的身份在东北成为话语主体，在不断认定自己的主体性过程中不断扩张主体权力。面对侵略战争除了“自卫者”“受害者”的“正当理由”，日系报纸还进一步塑造了殖民者的“爱国者”“奉献者”身份。
日本主流文化中“家族国家”观念和忠君思想根深蒂固。家族国家观是一种伦理观念，它把政治权力与家族父子关系等同起来，天皇作为总家长对国民实施家长制的统治，因此，国民要绝对效忠于天皇。在大正睦仁天皇生病期间《满洲日日新闻》曾辟专栏登载他的脉搏、体温、呼吸等详细信息，每两小时记录一次，如：
6时：体温37.6，脉搏114，呼吸24;
8时：体温37.6，脉搏112，呼吸22。（1926年12月24日）
日本民众对于侵略战争的执着，以及总体战思想的深入人心都源于天皇专制体制的意识形态。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尊崇被延展至殖民地，天皇的威仪覆盖我国东北。彼时虽然尚未建立伪满洲国，但已经文化先行，大肆宣传日本文化。比如，将开拓民住的村庄称作“皇村”，将军队称作“皇军”，开拓团使用的铁锹也被称为“圣锹”等，为天皇而战、为国尽忠的理念深入人心。《大北新报》1932年7月5日报道了日本国民在东京火车站欢迎国际联合调查团的消息，报道中将“满蒙权益”说成是“父兄以血肉换来的权益”，舆论导向战争的正义属性，煽动国民的家国情怀和参战热情。这则新闻标题“必死守满蒙之权益，英美必由中国撒手”是当天民众打出的标语内容。这些符号传递给东北民众的是日本当局在满蒙理所当然的“正当”权益，以及日本国民为家国利益而战的誓死决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日系报纸紧跟战争宣传需要，频传“捷报”“鼓舞斗志”。《盛京时报》的通讯《奇迹生还的一位勇士闻大场镇捷报而哭泣他一愤恨着病躯不能赴前敌》中的勇士是东京银座老铺丸见屋的少主人山本武君，作为媒体塑造的将士楷模，他认为自已是“为国家而杀国家的敌人”。报效国家是当时战争动员的主旋律。
日本民众被战争拉进了“舍小家为国家”的道德境界，但日本人家庭观念很强，为让在伪满洲国效忠的日本士兵和移民感受到浓郁的民族文化和温暖家庭的归属感，各大报纸都开设与家庭相关版面，其内容主要涉及身体保健、教育孩子、布置庭院、插花、做饭、缝制衣服、郊游、化妆等方面，如《满洲日日新闻》家庭版的“空袭情况下的孩子保护”专题就告诉妈妈们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应该如何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安全（1944年3月24日）。家庭给人以温暖和安全感，同时也担负着战争期间为国家提供战争补给和保障的责任。这种文化的传播对于效忠天皇的日本人既可以滿足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需要，也能麻痹他们的认识，安心奉献。而对于东北民众来说，既可以通过这些輿论领袖潜移默化中接受日本的家国文化观念，又可以接受侵略战争即“为国而战”的合理性观念，顺理成章地接受被殖民的统治。
日本殖民主义者以“主体间性”为哲学依据，创造和阐释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殖民现代性的殖民话语体系：中国并不是“他者”，而是“自我”的一部分，中日文化紧密相连，对中国的扩张并不意味着侵略，而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救赎”和“启蒙”。所谓“救赎”和“启蒙”源于自我主体的优势感，以自我为中心，将自我以外的一切都视作被启蒙的他者和对象化的客体，主体中心主义在启蒙过程中迅速张扬。后殖民主义文化杂交、间性思维的纰漏也证明本质上的平等对话在政治文化领域是不存在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文化殖民不存在“有限”“有益”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彻底的侵略。
[参考文献]
[1]王荔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共在的“主体间性”反思[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9）.
[2]张其学.文化殖民的主体性反思——对文化殖民主义的批判[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3][美]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英]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5]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
[7]谷胜军.《满洲日日新闻》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8][日]保科孝一.国語教育衣語百[M].东京：育英书院，1932.
[9][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0]张其学，姜海龙主体性的式微与文化霸权的解构[J].学术研究，2010（3）.
[11][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M].谢少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99.
[12]蔡之国.新闻叙事学研究框架的构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