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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为什么要看报纸?如果用最简洁的话回答，那就是为了获取有用的信息。至于其他方面，如欣赏版面等，即使有，也不可能是第一位的，更不可能是多数人所为。这一判断告诉我们，办报纸，什么时候都必须是内容第一。即便版面改革，也应该从稿件内容入手。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必须认认真真地研究自己的读者。
海外版的读者到底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虽然我们对此并非十分明了，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有一点应该足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爱看的内容，海外读者有可能爱看；如果连我们都不想看的内容，海外读者必定不看!因为他们读报看重新闻性是我们所不能及的。另外，笔者提出的关于党报读者具有“双重角色”与“双重需要”的观点，对于回答这个问题或许也有些启示。即：根据长期的实践与思考，我发现以广大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为核心层的党报读者，其“角色”原来是“双重”的：既是党政干部，又是普通居民。而这两种“角色”表现在对党报的要求上却又很不相同：作为第一种“角色”，他们要求党报是一个“宣传平台”，在接受教育和引导的同时，借此展示自己的业绩；作为第二种“角色”，他们要求党报是一个“新闻媒介”，从中可以读到各种既有较高价值又含有较大信息量的新闻。这种在同一个人身上针对同一个问题而体现出的“角色冲突”现象，我们党报的一些工作人员长期没有引起注意。其实，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它实在具有某种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过去曾长期流行一个观点，就是认为领导干部与普通读者对党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即前者关心指导性一类的新闻，后者关心可读性一类的新闻。我本人也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的报纸应该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要求。换句话说，党报不仅要满足领导干部的要求，而且应该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这种说法好像很全面，但今天看来显然不够准确。
理论上的似是而非不可能不对实践造成误导。现在，很多党报的版面上充斥着工作性、经验性一类的稿件，而新闻性、可读性强的稿件却极少，我认为恐怕多少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在党报某些编辑人员看来，安排版面，能兼顾“普通”读者的要求最好，实在不行，让“干部”读者满意也就可以了。殊不知，他们编辑的满版都是“指导性”稿件的报纸，“干部”读者同样是不感兴趣的。我们看到的各种有关“核心层读者”不愿读党报的调查，不就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吗?这说明，党报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满足读者的“双重需要”，即不仅要登载宣传性稿件，而且要登载新闻性稿件，如能通过新闻性稿件达到宣传性目的则更好。
海外版也是党报，而且担负着党和政府交给的重要宣传任务，但是，由于它的读者主要在海外，这与面向国内读者、承担指导工作任务的《人民日报》相比，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更何况，现在连内地党报改进报道时，都在探讨如何减少工作性新闻，以便腾出版面增加可读性新闻。所以，我们这次改革，首先一条，就是力争全方位地突出新闻，突出有海外版特色的新闻，突出海外读者，也就是华人、华侨、留学生等关心的新闻。
第一，突出处理能使中国形象增辉的重大新闻。让外界准确地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人民，是包括海外版在内的涉外媒体的基本任务。通过日常的大量的客观报道，消除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种种误解和偏见，固然不可或缺，但尤其重要的，是要重点报道那些信息量大、鼓动性强的新闻，如重大的科技成果，突出的建设成就，重要的改革举措，著名的新闻人物等，以争取世界上的人们对我刮目相看。这次我们在头条位置用超大标题，刊发了《一箭双星上太空》、《铁路铺轨进西藏》、《河南：上下协力战艾滋》等稿件，有的还配发大照片及介绍背景的新闻“链接”，体现的就是这一编辑意图。经验表明，这类新闻往往还能使海外华人读者感到欢欣鼓舞。
第二，突出处理与祖国统一有关的时政新闻。5月19日晚，编辑部收到一条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会见空军党代会代表的消息。表面看，这不过是条普通的领导人活动的时政新闻，仔细研读后，我们却发现其中有新的重要信息。于是决定：(1)做大标题，突出特点。两行引题为：“江泽民胡锦涛会见空军党代会代表江泽民要求人民空军”，主题为：“为祖国统一作更大贡献”，副题两行 (略)。宽度为四栏。(2)题下文上配发江泽民、胡锦涛等与党代表合影的四栏大照片。同时，将《台湾问题专家学者接受集体采访 (引题)台当局不要错误解读(中台力、国台办)“声明”(主题)》稿，组合刊发。这样，从报眼下来就形成了一个四栏宽、100行高的整体。读者所获得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两稿原有信息的相加；当天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的日子，这对“台独”分子的震慑效果更足不容低估。
稍后我们在头条位置刊登的另一条消息：《我国又增十五名上将》(配有军委领导人与新晋升的上将合影的四栏半大照片，并将台北市民大游行“反军购，要和平”的消息组合在一起发表)，思路与前稿的编排一样。这就是编辑人员巧用编排手段而发出的一种版面语版言，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第三，突出处理海内外关注的台港澳新闻。海外版创刊伊始就辟有专门的“台港澳侨”新闻版。但是，这次我们将向来被重视的这一领域的报道，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5月 17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受权就当前两岸关系问题发表声明。鉴于当时的复杂背景，此稿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问题足当晚还有一条胡锦涛考察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新闻。怎么办?经过综合评估，我们毅然决定：将《声明》放头条，标题六栏，全文用黑体字；总书记稿放报眼。对《声明》采用如此异乎寻常的编排手段处理，这在全国所有的报纸中足独一无二的。国台办的有关负责人事后还专门打来电话，代表室领导向海外版表示感谢。
紧接着，我们又在后续相关报道中连续刊发了揭露“台独”的7个头条，这在舆论上给“台独”分子造成了空前的不间断的高压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5月31日，我们在一版中下位置刊发的报道，《在祖国大陆赚钱却支持“台独”，岂有此理! 我们不欢迎“绿色”台商》，更是产生了出乎预料的影响和效果。这篇点了“独派大佬”、台湾奇美集团董事长许文龙名的稿子，是3天前《环球时报》发表过的，一经海外版修改转载，却即刻掀起轩然大波：读者，主要是网民，连续多日铺天盖地的积极回应，表示坚决支持；内地和港澳媒体作了大量的跟进报道，新华社于 6月2日、3日、5日还分别为此发了3期《国内动态清样》和《参考清样》，台湾主流媒体在做出强烈反应的同时，有的还将“5·31”《人民日报，海外版》点名报道，同“5·17”中台办国台办受权声明、“5·24”国台办记者招待会相提并论，美国等海外媒体也都参与了报道与炒作。奇美的股票随之连遭重挫，殃及台北股市濒临崩盘，许文龙被迫辞职。有专家在媒体发表评论说，“5·31”报道发表不到10天，台湾股市缩水就超过9000亿新台币。逼得包括陈水扁、游锡堑等在内的台湾当局有关人士，不得不先后出来表态，安扶和救火。
海外版经过周密的运筹谋划，抓住要害并看准出手时机，狠狠地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争取了广大的“中间”台商，他们纷纷表示要和许文龙划清界限；报纸本身也因而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表明，我们所设置的议程与公众关注的议程足有极高的相关性的；也就是说，海外版报道的内容正足广大读者久压心中、不吐不快的事情。反过来，读者对于发出相关信息的媒介，焉有不欢迎之理? 第四，突出处理各方聚焦的社会新闻。过去，也许我们对社会新闻存在某些误解的缘故，总以为它与党报不应该有太多的关系。其实，社会新闻反映的足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社会风尚和社会问题，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关键看我们怎么报道。如果立场正确、态度严肃、方法得当、数量适度，即便前者，也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请看发表在5月11日和6月24日的两个头条：前一篇《跨洋捕得巨贪回》讲的是，在我国的艰苦努力下，美国有关方面将逃往美国两午半之久、涉案金额高达4．82亿美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中行广东开支支行前行长余振东，终于押解送回了中国。这也是中美刑事执法合作的成功案例。后一篇《审计署提交审计“清单”——违规大案触目惊心》的内容，则是审计署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两稿讲的显然都足负面新闻信息，但是，读者同时看到的，难道不也有我们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吗?
上述两篇报道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正面的效果，原因还在于，负面新闻信息本身就含有积极的功能，比如，可以促进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全面认识；可以警戒他人，并激励更多的人应战，可以使人宣泄不满情绪，以便缓解社会矛盾，等等。退一步说，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即使想回避或者封锁负面新闻信息，也是难以做到的，结果只能是给境外媒体或歪曲报道或夸大其词或混淆是非提供了空间。以前，读者不足经常抱怨我们的媒体“报喜不报忧”吗?海外版倘若真的如此，它的海外读者恐怕更难认同。所以，与其消极应付，还不如主动出击!社会新闻一般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又十分密切，党报若是适当多登一点品位高、分量重的社会新闻，相信读者一定会是很欢迎的。
第五，突出处理事关大局的涉外新闻。报道对外交往活动，发生在国内的叫外事新闻，发生在国外的叫国际新闻，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将其统称为涉外新闻。由于政策性强，敏感性强，我们在处理这类新闻时，必须体现并服务于我国外交的整体战略。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最近海外版对外事新闻进行了大胆的压缩和精简。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刀切，对有些重要的涉外新闻，不仅突出处理，甚至破格处理。比如金正旧、切尼来访，布什赢得总统大选，我国领导人分别与之会谈、会见或电贺的稿件，均被安排在一版的头条位置，标题的题区和字号都很大，有的稿子还配发了多幅照片。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国与他们的关系重要且特殊。前者是我们的东方邻邦朝鲜党的总书记，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后两位是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副总统、总统，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对于我国当前与长远的国家利益，有着极重要的意义。6月28日，我们将“美国空军博物馆收藏中国石碾子”的事安排在一版头条，并在标题中突出其“见证中美抗日史”的内容，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我国处理与外国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周边是“首先”，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由此可见，海外版的上述安排是必要的，正确的：政治上，它反映了中央的外交方针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版面编排中，它则体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第六，突出处理题材重大的深度新闻。加强深度报道，对报纸而言，既是为竞争的形势所迫，也是开发并展示自身优势的良机。因为深度报道强调的是一种立体式的新闻思维方式，它要求多侧面、深层次、综合性地把握和揭示新闻事件的过程，以及新闻事件与社会的种种联系，“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作为主流媒体和权威媒体的党报，由于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上级的精神和全局的情况，加之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丰厚，所以，组织采写深度报道就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深度报道为什么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呢?这与他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有关。随着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的提高，许多人已不再满足于报纸对新闻事实的简单报道，而是希望能看到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中的精彩细节，了解事实的历史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便找准自己的方位，还有一部分读者，面对当今已成海洋状态且莫衷一是的各类信息，似乎有点无所适从。而党报对这些信息所进行的深度加工、准确解读和权威评价，及时提供了一种全局的视野，恰好满足了上述两类读者的不同需要。
其实，海外版理应更加重视深度报道： 1．任务使然。中央交给我们的外宣任务很繁重，如果仅仅刊登一些信息性稿件，将会有隔靴搔痒之感。2．扬长避短。我们的主要读者分散在海外各地，印点又少，发行力量不足，投递手段落后，读者很难及时看到报纸。而深度报道却能弥补时效上的不足。3．版面制约。即使扩版，面对时下爆炸式的信息，也难免杯水车薪，所以只能以质取胜。简言之，适当增加刊发深度报道，是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一个带有战略性的举措。要增强海外版的新闻性、服务性、可读性，一般说来，就必须相应地大大增加相关方面的稿件。而在版面空间确定的情况下，只有大大压缩其他方面的稿件。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1．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般外事活动和国务活动，由于电子媒体等已有很多报道，所以实行简化处理；2．有些稿件尽管重要，但主要是面向国内的，故要么不登，要么选择其中海外读者可能感兴趣的部分加以报道；3．大量的工作成绩、经验介绍、好人好事之类的“大路货”新闻，尤其是某些关系特殊的“垃圾”新闻，则坚决卡住。换句话说，现在，要想在海外版特别是要闻版发稿，必须具备如下条件：或者是极重要的，或者是特好看的，若一稿两者同时具备，即为宣传性与新闻性统一的上佳作品，可上更重要的位置。至于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式”新闻，只好止步于“版门”之外!从编辑选稿的角度说，这叫做“挑上品、弃次品，保两头、舍中间”。
海外版的读者到底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虽然我们对此并非十分明了，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有一点应该足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爱看的内容，海外读者有可能爱看；如果连我们都不想看的内容，海外读者必定不看!因为他们读报看重新闻性是我们所不能及的。另外，笔者提出的关于党报读者具有“双重角色”与“双重需要”的观点，对于回答这个问题或许也有些启示。即：根据长期的实践与思考，我发现以广大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为核心层的党报读者，其“角色”原来是“双重”的：既是党政干部，又是普通居民。而这两种“角色”表现在对党报的要求上却又很不相同：作为第一种“角色”，他们要求党报是一个“宣传平台”，在接受教育和引导的同时，借此展示自己的业绩；作为第二种“角色”，他们要求党报是一个“新闻媒介”，从中可以读到各种既有较高价值又含有较大信息量的新闻。这种在同一个人身上针对同一个问题而体现出的“角色冲突”现象，我们党报的一些工作人员长期没有引起注意。其实，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它实在具有某种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过去曾长期流行一个观点，就是认为领导干部与普通读者对党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即前者关心指导性一类的新闻，后者关心可读性一类的新闻。我本人也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的报纸应该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要求。换句话说，党报不仅要满足领导干部的要求，而且应该满足老百姓的要求。这种说法好像很全面，但今天看来显然不够准确。
理论上的似是而非不可能不对实践造成误导。现在，很多党报的版面上充斥着工作性、经验性一类的稿件，而新闻性、可读性强的稿件却极少，我认为恐怕多少与此有一定的关系。在党报某些编辑人员看来，安排版面，能兼顾“普通”读者的要求最好，实在不行，让“干部”读者满意也就可以了。殊不知，他们编辑的满版都是“指导性”稿件的报纸，“干部”读者同样是不感兴趣的。我们看到的各种有关“核心层读者”不愿读党报的调查，不就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吗?这说明，党报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就必须满足读者的“双重需要”，即不仅要登载宣传性稿件，而且要登载新闻性稿件，如能通过新闻性稿件达到宣传性目的则更好。
海外版也是党报，而且担负着党和政府交给的重要宣传任务，但是，由于它的读者主要在海外，这与面向国内读者、承担指导工作任务的《人民日报》相比，情况就不大一样了。更何况，现在连内地党报改进报道时，都在探讨如何减少工作性新闻，以便腾出版面增加可读性新闻。所以，我们这次改革，首先一条，就是力争全方位地突出新闻，突出有海外版特色的新闻，突出海外读者，也就是华人、华侨、留学生等关心的新闻。
第一，突出处理能使中国形象增辉的重大新闻。让外界准确地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人民，是包括海外版在内的涉外媒体的基本任务。通过日常的大量的客观报道，消除国际社会对我们的种种误解和偏见，固然不可或缺，但尤其重要的，是要重点报道那些信息量大、鼓动性强的新闻，如重大的科技成果，突出的建设成就，重要的改革举措，著名的新闻人物等，以争取世界上的人们对我刮目相看。这次我们在头条位置用超大标题，刊发了《一箭双星上太空》、《铁路铺轨进西藏》、《河南：上下协力战艾滋》等稿件，有的还配发大照片及介绍背景的新闻“链接”，体现的就是这一编辑意图。经验表明，这类新闻往往还能使海外华人读者感到欢欣鼓舞。
第二，突出处理与祖国统一有关的时政新闻。5月19日晚，编辑部收到一条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会见空军党代会代表的消息。表面看，这不过是条普通的领导人活动的时政新闻，仔细研读后，我们却发现其中有新的重要信息。于是决定：(1)做大标题，突出特点。两行引题为：“江泽民胡锦涛会见空军党代会代表江泽民要求人民空军”，主题为：“为祖国统一作更大贡献”，副题两行 (略)。宽度为四栏。(2)题下文上配发江泽民、胡锦涛等与党代表合影的四栏大照片。同时，将《台湾问题专家学者接受集体采访 (引题)台当局不要错误解读(中台力、国台办)“声明”(主题)》稿，组合刊发。这样，从报眼下来就形成了一个四栏宽、100行高的整体。读者所获得的信息，远远超过了两稿原有信息的相加；当天是台湾当局领导人“就职”的日子，这对“台独”分子的震慑效果更足不容低估。
稍后我们在头条位置刊登的另一条消息：《我国又增十五名上将》(配有军委领导人与新晋升的上将合影的四栏半大照片，并将台北市民大游行“反军购，要和平”的消息组合在一起发表)，思路与前稿的编排一样。这就是编辑人员巧用编排手段而发出的一种版面语版言，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第三，突出处理海内外关注的台港澳新闻。海外版创刊伊始就辟有专门的“台港澳侨”新闻版。但是，这次我们将向来被重视的这一领域的报道，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5月 17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受权就当前两岸关系问题发表声明。鉴于当时的复杂背景，此稿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问题足当晚还有一条胡锦涛考察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重要新闻。怎么办?经过综合评估，我们毅然决定：将《声明》放头条，标题六栏，全文用黑体字；总书记稿放报眼。对《声明》采用如此异乎寻常的编排手段处理，这在全国所有的报纸中足独一无二的。国台办的有关负责人事后还专门打来电话，代表室领导向海外版表示感谢。
紧接着，我们又在后续相关报道中连续刊发了揭露“台独”的7个头条，这在舆论上给“台独”分子造成了空前的不间断的高压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5月31日，我们在一版中下位置刊发的报道，《在祖国大陆赚钱却支持“台独”，岂有此理! 我们不欢迎“绿色”台商》，更是产生了出乎预料的影响和效果。这篇点了“独派大佬”、台湾奇美集团董事长许文龙名的稿子，是3天前《环球时报》发表过的，一经海外版修改转载，却即刻掀起轩然大波：读者，主要是网民，连续多日铺天盖地的积极回应，表示坚决支持；内地和港澳媒体作了大量的跟进报道，新华社于 6月2日、3日、5日还分别为此发了3期《国内动态清样》和《参考清样》，台湾主流媒体在做出强烈反应的同时，有的还将“5·31”《人民日报，海外版》点名报道，同“5·17”中台办国台办受权声明、“5·24”国台办记者招待会相提并论，美国等海外媒体也都参与了报道与炒作。奇美的股票随之连遭重挫，殃及台北股市濒临崩盘，许文龙被迫辞职。有专家在媒体发表评论说，“5·31”报道发表不到10天，台湾股市缩水就超过9000亿新台币。逼得包括陈水扁、游锡堑等在内的台湾当局有关人士，不得不先后出来表态，安扶和救火。
海外版经过周密的运筹谋划，抓住要害并看准出手时机，狠狠地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争取了广大的“中间”台商，他们纷纷表示要和许文龙划清界限；报纸本身也因而受到从未有过的关注。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表明，我们所设置的议程与公众关注的议程足有极高的相关性的；也就是说，海外版报道的内容正足广大读者久压心中、不吐不快的事情。反过来，读者对于发出相关信息的媒介，焉有不欢迎之理? 第四，突出处理各方聚焦的社会新闻。过去，也许我们对社会新闻存在某些误解的缘故，总以为它与党报不应该有太多的关系。其实，社会新闻反映的足以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社会风尚和社会问题，既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关键看我们怎么报道。如果立场正确、态度严肃、方法得当、数量适度，即便前者，也会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请看发表在5月11日和6月24日的两个头条：前一篇《跨洋捕得巨贪回》讲的是，在我国的艰苦努力下，美国有关方面将逃往美国两午半之久、涉案金额高达4．82亿美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中行广东开支支行前行长余振东，终于押解送回了中国。这也是中美刑事执法合作的成功案例。后一篇《审计署提交审计“清单”——违规大案触目惊心》的内容，则是审计署长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两稿讲的显然都足负面新闻信息，但是，读者同时看到的，难道不也有我们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吗?
上述两篇报道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正面的效果，原因还在于，负面新闻信息本身就含有积极的功能，比如，可以促进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全面认识；可以警戒他人，并激励更多的人应战，可以使人宣泄不满情绪，以便缓解社会矛盾，等等。退一步说，在传播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即使想回避或者封锁负面新闻信息，也是难以做到的，结果只能是给境外媒体或歪曲报道或夸大其词或混淆是非提供了空间。以前，读者不足经常抱怨我们的媒体“报喜不报忧”吗?海外版倘若真的如此，它的海外读者恐怕更难认同。所以，与其消极应付，还不如主动出击!社会新闻一般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又十分密切，党报若是适当多登一点品位高、分量重的社会新闻，相信读者一定会是很欢迎的。
第五，突出处理事关大局的涉外新闻。报道对外交往活动，发生在国内的叫外事新闻，发生在国外的叫国际新闻，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将其统称为涉外新闻。由于政策性强，敏感性强，我们在处理这类新闻时，必须体现并服务于我国外交的整体战略。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最近海外版对外事新闻进行了大胆的压缩和精简。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刀切，对有些重要的涉外新闻，不仅突出处理，甚至破格处理。比如金正旧、切尼来访，布什赢得总统大选，我国领导人分别与之会谈、会见或电贺的稿件，均被安排在一版的头条位置，标题的题区和字号都很大，有的稿子还配发了多幅照片。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国与他们的关系重要且特殊。前者是我们的东方邻邦朝鲜党的总书记，两国有着传统的友谊；后两位是当今世界的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副总统、总统，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对于我国当前与长远的国家利益，有着极重要的意义。6月28日，我们将“美国空军博物馆收藏中国石碾子”的事安排在一版头条，并在标题中突出其“见证中美抗日史”的内容，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我国处理与外国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周边是“首先”，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由此可见，海外版的上述安排是必要的，正确的：政治上，它反映了中央的外交方针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版面编排中，它则体现了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第六，突出处理题材重大的深度新闻。加强深度报道，对报纸而言，既是为竞争的形势所迫，也是开发并展示自身优势的良机。因为深度报道强调的是一种立体式的新闻思维方式，它要求多侧面、深层次、综合性地把握和揭示新闻事件的过程，以及新闻事件与社会的种种联系，“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来”。作为主流媒体和权威媒体的党报，由于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上级的精神和全局的情况，加之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丰厚，所以，组织采写深度报道就更加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深度报道为什么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呢?这与他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有关。随着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的提高，许多人已不再满足于报纸对新闻事实的简单报道，而是希望能看到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及其中的精彩细节，了解事实的历史及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便找准自己的方位，还有一部分读者，面对当今已成海洋状态且莫衷一是的各类信息，似乎有点无所适从。而党报对这些信息所进行的深度加工、准确解读和权威评价，及时提供了一种全局的视野，恰好满足了上述两类读者的不同需要。
其实，海外版理应更加重视深度报道： 1．任务使然。中央交给我们的外宣任务很繁重，如果仅仅刊登一些信息性稿件，将会有隔靴搔痒之感。2．扬长避短。我们的主要读者分散在海外各地，印点又少，发行力量不足，投递手段落后，读者很难及时看到报纸。而深度报道却能弥补时效上的不足。3．版面制约。即使扩版，面对时下爆炸式的信息，也难免杯水车薪，所以只能以质取胜。简言之，适当增加刊发深度报道，是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一个带有战略性的举措。要增强海外版的新闻性、服务性、可读性，一般说来，就必须相应地大大增加相关方面的稿件。而在版面空间确定的情况下，只有大大压缩其他方面的稿件。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1．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般外事活动和国务活动，由于电子媒体等已有很多报道，所以实行简化处理；2．有些稿件尽管重要，但主要是面向国内的，故要么不登，要么选择其中海外读者可能感兴趣的部分加以报道；3．大量的工作成绩、经验介绍、好人好事之类的“大路货”新闻，尤其是某些关系特殊的“垃圾”新闻，则坚决卡住。换句话说，现在，要想在海外版特别是要闻版发稿，必须具备如下条件：或者是极重要的，或者是特好看的，若一稿两者同时具备，即为宣传性与新闻性统一的上佳作品，可上更重要的位置。至于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式”新闻，只好止步于“版门”之外!从编辑选稿的角度说，这叫做“挑上品、弃次品，保两头、舍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