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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9日午夜时分，我躺在床上刷微信看新闻，突然从微信群里得知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仙逝的消息，先生享年87岁。群里满是回忆和哀痛，学子们感念先生的一生，感悟先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真谛。
灵堂吊唁 缅怀大师
为了悼念汤一介先生，北京大学在人文苑1号楼108室设置了灵堂。从9月11日上午10时开始，就有不少人陆续前来吊唁。9月12日下午，我与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专程来到北京大学吊唁汤一介先生。
一进入北京大学人文苑，便能看到沿途设置的引导讣告。1号楼入口处有留言簿让吊唁者留言，并赠送每人一本汤先生的简介小册子。吊唁大厅入口的哲学系守灵学生给每一位吊唁者佩戴小白花。灵堂现场摆满了鲜花，汤先生的遗像摆放在正中间，上方挂着“沉痛悼念汤一介先生”的横幅。汤先生遗像两旁则挂有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题写的挽联“阐旧邦出入佛道儒典三教人物各有乐地 辅新命会通中西立人极四方圣贤皆同此心”。灵堂的两侧，摆放着汤先生编著的《中国儒学史》《汤一介集》《儒藏》等著作。吊唁大厅迥旋古典庄严的乐曲。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3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仪式，汤一介先生出席仪式，为获奖者颁奖并讲话，我为他拍摄了照片。
在汤先生的灵堂里，我向汤先生深深地三鞠躬，表达敬意和缅怀。
汤一介身患重病，仍不忘学术。原本定于出席今年9月3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节系列活动“名家国际高峰论坛”，但却因身体原因没能到场，为此，他临时拍摄了视频。视频中，汤老称：“朋友们，由于我身体的原因，很久没跟大家见面，我问候大家。”这应该是汤老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在视频的末尾，汤老还称，一些儒学问题“我下次有机会再讲”。
书香门第 终身学问
汤一介，湖北省黄梅人，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儒藏》编撰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1983年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University）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俄勒岗大学（1986年）、麦克玛斯特大学（1986年、1990年）、香港科技大学（1992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995年）等校任客座教授。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
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进士。他的父亲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汤用彤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后赴美留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30年，他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季羡林先生为《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写的序中说：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汤用彤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经典著作。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中国灾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1943年，汤一介曾经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他了“汤八蛋”的绰号。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这一年，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结果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
良好家风 受益匪浅
汤一介回忆父亲汤用彤时曾写到，1943年，当时他们全家都在昆明，汤一介只身到重庆的南开中学读书。父亲一生给汤一介写过3封信，都是汤一介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期间写的。当时在南开中学读书非常艰苦，吃饭的时候是8个人一桌，菜很快就被抢吃一空，然后就只能吃白饭。其他的学生家在重庆的居多，他们可以在家中带东西来吃，而汤一介家在昆明，没有办法带东西，于是就给家里写信抱怨生活太苦。他的父亲很快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前方的战士都在流血牺牲，你受的这一点苦跟前方的战士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你应该安心学习，不应该把生活的困苦看得太重，生活的困苦对于你的锻炼会有好处。但是在私下里，父亲让母亲弄了一些猪油，在里面加些盐带到了学校，以便让汤一介在没有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拌饭吃。
汤一介曾经有个妹妹，比他小一岁。在汤一介离开昆明的时候，妹妹得了肾脏炎，汤一介到重庆不久她就去世了，但是父亲没有告诉他。后来汤一介从堂姐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写信责怪家里不告诉他。汤用彤就又给汤一介写了一封信，说当时之所以没有告知，是希望他能够安心读书。
汤一介在联大附中读完初二之后，就直接到了南开读高中，因为没有读初三，高一时在功课上感到很紧张，有点跟不上。汤一介给父亲写信诉说学习上的困难和苦恼。父亲回信给汤一介，说做学问就跟爬山一样，爬山爬得越高看得才能越远。现在在学习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松懈，所获知识越多，对于许多道理就可以弄得越清楚。汤用彤之所以给汤一介取名为“一介”，正是取“一介书生”之意，希望他能坚守书斋，“视读书为本分”。 一本好书 影响一生
汤一介爱书，有3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此后，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在1947年写的《月亮的颂歌》一文中他曾许下这样的愿：“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感觉，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追回”时光 著作丰厚
“文革”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文革”十年，汤一介正值“不惑之年”，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迷惑的十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没有了方向。尽管汤一介、乐黛云夫妇俩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文革”结束后，因为种种原因，汤一介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这年，他51岁。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他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观点，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汤先生著作丰厚，学术专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 《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 《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ChristianityandChineseCulture》）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学术随笔《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 《非实非虚集》 《昔不至今》 《郭象》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 《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 《和而不同》 《我的哲学之路》 《LaMort》等，笔墨清新隽永；他所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先生称为是“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2003年，汤先生更是以耄耋之年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一年间组织20多所高校两三百位学者投入此项工程。儒藏工程第一部分是包括500本9700多卷1.5亿字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本，第二部分《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10亿字儒家典籍。此外，汤先生还撰写有学术论文200多篇。
哲人远去 风范永存
从创建中华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到最早提倡“国学”，再到发起《儒藏》编纂工程，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文化总顾问……汤先生做事一直追寻着其祖父汤霖留下的训示：“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2003年，汤一介提出启动国内最大的儒学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儒藏》编纂工程。《儒藏》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超过《四库全书》。今年，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北大人文学院，看望了87岁高龄的汤一介，并牵着老人家的手走进位于文学院2号楼汤一介先生的研究室，亲自了解《儒藏》的编纂情况。
今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汤一介集》发布会上，汤一介亲自到场，在会上作了讲话，但气色并不太好。6月底，《儒藏》精编的前100册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发布会。此时的汤一介已病重在身，在家人的搀扶下，汤老坐轮椅出席了发布会。汤一介在会上说，我不能讲太久的话，因为我的医生就在旁边（医生要求他尽量少外出活动，少在会议上讲话）。但汤一介坚定表示将继续写文章，“将自己的感受，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和思考，提出问题来供大家参考”。中央电视台转播了当时的《儒藏》发布会。这一电视画面，令人心灵震撼。
从编纂《儒藏》那天起，10年来，汤一介常对身边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先生的离去，不仅是北京大学的损失、哲学界的损失，更是整个中国思想界与社会科学界的损失。
风骨，文人的风骨；品格，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品格这两个词，坚守一生，正是汤一介先生的真实写照。
灵堂吊唁 缅怀大师
为了悼念汤一介先生，北京大学在人文苑1号楼108室设置了灵堂。从9月11日上午10时开始，就有不少人陆续前来吊唁。9月12日下午，我与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专程来到北京大学吊唁汤一介先生。
一进入北京大学人文苑，便能看到沿途设置的引导讣告。1号楼入口处有留言簿让吊唁者留言，并赠送每人一本汤先生的简介小册子。吊唁大厅入口的哲学系守灵学生给每一位吊唁者佩戴小白花。灵堂现场摆满了鲜花，汤先生的遗像摆放在正中间，上方挂着“沉痛悼念汤一介先生”的横幅。汤先生遗像两旁则挂有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题写的挽联“阐旧邦出入佛道儒典三教人物各有乐地 辅新命会通中西立人极四方圣贤皆同此心”。灵堂的两侧，摆放着汤先生编著的《中国儒学史》《汤一介集》《儒藏》等著作。吊唁大厅迥旋古典庄严的乐曲。我的思绪不由得回到了3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仪式，汤一介先生出席仪式，为获奖者颁奖并讲话，我为他拍摄了照片。
在汤先生的灵堂里，我向汤先生深深地三鞠躬，表达敬意和缅怀。
汤一介身患重病，仍不忘学术。原本定于出席今年9月3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节系列活动“名家国际高峰论坛”，但却因身体原因没能到场，为此，他临时拍摄了视频。视频中，汤老称：“朋友们，由于我身体的原因，很久没跟大家见面，我问候大家。”这应该是汤老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在视频的末尾，汤老还称，一些儒学问题“我下次有机会再讲”。
书香门第 终身学问
汤一介，湖北省黄梅人，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儒藏》编撰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1983年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任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McMasterUniversity）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俄勒岗大学（1986年）、麦克玛斯特大学（1986年、1990年）、香港科技大学（1992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1995年）等校任客座教授。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1997年任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
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进士。他的父亲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汤用彤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16年毕业留校，出任国文教员；后赴美留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30年，他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4年起任哲学系主任。1937年抗战开始，随北大转往后方，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6年随北大复迁，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1947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同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后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季羡林先生为《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写的序中说：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汤用彤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他的一些学术著作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略》《魏晋玄学论稿》等在出版几十年后仍然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经典著作。
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20世纪40年代，中国灾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1943年，汤一介曾经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他了“汤八蛋”的绰号。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这一年，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结果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再次参加大学考试，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鹜，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
良好家风 受益匪浅
汤一介回忆父亲汤用彤时曾写到，1943年，当时他们全家都在昆明，汤一介只身到重庆的南开中学读书。父亲一生给汤一介写过3封信，都是汤一介在南开中学的一年半期间写的。当时在南开中学读书非常艰苦，吃饭的时候是8个人一桌，菜很快就被抢吃一空，然后就只能吃白饭。其他的学生家在重庆的居多，他们可以在家中带东西来吃，而汤一介家在昆明，没有办法带东西，于是就给家里写信抱怨生活太苦。他的父亲很快就给他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前方的战士都在流血牺牲，你受的这一点苦跟前方的战士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你应该安心学习，不应该把生活的困苦看得太重，生活的困苦对于你的锻炼会有好处。但是在私下里，父亲让母亲弄了一些猪油，在里面加些盐带到了学校，以便让汤一介在没有菜的时候可以用猪油拌饭吃。
汤一介曾经有个妹妹，比他小一岁。在汤一介离开昆明的时候，妹妹得了肾脏炎，汤一介到重庆不久她就去世了，但是父亲没有告诉他。后来汤一介从堂姐那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写信责怪家里不告诉他。汤用彤就又给汤一介写了一封信，说当时之所以没有告知，是希望他能够安心读书。
汤一介在联大附中读完初二之后，就直接到了南开读高中，因为没有读初三，高一时在功课上感到很紧张，有点跟不上。汤一介给父亲写信诉说学习上的困难和苦恼。父亲回信给汤一介，说做学问就跟爬山一样，爬山爬得越高看得才能越远。现在在学习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松懈，所获知识越多，对于许多道理就可以弄得越清楚。汤用彤之所以给汤一介取名为“一介”，正是取“一介书生”之意，希望他能坚守书斋，“视读书为本分”。 一本好书 影响一生
汤一介爱书，有3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此后，他没有停止过思考，想当一名哲学家的梦想始终不曾改变。在1947年写的《月亮的颂歌》一文中他曾许下这样的愿：“去看那些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些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现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1949年以后，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感觉，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5月，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的希望是“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追回”时光 著作丰厚
“文革”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文革”十年，汤一介正值“不惑之年”，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迷惑的十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没有了方向。尽管汤一介、乐黛云夫妇俩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文革”结束后，因为种种原因，汤一介必须接受清查，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这年，他51岁。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他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他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综合各家所言，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一系列新问题，推动文化界对传统哲学的大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观点，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
汤先生著作丰厚，学术专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 《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 《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Confucianism，Buddhism，Taoism，ChristianityandChineseCulture》）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为哲学研究史上不可不读的著作；学术随笔《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 《非实非虚集》 《昔不至今》 《郭象》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 《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 《和而不同》 《我的哲学之路》 《LaMort》等，笔墨清新隽永；他所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展示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先生称为是“一项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2003年，汤先生更是以耄耋之年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一年间组织20多所高校两三百位学者投入此项工程。儒藏工程第一部分是包括500本9700多卷1.5亿字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本，第二部分《儒藏》大全本将收入5000部10亿字儒家典籍。此外，汤先生还撰写有学术论文200多篇。
哲人远去 风范永存
从创建中华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到最早提倡“国学”，再到发起《儒藏》编纂工程，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文化总顾问……汤先生做事一直追寻着其祖父汤霖留下的训示：“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2003年，汤一介提出启动国内最大的儒学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儒藏》编纂工程。《儒藏》计划于2025年完成，规模超过《四库全书》。今年，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北大人文学院，看望了87岁高龄的汤一介，并牵着老人家的手走进位于文学院2号楼汤一介先生的研究室，亲自了解《儒藏》的编纂情况。
今年6月，在北京大学举行的《汤一介集》发布会上，汤一介亲自到场，在会上作了讲话，但气色并不太好。6月底，《儒藏》精编的前100册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发布会。此时的汤一介已病重在身，在家人的搀扶下，汤老坐轮椅出席了发布会。汤一介在会上说，我不能讲太久的话，因为我的医生就在旁边（医生要求他尽量少外出活动，少在会议上讲话）。但汤一介坚定表示将继续写文章，“将自己的感受，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和思考，提出问题来供大家参考”。中央电视台转播了当时的《儒藏》发布会。这一电视画面，令人心灵震撼。
从编纂《儒藏》那天起，10年来，汤一介常对身边人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先生的离去，不仅是北京大学的损失、哲学界的损失，更是整个中国思想界与社会科学界的损失。
风骨，文人的风骨；品格，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品格这两个词，坚守一生，正是汤一介先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