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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帝俄后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史学界历来将其主要原因归纳为两点：一是认为革命前的俄国是总体富足的国家;二是与之相反的观点，即在帝国末期俄国经济发展对外资具有依赖性。帝俄后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主要有国家的作用、国内商业资本和外国资本三个方面，其中私营企业家的作用不容忽视。帝俄晚期国家不是主要的投资者，而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后来帝俄在私营企业经济体系中取得的成果间接证明了这一观点。
[关键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帝俄晚期
[中图分类号]K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049—05
众所周知，俄国属于赶超型经济发展的国家，晚于西欧和美国等主要国家走上现代工业增长的道路。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是什么，或者说取决于何种外部因素，以及俄罗斯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赶上并超越”已经走在前面的西方竞争者？自斯大林时代以来，国内舆论就开始传播一些说法，比如，俄国处于落后的半殖民地状态、面对外国束缚沙皇政府无力拯救国家等。本文分析了两种观点，一是认为革命前的俄国是总体富足的国家;二是与之相反的观点，即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推崇的帝国末期的俄国经济发展的具有依赖性。本文以帝国末期俄国经济发展的“依赖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应用为依据，反驳了革命前俄国作为普遍繁荣国家的这一观点。
根据“依赖资本主义”理论，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这种经济模式的特征是将最新的经济结构人为地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从而破坏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这些国家变成了封闭的外国经济飞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只为满足殖民国家的需求，并不符合本地区的实际发展需求。这种取向形成了一种“分支”的国家经济结构，它是殖民国家经济“农业和原料的附属物”。革命前的俄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的特征是怎样的呢？国内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史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瓦解过程和农业中商品一货币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在革命前有两条工业发展体系。
第一条与国家、国有现代化有关，是大规模工业（制造业）生产形式的发展。这是在强迫农奴劳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条工业发展体系包括乌拉尔的采矿和冶金工业，以及贵族企业（酿酒业、布料、亚麻、制糖业等）。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这条工业体系最终变成了死路：贵族产业要么变得不堪重负，要么转向以私营企业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模式。
第二条工业发展体系起源于改革前，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线。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自然经济模式破坏之后出现农民纺织工业，这成为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与重工业相比，农民纺织工业相对独立，不依赖政府订单和外国投资，本身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逐渐从农民的小作坊发展到最先进的西方纺织厂“，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中部，是俄国地方工业发展的保证。
1861年改革后期，随着其他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的出现，纺织品生产的份额逐渐减少，尽管如此，直到1913年，纺织业仍是俄国工业的最大分支。其当时的份额约占工业生产总值的30%。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业领域
（纺织、食品、肉制品加工）增长率约为55%。一、工业发展的一般指标
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俄国按照西欧国家的基本通用经济模式发展，进入了工业经济增长阶段。1887—1913年间，工业生产量增加了4.6倍。特別是迅速发展的重工业，包括金属加工和冶金业，煤炭和石油生产等。1860—1880年间，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些新型产业应运而生。19世纪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俄国实现了工业发展的巨大飞跃，当时的俄国工业生产仅10年之内便翻了一番。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所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俄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水平。俄国进人到包括美国，日本和瑞典在内的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根据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俄国更接近西方强国。从绝对值来看，生铁生产、钢铁冶炼、机械工程产量、棉花和制糖业的工业消费量排名世界第四第五;巴库石油工业区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石油加工能力，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俄国石油产量一度遥遥领先。俄国铁路网的长度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1909年，俄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停滞后开始了新增长期。1909—1913年，俄国的工业生产量增长了一半。19世纪末和1909—1913年间，工业发展动力强劲、增幅显著。根据国际联盟工作人员在工业化进程和国际贸易发展的比较研究框架内所做的统计，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迅速提升，1881—1885年占比3.4%，1896—1900年占到5.0%，到1913年已经占到5.3%
（见表1）。
同时，自19世纪末以来，除美国外，先进工业国家的份额开始下降。就工业生产增长率而言，俄国逐渐超越了这些国家，因此，在1885—1913年期间，与英国的差距缩减了?，与德国的差距缩减了?。然而，差异依旧非常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生产的工业产品比英国少8/13，比德国少?。至于法国，从工业生产总值的绝对值来看，到90年代初期俄国与之非常接近，在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甚至超过了法国，如矿物燃料，钢铁，机械，棉织物等。人均工业产值的变化则要小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全国人口增长率很高。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几乎使俄国工业化的成绩付诸东流。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1913年为5.3%）远远低于其人口在全球居民中的比例（10.2%）。除石油（占世界产量17.8%）和制糖业（10.2%）的产量，就人均工业产值而言，俄国大体相当于意大利和西班牙水平，远远落后于先进的工业强国。
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比工业占优势的国家。但应该承认，在20世纪初，俄国已处于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
二、国家是否为经济领域的关键角色
帝俄后期工业发展产生了飞跃。每一个经济奇迹背后都有一个特定的动力，是什么因素使得帝国后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工业成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驱动，除了国内商业资本，还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家的经济政策。 俄国国家历来寻求在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首先是力求提高军事经济潜力和增加财政收人。与此同时，国家作为国有财产制度中经济增长的直接参与者，也通过总体经济政策和财政预算政策，间接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市场化阶段即改革后期的经济发展进程的干预成效究竟如何呢？
19—20世纪之交，国家是俄国全国经济资源的最大所有者。根据现有的广义数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俄国的国库拥有35%的农业用地，60%的森林，约占全国财富的7%（铁路、国企、房屋、建筑等）。大约700家工业企业是国有的（主要是军事、采矿、酒业加工厂），电信机关和交通部门（国有铁路覆盖整个铁路网络的70%左右），国有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要机构，国有企业雇佣了8%的工人和雇员，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7—8%。由预算资助的政府领域还包括国家行政系统（仅约30万文职官员）、国防（140万人）、公共秩序、教育、卫生、文化等。大约有300万国企员工。该数字反映了与直接参与国家经济的国有财产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口数量。在商品和服务型行业中，国有经济部门的比例约为10%。
在国家财产的发展方面，俄国也不例外，与欧洲国家相邻，通过国有资源调动，加速经济增长。因此，在20世纪初的普鲁士，国有企业构成了基础工业（电厂、煤矿、冶金厂）的复合体，确保了国有铁路的顺利运营（其份额超过了总长度的90%）。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通过财政注人和国家消费参与再生产过程。20世纪初，国家占俄国所有投资的20%左右，部分行业的国家订单达到30—40%。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俄国大约有1/10的工业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国家是经济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尽管如专门研究所示，国家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即使在直接服务于国防领域的重点部门也是如此3。需要思考的是，在间接影响制度，即通过经济政策的帮助，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长？
三、政府经济政策
1861年改革后期，政府的经济政策极具争议性。一方面，政府推动铁路建设、重工业、银行的发展，执行贸易保护主义，从而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始终如一地坚持国家管控和经济管理制度，捍卫贵族的利益，限制企业的自由，保存农村古老的秩序。俄国发生革命前的1892—1903年，大政治家、财政大臣维特的各项活动中很好体现了这项政策。维特的经济观点和实践精髓是，“在农奴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劳动力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工业化和创建自己的民族工业。同时，通过海关和保护主义措施抵制国外竞争。对于这一点，根据财政大臣的说法，他们需要“资本知识和企业”，但最重要的是资本，包括国内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维特认为，尽管在工业增长的速度和力度方面，俄国在当时“领先于所有外国经济发达国家”，但是，投资不足明显阻碍了俄国的发展。
基于此，维特采取各种措施来吸引外资，包括贷款、黄金外汇等，这也被认为是其金融体系基础的基础。维特在1899年向尼古拉二世汇报时指出：“外国资本的注人是加速产业发展，为我们国家提供丰富而廉价的产品的唯一途径。”维特考虑到私人投资和政府贷款收益，考虑将外国投资作为基于保护关税的保护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这一制度没有设想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促进工业发展是在农业残余的某种保护下进行的，这预示着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
维特开始扩大国际金融市场的国库贷款业务，希望通过向亚洲出口货物来偿还欧洲帝国的债务。他认为，俄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帝国（地缘政治帝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工业增长意味着俄国保持大国地位和帝国影响范围的扩大。“国际竞争已经时不我待”——他在1900年的报告中提醒尼古拉二世——“如果今天没有采取有力和果断的措施来确保未来几十年内我们的产品能够满足俄国和亚洲国家的需求，那么快速发展的外国产业将能够突破我们的关税壁垒……并且在我们国家消费的深处扎根，进而以此为更加惊人的外国政治影响扫清道路”。
维特深信，在专制政府的条件下，只有通过集约发展，利用国家经济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促进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他在1895年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写道：“根据俄国的生活条件，政府干预对社会生活多样化至关重要，这与英格兰有着根本的区别，在那里一切都归于私人企业，国家只管理私人活动。”
除了为国内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一般措施（海关和铁路关税、1895—1897年的货币改革、税收优惠政策等）外，还通过提供订单、优惠贷款、调节产量以维持产品的高价格等途径，直接支持财政部门的相关分支机构（比如，汽车制造业、化工和采矿业等）。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政府干预在沙皇时期俄国工业化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外国投资方面，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他看来是一个补偿因素，使帝国在短暂时间内成为一个相对发达的工业强国。根据格申克龙的说法，除了一般保护主义政策之外，刺激经济增长是通过预算再分配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的税收资金来实现的。他认为，工业化政策是以牺牲农村资金为代价进行的，这导致了1905年的革命，当农村人口的偿付能力耗尽时，“农民的耐心也就结束了”。可以想象，这是对苏联经济体系在革命前这一时期的一种引申，其中工业增长，实际上是由国民收人的预算重新分配的结果，试图通过类似于苏联经济的预算机制解释上个世纪俄国的工业腾飞。
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说19—20世纪初期，国家预算赤字从未间断。这种长期存在的财政状况直到一战前夕才得以解决。1909—1913年，经济状况开始好转，20世纪初的预算收人几乎翻了一番，而支出则增加了1.8倍。由于收人增长较快，实现了总预算的正向平衡。相当一部分预算资金来自国家铁路运营收人，全俄铁路长度为7万千米，其中国有铁路超过4万千米。1895年，维特推出的酒垄断政策极大增加了国家收人，使国家成为酒类制品的唯一销售商，
尽管当代学者的研究尚未证实格申克龙关于通过从农业部門到工业部门的预算重新分配资源的论点，国家也确实在革命前的俄国济生活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几乎不可能通过税收资金的再分配来谈论工业对它们的“强加”。没有发现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的预算资本溢出，帝俄晚期在这方面的预算政策至少是中立的。预算的重点领域仍然是军事和行政支出。在国家预算中，按照当时的概念，“非生产性”支出主要用于军队和舰队，维护行政机构和偿还公共债务。其投入总量继续优于“生产性”行业，如对公共财产和企业的投资，对私营企业，教育的投入等。 然而，在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经济增长的预算融资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策起源于20世纪20和30年代。那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演变，即经济发展的自我调节模型，出现了约翰·凯恩斯关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监管需求的概念。在此之前，关键行业的预算融资并不是任何大国所特有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俄国，19—20世纪之交，俄国工业的突破性进展根本不是政府的功劳。维特的经济政策现在得到了认可，实际上加剧了农业的积压，加强了国家对私营企业主动性的控制
（直到1917年，股份制基金会的许可制度仍然在俄国存在，而在西欧，有一个更加进步的观察官僚“自由裁量权”）。由于农业部门的停滞，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国内市场的萎缩。俄国仍然是一个没有真正的私营企业自由的国家。根据同时代人的说法，财政大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坚定拥护者，但他不屈从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试图控制，引导资……可以说，他是资本主义领域的一位开明的绝对主义者”。
至于作为俄国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外债，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到1914年为88.245亿卢布，包括71.53亿卢布的贷款和铁路公司债券的债务。仅次于帝俄军费开支，贷款支付是第二大“非生产性”项目。在公共债务方面，俄国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与此同时，到1913年，在欧洲，就人均政府债务而言，它仅占第十位（每个帝国53卢布），明显落后于债务国——法国（253卢布）。当时的专家们认识到，债务负担不会威胁到俄国为一个大国的地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称不上过分太沉重。
帝国几乎?的“共同需要”，即与国家机关和外交政策相关的费用由内部储蓄
（包括通过税收制度）承担。相反，俄国的铁路网的发展是由对外贷款来补贴的。总的来说，俄国政府在战前的财政主要是为政府及其抵押银行提供融
四、外商投资：维特的“金桥”
正如上文所述，维特认为，外国投资是经济的催化剂，能够推动工业增长，从而避免农业系统发生根本变化。为吸引投资，1895—1897年开始实施货币改革，将黄金货币流通引入俄国。在计划卢布改革时，维特主要考虑外部经济方面，使用黄金货币进入经济发达国家社区的可能性，以及从那里吸引贷款资本和私人投资。总结财政大臣的立场，“黄金货币的巨大意义主要在于它象征着从富国到穷国的金桥”。
维特执政期间，外国资本以投资的形式源源不断的注人俄国，这主要是由于黄金货币的影响，以及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的刺激。黄金货币和外国资本在贷款和投资方面的吸引力是维特财政政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1904—1905年日俄战争所表明的那样，俄国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在远东市场证明自己。
在未来，投资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国债，而国债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经历了明显的扩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显著增加。在暂停发行新的国家贷款的条件下，贷款资金收益的减少由私人外国投资的强制流人进行补偿。到1913年，已有15.71亿卢布投资于俄国股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以及市政贷款债券。外国资本，几乎是1900年的3倍。外国投资占俄国股份公司证券投资总额的18%左右。
这些数字表明，帝国取得了经济进步，外国企业家精神和外国投资在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一些新兴产业的创建。然而，在这方面，俄国帝国基本上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得到了更发达的邻国的支持（例如，德国或美国在19世纪的工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资金和技术的费用并非一笔小的开销，虽然外国商人的服务绝不是慈善和慷慨支付，但外资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果，最终这些投资对俄国的工业化起到了作用。他们的发展方向和部门结构是由该国的内部需求决定的。其次，西方史喜欢写书外国投资对俄国经济现代化的决定性贡献。然而，实际上外国投资对经济增长肯定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国内资本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始终保持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时，仍远远落后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俄国绝不是“香蕉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国进人了健康经济增长的轨道，这可以提供一种和平的，进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同意研究俄国国民收入学者格里高利的观点，即“经济增长和1885—1913年帝国经济的结构变化，符合工业化国家经历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唯一的区别是，在走上工业发展的道路后，俄国只是完成了这条道路上的一段路程。
金本位促使俄国更加密集地参与国际金融界。在20世纪初，国家对国际债务结构的义务开始被动态的直接投资取代，比政府貸款更具经济效益，其中大部分是由专制政权用来维持帝国的强大的。最有可能的是，如果经济形势仍然很高，那么与贷款资本相比，投资资本份额增加的趋势将在未来继续下去。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个相当脆弱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随着敌对行动的爆发，从欧洲到俄国的投资流中断，所有交战国家的黄金流通体系都被取消。
总而言之，外国资本很重要，尽管这绝不是该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满足俄国国民经济的迫切需求，关注国内市场，与国内资本交织和融合，将外资融入国家工业化进程，促进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推动创建一些经济部门
（例如，顿巴斯的煤冶金区））。因此，俄帝国后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受到政府注资的支持，而且最重要的是私营企业家、俄国和外国的经济活动的支持。正如现代史断言，革命前的国家并不是经济中的投资者（除了铁路行业，政府投资注人了大量资本），而是经济增长收人的接受者。这一结论可以作为间接但非常重要的证据，证明了后来的俄帝国在私营企业经济体系中取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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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帝俄晚期
[中图分类号]K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049—05
众所周知，俄国属于赶超型经济发展的国家，晚于西欧和美国等主要国家走上现代工业增长的道路。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是什么，或者说取决于何种外部因素，以及俄罗斯帝国在多大程度上“赶上并超越”已经走在前面的西方竞争者？自斯大林时代以来，国内舆论就开始传播一些说法，比如，俄国处于落后的半殖民地状态、面对外国束缚沙皇政府无力拯救国家等。本文分析了两种观点，一是认为革命前的俄国是总体富足的国家;二是与之相反的观点，即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推崇的帝国末期的俄国经济发展的具有依赖性。本文以帝国末期俄国经济发展的“依赖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应用为依据，反驳了革命前俄国作为普遍繁荣国家的这一观点。
根据“依赖资本主义”理论，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这种经济模式的特征是将最新的经济结构人为地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从而破坏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这些国家变成了封闭的外国经济飞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只为满足殖民国家的需求，并不符合本地区的实际发展需求。这种取向形成了一种“分支”的国家经济结构，它是殖民国家经济“农业和原料的附属物”。革命前的俄国的经济发展总体上的特征是怎样的呢？国内产业的诞生和发展史与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瓦解过程和农业中商品一货币关系的发展密不可分。在革命前有两条工业发展体系。
第一条与国家、国有现代化有关，是大规模工业（制造业）生产形式的发展。这是在强迫农奴劳动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条工业发展体系包括乌拉尔的采矿和冶金工业，以及贵族企业（酿酒业、布料、亚麻、制糖业等）。随着农奴制的废除，这条工业体系最终变成了死路：贵族产业要么变得不堪重负，要么转向以私营企业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新型经济模式。
第二条工业发展体系起源于改革前，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线。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自然经济模式破坏之后出现农民纺织工业，这成为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与重工业相比，农民纺织工业相对独立，不依赖政府订单和外国投资，本身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逐渐从农民的小作坊发展到最先进的西方纺织厂“，纺织业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中部，是俄国地方工业发展的保证。
1861年改革后期，随着其他工业部门（主要是重工业）的出现，纺织品生产的份额逐渐减少，尽管如此，直到1913年，纺织业仍是俄国工业的最大分支。其当时的份额约占工业生产总值的30%。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农业领域
（纺织、食品、肉制品加工）增长率约为55%。一、工业发展的一般指标
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俄国按照西欧国家的基本通用经济模式发展，进入了工业经济增长阶段。1887—1913年间，工业生产量增加了4.6倍。特別是迅速发展的重工业，包括金属加工和冶金业，煤炭和石油生产等。1860—1880年间，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一些新型产业应运而生。19世纪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俄国实现了工业发展的巨大飞跃，当时的俄国工业生产仅10年之内便翻了一番。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所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帝俄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水平。俄国进人到包括美国，日本和瑞典在内的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行列。根据最重要的经济指标，俄国更接近西方强国。从绝对值来看，生铁生产、钢铁冶炼、机械工程产量、棉花和制糖业的工业消费量排名世界第四第五;巴库石油工业区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石油加工能力，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俄国石油产量一度遥遥领先。俄国铁路网的长度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1909年，俄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停滞后开始了新增长期。1909—1913年，俄国的工业生产量增长了一半。19世纪末和1909—1913年间，工业发展动力强劲、增幅显著。根据国际联盟工作人员在工业化进程和国际贸易发展的比较研究框架内所做的统计，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迅速提升，1881—1885年占比3.4%，1896—1900年占到5.0%，到1913年已经占到5.3%
（见表1）。
同时，自19世纪末以来，除美国外，先进工业国家的份额开始下降。就工业生产增长率而言，俄国逐渐超越了这些国家，因此，在1885—1913年期间，与英国的差距缩减了?，与德国的差距缩减了?。然而，差异依旧非常显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生产的工业产品比英国少8/13，比德国少?。至于法国，从工业生产总值的绝对值来看，到90年代初期俄国与之非常接近，在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甚至超过了法国，如矿物燃料，钢铁，机械，棉织物等。人均工业产值的变化则要小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全国人口增长率很高。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几乎使俄国工业化的成绩付诸东流。俄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1913年为5.3%）远远低于其人口在全球居民中的比例（10.2%）。除石油（占世界产量17.8%）和制糖业（10.2%）的产量，就人均工业产值而言，俄国大体相当于意大利和西班牙水平，远远落后于先进的工业强国。
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比工业占优势的国家。但应该承认，在20世纪初，俄国已处于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
二、国家是否为经济领域的关键角色
帝俄后期工业发展产生了飞跃。每一个经济奇迹背后都有一个特定的动力，是什么因素使得帝国后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工业成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驱动，除了国内商业资本，还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家的经济政策。 俄国国家历来寻求在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首先是力求提高军事经济潜力和增加财政收人。与此同时，国家作为国有财产制度中经济增长的直接参与者，也通过总体经济政策和财政预算政策，间接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市场化阶段即改革后期的经济发展进程的干预成效究竟如何呢？
19—20世纪之交，国家是俄国全国经济资源的最大所有者。根据现有的广义数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俄国的国库拥有35%的农业用地，60%的森林，约占全国财富的7%（铁路、国企、房屋、建筑等）。大约700家工业企业是国有的（主要是军事、采矿、酒业加工厂），电信机关和交通部门（国有铁路覆盖整个铁路网络的70%左右），国有银行是金融体系的主要机构，国有企业雇佣了8%的工人和雇员，其收入占国民收入的7—8%。由预算资助的政府领域还包括国家行政系统（仅约30万文职官员）、国防（140万人）、公共秩序、教育、卫生、文化等。大约有300万国企员工。该数字反映了与直接参与国家经济的国有财产相关行业的工作人口数量。在商品和服务型行业中，国有经济部门的比例约为10%。
在国家财产的发展方面，俄国也不例外，与欧洲国家相邻，通过国有资源调动，加速经济增长。因此，在20世纪初的普鲁士，国有企业构成了基础工业（电厂、煤矿、冶金厂）的复合体，确保了国有铁路的顺利运营（其份额超过了总长度的90%）。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通过财政注人和国家消费参与再生产过程。20世纪初，国家占俄国所有投资的20%左右，部分行业的国家订单达到30—40%。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俄国大约有1/10的工业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国家是经济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尽管如专门研究所示，国家经济的效率非常低下，即使在直接服务于国防领域的重点部门也是如此3。需要思考的是，在间接影响制度，即通过经济政策的帮助，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经济增长？
三、政府经济政策
1861年改革后期，政府的经济政策极具争议性。一方面，政府推动铁路建设、重工业、银行的发展，执行贸易保护主义，从而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始终如一地坚持国家管控和经济管理制度，捍卫贵族的利益，限制企业的自由，保存农村古老的秩序。俄国发生革命前的1892—1903年，大政治家、财政大臣维特的各项活动中很好体现了这项政策。维特的经济观点和实践精髓是，“在农奴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劳动力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工业化和创建自己的民族工业。同时，通过海关和保护主义措施抵制国外竞争。对于这一点，根据财政大臣的说法，他们需要“资本知识和企业”，但最重要的是资本，包括国内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维特认为，尽管在工业增长的速度和力度方面，俄国在当时“领先于所有外国经济发达国家”，但是，投资不足明显阻碍了俄国的发展。
基于此，维特采取各种措施来吸引外资，包括贷款、黄金外汇等，这也被认为是其金融体系基础的基础。维特在1899年向尼古拉二世汇报时指出：“外国资本的注人是加速产业发展，为我们国家提供丰富而廉价的产品的唯一途径。”维特考虑到私人投资和政府贷款收益，考虑将外国投资作为基于保护关税的保护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这一制度没有设想进行激进的土地改革，促进工业发展是在农业残余的某种保护下进行的，这预示着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
维特开始扩大国际金融市场的国库贷款业务，希望通过向亚洲出口货物来偿还欧洲帝国的债务。他认为，俄国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帝国（地缘政治帝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工业增长意味着俄国保持大国地位和帝国影响范围的扩大。“国际竞争已经时不我待”——他在1900年的报告中提醒尼古拉二世——“如果今天没有采取有力和果断的措施来确保未来几十年内我们的产品能够满足俄国和亚洲国家的需求，那么快速发展的外国产业将能够突破我们的关税壁垒……并且在我们国家消费的深处扎根，进而以此为更加惊人的外国政治影响扫清道路”。
维特深信，在专制政府的条件下，只有通过集约发展，利用国家经济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才能促进民族工业的快速发展。他在1895年给尼古拉二世的信中写道：“根据俄国的生活条件，政府干预对社会生活多样化至关重要，这与英格兰有着根本的区别，在那里一切都归于私人企业，国家只管理私人活动。”
除了为国内产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一般措施（海关和铁路关税、1895—1897年的货币改革、税收优惠政策等）外，还通过提供订单、优惠贷款、调节产量以维持产品的高价格等途径，直接支持财政部门的相关分支机构（比如，汽车制造业、化工和采矿业等）。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政府干预在沙皇时期俄国工业化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外国投资方面，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他看来是一个补偿因素，使帝国在短暂时间内成为一个相对发达的工业强国。根据格申克龙的说法，除了一般保护主义政策之外，刺激经济增长是通过预算再分配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的税收资金来实现的。他认为，工业化政策是以牺牲农村资金为代价进行的，这导致了1905年的革命，当农村人口的偿付能力耗尽时，“农民的耐心也就结束了”。可以想象，这是对苏联经济体系在革命前这一时期的一种引申，其中工业增长，实际上是由国民收人的预算重新分配的结果，试图通过类似于苏联经济的预算机制解释上个世纪俄国的工业腾飞。
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说19—20世纪初期，国家预算赤字从未间断。这种长期存在的财政状况直到一战前夕才得以解决。1909—1913年，经济状况开始好转，20世纪初的预算收人几乎翻了一番，而支出则增加了1.8倍。由于收人增长较快，实现了总预算的正向平衡。相当一部分预算资金来自国家铁路运营收人，全俄铁路长度为7万千米，其中国有铁路超过4万千米。1895年，维特推出的酒垄断政策极大增加了国家收人，使国家成为酒类制品的唯一销售商，
尽管当代学者的研究尚未证实格申克龙关于通过从农业部門到工业部门的预算重新分配资源的论点，国家也确实在革命前的俄国济生活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几乎不可能通过税收资金的再分配来谈论工业对它们的“强加”。没有发现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的预算资本溢出，帝俄晚期在这方面的预算政策至少是中立的。预算的重点领域仍然是军事和行政支出。在国家预算中，按照当时的概念，“非生产性”支出主要用于军队和舰队，维护行政机构和偿还公共债务。其投入总量继续优于“生产性”行业，如对公共财产和企业的投资，对私营企业，教育的投入等。 然而，在经济发达的欧洲国家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情况，经济增长的预算融资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策起源于20世纪20和30年代。那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演变，即经济发展的自我调节模型，出现了约翰·凯恩斯关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监管需求的概念。在此之前，关键行业的预算融资并不是任何大国所特有的。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俄国，19—20世纪之交，俄国工业的突破性进展根本不是政府的功劳。维特的经济政策现在得到了认可，实际上加剧了农业的积压，加强了国家对私营企业主动性的控制
（直到1917年，股份制基金会的许可制度仍然在俄国存在，而在西欧，有一个更加进步的观察官僚“自由裁量权”）。由于农业部门的停滞，民族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国内市场的萎缩。俄国仍然是一个没有真正的私营企业自由的国家。根据同时代人的说法，财政大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坚定拥护者，但他不屈从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试图控制，引导资……可以说，他是资本主义领域的一位开明的绝对主义者”。
至于作为俄国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外债，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到1914年为88.245亿卢布，包括71.53亿卢布的贷款和铁路公司债券的债务。仅次于帝俄军费开支，贷款支付是第二大“非生产性”项目。在公共债务方面，俄国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与此同时，到1913年，在欧洲，就人均政府债务而言，它仅占第十位（每个帝国53卢布），明显落后于债务国——法国（253卢布）。当时的专家们认识到，债务负担不会威胁到俄国为一个大国的地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称不上过分太沉重。
帝国几乎?的“共同需要”，即与国家机关和外交政策相关的费用由内部储蓄
（包括通过税收制度）承担。相反，俄国的铁路网的发展是由对外贷款来补贴的。总的来说，俄国政府在战前的财政主要是为政府及其抵押银行提供融
四、外商投资：维特的“金桥”
正如上文所述，维特认为，外国投资是经济的催化剂，能够推动工业增长，从而避免农业系统发生根本变化。为吸引投资，1895—1897年开始实施货币改革，将黄金货币流通引入俄国。在计划卢布改革时，维特主要考虑外部经济方面，使用黄金货币进入经济发达国家社区的可能性，以及从那里吸引贷款资本和私人投资。总结财政大臣的立场，“黄金货币的巨大意义主要在于它象征着从富国到穷国的金桥”。
维特执政期间，外国资本以投资的形式源源不断的注人俄国，这主要是由于黄金货币的影响，以及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的刺激。黄金货币和外国资本在贷款和投资方面的吸引力是维特财政政策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然而，正如1904—1905年日俄战争所表明的那样，俄国不会在不久的将来在远东市场证明自己。
在未来，投资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国债，而国债在1905—1907年革命期间经历了明显的扩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显著增加。在暂停发行新的国家贷款的条件下，贷款资金收益的减少由私人外国投资的强制流人进行补偿。到1913年，已有15.71亿卢布投资于俄国股份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以及市政贷款债券。外国资本，几乎是1900年的3倍。外国投资占俄国股份公司证券投资总额的18%左右。
这些数字表明，帝国取得了经济进步，外国企业家精神和外国投资在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一些新兴产业的创建。然而，在这方面，俄国帝国基本上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得到了更发达的邻国的支持（例如，德国或美国在19世纪的工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飞跃）。
资金和技术的费用并非一笔小的开销，虽然外国商人的服务绝不是慈善和慷慨支付，但外资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果，最终这些投资对俄国的工业化起到了作用。他们的发展方向和部门结构是由该国的内部需求决定的。其次，西方史喜欢写书外国投资对俄国经济现代化的决定性贡献。然而，实际上外国投资对经济增长肯定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国内资本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始终保持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时，仍远远落后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俄国绝不是“香蕉共和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该国进人了健康经济增长的轨道，这可以提供一种和平的，进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同意研究俄国国民收入学者格里高利的观点，即“经济增长和1885—1913年帝国经济的结构变化，符合工业化国家经历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唯一的区别是，在走上工业发展的道路后，俄国只是完成了这条道路上的一段路程。
金本位促使俄国更加密集地参与国际金融界。在20世纪初，国家对国际债务结构的义务开始被动态的直接投资取代，比政府貸款更具经济效益，其中大部分是由专制政权用来维持帝国的强大的。最有可能的是，如果经济形势仍然很高，那么与贷款资本相比，投资资本份额增加的趋势将在未来继续下去。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这个相当脆弱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随着敌对行动的爆发，从欧洲到俄国的投资流中断，所有交战国家的黄金流通体系都被取消。
总而言之，外国资本很重要，尽管这绝不是该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满足俄国国民经济的迫切需求，关注国内市场，与国内资本交织和融合，将外资融入国家工业化进程，促进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推动创建一些经济部门
（例如，顿巴斯的煤冶金区））。因此，俄帝国后期的经济增长不仅受到政府注资的支持，而且最重要的是私营企业家、俄国和外国的经济活动的支持。正如现代史断言，革命前的国家并不是经济中的投资者（除了铁路行业，政府投资注人了大量资本），而是经济增长收人的接受者。这一结论可以作为间接但非常重要的证据，证明了后来的俄帝国在私营企业经济体系中取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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