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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宁史（德国人）是“山西王”阎锡山的好友，天津禅臣洋行总经理。我父亲张德夫1947年在太原同记公司任会计时，该公司经理是杨宁史。
父亲张德夫（1910—1975），山西省平定县小峪村人。1947年7月，经我大姑父张稠托同记公司业务主任贾福生介绍到同记公司任会计，待遇较好，全家生活尚可维持。1948年7月间，经理杨宁史及协理贾福生等高级职员7人及其家属因太原战事紧张全部飞往北平。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同记公司由军管会贸易接管处派员接管。1949年6月19日，由中央贸易部和天津外贸公司派王、柯二同志正式接管同记公司，10月底父亲始派赴天津外贸局，11月4日被派到华北区油脂公司审计室会计科工作，1953年到1954年曾调往该公司所属的第二联营社，作为公司代表参与领导工作，1955年又调回公司（该公司后沿革为天津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后来提前病退，于1975年12月5日逝世，享年65岁。
2016年9月24日，我到天津问津书院听天津档案馆周利成先生讲《天津德租界与德国人》，讲到了德国人杨宁史先生，想到先父任职的同记公司经理杨宁史。回家对照家史与周利成先生讲座，果真是同一人。
杨宁史，1886年出生于瑞士阿尔本州，中学毕业后在德国汉堡一家公司任职，1908年到德国禅臣洋行从事贸易工作，1911年奉派来华，在天津禅臣洋行任职，三年后升任经理，为总公司主要股东之一，其股份占全公司的三分之一。后一度调往太原，这期间，他结识了军阀阎锡山，曾派德国专家为阎锡山建立西北炼钢厂，并为其代购同蒲铁路材料、火车头、机器等，因而二人成为朋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成为德国禅臣洋行在华代理人，此后便开始周游中国，我国大多数城市、名山大川无不留下他的足迹。天津沦陷前夕，他又回到天津，除任洋行总经理外，还兼任天津物华进出口公司、上海洪记进出口公司顾问。杨宁史不但能讲流利的中文，而且还酷爱中国文化，尤其喜爱收藏研究中国文物古董，他收藏的近代铜器在当年曾闻名全国。据说其1939年租自德璀琳后人的德璀琳大院3号私宅，不但建筑装修得豪华奢侈，而且室内均以中国古物作为装饰。
禅臣洋行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德国独资公司，总行设在德国汉堡。1846年该行在广州设立分行，1856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后又在天津、汉口、青岛、北京、太原、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全国各重要商埠开辟分行。天津禅臣洋行位于特一区威尔逊路（今解放北路）113号，设有出口、进口、西药、机器、羊毛、皮毛、日本、保險等部，向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出口中国土产，将国外的五金、钢铁、杂货、化学原料、纸张等进口到中国，并经营各种机器设备、钢铁制品、运输工具、铁路器材及电力设备等。
抗战胜利后，杨宁史一面指使副经理罗希堵（W.Rohnstock）将该行资金转移瑞士，一面将已解体的伪蒙疆政府在该行订购的大量机枪、迫击炮、炮弹等军火，献纳给了国民党陆军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向国民党政府邀功买好。但包括杨宁史在内在津所有德侨仍被告知“不得离开天津，等候有关方面审查”，特别是当听说国民党政府将要查封德侨产业、遣送德侨回国时，杨宁史极为焦虑。
1945年11月，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北平视察时，从该院临时驻平办公处主任谭伯，以及著名文物专家、收藏家王世襄那里获得德国人杨宁史将河南某地出土的国宝青铜器买去收藏的消息，遂专程来到天津与杨宁史商议献纳事宜。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后，杨宁史答应将自己数十年来收藏的241件古代铜器自愿献纳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俾资中国保存文献。他承认，这些藏品原本就属于中国，理应还给中国政府。
杨宁史经与谭伯磋商，双方达成协议：杨宁史无偿献纳241件铜器，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辟景仁宫专室陈列，并拟订室名为“杨宁史献呈铜器陈列室”，室内用文字形式，写明这些文物的搜集、收藏、献呈经过，关于陈列方式及编制目录说明等，准予参考杨宁史聘请的两名德国文物专家康思顿（Dr.Consten）、罗越（Dr.Loehr）的意见。陈列室开幕时由博物院邀请中外名流前往参观。同时允许两名德国专家留华，一年内完成其对该项铜器的研究及编撰图说工作，并出版专集，所需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
1946年1月21日，在天津警方的“护送”下，杨宁史携带铜器来到北平，并将其暂存于北平瑞典百利洋行内。22日，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于思泊、邓以蛰，一大早就来到故宫内等候验收。上午9时，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博物院总务处秘书赵儒珍（原定为总务处长张庭济，因病未到）等，由行政院驻平办公处出发来到百利洋行，与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杨宁史及两名德国文物专家交接铜器。要装上卡车时，发现铜器并没有用木箱包装，只是分装于181个软囊中。为保险起见，临时又让办公处的庶务员刘豫章拿来两条地毯，铺垫在卡车车箱内。11时装车完毕。卡车进故宫神武门后，由院中工役在馆员及警察监视下，用抬筐将铜器运至绛雪轩。
午饭后中德双方一行9人开始点验。因杨宁史交给宋子文的献纳文物目录正本还没有寄过来，大家遂以其手中一件副本作为根据，参照文物图片进行查验。据统计，此次杨宁史献纳的有铜器120件、兵器121件，两项共计241件，包括“宴乐渔猎纹战国壶”“商饕餮纹大铖”以及鼎、卣、爵杯、玉柄戊等。其中缺少目录中的第118号簠器，据杨宁史说，此件明日即可运来。目录中的第63号戈因在运平途中破碎，已被杨宁史事先撤出，软囊内有文字注明。另将目录中没有记载的001号至008号8件兵器记入目录中。经验收人员点收无误，逐人在每页目录上签名盖章。当日下午将所有铜器一并运往延禧宫库房保存。故宫博物院开具了一张临时收据，验收人员签名盖章后交给杨宁史，临时收据上有附注两条，说明日后补交第118号一件及正本目录尚须核对。大家商定，等正本目录寄到后与此副本目录核对无误，及在津的118号簠器缴来后，全部正式手续再行补齐。下午6时接收完毕。次日，杨宁史将118号簠器交到故宫博物院，据该院专家鉴定称，此为周代铜器，名曰“名蟠虺簠”，为稀世珍宝，虽已破碎，但如用胶粘好，仍能观其形状。
事后，宋子文问谭伯，杨宁史收藏这些铜器花费究竟有多少？谭伯回答说，我曾私下里打听过，据说，杨宁史收集这些中国古代铜器历时数十载，前后所费折合美金约有10余万元，其中一大部分是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而据派往参加接收的专家称，杨宁史所献铜器中颇多商代、周代器具，皆属精品、绝品，为收藏家所罕见，堪称无价之宝，其价值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宋子文听后不无恻隐地说，杨宁史多年收藏不无微劳，而今一朝恭谨呈献，衡以人情，亦属割其所爱，理应予以酬金，以示体恤。于是，3月5日，国民政府给付了杨宁史国币2000万元的酬金，并且下令对禅臣洋行德籍同仁及其家属暂缓遣送，予以必要的保护。
但随后，杨宁史递交的“恢复德侨营业暂行办法”“恢复德侨营业永久办法”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3月9日，天津市警察局奉令开始调查杨宁史在敌伪时期资敌罪行，并将禅臣洋行查封。随着“捐宝救德产”梦想的破灭，杨宁史愈感到事态不妙，先由禅臣洋行买办王公泽向国民党九十四军行贿黄金700两作为买路钱，随后杨宁史带领洋行主要负责人及部分德侨逃往太原投奔阎锡山。在太原，杨宁史被阎锡山聘为第二战区司令部技术顾问，同年又任阎锡山经营的西北实业公司下的同记贸易公司经理。1947年七八月间，杨宁史到上海与吴明焯、王公泽等共同开办宏济沪行。1948年，他转到北平担任同记平行总经理。12月2日，杨宁史来津视察天津分公司业务。天津解放后，同记天津分公司被军管会接管，杨宁史本人也被天津市政府限制了行动自由。
1954年6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将杨宁史驱逐出境。在他准备乘轮船回德国时，海关检查人员在他的行李中发现夹带有珍贵文物、考古书籍等共计326件，其中有商代铜鼎，唐、宋、元、明的精品瓷器，汉、唐样式颖特的陶俑等，除219件虚报为“瓷狗”“瓷罐”“瓦兽”外，其余均未报关。经天津文物局专家鉴定，这些均为我国的极品文物。海关经与市外事处、文化局研究，决定依照《海关法》175条、177条及《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予以全部没收。另有两套考古书籍、58张考古照片、1946年献纳241件文物，以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其开具的收据和刊载这一消息的有关报纸，海关拍照后予以放行。
父亲张德夫（1910—1975），山西省平定县小峪村人。1947年7月，经我大姑父张稠托同记公司业务主任贾福生介绍到同记公司任会计，待遇较好，全家生活尚可维持。1948年7月间，经理杨宁史及协理贾福生等高级职员7人及其家属因太原战事紧张全部飞往北平。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同记公司由军管会贸易接管处派员接管。1949年6月19日，由中央贸易部和天津外贸公司派王、柯二同志正式接管同记公司，10月底父亲始派赴天津外贸局，11月4日被派到华北区油脂公司审计室会计科工作，1953年到1954年曾调往该公司所属的第二联营社，作为公司代表参与领导工作，1955年又调回公司（该公司后沿革为天津市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后来提前病退，于1975年12月5日逝世，享年65岁。
2016年9月24日，我到天津问津书院听天津档案馆周利成先生讲《天津德租界与德国人》，讲到了德国人杨宁史先生，想到先父任职的同记公司经理杨宁史。回家对照家史与周利成先生讲座，果真是同一人。
杨宁史，1886年出生于瑞士阿尔本州，中学毕业后在德国汉堡一家公司任职，1908年到德国禅臣洋行从事贸易工作，1911年奉派来华，在天津禅臣洋行任职，三年后升任经理，为总公司主要股东之一，其股份占全公司的三分之一。后一度调往太原，这期间，他结识了军阀阎锡山，曾派德国专家为阎锡山建立西北炼钢厂，并为其代购同蒲铁路材料、火车头、机器等，因而二人成为朋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成为德国禅臣洋行在华代理人，此后便开始周游中国，我国大多数城市、名山大川无不留下他的足迹。天津沦陷前夕，他又回到天津，除任洋行总经理外，还兼任天津物华进出口公司、上海洪记进出口公司顾问。杨宁史不但能讲流利的中文，而且还酷爱中国文化，尤其喜爱收藏研究中国文物古董，他收藏的近代铜器在当年曾闻名全国。据说其1939年租自德璀琳后人的德璀琳大院3号私宅，不但建筑装修得豪华奢侈，而且室内均以中国古物作为装饰。
禅臣洋行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德国独资公司，总行设在德国汉堡。1846年该行在广州设立分行，1856年在上海设立分行，后又在天津、汉口、青岛、北京、太原、沈阳、大连、哈尔滨等全国各重要商埠开辟分行。天津禅臣洋行位于特一区威尔逊路（今解放北路）113号，设有出口、进口、西药、机器、羊毛、皮毛、日本、保險等部，向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出口中国土产，将国外的五金、钢铁、杂货、化学原料、纸张等进口到中国，并经营各种机器设备、钢铁制品、运输工具、铁路器材及电力设备等。
抗战胜利后，杨宁史一面指使副经理罗希堵（W.Rohnstock）将该行资金转移瑞士，一面将已解体的伪蒙疆政府在该行订购的大量机枪、迫击炮、炮弹等军火，献纳给了国民党陆军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向国民党政府邀功买好。但包括杨宁史在内在津所有德侨仍被告知“不得离开天津，等候有关方面审查”，特别是当听说国民党政府将要查封德侨产业、遣送德侨回国时，杨宁史极为焦虑。
1945年11月，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到北平视察时，从该院临时驻平办公处主任谭伯，以及著名文物专家、收藏家王世襄那里获得德国人杨宁史将河南某地出土的国宝青铜器买去收藏的消息，遂专程来到天津与杨宁史商议献纳事宜。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谈话后，杨宁史答应将自己数十年来收藏的241件古代铜器自愿献纳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俾资中国保存文献。他承认，这些藏品原本就属于中国，理应还给中国政府。
杨宁史经与谭伯磋商，双方达成协议：杨宁史无偿献纳241件铜器，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辟景仁宫专室陈列，并拟订室名为“杨宁史献呈铜器陈列室”，室内用文字形式，写明这些文物的搜集、收藏、献呈经过，关于陈列方式及编制目录说明等，准予参考杨宁史聘请的两名德国文物专家康思顿（Dr.Consten）、罗越（Dr.Loehr）的意见。陈列室开幕时由博物院邀请中外名流前往参观。同时允许两名德国专家留华，一年内完成其对该项铜器的研究及编撰图说工作，并出版专集，所需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
1946年1月21日，在天津警方的“护送”下，杨宁史携带铜器来到北平，并将其暂存于北平瑞典百利洋行内。22日，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沈兼士，国内文物鉴定专家于思泊、邓以蛰，一大早就来到故宫内等候验收。上午9时，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博物院总务处秘书赵儒珍（原定为总务处长张庭济，因病未到）等，由行政院驻平办公处出发来到百利洋行，与早已等候在那儿的杨宁史及两名德国文物专家交接铜器。要装上卡车时，发现铜器并没有用木箱包装，只是分装于181个软囊中。为保险起见，临时又让办公处的庶务员刘豫章拿来两条地毯，铺垫在卡车车箱内。11时装车完毕。卡车进故宫神武门后，由院中工役在馆员及警察监视下，用抬筐将铜器运至绛雪轩。
午饭后中德双方一行9人开始点验。因杨宁史交给宋子文的献纳文物目录正本还没有寄过来，大家遂以其手中一件副本作为根据，参照文物图片进行查验。据统计，此次杨宁史献纳的有铜器120件、兵器121件，两项共计241件，包括“宴乐渔猎纹战国壶”“商饕餮纹大铖”以及鼎、卣、爵杯、玉柄戊等。其中缺少目录中的第118号簠器，据杨宁史说，此件明日即可运来。目录中的第63号戈因在运平途中破碎，已被杨宁史事先撤出，软囊内有文字注明。另将目录中没有记载的001号至008号8件兵器记入目录中。经验收人员点收无误，逐人在每页目录上签名盖章。当日下午将所有铜器一并运往延禧宫库房保存。故宫博物院开具了一张临时收据，验收人员签名盖章后交给杨宁史，临时收据上有附注两条，说明日后补交第118号一件及正本目录尚须核对。大家商定，等正本目录寄到后与此副本目录核对无误，及在津的118号簠器缴来后，全部正式手续再行补齐。下午6时接收完毕。次日，杨宁史将118号簠器交到故宫博物院，据该院专家鉴定称，此为周代铜器，名曰“名蟠虺簠”，为稀世珍宝，虽已破碎，但如用胶粘好，仍能观其形状。
事后，宋子文问谭伯，杨宁史收藏这些铜器花费究竟有多少？谭伯回答说，我曾私下里打听过，据说，杨宁史收集这些中国古代铜器历时数十载，前后所费折合美金约有10余万元，其中一大部分是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而据派往参加接收的专家称，杨宁史所献铜器中颇多商代、周代器具，皆属精品、绝品，为收藏家所罕见，堪称无价之宝，其价值不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宋子文听后不无恻隐地说，杨宁史多年收藏不无微劳，而今一朝恭谨呈献，衡以人情，亦属割其所爱，理应予以酬金，以示体恤。于是，3月5日，国民政府给付了杨宁史国币2000万元的酬金，并且下令对禅臣洋行德籍同仁及其家属暂缓遣送，予以必要的保护。
但随后，杨宁史递交的“恢复德侨营业暂行办法”“恢复德侨营业永久办法”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认可。3月9日，天津市警察局奉令开始调查杨宁史在敌伪时期资敌罪行，并将禅臣洋行查封。随着“捐宝救德产”梦想的破灭，杨宁史愈感到事态不妙，先由禅臣洋行买办王公泽向国民党九十四军行贿黄金700两作为买路钱，随后杨宁史带领洋行主要负责人及部分德侨逃往太原投奔阎锡山。在太原，杨宁史被阎锡山聘为第二战区司令部技术顾问，同年又任阎锡山经营的西北实业公司下的同记贸易公司经理。1947年七八月间，杨宁史到上海与吴明焯、王公泽等共同开办宏济沪行。1948年，他转到北平担任同记平行总经理。12月2日，杨宁史来津视察天津分公司业务。天津解放后，同记天津分公司被军管会接管，杨宁史本人也被天津市政府限制了行动自由。
1954年6月1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将杨宁史驱逐出境。在他准备乘轮船回德国时，海关检查人员在他的行李中发现夹带有珍贵文物、考古书籍等共计326件，其中有商代铜鼎，唐、宋、元、明的精品瓷器，汉、唐样式颖特的陶俑等，除219件虚报为“瓷狗”“瓷罐”“瓦兽”外，其余均未报关。经天津文物局专家鉴定，这些均为我国的极品文物。海关经与市外事处、文化局研究，决定依照《海关法》175条、177条及《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第九条规定，予以全部没收。另有两套考古书籍、58张考古照片、1946年献纳241件文物，以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为其开具的收据和刊载这一消息的有关报纸，海关拍照后予以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