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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香港从SARS疫区名单上除名，伴随着这一消息，香港市民摘下了口罩，公共场所重新挤满人群。在中环闹市的酒吧街兰桂坊，到处是开启香槟的声音。
然而，次日香港报章头版发表的言论中，弥漫的并不是喜悦情绪，更多的是反思和检讨。
ஸஸ英文日报《南华早报》在24日的头版以打破常规的格式，在最上方刊登了八名在SARS战役中去世的医务人员的照片，并用大号字体以半版的篇幅写了这样一段话：“他们死于与一场疾病的斗争，这个疾病击倒了378个他们的同事。总共有1755名香港居民受到感染，仅淘大花园就有321人，其中296人死亡。1262人曾经被隔离，13300个工作消失，4000家商店停业。世界卫生组织的旅游警告持续了52天，有13783个航班被取消，从罗湖口岸过境的游客减少了360万人，损失的外国游客数为100万人。今天，在疫情爆发后的第104天，我们终于没有了SARS。”所有的数字都用红色标出来。
香港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也纷纷以报道或社评的方式指出：“在抛开口罩重现笑颜的背后，一些经历过疫潮风暴的过来人回看这一段日子，在欣喜之余，却难掩为战友、至爱逝去的伤痛；因错过控制疫症蔓延机会的反省；以及对当局决策失误的愤怒。”
SARS给香港和香港市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和损失。作为全世界SARS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仅次于中国内地的地方，香港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三个多月来，香港的经济损失高达上百亿港元。香港的失业率也骤升至8.3％，创历史新高。疫情高峰时有多家酒楼商场停业或倒闭。
“SARS是这一代香港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词。”《南华早报》写道。
SARS也在某种程度上实质性地改变了许多香港居民的生活卫生习惯。一位住在淘大花园对面牛头角下村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男士告诉《财经》，SARS后对个人卫生注意了很多，会经常洗手，每次从外面回家后就要换衣服。虽然疫区的禁令已经解除，这位男士在淘大花园商业中心逛商场时仍戴着口罩，他说因为政府建议在有空调的封闭的地方不妨戴口罩，而这样做对他人对自己都有好处。
香港政府也发起了一场城市清洁运动。一个名为“全城清洁策划小组”的特别工作小组应SARS成立，以改善香港的环境卫生。小组主席由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出任。成员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及决策局，如房屋及规划地政局、民政事务局、教育统筹局等。同时，港府出面，但由私人业主出钱，聘请3000名清洁工人打扫私人楼宇这些原本是“死角”的地方。
在香港这个普遍被认为重商业利益轻人情的都市，SARS也改变了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许多社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相互帮助的景象。人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抗SARS战役作贡献，或是捐款，或是义工服务，或向医务人员表达他们的敬意和支持，或向死难者表示哀悼。
“SARS对社区精神有好的影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马岳说。他认为，SARS和1997年的金融风暴不同，虽然两者的经济影响都很大，前者甚至更大，但SARS对每一个人的威胁是一样的，因此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
一些民间组织也积极地参与，自发组织活动。以研究政治和政策的智囊性非盈利组织思汇政策研究所从4月中旬开始发起了一个名为“Fearbusters”的运动。定期地发送电子信件，通报关于SARS的最新进展和动态，包括香港及海外的媒体报道，相关的研讨会、讲座，及各种自发的其他活动。同时，做很多和海外沟通，提升香港形象的工作。其中一个延伸出来的名为“我的宣示（My Pledge）”的运动，集合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中外社会志愿者，其口号为“我宣示尽我的力量来使香港成为一个更加健康的城市”，宣示的内容包括改善个人卫生、维持环境卫生、微笑。该运动的负责人马泰尼（Mahtani）女士表示他们正在和香港教育局合作，希望能将宣示的内容列入学校的教科书中。
不可否认的是，在香港抗击SARS的战役中，媒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执行总监海曼博士在6月23日于香港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感谢香港媒体，称赞他们对SARS的报道引起了香港及世界其他地方对这个疾病的重视和警觉。
“媒体在香港SARS控制中角色很大，”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卢兆兴告诉记者。3月上旬香港出现首例受感染的本地病人，但是直到3月27日之前，特区政府的反应很慢，表现不如人意，一直不愿意承认SARS的严重性。香港卫生、福利及食品局局长杨永强一度公开表示SARS不会传到社区。这些都成为媒体批评的焦点。
3月20日以后，当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媒体将报道重点放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上时，香港本地媒体的头条完全让给了SARS的报道，而且每天几乎都是连篇累牍。
对香港政府和媒体关系有所研究的卢兆兴说，在特区政府比较弱的方面，媒体的作用往往比较强。SARS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特区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而媒体大量刊登来自民众、医务人员的投诉，政府必须对这些投诉作出回应。
正是在香港传媒对疫情锲而不舍的报道和强烈呼吁下，港府从3月27日开始启动隔离令，并宣布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学校停课、消毒楼宇等。之后的三个月内，对香港政府的表现，媒体的反应基本是积极的。今天，香港动用警方资讯系统来帮助追踪查找和病人有接触者，已被认为是世界各传染疫区所采取措施中最为有效的方式。
后SARS时代，香港媒体则又出现出不同立场的差别，香港大学卢兆兴说。有的媒体强调团结，认为应该将重点放在经济的复苏上；有的则强调理性，防范另一次SARS的发生，检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等。当然，也有媒体对政府持批评的态度。
SARS暴露出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领导管理能力的不足。而成为媒体批评最近的口实的是由特首任命的一个负责对SARS处理调查的专家小组，由卫生、福利及食品局局长杨永强任组长。媒体纷纷批评政府这种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做法。
对香港人来说，今年是多事之年。SARS整整历时三个月，至今仍有23人留院就医，10人在深切治疗部。
隶属于港府、以推广香港形象促进对港投资为其职责的机构“投资香港”（Invest HK）的负责人卢维思（Mike Rowse）说，香港以一个可怕的代价学习了SARS这个可怕的教训。不过，要点是，“无论政府做了对的事，还是错的事，每天都会出现在媒体上，”他说。
然而，次日香港报章头版发表的言论中，弥漫的并不是喜悦情绪，更多的是反思和检讨。
ஸஸ英文日报《南华早报》在24日的头版以打破常规的格式，在最上方刊登了八名在SARS战役中去世的医务人员的照片，并用大号字体以半版的篇幅写了这样一段话：“他们死于与一场疾病的斗争，这个疾病击倒了378个他们的同事。总共有1755名香港居民受到感染，仅淘大花园就有321人，其中296人死亡。1262人曾经被隔离，13300个工作消失，4000家商店停业。世界卫生组织的旅游警告持续了52天，有13783个航班被取消，从罗湖口岸过境的游客减少了360万人，损失的外国游客数为100万人。今天，在疫情爆发后的第104天，我们终于没有了SARS。”所有的数字都用红色标出来。
香港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也纷纷以报道或社评的方式指出：“在抛开口罩重现笑颜的背后，一些经历过疫潮风暴的过来人回看这一段日子，在欣喜之余，却难掩为战友、至爱逝去的伤痛；因错过控制疫症蔓延机会的反省；以及对当局决策失误的愤怒。”
SARS给香港和香港市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和损失。作为全世界SARS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仅次于中国内地的地方，香港也为之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三个多月来，香港的经济损失高达上百亿港元。香港的失业率也骤升至8.3％，创历史新高。疫情高峰时有多家酒楼商场停业或倒闭。
“SARS是这一代香港人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词。”《南华早报》写道。
SARS也在某种程度上实质性地改变了许多香港居民的生活卫生习惯。一位住在淘大花园对面牛头角下村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男士告诉《财经》，SARS后对个人卫生注意了很多，会经常洗手，每次从外面回家后就要换衣服。虽然疫区的禁令已经解除，这位男士在淘大花园商业中心逛商场时仍戴着口罩，他说因为政府建议在有空调的封闭的地方不妨戴口罩，而这样做对他人对自己都有好处。
香港政府也发起了一场城市清洁运动。一个名为“全城清洁策划小组”的特别工作小组应SARS成立，以改善香港的环境卫生。小组主席由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出任。成员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及决策局，如房屋及规划地政局、民政事务局、教育统筹局等。同时，港府出面，但由私人业主出钱，聘请3000名清洁工人打扫私人楼宇这些原本是“死角”的地方。
在香港这个普遍被认为重商业利益轻人情的都市，SARS也改变了社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许多社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和相互帮助的景象。人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抗SARS战役作贡献，或是捐款，或是义工服务，或向医务人员表达他们的敬意和支持，或向死难者表示哀悼。
“SARS对社区精神有好的影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马岳说。他认为，SARS和1997年的金融风暴不同，虽然两者的经济影响都很大，前者甚至更大，但SARS对每一个人的威胁是一样的，因此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团结。
一些民间组织也积极地参与，自发组织活动。以研究政治和政策的智囊性非盈利组织思汇政策研究所从4月中旬开始发起了一个名为“Fearbusters”的运动。定期地发送电子信件，通报关于SARS的最新进展和动态，包括香港及海外的媒体报道，相关的研讨会、讲座，及各种自发的其他活动。同时，做很多和海外沟通，提升香港形象的工作。其中一个延伸出来的名为“我的宣示（My Pledge）”的运动，集合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中外社会志愿者，其口号为“我宣示尽我的力量来使香港成为一个更加健康的城市”，宣示的内容包括改善个人卫生、维持环境卫生、微笑。该运动的负责人马泰尼（Mahtani）女士表示他们正在和香港教育局合作，希望能将宣示的内容列入学校的教科书中。
不可否认的是，在香港抗击SARS的战役中，媒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执行总监海曼博士在6月23日于香港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感谢香港媒体，称赞他们对SARS的报道引起了香港及世界其他地方对这个疾病的重视和警觉。
“媒体在香港SARS控制中角色很大，”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卢兆兴告诉记者。3月上旬香港出现首例受感染的本地病人，但是直到3月27日之前，特区政府的反应很慢，表现不如人意，一直不愿意承认SARS的严重性。香港卫生、福利及食品局局长杨永强一度公开表示SARS不会传到社区。这些都成为媒体批评的焦点。
3月20日以后，当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媒体将报道重点放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上时，香港本地媒体的头条完全让给了SARS的报道，而且每天几乎都是连篇累牍。
对香港政府和媒体关系有所研究的卢兆兴说，在特区政府比较弱的方面，媒体的作用往往比较强。SARS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特区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存在着许多不足，而媒体大量刊登来自民众、医务人员的投诉，政府必须对这些投诉作出回应。
正是在香港传媒对疫情锲而不舍的报道和强烈呼吁下，港府从3月27日开始启动隔离令，并宣布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学校停课、消毒楼宇等。之后的三个月内，对香港政府的表现，媒体的反应基本是积极的。今天，香港动用警方资讯系统来帮助追踪查找和病人有接触者，已被认为是世界各传染疫区所采取措施中最为有效的方式。
后SARS时代，香港媒体则又出现出不同立场的差别，香港大学卢兆兴说。有的媒体强调团结，认为应该将重点放在经济的复苏上；有的则强调理性，防范另一次SARS的发生，检讨加强公共卫生体系等。当然，也有媒体对政府持批评的态度。
SARS暴露出香港特区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领导管理能力的不足。而成为媒体批评最近的口实的是由特首任命的一个负责对SARS处理调查的专家小组，由卫生、福利及食品局局长杨永强任组长。媒体纷纷批评政府这种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做法。
对香港人来说，今年是多事之年。SARS整整历时三个月，至今仍有23人留院就医，10人在深切治疗部。
隶属于港府、以推广香港形象促进对港投资为其职责的机构“投资香港”（Invest HK）的负责人卢维思（Mike Rowse）说，香港以一个可怕的代价学习了SARS这个可怕的教训。不过，要点是，“无论政府做了对的事，还是错的事，每天都会出现在媒体上，”他说。